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下生活中國的知識階層有一點局限的超越傾向，那就是“救天下”或“救國”的觀念。然而，即使是這個階層，也只是一小部分人才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對大多數人來說，則是“學而優則仕”，說穿了仍然是為了在世俗中“安身”。這個階層中比較飄逸一點的人士，還具有道家的退隱思想，而這種傾向，拆穿了也可能只是宦海失意的官僚的“全身”之術。
中國士大夫的這個陰與陽的兩面，甚至在他們祖師爺——孔子身上也可以找到。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是其退隱的一面。至於“學而優則仕”的一面，則表現為：“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因此，所謂“謀道不謀食”，其實就是如孟子所說，使“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事實上，歷代的知識分子除了一小部分是理想主義者之外，大部分是做官迷，而做官的人中也多半是“祿蠹”。
如果連士大夫亦如是，那么老百姓只有“福，祿、壽”思想也就不足為奇了，而這三者都只是在這個世俗中的“拯救”。“壽”就是在這個世界中的長生，因此完全是一種“身體化”的理想。“祿”就是亭盡富貴榮華。至於“福”則是享受天倫之樂，尤其在頤養天年時享受兒女的照顧，更可以說是“有福氣”。這種完全在這個世俗中獲“拯救”的方式，使中國人成為世界上最“形而下”的民族。
這種現實感甚至還反映在老百姓的宗教活動中。在民間宗教里，不只是將福、祿、壽都變成為神祗，而且還有拜財神與送子娘娘之舉。甚至拜一般的菩薩，也都是為了消災祈福。一位也是佛教徒的日本教授，曾到過中國各地的廟宇參觀，事後說：“與我們日本的宗教比較，中國人太現實了。”在今日國內的廟宇中，宗教活勸已經大大減弱，多留下一個景致供人參觀，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其“形而下”的傾向。
中國人的這種現實感，往往使他們只著眼於在世俗中獲“拯救”這個現實的考慮，體現於在他們的生活意向中，就傾向於排除無關這個宏旨的其他一切事物。
當時在大陸，筆者發現一個傾向：因為“鎖國”日久，許多人對外界有很大的好奇心，碰到從外界來的人都會問長問短，然而，十個之中有九個都只是關心外面的物質生活，例如：你個人收入如何?當了教授收入又如何?生活指數，一般生活條件，等等。既然所有外國人都被問及這些問題，因此他們將之視為中國人的習慣。
一位從事中國研究、喜歡結交中國人的挪威女士告訴我：她認識的一個中國家庭，從大陸移民到美國之後，長期以來注目的只是買房子、購車子，搞物質生活，從來也不去參加在國內時不能參加的活動，也從不去閱讀在國內未有機會接觸的書籍。這個家庭也算是職業階層出身，因此令她很驚異。其實，這只是兩個不同文化的“深層結構”之間的不理解。該位女士是路德教背景出身，因此對“拯救”的定義是個體“靈魂”的擴張，亦即是使個人趨於完善。至於中國人的“拯救”方式，則是在這個世俗中“安身”。
事實上，由港台去美國留學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所注目的也不過如此。一般來說，是想在美國“安身”。在美國的年輕人中，已經有許多人感到精神苦悶，因此厭棄物質生活，熱衷於東方的神秘宗教，或者從事反對“建制”的政治活動。然而，這些同一代的中國人卻只著重在美國買屋置產，搞居留證，也沒有什麼“異化”感。的確，在一個“虛其心，實其腹”的文化中，是談不上“異化”這類高級事物的。
在中國這個沒有個體“靈魂”觀念的文化中，個人所著眼的只是在杜群照顧下之“安身”與“安心”，而且，不論是“身”或“心”，都希望能夠找到最好的寄託。因此，最為皆大歡喜的安排莫如“安身美國”與“心懷祖國”同時進行。中國人對世界是採取適應態度的，他們認為陰與陽也是應該互相調和的，自然不會讓自己出現內心衝突——一切都是“心安理得”、“心身愉快”，毫無“異化”可言。
因此，中國人基本上沒有西方存在主義者所說的那種“異化”問題。現在讓我們看看：中國人有否馬克思從“異化勞動”的角度所剖析的“異化”狀態?
說及異化的勞動，這確實是今日西方人普遍出現的現象。大部分人的感受也不一定是理性的認為：自己的勞動成果與自己分離，而且被掉轉頭來對付自己。他們的感受毋庸說是一種局限感與無聊感，認為：“人”的價值與潛能是多方面的，如今卻只能將人生最好的一段時光浪費在單調和刻板的工作上。在美國，筆者就看到這樣的情形：人在早上返工之前先用大麻將自己麻醉，來抗拒這種無聊感，否則就根本不能去上班。
現在的問題是：大部分中國人有否這種對“人”之價值的看法?有否這樣的無聊感?異化的勞動在中國人之間自然也大量存在，不過卻似乎是一個可以用物質去解決的問題。因此，似乎很諷刺地，這類問題在“社會主義”的大陸就多於資本主義的香港。
在當時大陸，不論個人才幹如何，開始工作時一律30多元，然後可以坐在那裡，眼光光地等待退休時將會達到的工資——也是一律的80多元。因此，在不少單位，人是每日必到的，但是，平均工作時間是兩個多小時，其餘的由閱報和聊天所打發。
相形之下，不少香港人朝九晚五之餘，晚上還去進修有助於將來升遷的課程。這種精神也確實可佩。因為，為了“安身競賽”，可以將人的青春階段的情慾整個地壓抑掉，也可以把與“安身”無關的文化或精神活動整個地排除掉。而且，絕少筆者在美國所看到的那種不滿足、不穩定、煩躁、埋怨或牢騷。的確，中國人的“個體”是一個“身”，不是一個“靈魂”。對一個“身”來說，所謂“異化勞動”是容易解決得多的。一些所謂“新儒家”嘗試將華人社會的資本主義發展與儒家倫理扯上關係，其實這個發展該歸功於沒有“異化”感的“身體化”存在。
中國人的現實傾向可以說在資本主義的香港獲得史無前例的全面展現。的確，說香港人從事的是一種“安身競賽”，也不為過。一個人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就變得很現實，只想到“韞食”，置家，有辦法就買樓，送子女出國。他們“睇低人”或“睇高人”，都是以這些項目為標準。因此，錢賺得多的就會感到比別人更“威”，能買樓的就可以“睇低”不能買樓的，自然，不能送子女出國的就怕被能送子女出國的“睇低”，只能送一個子女出國的也會在能同時送所有子女出國的人面前感到自卑。在香港這箇中國人社會中，“人言可畏”仍然在發揮全面作用，不過不像大陸那般只偏重道德方面，而是偏向於用“安身競賽”作為標準。因此，香港人對別人的好奇心，也往往只限於對方如何“安身”法。筆者在加拿大碰到一些香港移民，都是只搭訕一次的陌生人，但與其交談卻跡近被盤問，而且總不離下列數項：“你成家了沒有?”“你拿到了永久居留證沒有?”“你收入多少?”
從中國人的男女關係中，也可以看出這種現實感。一般來說，男女關係可以是只為了婚嫁，也可以是純粹浪漫的，自然也可以是兩者的混合。在世界各地，如果雙方論及婚嫁，除了兩情相悅，都會或多或少考慮到“安身”與“安心”的因素，問題只在一個比重。一般來說，中國文化對“安身”與“安心”的強調是壓倒性的，並且還以“非性化”的方式將人的青春階段剷除掉，因此，浪漫傾向的男女關係就較少出現。
純粹為了“安身”與“安心”考慮的男女關係，，總是在先確定了它的人倫性導向，才肯進入關係的，而不是在進入了關係以後發揮一己的主觀能動性去左右它的去向——後一種情形，必須有點“個性”才能做到。
在早些時候，筆者還聽到一些港台的女性說：西方婦女都是娼妓，言下之意，似乎是因為後者在婚前已經與男性搞性關係，而且往往不限於一人。筆者在美國時，卻聽到一些當地的婦女解放分子說：她們是自己身體的主人，而任何以一己之“身”去換取“安身”的行徑才是娼妓行為，這種行為本身就是一種交易，因此，即使只與一人在合法的形式下進行，也無改其本質!
憑筆者有限的接觸經驗，在作為社會主流的“正經”的女性這個階層中，在比較“人情化”的大陸與台灣，能出現浪漫傾向(亦即是純情)的頻率，就高於“身體化”的香港。香港女性中更常出現“媽媽的乖女兒”型的女性，甚至搞到連體形上都如此。其實，她們之“牛開竅”與兒童化，往往只是一種擺出來的姿勢，乃在社會觀眾面前有利可圖的“無知”與“純潔”。一位香港女明星，在被記者問及會否去拍裸體的寫真集時，回答說永不可能，因為“將來是要嫁人的”!
不過，在“文革”以後的大陸，即使在濃厚的人情味氣氛之中，男女婚嫁卻有淪於買賣式的傾向，那就是講究“門當戶對”，並且要求男方在婚禮之時已備齊整套家具以及電風扇、電視機等事物。甚至連國內人士也稱這種婚嫁為“一張價目表”。這確是很大的諷刺。因為，當時社會往往拆散青少年男女純真的交往，阻止他們健康的性愛行為，最後使“個人”只有在別人安排的不理想條件下結婚，而且還認為：只有如此，才能保障一個“人”的“人倫性”與道德性，然而，到頭來這卻只是一種婚姻市場的交易，並且，還往往出現騙婚的事例，徹頭徹尾地暴露?香港，像內地的那種赤裸金錢交易似乎已經少見，婚姻市場交易的形式多牛是：看對方有否足以令自己“安身”的事業基礎，以及是不是能令自己“安心”的“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