弭兵之會

弭兵之會，時間是 從公元前591年楚莊王卒，至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的十一年間，晉、楚一方面進行激烈的爭奪，另一方面由於雙方實力下降，已開始進行和平試探。 此後一段時間內，中原地區未發生過大的戰爭，這顯然是有利於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的。但第二次弭兵之會，畢竟是晉、楚平分霸權的產物，“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宋、鄭等國“僕僕於晉、楚之廷”、“苦於供億”(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負擔同樣是很沉重的。

從公元前591年楚莊王卒，至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的十一年間，晉、楚一方面進行激烈的爭奪，另一方面由於雙方實力下降，已開始進行和平試探。
從晉國來說，與楚爭奪，雖有時稍占優勢，但自從公元前583年(晉景公十七年)，晉命魯歸汶陽之田與齊，已引起中小國家的不滿。它雖然討好了齊國，卻侮辱了魯國，也使其他國家“貳於晉”。次年，鄭成公主動來朝時，晉又橫蠻地拘留他，得罪了鄭國。公元前581年，魯成公朝晉，晉疑其親楚，不讓他回國。次年，魯成公被迫接受盟約後，才準其回國。這件事更加不得人心。
正當晉濫施霸威、諸侯多對之有二心時，秦與白狄也乘機伐晉。公元前580年，晉景公卒，子晉厲公立，為穩定局勢，爭取與秦和好，於是晉、秦約定會於令狐(晉邑，今山西臨猗西)。據《左傳·成公十一年》載，晉厲公先至，秦桓公不肯涉河，止於王城(秦邑，今陝西大荔東)。兩國夾河而盟。秦大夫盟晉君於河東，晉大夫盟秦君於河西。秦桓公回來後就背盟，與白狄謀劃伐晉。所以，晉已力不從心，鄭、魯受辱，其他各國貌合神離，存有二心，秦始終抱敵對態度，白狄又時來犯，與楚爭霸已感不支，開始轉向與楚弭兵。
從楚國來說，楚莊王卒，楚共王年幼執政，霸勢轉衰，原中原與國，紛紛倒向晉一邊。子重等一班舊臣雖竭力維持，但與晉爭奪往往處於被動。而子重等又居功自傲，在強敵面前，不顧國家利益，伸手要賞田，目的未遂，又貪婪侵占，終演成內亂。據《左傳·成公七年》載，楚圍宋之役後，令尹子重請取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屈巫，申縣之尹)認為“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楚莊王接受了這一意見，沒有把申、呂賞給子重。子重對申公巫臣懷恨在心。子反要娶夏姬，申公巫臣自己想娶她，出面阻止，這樣又得罪了子反。申公巫臣於公元前589年利用出使齊國之機，攜帶夏姬去齊，適逢齊在鞍之戰中被晉打敗，申公巫臣就奔至晉，晉任以為邢大夫。楚共王即位後，子重(令尹)、子反(司馬)利用特權滅申公巫臣之族而分其家財。申公巫臣怨恨，請出使到吳國，晉景公欣然同意。申公巫臣到吳國後，吳國國君壽夢非常高興。申公巫臣教吳人乘車和戰陣之法，使其叛楚。吳國從此開始伐楚、伐巢(今安徵瓦埠湖東南)、伐徐(今江蘇泗洪南)、入州來(今安徽風台)。“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通中原諸國)”。吳國日益強大起來，對楚國構成嚴重威脅。
晉、楚爭霸，直接受到禍害的是處於中間地帶的宋、鄭等中小國家。這些國家的統治者與廣大臣民一樣，也渴望和平，停止戰爭。第一次弭兵之會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出現的。
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晉景公十八年)秋，晉、楚在激烈爭奪的同時，已試探媾和。據《左傳·成公九年》載，晉景公視察軍府，面見楚俘鍾儀(公元前584年被鄭俘，鄭獻給晉)，與他作了一番友好的交談。範文子建議釋放歸楚，“使合晉、楚之成”。晉景公同意，“重為之禮，使歸求成”。這年冬，楚共王也及時遣公子辰赴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次年(公元前581年)春，晉景公又派大夫糴【艹/伐】聘楚，以“報大宰子商(公子辰)之使也”(《左傳·成公十年》。）夏，晉伐鄭而釋鄭成公回國，這也是在晉、楚媾和氣氛中出現的舉措。
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晉厲公元年)，宋卿華元得知晉、楚兩國使者互訪，謀求媾和，就主動出來斡鏇，促成晉、楚結盟。華元本人與晉正卿欒書、楚令尹子重皆有私交，就先後奔赴楚、晉，“合晉、楚之成”(《左傳·成公十一年》。）其時，晉還謀求與秦結好，夾河而盟。經過華元的努力，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晉厲公二年)五月，晉大夫士燮與楚公子罷、許偃達成協定，盟於宋西門之外，史稱“宋西門之盟”(“華元弭兵”)。盟約說：“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甾(災)危，救備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墜)其師，無克【月乍】國。”(《左傳·成公十二年》。)盟成，衛、魯、鄭等國國君赴晉受命(《春秋·成公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於瑣澤。”瑣澤，晉地。）同年秋，晉遣【谷阝】至聘楚，“且【氵位】盟”；冬，楚亦遣公子罷聘晉，“且【氵位】盟”，相互承認盟約。十二月，晉厲公和楚公子罷盟於赤棘(晉地)。宋西門之盟一時得到了貫徹執行。
宋西門之盟，只是晉、楚雙方暫時緩解激烈爭奪之舉，並未帶來真正的停兵與和平。這才有了第二次弭兵之會(宋蒙門之盟)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子楚康王(前559椙?45年)立。公元前558年，晉悼公卒，子晉平公立，晉、楚關係史，乃至我國古代春秋史，已進入了新的階段。
晉平公新立，為確立霸主地位，即於公元前557年(楚康王三年)會宋、魯、衛、鄭等國國君於溴梁(今河南濟源西)。齊靈公不至，僅派大夫高厚赴會。晉以邾、莒侵魯，又通齊、楚，執兩國之君，高厚害怕，中途逃盟(《春秋左傳·襄公十六年》。）許原已被楚遷於葉，這時見晉勢強盛，許靈公棄楚從晉，遂請遷於晉，許國大夫則反對，晉於是伐許，並進而攻打楚國，以報宋楊梁之役(公元前561年，楚為報晉取鄭，聯秦攻宋，進駐楊梁(今河南商丘東南)。楚公子格率軍與晉軍戰於湛阪(今河南平頂山市西北)，楚軍失敗。晉軍接著攻至楚方城之外，因許未遷，復又伐許而還(《左傳·襄公十六年》。）這是楚康王、晉平公時雙方發生的一次較大的戰爭，但這次戰爭也只是局部性的，晉以自己一國之軍獨進，楚亦未出動主力，且許請遷晉並未實現，所以對雙方影響不大。
此後，晉、楚間又出現弭兵運動。這次弭兵，除原有的因素仍在起作用外，隨著晉、楚雙方與各國形勢的發展，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
晉國早在晉景、厲公時期，內部矛盾就很尖銳，晉厲公本人就是在統治集團內部傾軋中喪命的。晉悼公立，政局一時穩定，但他是依靠網路貴族與對外爭奪，才得以維持其統治的。
晉悼公復強，時僅十六年。卒後，國內矛盾迅速暴露出來。公元前554年(晉平公四年)，晉中軍帥荀偃卒，晉平公以范宣子為中軍帥，主國政。過二年，欒【厭/*4/5〗黑/-*4/5〗】卒，其妻欒祁(范宣子女)與家臣私通，懼子欒盈，向其父范宣子誣陷欒盈將作亂。欒盈好施捨，頗得人心，范宣子聽信了欒祁的話，就逐欒盈，殺其黨十人(皆晉大夫)(《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盈先奔楚，後奔齊。公元前550年(晉平公八年)，欒盈在齊莊公幫助下，潛入曲沃(欒邑)，因得魏紓掩護，晝入晉都絳(今山西侯馬市)。范鞅挾持魏紓入宮，欒氏孤立無援。范宣子焚“丹書”(《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杜註：“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丹書，以紅色書於簡牘。”)，使奴隸裴豹殺欒氏家臣督戎。欒盈失敗，固守曲沃。晉國這次內亂，充分暴露了晉六卿(趙氏、魏氏、韓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專權，勾心鬥角和矛盾重重的局面。晉平公聽命於眾卿，君權日弱。欒氏雖被鎮壓下去了(《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盈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然晉卿大夫之家權力日重，公室日卑，國力下降。
晉國的外部形勢也日益陷於被動。據《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范宣子為政，征諸侯之幣重，鄭子產致書范宣子說：
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即子產)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指晉)，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昧昧)也!將焉用賄?(《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只得減輕諸侯之幣。范宣子死後，趙文子(趙武)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說明晉對從國勒索是很苛重的，以致鄭子產致書抨擊。晉為了改善與各國關係，也一再減輕各國進貢數量，申之以禮，藉以緩和與盟國的緊張關係。
晉雖一直希望與秦修好，而秦則始終親楚而敵晉。在楚、晉相爭中，楚幾次得到秦軍援助，使晉受到極大的壓力。公元前559年，晉會同中原各國軍隊大舉攻秦，至涇(涇水，或涇水渡口)，都不肯渡水。後雖渡過涇水，但晉下軍帥欒【厭/*4/5〗黑/-*4/5〗】竟抗命，率其部東歸。中軍帥荀偃無奈，只好命令全軍撤退。此役勞而無功，晉人稱之為“遷延之役”(《左傳·襄公十四年》。）秦親楚與晉為敵，對晉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晉對齊雖採取謹慎與拉攏政策，但齊國一直把矛頭對準晉之與國魯，從而引發與晉的直接對抗。從公元前558年(晉悼公十六年)起，齊連年攻魯之北鄙，並使邾攻魯之南鄙，還公然不與晉之會盟(公元前557年溴梁之會)。公元前555年(晉平公三年)，晉聯合魯、宋等盟國大規模地攻打齊國，圍齊都臨淄，東侵及濰水，南略及沂水(《左傳·襄公十八年》。)。齊被迫與晉講和。公元前550年(晉平公八年，齊莊公四年)，齊先助晉欒盈返晉，繼而出兵伐晉，深入晉國腹地，及聞欒氏敗，才收兵而歸。次年，晉會各國將伐齊，齊乞師於楚，楚康王即“伐鄭以救齊”(《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8(楚康王十二年，晉平公十年)，齊莊公被崔杼殺，齊景公新立，晉等又乘機伐齊，齊又被迫賂晉請和。晉、齊雖和，但齊的威脅依然存在。
晉平公即位後，面臨國內矛盾重重、國外楚、秦、齊威脅，屬國又恐生二心，故公元前548年，不得不改變政策，對屬國以禮相待，減輕求索，並進而考慮與楚再度弭兵。
前已指出，楚自鄢陵之戰失敗後，已漸走下坡路，與晉爭奪與國時，往往處於劣勢。在此同時，楚國國內的社會矛盾和鬥爭也日益尖銳複雜。楚在鄢陵之戰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二卿相惡”(指令尹子重與司馬子反)(《左傳·成公十六年》)，內部傾軋，指揮不力。其後，右司馬公子申，居功自傲，“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左傳·襄公二年》)，對外受賄賂，在內又爭權，結果被殺。令尹子重卒後，繼任令尹的子辛，又對小國求索無厭，任令尹不過二年又被殺。此兩人被殺，《春秋》均予以醒目記載，反映了楚國統治集團的驕奢淫逸，已達到了何其嚴重的程度。楚共王卒，楚康王初立，為了整肅政紀，曾對統治集團成員作了調整，“以靖國人”(《左傳·襄公十五年》。）但在新任九位大員中，五人為公子，餘四人為世族，實際上是在公族大姓之間進行調節平衡，實現權力再分配。其間，公子午(子庚)任令尹，政績平平，公元前555年(楚康王五年)，子庚死，楚康王要任命子馮為令尹，子馮先徵求申叔豫意見，申叔豫說：“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多寵”，指的是公族大姓勢力強大，左右國家政局；“王弱”，說明楚共王死了以後，王權也開始削弱。
楚共王即位以來，楚國政治還出現了一個突出的嚴重問題，即公族與世族及世族之間爭權奪利、相互傾軋激烈，造成一些世族逃往晉及其他國家，為客國效勞。據《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在第二次弭兵前夕，蔡聲子(公孫歸生)在同令尹子木的談話中，詳盡地列舉了楚國自楚共王以來世族外逃，給楚國帶來嚴重危害的事例。他考察晉、楚相爭實際，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他告誡子木：“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他希望楚國統治者勤賞、畏刑、恤民，實行禮治，再不要濫刑逼使大夫逃往他國。蔡聲子的話剌痛了子木和楚康王，使他們不能不感到憂慮，轉而考慮與晉弭兵。
楚申公巫臣自教吳叛楚後，楚、吳關係一直緊張。楚既北爭中原，與晉正面對抗；在東方又與吳結仇，更使自己陷於被動。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楚國為了打擊吳國，令尹子重在出兵之前先行演習，挑選軍吏、士卒，大規模地進行東征。結果為吳所敗，吳取駕(今安徽無為境)，楚人咎子重，子重心疾發而死。這年夏，晉會諸侯於雞澤，吳王壽夢未赴會，但過兩年，吳王壽夢則派使者去晉致歉，請與晉及中原諸國通好。從此，吳與晉等結盟，進一步與楚為敵。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吳即乘喪攻楚，結果失敗。晉等國雖應吳請出兵攻楚，然因各國意見不一，結果中途作罷。公元前559年(楚康王元年)，楚康王即位，即命令尹子囊伐吳，吳軍不出，楚軍回還途中失去警戒，結果被吳自皋舟之隘攔腰截擊，楚軍不能相救，被打得大敗。子囊回來後不久就死去了，臨死前囑咐子庚(繼任令尹)：“必城郢!”要子庚築郢城以備吳(《左傳·襄公十四年》。《續漢書·地理志》劉昭注云：“江陵縣北十餘里有紀南城，楚王所都。東南有郢城，子囊所城。”)。楚國兩任令尹均為戰吳而死，楚人不能不以此為訓，故一段時間內，楚持鄭重態度，再未貿然出擊。直至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十一年)夏，楚經訓練成水軍後，才出動水軍攻吳，但因不設賞罰，軍政不善，“無功而還”，此即為楚、吳舟師之役(《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冬，吳召舒鳩(楚之屬國，今安徽舒城)叛楚，楚康王親自領軍討伐，舒鳩否認叛楚，楚康王領軍還。次年秋，楚令尹子馮死，舒鳩又叛楚，楚新任令尹子木率軍攻討，吳軍來救，被楚軍打得大敗，遂滅舒鳩。冬，吳王諸樊率軍伐楚，攻巢(今安徽瓦埠湖南)，被楚巢牛臣射死(《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康王聯合秦軍伐吳，至雩婁(今河南商城東)，聞吳有備而還，轉攻鄭(《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由此可見，自楚共王以來，晉聯吳攻楚，使楚面臨晉、吳北、東夾擊，已日益疲於應付，陷於困境。楚康王雖力圖略吳，並取得一些勝利，但終無法擺脫吳的嚴重威脅。
綜觀上述，無論是晉國還是楚國，自鄢陵之戰後，國內政局不穩，盟國不堪忍受沉重的需求勒索，離心日顯，都無力繼續發動大規模的戰爭，都想息兵罷戰，把原來的弭兵運動變成現實。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晉平公十年)，晉趙文子(趙武)執政，採取“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政策，就是基於對楚等國傾向於弭兵的分析得出來的。他對穆叔說：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指子木)。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這就是說，今後對各國減少勒索，和楚國停止武力相爭，轉向以“禮”相待，弭兵是可以實現的。趙文子不失為一位頭腦清醒、注重實際的政治家。
第二年，即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會同陳、蔡伐鄭，鄭卿子產認為“晉、楚將軍，諸侯將和，楚王是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寧可讓楚國攻伐也不抵禦，從而讓弭兵願望早日變成事實。子產的這種態度，也不失為一明智之舉。
宋國左師向戌也認識到弭兵已是大勢所趨勢，他本人又與晉趙文子、楚令尹子木友善，“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遂於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四年，晉平公十二年)，先至晉提出弭兵問題，趙文子與諸大夫商議，韓宣子說：
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8〗【艹/*4/8〗甾/-*4/5〗】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之矣。(《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晉國同意。至楚，楚國亦表示贊同。至齊，齊人先猶豫，後考慮到晉、楚均同意弭兵，又怕失去民心，也就同意了。告秦及其他國家，都表示贊同。於是這年秋十月，楚令尹子木、晉卿趙文子與宋平公、滕、邾之君，以及齊、魯、衛、陳、蔡、鄭、曹、許國大夫盟於宋都商丘蒙門(東北門)。秦同意弭兵，但《春秋左傳》未記其代表出席會議，可能與遠處西陲，交通不便有關。據《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載，各國隨來軍隊以籬笆編織為牆，不為壘塹，以示友好。晉、楚軍隊分處北、南兩頭。經向戌斡鏇，晉、楚雙方達成協定，規定“晉、楚之從交相見”，即晉之盟國要朝楚，楚之盟國要朝晉，奉晉、楚為共同霸主；秦、齊亦大國，秦不朝晉，齊亦不朝楚。邾、滕分別為齊、宋之屬國，故不與盟。
盟會期間，雙方明爭暗鬥，氣氛很緊張。晉人見“楚氛甚惡，懼難”，甚至作好撤退準備。
在歃盟時，“晉、楚爭先”，“楚人衷甲”(甲在衣中)，各不示弱。晉臣叔向(趙文子副手)委婉地勸趙文子“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楚令尹子木於是首先歃血盟誓(先歃者為盟主)。此即第二次弭兵之會，亦謂“向戌弭兵”或“宋蒙門之盟”。
次年夏，齊、陳、蔡、北燕、杞、胡、沈、白狄等國國君朝晉；冬，魯、宋、陳、鄭、許等國國君朝楚(《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宋蒙門之盟得到認真貫徹執行，標誌著弭兵運動的成功。
宋蒙門之盟是宋西門之盟的繼續。如果說宋西門之盟是弭兵運動的先聲，那么，時過三十餘年後的宋蒙門之盟，弭兵運動則終成事實。此後一段時間內，中原地區未發生過大的戰爭，這顯然是有利於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的。但第二次弭兵之會，畢竟是晉、楚平分霸權的產物，“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宋、鄭等國“僕僕於晉、楚之廷”、“苦於供億”(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負擔同樣是很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