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介紹
張庫大道路線輻射
張庫大道張庫大道的路線和輻射範圍大致如下：一般從旱淖壩、萬全壩或崇禮五十家子上壩。上壩後，走張北（興和）、化德（德化）、賽汗（滂江、東西蘇尼特旗）、二連、扎蒙烏德、叨林、烏蘭巴托、恰克圖、莫斯科，這是中線。
上壩後，走張北，太旗，穿越渾善達克沙漠，過灰騰梁，灰騰河，深入後草地貝子廟（錫盟）或奔二連歸入中路或繼續向北經東西烏珠穆沁過境，至喬巴山，有的還深入到俄國的赤塔，這是東路。
西北路從張家口出發，走張北、三台壩、大清溝、商都、卓資山，至呼和浩特或西行至新疆，或北行至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有的還拐向庫倫。
有些小買賣人商隊較小，就近在東烏、西烏旗一帶便可完成銷售交易。
張庫大道覆蓋了蒙古的十二個盟，一百五十多個旗，影響輻射到俄國南部邊境的大部分地區，甚至到莫斯科。
形成原因
魯迅先生講：“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是人們用腳踩出來的，這是路的成因。
可是，就張庫大道來講，人們為什麼要去踩這條路？為什麼要冒著酷暑嚴寒，風霜雨雪去踩這條路？為什麼要以鮮血甚至於生命為代價穿越茫茫的草原，穿越千里戈壁和沙漠去踩這條路？這就是我們需要探索的，這條古商道形成的原因。
經濟學理論認為，一條商品流通渠道的形成，首先要有明確的銷售（交易）目的地。張庫大道的銷售目的地是蒙古草原。蒙古草原地處歐亞大陸交匯地帶，這裡的第一群人是蒙古遊牧民族。
蒙古民族是我國北方一個勤勞勇敢的，並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蒙古族曾在東北的原始森林經歷過漫長的原始社會階段。到七世紀時，蒙古族人口開始增多，僅憑漁獵已不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始祖孛兒帖赤那和豁埃馬闌勒夫婦，便帶領蒙古部落從東北密林遷往鄂嫩河、克魯倫河及肯特山以東地區，改漁獵為主為畜牧為主的遊牧生活。
三百年後，蒙古族漸漸的強大起來，活動疆域北起貝加爾湖，南至渾善達克沙漠，東起大興安嶺，西至阿爾泰山。這一帶地域廣闊，水草肥美。為遊牧提供了可靠保證。此時，中國東南沿海及中原地區由於生產技術的先進，社會發展較快。而由於地理位置的制約，草原腹地的蒙古族卻相對閉塞、落後。
社會發展的核心是發展經濟。一個社會要發展，必定要吸取其它民族和地區的先進經濟、技術，必定要與其它民族和地區進行人文交流，剩餘物質交流。只有通過這些交流，社會才能發展。這些交流的最明顯形式，就是商業貿易行為，就是市場交易。換個形式講，潛在的購買人群（消費群體）加購買力，再加購買意願，便是市場。具體到十世紀前後的蒙漢初期貿易，並不是專一的，而是蒙古牧民在遊牧中，有意向南靠近，接近漢人居住地，進行一些簡單的物品交換，以滿足需要。
張庫大道歷史悠久。李桂仁《明清時代我國北方的國際運輸線--張庫商道》說：“這條商道作為貿易之途，大約在漢唐時代已經開始。出現茶的貿易。大約不晚於宋元時代。”他引《宋史·張永德傳》：“永德在太原，嘗令親史飯茶規利，闌出繳外市羊。”太原的最高行政長官要過問“茶”、“羊”利市，可見交易已有一定影響。
十二世紀，蒙古族加大與周邊的女真、契丹、漢族的交往。蒙古族和漢族的交往是越過渾善達克沙漠後，逐漸進行的。這期間他們學會了漢族的鼓風冶鐵技術，吃到了穀物、蔬菜、水果，接觸到了有別於獸皮的綢緞，產生了強烈的購買（交換）意願。他們需要中原地區的鐵器、綢緞、茶葉、日用小百貨之類商品，用來交換的是他們的剩餘產品，牲畜、皮張、毛絨、藥材等。
地理位置
張庫大道從地理位置上講，當時，從蒙古草原到內地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從烏蘭巴托出發，穿越渾善達克沙漠邊緣，經東西蘇尼特旗(今賽汗塔拉)、商都、集寧，到達大同、太原。二是從烏蘭巴托出發，經阿嘎巴旗，穿越渾善達克沙漠，再過多倫諾爾(今多倫)、沽源、獨石口到北京。還有一條路線是從烏蘭巴托出發，越渾善達克沙漠，經太僕寺旗、張北進入張家口。第一條，因途中有百里沼澤，不久便終止。第二條，因路途較遠，且多崎嶇山路，最終也沒能維持多久。而第三條路線具備了距離最近、道路狀況較好的優勢，故駝隊、車隊多走此路。
元朝建立後，忽必烈“以農桑為急務”使百姓“安業力農”，大力發展經濟。同時在全國設立驛站1500多處。驛站除“通達邊情，宣布號令＂外，對交通的發展和經濟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促進作用．《河北省公路史志資料》載：“張庫大道歷史悠久，早在元代，便辟為驛路， 明清兩代又闢為官馬大道。當時運送物資所走路線，多依驛站。這運輸物資的驛站，官馬大道就是後來的張庫大道。”
建設來源
1368年，明軍攻入大都（今北京），元順帝逃往漠北，建立北元。元。蒙古族分裂為韃靼、瓦剌、朵顏三部分。此期間，蒙古人所需的中原物資，開始由漢人在戰爭的間歇期間，輾轉運至草原，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流。明宣德四年(1429年)，萬全指揮張文在清水河西築張家口堡。一些“跑草地”做買賣的商家開始在張家口堡營造店鋪。明嘉靖八年(1529年)，張家口堡擴建，邊塞城市的雛形已基本形成。明初，限制內地物品流向草原，史稱“禁邊”。但仍有私下裡做此生意。明朝中期，退居漠北的殘元勢力再度向內地侵擾，導致了正統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變”。接著，韃靼、瓦刺兩部臣服明朝，每年以朝貢的形式向明王朝交納貢品，明王朝也賜還一部分物品，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貿易交換形式。後來，這種形式演變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王朝在今張家口大境門外正溝、西溝一帶河灘、山谷開辦的“以布帛易馬”的“貢市”。張家口“貢市”的開辦，應該說是官方承認的張庫大道的正式起源。明隆慶五年(1571年)，明廷和蒙古俺答汗議和，並在宣府張家口堡，大向府新平、德勝兩堡，太原府水泉營堡設立“茶馬互市”。至此，民間商人私下的交易變成政府指導下的規範交易。到明萬曆年間，張家口的“茶馬互市”貿易已成規模。
清順治元年(1644年)修築大境門，是清政府對張庫大道這條商業運輸線的極大支持。張庫大道的興盛從此開始。
隨著清政府對蒙、俄貿易的全面開放，張家口出現了更多的“跑草地”買賣人。當時運輸貨物的工具是駱駝和牛車。駱駝商隊每年秋季開始出發，直到冬季返回；老倌車隊一般是春季出發，秋季返回。在漫漫的張庫商道上，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駱駝和老倌車在日夜不停地的行走。其中有皇封御賜的八大皇商“山西幫”，有聯手經營的束鹿、深州、饒陽、辛集“直隸幫”，有拿著國家俸祿的旗人組成的“京幫”，有小本經營的蔚縣、陽原、懷安、涿鹿“本地幫”。這些商人初時統稱“通事行”，清末改稱旅蒙商。旅蒙商從內地採購綢緞、布匹、米麵、紙張、磚茶、生煙、紅糖、瓷器、鐵器、蒙靴、鞍具、小百貨等，與牧民交換回馬、牛、羊、皮張、絨毛、藥材等，與俄國人交換回毛呢、毛毯、天鵝絨、銀器等。有關數據記載了張庫大道的歷史輝煌。在張庫大道上經營的商戶，清初80家，道光年間260家，同治年間530家，民國初年僅大境門外的店鋪就達1500多家。
張庫大道貿易的興盛，促進了張家口的發展和繁榮，也促進了烏蘭巴托這座草原城市的形成。同時，還吸引了為數從多的外資企業，總數達４４家，在當時的內陸商埠中名列前茅。張庫大道全盛時，最高年貿易額達1億5千萬兩白銀。按現市價折算(16兩為1市斤，每市斤500克，每克1．3元人民幣)，大約有60多億元人民幣。當時，張家口出大境門向西，近十里的狹長溝谷中，商號店鋪鱗次櫛比，交易市場人聲鼎沸。
清朝末年，以張家口為物流集散地的張庫大道不斷發展壯大。1909年，由中國人自己設計和修建的北京至張家口的第一條鐵路竣工，加快了張家口與北京的商品流通速度。1918年，我國第一條國有公路——張庫公路也建成通車。從此，汽車隊取代了駱駝隊、老倌車隊。歷史的車輪載著經營張庫大道貿易的商人們的喜悅和企盼，開始駛向新的輝煌。
然而，風雲變幻，歲月滄桑，1924年外蒙古獨立。1929年國民政府與蘇聯斷交，蒙古也關閉了中國的所有商號，張庫大道被迫中斷，繁榮近四個世紀的張庫大道開始衰落。1995年5月，江澤民訪問俄羅斯，與普京總統簽定了《中俄友好條約》。同時，我國政府向世界宣布了張家口的全面開放。許多跡象表明，恢復中蒙在張家口的直接貿易往來的條件逐漸成熟，張庫大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將會重新發揮它的運銷作用，歷史上張家口的“內陸商埠”也將會再現於世人面前。
脈絡梗概
張庫大道八至十一世紀，蒙古族通過和各民族的接觸交流，發現了草原外面的精彩世界。十二世紀初，孛兒只斤鐵木真（成吉思汗）統一了蒙古各部，蒙古族空前強大。金大安三年（1209年）成吉思汗在野狐嶺大敗四十萬金兵，1215年攻戰中都（今北京）。可以肯定的是，重大的軍事行動，是有著重大的經濟利益在驅動著。也正是因為草原腹地與中原的急切的物資交流意願，開始有了除搶掠以外的貿易交換行為，但這大多是以蒙古軍隊為主進行的。
元朝建立後，忽必烈“以農桑為急務”使百姓“安業力農”，大力發展經濟。同時在全國設立驛站一千五百多處。驛站除“通達邊情，宣布號令”外，也對交通的發展和經濟文化的交流起到了促進作用。
元朝統一貨幣，先後發行了以銀為本位的“中統寶鈔”“至元寶鈔”。貨幣的統一，促進了商業的活躍，但此時的貿易，主要控制在官府、官僚、遺族和色目人的手裡。為了給草原輸送生產、生活物資，他們把中原的物資集中到北京，繼而運至張家口一帶，然後運回草原。《河北省公路史志資料》載：“張庫大道歷史悠久，早在元代，便闢為驛路，明清兩代又闢為官馬大道。當時運送物資所走路線，多依驛站。這運輸物資的驛路、官馬大道就是後來張庫大道。”
1368年，明軍攻入大都（今北京），元順帝妥歡帖睦爾逃往漠北，建立北元。此期間，蒙古人所需的中原物資，開始由漢人在戰爭的間歇期間，展轉運至草原，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流。
明宣德四年，指揮張文在清水河西築張家口堡。一些“跑草地”做買賣的商家開始在張家口堡營造店鋪。
明朝初年，為鞏固邊防，明王朝從嘉峪關起沿長城至遼東一線，修建補建長城（大境門段長城在此時修築），並先後建立九個邊防重鎮。宣府、大同兩鎮最為要衝，常年屯兵十多萬人。明王朝派出大批軍隊屯住邊地，這些軍隊的給養成為一大難事。為此，明政府在邊地實行屯田制。屯田制有民屯（吸引移民），軍屯（軍隊士兵耕種）和商屯（商人出資僱人耕種）三種。商屯的糧食交給軍隊，換回的是商人對食鹽的專賣權。歷史上稱此為“開中法”，它也促進了張家口一帶商業經濟的發展。
由於屯田制的實行，由於商人的雲集，促進了張家口社會的發展。明嘉靖八年（1529年）張家口堡擴建，邊塞城市的雛形已基本構成。明初，限制內地物品流向草原，史稱“禁邊”。但私下裡總有人為利益驅使而走私。
明朝中期，退居漠北的元人恢復了元氣，再度向內地侵擾，導致了正統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變”。
不久，蒙古族分為韃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分。韃靼、瓦剌兩部臣服明朝，每年以朝貢的形式向明王朝交納貢品，明王朝也賜還一部分物品，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貿易交換形式。
後來，這種形式演變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王朝在今張家口大境門外正溝、西溝一帶河灘、山谷，開辦的“以布帛易馬”的“貢市”。
就張家口的“貢市”而言，這應該是官方承認的張庫大道的正式起源。不久，“貢市”便因又一支強大起來的蒙古俺答汗部的侵擾而凋零。
明隆慶五年（1571年）明政府和蒙古俺答汗議和，並商量在宣府張家口堡、大同府新平、德勝兩堡，太原府水泉營堡設立“茶馬互市”。“茶馬互市”每年夏末秋初舉行，為期十二天。至此，民間商人私下的交易變成政府指導下的規範交易。
“茶馬互市”類似於蒙古族的“那達慕”和內地的廟會、交流會，它促使張庫大道的商業流通日漸繁榮。需要指出的是，明政府與俺答汗的議和協定及“茶馬互市”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俺答汗的妻子三娘子的從中斡鏇分不開的。 三娘子努力說服丈夫放棄了對明朝邊境的侵擾，並促成了“茶馬互市”。據《明會典》一0七卷記載：“開市凡十一處……。市各二日，每月又有小市。”又據《北方民族史論叢》記載：“張家口本荒繳，初立市場，每年緞布買自江南，皮張易自湖廣。督撫王崇古等論：夷部眾多，錢糧有限。因廣召商販貿易，號民市。”隨著貿易的擴大，貿易品種已不僅僅是馬匹了。
明王朝當時開設的三個主要“馬市”，都限制了馬匹的交易數額。具體為：宣府張家口堡三萬匹；大同府新平、德勝兩堡一萬四千匹；太原府水泉營堡六千匹。大同、太原兩府的馬匹交易總數，僅占全部馬匹交易的40%。這就說明了宣府張家口堡“馬市”的重要地位。
十六世紀中葉，明王朝在一連串的農民起義衝擊後，社會危機日益加重。從明萬曆年間開始，內閣首輔張居正，為挽救明朝統治，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實行了一系列改革。從1551年開市至1573年的二十多年中，明庭內部對“開邊”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是張居正等人的主力，才使這條古商道得以發展下去。此時，張家口的“馬市”取代了大同、太原的三個“馬市”，成一家獨興之勢。又由於這一時期北方無戰事，如《國朝獻征論》所云：“延袤五千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邊水陸屯田墾治如內地，墩台哨望之卒，已漸撤去。所省糧餉，歲不下十萬石。”“所易馬至數十萬，命官放牧，統養待用，在野成群。”安定的社會環境為張庫大道的發展提供了保障。
興盛時期
明萬曆年間，張家口的“茶馬互市”貿易已小有規模。為適應市場的發展，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明政府在大境門段長城開一小門，門曰“小境門”。小境門僅供行人通行，高大的駱駝，馱上貨物便進不了門。這也是從邊境安寧的角度去考慮的。為鞏固邊防，政府還在長城內清水河岸邊河灘上築堡，堡曰“來遠堡”，俗稱“市圈”。來遠堡設兩門，西南門曰“永順門”，北門名稱無考（當為來遠堡）。來遠堡周長四里十三步，堡牆高三丈，占地約二千七百平米。來遠堡建成後，屯兵不久便改作市場。當時堡內有總管署、關帝廟、三娘子廟和城隍廟。總管署是來遠堡交易的管理人員辦公居住的地方，關帝廟建在城牆上，廟內供奉關公像外，還有一隻大蒙靴，意在祈求行走在張庫大道上的商旅之人的平安。關帝廟在交易時為講市台，也有人稱之為“市台廟”。三娘子廟，是為紀念開通張庫大道做出貢獻的三娘子修建的。
《察哈爾志》載：“宣府來遠堡貢市，拓中為城，規方需地，千貨坌集，車廬馬駝羊旃毳（cui）布曾瓶罌之居。”記錄了互市的盛況。
後因小境門通行困難，大宗貨物仍需要堆積城外，交易不方便，市場便漸漸在長城外西溝和正溝一帶的河灘形成，西溝和正溝也逐漸蓋起了許多店鋪。
清順治元年（1644年），在小境門西邊大境口建一大城門曰“大境門”。我們知道，清順治元年五月二日，清攝政王多爾袞進占北京。同年十月清世祖福臨正式遷都是北京。這期間，中國南部戰爭頻繁，北方在做遷都的準備。為什麼清政府急於在北部邊境一帶開大境門呢？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去探討。一是蒙古族與原明朝有著深刻的矛盾，況清入關前就已統一了蒙古各部，有的蒙古部族甚至參加了清王朝對明王朝的戰爭，並立有戰功（如後來的外八旗）。清王朝入主中原，北部邊疆安定，無須設防。開設大境門是開放的需要。二是張家口經商的八大晉商（即清政府賜封的八大皇商），在清兵入關前即與清政府有貿易往來。曾對清提供過物資保障，清王朝入關，八大皇商提出擴大張庫大道貿易的請求，因小境門狹小，故開大境門，這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三是清王朝剛入關，南方戰爭需要物資保障，尤其是戰爭用的馬匹更是急需。所以，開大境門擴大貿易也是戰爭的需要、政治的需要。
建大境門的舉措，在某種程度上講是應急措施，是在倉促中進行的。這一點可以從大境門券門基座條石的遺痕上得到證實。我們發現，大境門基座的條石中有三塊是刻有雲繃的。三塊刻有雲紋的條石，雖說都碼放在基石第四層，但不對稱，不規範。可以斷定當初不是刻意碼砌的。另外，基座條石的石料也不是統一的，不是從一個地方採集而來的。由此可看出，建大境門的石料沒有經過事先的準備，是在倉促中蒐集而來的。那刻有雲紋的三塊條石，大約是從其它毀壞的建築遺址上搬來的。因此推斷，大境門是在倉促中修築的。另外依建關城慣例，大境門上應有城樓，而當時未修，也說明了這一點。
修築大境門，是清政府對張庫大道這條商業運輸線的極大支持。也正是因為有了政府的全力支持，才有了大境門外易貨貿易的繁榮。張庫大道的興盛從此開始。
隨著清政府對蒙、俄貿易的全面開放，張家口出現了更多的“跑草地”的買賣人。這其中人有皇封賜的八大皇商“山西幫”，有聯手經營的束鹿，常州、饒陽、辛集“直隸幫”，有拿著國家俸祿的旗人組成的“京幫”，有小本經營的蔚縣、陽原、懷安、涿鹿“本地幫”。這些商人初時統稱通驛站，清末改稱旅蒙商。
旅蒙商從內地採購綢緞、布匹、米麵、紙張、磚茶、生煙、紅糖、瓷器、鐵器、蒙靴、鞍具、小百貨等，與牧民交換回馬、牛、羊、皮張、絨毛、藥材等，與俄國人交換回毛呢、毛毯、天鵝絨、銀器等。
有關數據記載了張庫大道的歷史輝煌。請看，在張庫大道上經營的商戶，清初80家，道光年間260家，同治年間530家，民國初年僅大境門外的店鋪就達1500多家，上下堡的買賣家多達700餘家。
張庫大道貿易的興盛，促進了張家口的發展和繁榮。同時也吸引了為數眾多的外資企業。據記載當時設在張家口的外國商行有英國的“德隆”“仁記”“商業”“平和”，有德意志的“禮和”“地亞士”，有美國的“茂盛”“德泰”，有日本的“三井”“三菱”，有法、俄、荷蘭的“立興”“恆豐”等，總數達到了四十四家。這在當時可以和天津口岸、上海洋場相提並論。這些不同膚色的“色目人”，帶著或多或少的資本，在張家口置地蓋房，設立洋行，參與到張庫大道的激烈商業競爭中。以至於今天，我們還可在張家口看到一些洋房。平門外三道溝里，八十年代還有一幢俄國人的鄉間別墅遺址。為生意把生命留在中國的也有，西溝南山上那座白俄墓的主人，至今大約還在作著發財的幻夢。
張庫大道的興盛也促進了烏蘭巴托這座草原城市的形成。清代的庫侖（今烏蘭巴托）是由蒙古街和中國街兩部分組成的。中國街又叫買賣城，顧名思義是一條商店雲集的街道。這裡居住的是中國商人和清朝官吏，用草皮磚建成的房子排列整齊，具有中國內地街道的風貌（現已無存）。蒙古街和中國街交界處一幢二層小樓，是蘇聯領事館。蒙古街有一座鍍金圓頂大廟，廟內供奉一座彌勒菩薩像，像高十多米，重達一百五十多噸，據說此佛像是在內地鑄造，解體後運到當地安放的。蒙古街大部分是散亂的蒙古包群。庫侖地區的統治者是清庭委派的“庫侖辦事大臣”知事。知事有二人，一人由北京派遣，一人從當地蒙古貴族中選派，知事負責一切政務、商務，統中國駐軍兩千人，蒙古兵一千人。另外俄國人以保護僑民利益為藉口，在庫侖駐紮六百名駐兵。
通過張庫大道做生意的除蒙族和漢族人外（當時蒙族人居住在烏蘭巴托屬我國領土。）當屬俄國人多，他們專跑張家口至恰克圖這條路。早在沙皇葉卡特林娜一世（1227年）時，俄國邊境的小鎮恰克圖就已有了對張家口的小集市。雍正元年（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專門為此集市交易，制定了規定。俄文的《皇朝文獻通考》說：凡入恰克圖市場必有理藩部頒發的信件。無信者不準入市。馬克思在《俄國對華貿易》文中說：恰克圖位於西伯利亞的南部和中國的韃靼交界處……這種在一年一度的集市上進行的貿易，由十二個中間人經營，其中俄國人六個，中國人六個，他們在恰克圖會商……完全是以貨易貨的交易。由於貿易的增長，位於俄國境內的恰克圖，由一個普通的要塞和集市，逐漸發展成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城市了。
另據記載，張庫大道全盛時最高年貿易額達一億五千萬兩白銀。按現市價折算：（十六兩為一市斤，每市斤500克，每克1。3元人民幣。）大約有60多億人民幣，這是怎樣的天文數字！
張家口的繁榮，還可以從以下兩個小例子證明。一是張家口大境門外一帶商業繁榮，房價奇高。一間標準房的月租金要五十兩白銀，相當於現在人民幣3000多元，簡直到了寸土寸金的地步。
另一個例子是當年清王朝兵部官員到邊塞任職是苦差，大多由被貶的官員去充任。而唯獨張家口的外派官員，是需要大把白銀向兵部送禮，才可取得。可見當時在張家口當個“海關關長”是上等的差事。
這裡還有一個需要深入闡述的問題是：當年小境門與市圈集市貿易乃至後來大境門外“外館市場”的管理方式。當時，小境門外由蒙古軍隊把守，小境門內由明朝軍隊把守。參與互市貿易的蒙漢商人，憑張家口同知關方文書，可自由出入小境門。交易中，蒙古商人不遵守規定者，由蒙方官吏處理。明朝商人不遵守規定者，由明朝官吏處理。這和現在國際通行的邊境貿易管理的辦法一樣。另據《宣府鎮志》記載：“凡由京城（今北京）奉差人員及外藩蒙古扎薩克軍官軍出入，必有兵部理藩及各管大員的火牌、印文，經驗證記檔（出入關登記）後，才準出入境；凡察哈爾各蒙古人員進口交易者，印票（類似邊防證）記檔後方準出入；凡蒙漢等商民往來貿易者，必有張家口同知關方進入大境門，必交徵稅銀（海關稅）後，才可以出入。”這一繁雜的出入手續與今天的海關通行，口岸通商管理方法相似。
因此，是否也可得出一個推論。為什麼萬里長城所有的關口城門都以“關”或“口”命名（如山海關、雁門關、居庸關、倒馬關、古北口、獨石口、殺虎口等），而偏在張家口的這一座城門卻叫做小境門和大境門？這應該是邊境之門，是海關國門。既然是邊境，是海關國門，人員往來和通商就要有個約束。這也就是當年大、小境門的管理，依照海關口岸管理的原因。
出大境門向西，近十里的狹長溝谷中，曾商號店鋪鱗次櫛比，交易市場人聲鼎沸。這裡有經營蘇杭綢緞的綢緞莊；有經營曲沃生煙的生煙莊；有專門經營牛馬皮、老羊皮的粗皮行；有經營珍奇獸皮和麥穗羔皮的細皮行；這裡有牛馬羊大店，專門轉運草原來的牲畜；這裡還有山貨鋪、點心鋪、酒作坊、麻繩鋪、茶葉鋪、瓷器店、雜貨店、米麵店、瓷器店、鐵器店……真箇是百貨俱全，包羅萬象。過去人們常說：“出了大境門，一半牲口一半人，”假有貶意，其實不然，這裡說的是牲畜交易市場的繁榮與龐大。
參加市場交易的有漢、回、蒙、滿、哈薩克等民族和美、英、法、德、意、日等國的商人。這裡的交易公平合理、次序井然、無尊卑之分，無欺行霸市，大家相互禮讓，呈現的是祥和繁榮。乾隆十年（1745年）六月，乾隆出巡塞北，曾到西溝巡視。隨員張楚俊詩云：“龍旗掩映出皇州，塞北遙瞻盛典修。”一派讚譽溢於字裡行間。陳逢稀詩云：“聖主恩澤駕七巡，游居屢沐翠華春，幾多父老壺漿惠，不動沙場戰馬塵。色目競夸蒙古集，珍奇遠至卡圖陣，自從一統無中外，穩睡華夷百萬民。”詩中一派祥和；那“惠”與的“壺漿”多是美酒，那馬匹踏起的塵埃是繁榮，那詩中的“色目”是外國商人，那“遠至”的“珍奇”，來自恰克圖。清代詩人穆文熙也曾來過西溝市場：“少小胡姬學漢裝，滿身紹綿壓明當。金鞭驕踏桃花馬，共逐單于入市場。”蒙古姑娘穿著紹綿，身著漢族佩飾，隨蒙古部落的首領進入市場，真乃民族融和的美好圖畫。清庭官員查慎行幾次考察過張庫大道。他總結道：“車轍行騰市井囂，百年休養得今朝，黃雲匝地遮沙漠，衰草連岡走駱駝。”詩中描述張庫大道的交易和商旅情景形象逼真。
張庫大道的興盛，促進了張家口城市化的發展。由於商戶、人丁的增加，張家口上下兩堡相對發展，逐漸連成一片。尤其是城堡堅固的張家口堡內，更成了官吏、富商們興建有宅，設立銀行票號的首選之地。以至於今天，堡子里那一處處商人們供奉過的寺廟，那一座座民居四合院，依然透著靈氣，依然訴說著歷史的輝煌。
張庫大道的興盛，也促進了張家口地方工業的發展。
首先是皮毛加工業。當時從草原運到張家口的皮張，大多是在張家口製成半成品，然後向外轉運。張家口的“口皮”行銷國內外，十分有名氣，張家口享有“皮都”之稱。值得一提的是麥穗羔皮，它是當時京、津、滬、港，及歐美等國皮貨店中的珍品。母羊從懷孕到產仔要六個月，在母羊懷孕五個月時，把不足月的羊羔從母羊腹中取出，剝羊羔皮製成麥穗羔皮。這種皮輕薄柔軟，質地細嫩、如綢緞一般，毛成自然彎曲狀，也叫“肚剝羔皮”。
另外，制氈業乃至後來的紡織業，在張家口都曾非常興旺。
蒙古高原的湖泊中盛產鹼土，是提煉純鹼的原料。每年都有老倌車隊把鹼土拉運至張家口，在這裡提煉製成每塊百斤（工業用）或半斤（民用）的塊鹼轉運外地。這些鹼因為在張家口提煉加工，所以叫做“口鹼”。
由俄國運回的粗糙銀器，在張家口冶煉翻模，製成銀元，叫“口平銀”，流通全國。
草原盛產的蘑菇在張家口加工後，叫“口蘑”，是京、津酒店的名菜原料。
製造業以小手工業為主。有蒙靴業、鞍具業、口袋加工業，小型鐵器工業等。萬以蒙靴在草地名聲最響。張家口當時有靴鋪八十家，從業人員二千多人。大多是前店後廠，地點大多分部在西溝、正溝、朝陽洞大柳樹底、後堂巷、鹼店巷一帶。出名的有德盛元、大順魁、公和盛、天盛長等，年銷二十多萬雙。蒙靴料是香牛皮，用絲線縫合。有代式、皂式、烏珠穆沁式，還有大小愛登（蒙語音譯）式，工匠們先製成大樣，然後用鹿皮鑲邊，用金絲線繡出雲紋。鹿皮鑲邊的習俗，緣至蒙古族七世紀前，在大興安嶺漁獵時穿鹿皮靴的習俗，所以，鑲有鹿皮邊的蒙靴比一般蒙靴的價格要高出一倍。一雙鑲有鹿皮邊的蒙靴，在當時可換二頭牛。
此外，由於駝隊和老倌車隊長途運輸的需要，包裝行業，制車修車行業，繩紡行業也曾一度興旺。
清朝末年，以張家口為集散地的張庫大道不斷發展壯大。清政府當年曾因慈禧太后討厭火車的汽笛聲，而下令拆除了外國人修建的北京至青島的鐵路。而1904年，為支持張家口的商業發展，為加快張家口與北京的商品流通速度，清政府又下令建造了北京至張家口的，由中國人自己設計的第一條鐵路。而且要穿越山勢險峻的燕山山脈，而且要讓詹天佑絞盡腦汁發明了自動掛鈎，孕育出“剪子股理論”。此後，我國的第一條國有公路，張庫公路於1918年建成通車。汽車隊取代了駱駝隊、老倌車隊。歷史的車輪，載著經營張庫大道的商人們的竊喜和祈盼，似乎要駛向一個新的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