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里滿蒙文石碑

庫里滿蒙文石碑

滿蒙文石碑,坐落在吉林前郭縣新豐鄉庫里屯前,俗稱“庫里碑”。碑文為滿蒙兩種文字。1981年,省人民政府批准此碑為吉林省第二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定名為“滿蒙文石碑”。1981年和1982年,吉林省文物工作隊和前郭縣文化局兩次進行聯合調查。經翻譯,此碑全稱為“追封忠親王暨忠親王賢妃碑”。

簡介

地址

碑址南距縣城前郭鎮35公里,東距第二松花江約15公里,與原扶餘縣相鄰。北約9公里即嫩江下游,與黑龍江省肇源縣(原郭爾羅斯後旗)隔江相望。西2.5公里的長(春)白(城)鐵路,從長山鎮南北通過。這裡地處松嫩平原,土地肥沃、水草繁茂、庫里泡是著名的產魚區。

庫里屯

庫里屯,被南北兩條漫崗環抱,形成四周略高的橢圓形淺盤地勢,庫里屯坐北朝南散落在“淺盤”北側起伏的坡面上。屯南,有一條東北西南走向的寬約400米,長約2000米的沼澤地。傳說,過去這裡是一片泡澤,東北角崗上有一股清泉長年不斷流入泡內,每逢盛夏泡中蓮花盛開,侵人肺腑,周圍風光秀麗,景色宜人。滿蒙文石碑就矗立在這“蓮花泡”的北側土崗下,由於年深日久,清泉和蓮花早已失去了它的影跡,現由一條大壩將其南北分開,西部成了長山熱電廠的蓄水庫,大壩東側約30米,北距屯約150米處即石碑遺址。與石碑一起原有一廟址,二者呈一條直線相連,現仍能看出殘跡。現遺址基高1.2米,南北約30米,東西60米,舊址及周圍散布著許多泥質炭色碎磚斷瓦及少量清代瓷器殘片。在十年浩劫中,碑額、碑身和碑座又被移動扔為3處。碑身斷為兩截。

形態

構成

石碑由碑額、碑身、碑座三部分組成,通高5.82米。

碑額

庫里滿蒙文石碑 庫里滿蒙文石碑

 碑額呈長方體,頂端兩角略圓,高145厘米,寬130厘米,厚40厘米。額正、背兩面各由兩條相互盤繞的幡龍組成,雙龍肢前下撐,互被對方尾部所卷,後爪共蹬一球,翻騰於雲水之中,龍俯首向下,張牙瞠目,眼突眶外,粗獷勇猛,有施舞再起之勢。球的下方,有一豎長45厘米,橫寬40厘米呈長方形的凸起平面,上用雙線陰刻兩行長短不等印刷體滿蒙文5個大字,漢語意為“敕立”之意。左側兩個是新滿文,右側三個是古蒙文,最長者17厘米,最短者10厘米,下方至碑額底部12厘米寬皆為精雕雲水圖案。

碑身

碑身呈板狀長方體,高292厘米,寬125厘米,厚34厘米,碑身正面四周寬為125厘米的雲龍浮雕圖案,內刻有小龍12條,上、下各2條,左、右各4條。每條小龍長約52厘米,龍身凸出碑面約1.5厘米,朵朵流雲與碑面相平。上下4條小龍,每組各2首相對,直奔1珠;左右8條,皆頭向上身朝內,各逐1珠。龍鬚發倒卷,張牙舞爪,飛騰於流雲之中,形象逼真,所逐球上,火焰飄飄,礫礫生輝,富有生氣。碑面上,從上到下,從左到右,並排有15豎行共383個字,單線陰刻,為印刷體滿蒙2種文字。左側7行為滿文,共182個字。右側8行為古蒙文,共201個字。每種文字第一行皆為“追封忠親王暨忠親王賢妃碑”,尾行皆為“大清國順治十二年五月初七立”。其字跡清晰,刀法純熟,字型遒勁有力,雖經數百年,仍然內容完整無損。只由於人為破壞,將下部龍紋框線拖磨至損。

背面

碑身背面的四周和正面一樣,亦為雲龍浮雕,中間無文字。碑座為一完整巨石雕制而成的石龜。首尾長310厘米,高145厘米,;最寬處132厘米。龜四足撐地,昂首向前,張口露齒,舌微上翹,兩眼前視,神態自若,大有千年負重而無怨恨姿態。身上紋飾雕刻精美,使石龜更加栩栩如生。

碑質

碑質為火成岩。碑額、碑座呈淺褐色,碑身呈深灰色。整個石碑造型得體,雄偉壯觀,其紋飾嚴謹,布局緊湊,刻工精細,主次分明,藝術處理十分巧妙。

石碑譯文

碑文漢譯如下:

追封忠親王暨忠親工賢妃碑

帝王恭賢尊功,必崇封宏世,憲前而存後,廣開親親之道,銘於鐵石,宜究本以示意。

聖母明聖仁上恭恂皇太后:

王考妣育吾者也,思稽其本,祖獲福而子來端,祖母榮貴而福生焉。爾子後濟此封王,授以洪恩,今理祖母遺體,念德崇恩,並立冊文,追封祖父為忠親王,祖母為忠親王賢妃,立碑於墓,永存後世,仁親薦恩。

大清國順治十二年五月初七日立

歷史連結

庫利屯的由來

據偽滿民生部厚生司教化科康德八年(1941年)10月編輯的《滿洲古蹟古物名勝天然紀念物彙編》“郭爾羅斯前旗”條所載:“賓圖妃墳”在“塔虎庫利屯”,“謂前清順治年間,該賓圖妃作故,由達爾罕王擇選瑩地至本旗庫利屯地方安葬修廟,同留墳丁十戶管理祭祀事宜”。“賓圖”2字蒙語發音是“Bingtu”,此乃是音譯,其意譯應為漢語之“穩重的”、“敦厚的”,或“厚道的”,仍屬敬詞“賢”之意。“賓圖妃”和碑文中“賢妃”是一致的。庫利屯,即庫里屯。“庫里”蒙語發音為“hur”,“墳墓”之意,由此而知,庫里屯即是由這十戶墳丁繁衍而立。現在屯中趙姓、高姓、包姓等蒙古族,多是當時墳戶的後代。

忠親王其人

忠親王,博爾濟吉特氏,名寨桑,清初內蒙古科爾沁部貝勒。《清史稿.外戚表》載:“孝莊文皇后父寨桑,莽古斯子。順治十一年五月壬辰,追贈和碩忠親王”。《清史稿.列傳.后妃》也有同樣記載:”孝莊文皇后,博爾濟吉特氏,科爾沁貝勒寨桑女,孝端皇后侄也。天命十年二月,來歸。崇德元年,封永福宮莊妃。三年正月甲午,世祖生,世祖即位,尊為皇太后。順治十一年,贈太后父寨桑和碩忠親王,母賢妃”。忠親王寨桑就是清世祖順治皇帝外祖父,忠親王賢妃,即順治皇帝的外祖母。兩人死後,於順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被皇帝追封為和碩忠親王和賢妃,順治十二年五月初七日,按順治皇帝旨意,由他們的長孫和培立碑於墓前。

據《蒙古世系》一書載,忠親王寨桑有四子,唯其第四子滿珠習禮尚郡王,授和碩額駙、“封扎薩克多羅馬圖魯郡王”,“賜達爾漢號”,“晉和碩達爾漢巴圖魯親王”。領科爾沁左翼三旗及郭爾羅斯二旗。康熙四年(1665年)卒,由其長子和培繼承親王位,兼扎薩克。忠親王其他諸子亦皆有封爵。

寨桑女孝莊文皇后,清大宗皇太極妃,她生了清世祖福臨,在順治朝稱太后,康熙朝稱太皇太后,活了七十五歲,是清早期著名的大後,她“為人精明能幹”,入關之初,她輔助幼年的順治皇帝,周旋於睿親王工多爾袞、鑲蘭旗旗主濟爾哈朗等權勢集團之間,度過了許多次險惡的政治風波,使政權復歸於自己的兒子。她“在滿族親貴中極有威望”。康熙皇帝親政以後,她又輔佐年僅十四歲的康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剪除了“專權擅政”的滿族權貴鰲拜,“扭轉了倒退的政策趨勢”,為清初的政局穩定、統一,做出了貢獻。

後金至清初,滿族統治者為鞏固後方,全力攻明,對北方蒙古各部採取聯姻政策,加強其血緣關係,因此有不少後、妃、福晉來自蒙古各部,特別是科爾沁部。孝端文皇后,孝莊皇后姑。敏惠恭和元妃,孝莊皇后姊。三人同歸大宗皇太極。同樣,太宗及太宗以後,也有很多清室公主下嫁到科爾沁部。哲里木盟各旗在清朝統治時期的地位是十分重要和突出的。除和滿清王朝保持姻親關係外,科爾沁台吉奧巴等曾最先歸附後金,並且戰功卓著。據《清史稿》載:“天聰二年(1628年)會大軍征察哈爾。三年,從征明,克遵化城,圍北京。五年,圍大凌河。十年(1636年)春,大軍平察哈爾,獲元傳國玉璽。奧巴子土謝圖濟農巴達禮偕台吉烏克善、滿珠習禮、布達齊、洪果爾……及扎賚特、杜爾怕特、郭爾羅斯……諸部長來賀捷,”同年四月,皇太極建元崇德,賜科爾沁部“親王、郡王、鎮國公爵有差”。順治元年(1644年),科爾沁“偕扎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兵隨睿親王多爾袞入山海關,……二年,隨豫親王多鐸定江南……”。因此,順治十三年(1656年)“上以科爾沁及扎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諸扎薩克歸誠久,賜敕曰:爾等秉資忠直,當大祖、太宗開創之初,誠心歸附,階職效屏藩,太祖、大宗嘉爾勳勞,崇封爵號,賞賚有加。……心意和諧,如同父子……朕世世為天子,爾等皆世世為王,享富貴於無窮,垂芳名於不朽。科爾沁以列朝外戚,荷國恩獨厚,內扎薩克二十四部首。”清制,親王俸銀有別,外藩親王每年俸銀2000兩,俸緞25匹;科爾沁親王俸銀2500兩,俸緞40匹。這是蒙古族其他各部所不可比擬的,正因為這樣,乾隆年間,科爾沁貴族把自己的部族與清朝的關係作了一番描述,“奇渥王孫奕葉昌,分封內外姓名揚;婚姻帝室百年久,屏斡中華萬里長。傳世金貂綿胄子,歸朝白馬詠賓王;休夸本族恩榮重,部下朱伸亦寨桑”,由此而言,忠親王暨忠親王賢妃碑,從考古、歷史、民族、語言文字角度看,它為研究清初科爾沁與清王朝的關係,都將提供重要實物資料。

庫里滿蒙文石碑的傳說

關於此碑,當地傳說很多,該碑是科爾沁部達爾漢王為清世祖順治帝的奶姆所立。奶姆死後,被封為“賓圖妃”。由於其奶姆是郭爾羅斯部蒙古人,死後由北京遷葬於此。後來,賓圖妃的女兒曾來弔祭,哭死在這裡,被葬在西山上。以後,她的兒子又來祭祀,祭後外出行獵時失蹤了,後來在山南側找到一隻靴子,亦由達爾漢王建“靴子廟”以紀之。

經實地調查,距此碑西約1.5公里長山熱電廠北側山坡上,有一清代“公主陵”遺址,1946年遭破壞。現只能見到零星殘磚碎瓦。此碑南約4公里的山崗南卡倫店屯東約半里的山崗上,亦有“靴子廟”遺址,地表面散有很多青灰色泥質瓦殘塊。據卡倫店89老農民齊山回憶,此廟為歇山式磚瓦結構,四周築有圍牆,前有門樓。廟內有石碑一座,上為“九眼透瓏”碑額,方跌,碑上漢字(還有其他不認識的文字)寫有“追封福王碑”及”大清崇德二年秋吉日立”等字樣。此碑與廟同時於解放初被破壞,石碑被鑿成磨盤。

庫里滿蒙文石碑 庫里滿蒙文石碑

滿蒙文石碑原有碑亭,系四角攢尖磚瓦結構。亭後是一寺院,外有青磚圍牆。前有門房三間,中為門,左右有關平。周倉泥塑像。院內正庭三間,內供關帝像。據民眾講,解放初此陵遭破壞時,關帝像下曾有一磚室墓,深約三尺,長寬記不清,內有一木棺,棺內有一暗黃色鑲嵌金、銀飾片的骨灰盒,中有屍骨數塊。同時還出土很多金、銀器。可辨別的有銀盆、金耳飾、金碗、金筷子等遺物。 此碑附近的清代遺址較多,“公主陵”和“靴子廟”的傳說雖無確鑿證據,但兩處遺址尚存。齊山老人記憶的靴子廟裡“追封福王碑”及”大清崇德二年秋吉日立”和《清史稿》記載的忠親王寨桑父被追封福親王的情形倒很相符。《清史稿?外戚表》載:“孝端文皇后父莽古斯,姓博爾濟吉特氏。世居科爾沁左翼中旗。崇德二年六月庚寅,追封和碩福親王”。追封后一年立碑,時間上是合理的。父、子碑相距之近,地理上也是可能的。

意義

庫里一帶清初碑址、陵址、廟址甚集中,且多與達爾漢王有關,這為研究清代科爾沁蒙古的歷史及郭爾羅斯部之間的關係,以及兩部同滿清王朝的關係和發展,無疑將起重要作用。

滿蒙文石碑,是我省清代碑刻中規範較大,雕工精細,藝術處理比較完美的石碑之一,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碑文的滿文與蒙文也將為研究滿蒙兩種民族文字的發展、文化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經吉林省文化廳決定,1983年內撥款在原地粘接修復,並建保護圍欄樹立標誌說明,恢復其歷史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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