生平概況
徐立清 大事年表
徐立清 1927年5月參加革命。
1928年4月參加赤衛軍、游擊隊，8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1930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1年4月任紅四軍第十一師政治部組織科幹事。
1932年12月至1933年春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組織科科長，1933年2月任紅四軍第十一師第三十二團政治處主任，5月任紅四軍第十二師政治部主任、黨委委員。
1933年7月至1934年春任紅四方面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黨委常委。
1934年7月任紅四軍總醫院政治部主任。9月任紅四方面軍總衛生部政治部主任。參加 鄂豫皖地區的歷次反“圍剿”、開闢川陝根據地的鬥爭和紅四方面軍的長征。
1935年初至6月任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政治部主任。6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會合後，擁護中共中央關於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同年7月至1936年3月任紅四方面軍後方醫院辦事處政治委員。
徐立清 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7月任援西軍政治部教育科科長。9月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政治部組織股股長。
1938年12月任冀南東進縱隊代理政治委員。同年至1942年12月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參加抗日游擊戰爭，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後到 延安，進軍政學院和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後任中央黨校二部組教科科長。
1944年春至1946年10月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新四旅政治委員。
1945年2月至8月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關中警備區司令部副政治委員。參加保衛 陝甘寧邊區的鬥爭。4月至6月作為晉冀魯豫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同年9月至1947年4月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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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秋，徐立清（右）與尤太忠司令員在成都 1948年9月至1949年2月任中共西北野戰軍前委委員。
1949年2月至6月任第一野戰軍第六軍政治委員、軍黨委書記。2月至7月任中共第一野戰軍前委委員。5月至6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 西安市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6月至9月任第一野戰軍第二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兵團黨委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0月至1950年12月任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政治委員、黨委委員，中共新疆分局副書記（至1955年9月），1949年11月至1951年6月任中共新疆分局組織部部長，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兼任中共新疆分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49年12月至1951年1月兼任新疆軍區政治部主任、軍法處處長（至1950年2月），1951年1月至1954年1月任新疆軍區副政治委員，1951年7月至1953年8月任新疆軍區黨委委員。
1950年2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
1950年10月至1958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幹部管理部第三、第二副部長。
1951年4月至1952年4月任中央軍委直屬機關黨委常務委員。
1951年12月至1954年任中央軍委直屬隊總黨委委員。
1954年5月至1958年10月任中央軍委總幹部部黨委第二書記。注重統一全軍的幹部管理，選配幹部組建新的軍種、兵種、院校，建立正規的幹部工作制度。
1955年4月至1956年9月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1955年9月至1964年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黨的監察委員會委員，1964年5月起任副書記。
徐立清 1960年12月至1966年5月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61年1月至1966年5月任總政治部黨委委員。
1961年3月至1966年5月任解放軍黨的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1964年5月至1966年５月任解放軍黨的監察委員會副書記。
“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3年11月至1975年8月任濟南軍區政治委員、黨委書記（1974年10月起）。
1975年8月至1980年1月復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黨委第三書記。
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
1980年1月至6月任成都軍區第二政治委員，4月至8月任軍區黨委第二書記。同年6月至1982年10月任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80年8月至1982年12月任成都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中共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在中共十二大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983年1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個人事跡
建國伊始 率部挺進新疆
1941年冬，徐立清在延安寶塔山下 1949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組建第一兵團，下轄第二軍、第六軍，共七萬人，由 王震任司令員，徐立清任政治委員，進軍新疆。從10月10日起，中央軍委調來40架 蘇聯航空公司支援的 里爾型運輸機和500多台 汽車，陸空兩路，浩浩蕩蕩地挺進新疆。10天后進入 迪化（今 烏魯木齊市）進入迪化後，王震和徐立清下大力氣解決了在迪化氣焰囂張的殘留敵匪反動分子。
1949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包爾漢任主席， 高錦純、 賽福鼎·艾則孜任副主席。同時，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王震任書記，徐立清任副書記。新疆分局成立後，擺在王震、徐立清面前的一大任務是要從新疆部隊中抽調一大批幹部到地方去建立人民政權。當時新疆的局勢非常複雜，任務十分艱巨。一些反動的民族主義分子勾結帝國主義勢力舉行叛亂； 盛世才以及國民黨長期反動統治所造成的民族隔閡仍然存在；舊的政權機構需要清理，新的政權需要建立。
1943年，徐立清在綏德會議間隙學習 早在抗日戰爭末期，新疆的 伊犁、 塔城、 阿勒泰三區人民，為反抗 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組織了民族軍，建立了以伊犁為中心的解放區。由於他們處於邊疆，對黨的民族政策不太了解，一些國民黨 特務趁機造謠惑眾，編造一些駭人聽聞的謊言，加上歷史形成的民族隔閡，使如何處理民族軍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為此，王震和賽福鼎曾幾次派人到民族軍中去做工作，宣傳共產黨、解放軍的宗旨。但他們對共產黨和解放軍仍然缺乏足夠的信任，有時還四處放火，與解放軍對抗。這個時候，賽福鼎準備同 毛澤東去蘇聯訪問，臨走前他對王震說：“民族軍問題很難辦，咱們要想方設法解決好這個問題。”王震說：“現在我最擔心的也是民族軍問題。它成了我的一塊心病啊。”
1950年4月，徐立清向王震請纓，主動要求帶一個工作組到伊犁去做民族軍的工作。王震不同意：“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你要慎重啊，這兒離不開你，能不能換一名同志去。”徐立清堅持必須自己親自去。民族軍的首領聽說新疆分局派來了工作組，很不歡迎，甚至認為解放軍帶隊進駐伊犁，是在拉幫結派，搞分裂活動。形勢十分嚴峻。徐立清帶領工作組到達伊犁後，首先找民族軍的首領進行了座談。在座談中，徐立清充分肯定了民族軍在反對國民黨統治方面所起的作用，並說明了人民解放軍的性質、宗旨和光榮傳統。民族軍的首領以前只聽說徐立清是一名為人很平易謙和的領導幹部。這次見到後，更增添了對他對徐立清的敬意。民族軍首領對徐立清說：“今天見到您，就有一種像老朋友那樣的感覺，真妙！真妙！”民族軍上層中還有人說：“這位解放軍派來的代表，沒有一點官架子，和藹可親，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可怕。”
1950年初，徐立清在烏魯木齊 1949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將新疆的民族軍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並授予“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軍”的番號，並任命原首領繼續擔任第五軍的領導職務。命令下達後，民族軍的廣大幹部、戰士歡呼雀躍，慶幸自己加入解放軍的行列，有的戰士還打著“歡迎王震、徐立清到伊犁來”的巨幅標語，場面十分感人。許多年後，新疆的一位老幹部回憶起這段歷史時說：“徐立清到伊犁去做民族軍的工作，難度是很大的，主要是一些人對解放軍有嚴重牴觸情緒。徐立清很有耐心，講話很有道理，這是他成功的一個因素。當初，如果不是徐立清到民族軍去做工作，民族軍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軍的工作恐怕還要延續一段時間。”
榮譽面前 讓級、讓銜、讓位
1947年3月，西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左1）與司令員彭德懷（左2）、副政委習仲勛（左3）、參謀長張文舟（左4）在青化砭戰役戰場 1951年2月10日，中央軍委頒布了《關於幹部評級工作指示》，啟動了全軍幹部評級的工作程式。總幹部管理部由徐立清副部長主抓這項工作。評級工作複雜而敏感，涉及到每個軍隊幹部的切身利益。當時不少人找到徐立清，希望高定。有個別在戰爭年代立過戰功的老同志也提出了過高的要求，甚至找到徐立清家裡要求高定級別。針對這種不正常的情況，徐立清明確指示要按評級條件辦，違背條件的一個也不能照顧。為了推動這項工作的進行，徐立清把自己應該評的正兵團級主動降為副兵團級。徐立清在是一兵團政委，又時任軍委總幹部部副部長，按照評級條件地應定正兵團級，但在上報中央軍委的名單上，他卻將自己的名字從正兵團的位置上圈了出來，並在副兵團的名單中加上了自己的名字。
1949年12月，徐立清（左起）與包爾漢、王震、王恩茂在烏魯木齊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評定軍銜時，徐立清在羅榮桓的領導下，對全軍1000多名授予將官軍銜的幹部自上而下排隊，縱橫比較，反覆衡量，逐個審查，經常工作到深夜。按照中央軍委規定的條件，正兵團級現役軍隊高級幹部一般都要授予上將軍銜。徐立清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將軍銜條件的。但他認為還是要箇中將為好，這樣對個人對工作都有利。羅榮桓知道後，親自找徐立清談話，表示不同意隨便更改。於是，羅榮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報中央軍委的上將名單中。徐立清感到很不安。一些老同志勸他說：“你符合上將條件，非要箇中將，其他夠上將條件的同志該怎么想?”徐立清表示：“我是總幹部部的副部長嘛，是負責授銜工作的，與別人不一樣，他們也會給予理解的。”
1950年8月，中央新疆分局副書記徐立清（左）和書記王震 由於過度勞累，在授銜工作完成後，徐立清 心臟病復發，不得不住院治療。徐立清住院後，任免工作由宋任窮兼管。住院一段時期後，徐立清的病情加重，連檔案都不能看，只能靠秘書給他讀檔案。徐立清為自己有病不能堅持工作而深感不安。一天，徐立清對去醫院看望他的賴傳珠說：“我的身體狀況很差，短時間內上不了班，建議總幹部管理部物色一個年輕的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徐立清讓賴傳珠把他的意思轉告給羅榮桓，爭取得到他的支持。幾天后，羅榮桓也專程到醫院看望他，徐立清再次提出找人接替工作的想法。羅榮桓對他說：“現在安心養病更重要，工作上不要過多考慮。”1956年1月，徐立清在醫院給中央軍委寫信，請求免去他總幹部部副部長職務，以便及時任命新人。中央軍委對徐立清的建議非常重視。在一次會議上，軍委領導認為徐立清還很年輕，應抓緊時間治病，等病好了，可繼續工作，沒有批准他的請求。
“文革”風暴 智保周總理
1954年，徐立清（二排左1）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 此後，徐立清盡職盡責，協同徐帥狠抓軍隊的穩定。他早起晚歸，每天守在電話機旁，像戰爭年代指揮作戰一樣，下達命令，回答各方提出的種種問題。遇到圍攻、批鬥黨和國家、軍隊領導人的嚴重事件，徐立清就挺身而出，果斷處置，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嚴重後果。一天傍晚，周總理到 京西賓館開會，不知是誰走漏了訊息。就在會議剛結束、周總理準備離開賓館去參加一項重要的外事活動時，總部機關的“造反派”和一些不明真相的民眾組織把京西賓館的大門圍了起來。周總理被圍在會場裡出不來，情況十分緊急。正在全軍“文革”辦公室值班的徐立清得到訊息後，立即放下手中的電話，火速趕到京西賓館。當看到賓館門前被不明真相的民眾圍得水泄不通時，他心急如焚。為了周總理的安全，徐立清不顧個人安危，勸說大家不要聚集在這裡，並找“造反派”頭頭交涉。“造反派”頭頭不聽勸告，徐立清急中生智，一邊派人到賓館內通知周總理離開，一邊讓機關的同志高聲廣播說：“總政治部的徐立清副主任來接見大家，請同志們到大飯堂集合，有什麼問題，徐副主任會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覆。”本來準備圍攻周總理的“造反派”和一些民眾組織，注意力一下子被徐立清吸引了過去。於是蜂擁般地來到飯堂，把徐立清團團圍住，也把鬥爭的矛頭一下子指向了徐立清。
這時，周總理已經安全離開了京西賓館。“造反派”知道後逼問徐立清，要他交人。徐立清鎮定自若，臨危不懼，一改說服解決問題的態度，變得勇敢堅強起來，對“造反派”頭頭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一直到下半夜，這些民眾完全散去後，徐立清才離開飯堂。幾天后，周總理專門給徐立清打電話，高度稱讚他在關鍵時刻臨危不懼挺身而出的精神。
徐立清在“文革”中保護周總理的事，在當時影響很大。據知道內情的一位老同志回憶說，當時如果沒有徐立清，周總理肯定會被圍攻的，後果也是不堪構想的。從這件事上足以顯示徐立清在關鍵時刻經受得住考驗和他的大無畏犧牲精神。
主持正義 遭到迫害打擊
1964年6月，徐立清陪同賀龍元帥在濟南觀看軍事表演 林彪拋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後，軍內鬥爭進入了白熱化的狀態。 陳伯達、江青、 葉群點名攻擊總政治部主任 肖華，肖華的家被抄。徐立清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一天，徐立清找林彪匯報幹部配備情況時，葉群說：“今天首長不在，有什麼事給我說吧，我來轉達。”徐立清想，幹部的配備怎么能給葉群講呢?這不符合規定，就對葉群說，“我得親自給林總匯報。”葉群頓時很不高興，對徐立清懷恨在心。後來，徐立清才了解到，林彪一方面不見徐立清，一方面卻又誣陷徐立清對他進行封鎖，並組織班子專門負責收集徐立清的“黑材料”，並對他進行無端地批鬥。街頭上的大字報鋪天蓋地，“火燒 徐向前”、“炮轟徐立清”、“打倒軍內的 安子文——徐立清”等標語隨處可見。
1967年7月25日，林彪在 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他們操縱的“造反派”時說：“你們要戰鬥，要突擊，要徹底砸爛總政 閻王殿。”總政機關被當作“閻王殿”給“砸爛”了，徐立清等總政領導一夜之間被打倒。8月11日，在總政禮堂召開對肖華主任的批鬥大會上，陪斗的徐立清也被從後台推到台上。會場上“打倒肖華”、“打倒徐立清”的口號聲響成了一片。從這天起，不僅肖華成了“造反派”爭奪的對象，徐立清也頻繁地被各個單位拉去“交代問題”，出現在京內各大單位的批鬥場。
1975年10月，徐立清（左3）與向仲華副總長（左2）視察蘭州軍區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後，中國的政治空氣有了緩和。此後，中央撤銷了由林彪死黨 黃永勝等人把持的軍委辦事組，成立了由 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軍委日常工作。同時，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特偵組，由周恩來負責，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問題。1973年3月，中共中央恢復了 鄧小平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就在這個時候，徐立清在中央軍委葉劍英副主席的直接關懷下恢復了名譽和組織生活。時任總政治部主任 李德生專門給徐立清打電話，讓他離開農場迅速回京。
恢復工作後的徐立清出任濟南軍區政治委員，後來回到總政任副主任。1975年，周恩來總理病重住院。經周總理提議，毛主席批准，由鄧小平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繼續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鄧小平和葉劍英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使“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國形勢趨向好轉。同年，軍委調整了各總部和各大單位領導班子，徐立清被中央軍委任命為總政治部副主任，分管全軍幹部和組織工作。
落實政策 支持鄧小平出來工作
1979年夏，徐立清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原總後勤部部長 洪學智也被當成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反革命分子進行批鬥。徐立清說：“洪學智既不是走資派，更不是什麼反革命分子，他是一位忠心耿耿為黨工作的好乾部、好同志。”粉碎“四人幫”後，徐立清多方打聽，終於在吉林化工局查到了洪學智的下落，並報告了鄧小平和葉帥，建議落實政策，分配工作。在鄧小平和葉帥的關心下，洪學智回到了軍隊，擔任了國防工辦主任。
徐立清對小平同志有著深厚的感情，這不僅是因為早在戰爭年代是鄧小平的老部下，而且他們政治上志同道合，思想上高度一致。雖然職務和貢獻不同，但他們都具有實事求是、光明磊落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品質。一提起鄧小平，一向性格內向、溫和的徐立清就會眉飛色舞，情緒激動，親切地稱小平同志為鄧政委，稱讚“鄧政委政治上強，有能力”。“文革”開始，小平同志作為第二號“走資派”被打倒時，徐立清就憤憤不平。四五天安門事件後，他一直關心著鄧小平的安危。粉碎“四人幫”後，他馬上到 西山親自看望了小平同志，向他匯報幹部方面的情況。在1977年3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徐立清和王震等老同志徹夜長談，主張儘快給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儘快恢復小平同志的工作，這一點受到王震同志的高度讚揚，他有幾次把有關同志請到徐立清住的房間，王震、徐立清同他們談話至深夜。7月，在 陳雲、王震等老同志的強烈呼籲下，在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這一決議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
人物評價
1981年，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徐立清 在軍委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沒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信，行必果。”——彭德懷
1955年評定軍銜時，按中共中央軍委規定的條件，他完全符合授予上將軍銜，可他主動要求低授，他是全軍唯一的一名正兵團級幹部未授予上將軍銜的人。毛澤東主席稱他是我黨我軍的“好同志，好乾部”。
徐向前元帥高度評價徐立清同志：“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立清同志一貫忠實於黨，忠實於共產主義事業。無論環境多么惡劣，條件多么艱苦，他都能堅持無產階級黨性原則，保持了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和優秀品質；在長期做政治工作、幹部工作中，勤勤懇懇，原則性強，作風正派，從不鬧地位，從不搞派性；他艱苦樸素，平易近人，善於團結幹部；他有功不驕傲，委曲求全，他是個黨性強、作風好的好同志，我很敬重他。”
1983年1月6日3時30分，徐立清同志病逝於北京，享年73歲。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徐立清的喪事非常關心，軍委主席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書記 楊勇的治喪報告上批示：“要把徐立清同志的治喪同楊勇同志的治喪通盤考慮安排。”並說他要親自參加徐立清同志的遺體告別儀式。徐立清去世後，鄧小平感到十分悲痛，他最先來到靈柩前，向徐立清同志遺體深深地三鞠躬。然後，他拉著徐立清夫人 黨秀玉的手說：“立清是我的老部下、老戰友，他是一個好同志。”
婚姻家庭
1964年秋，徐立清與夫人黨秀玉、兒子徐甘泉、徐和平、徐秋京、女兒徐延旗 徐立清將軍夫人：黨秀玉 二人共養育四個子女：徐延旗、徐和平、徐秋京、徐甘泉
個人榮譽
 |  |  |  |
| 中將軍銜 | 一級八一勳章 | 一級獨立自由章 | 一級解放勳章 |
相關詞條
中國人民解放軍 安徽省 金寨縣 黨秀玉 徐甘泉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烏魯木齊 王震 徐立清參考文獻
（1）《讓銜將軍》 作者：申青、懷君 出版社：解放軍出版社（2）《新疆百年》 作者： 田衛疆 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3）《 王震傳》 作者：《王震傳》編寫組 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
（4）《光耀星空：戰友眼中的徐立清》 作者：汪孔周 出版社：解放軍出版社
（5）《兵團計畫志》 作者：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史志編纂委員會 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
開國中將（1）
| 他們馳騁疆場、屢建戰功、叱吒風雲的英姿已經存留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畫卷之中。他們每個人的戰鬥歷程，都是這個共和國經歷的一部分；他們的功績，已經融入中華民族的歷史豐碑。本任務將完善27位中將的內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