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勞工黨：構建民主的社會主義
劉雲山會見巴西勞工黨代表1978 年，巴西的「經濟奇蹟」已經走到了盡頭，而收入不均所導致的嚴重的社會成本，也已經變得很難令人忍受。天主教會已經堅定地採取行動反對軍事政權。忠於解放神學的進步的教會部門，正在積極組織基本教派基督徒小區 (Basic Christian Communities)、街坊組織 (neighborhood organizatoins)、農民和印第安人運動、以及農業工會(rural trade unions)。由於正處於種種壓制的條件底下，多數的社會運動以種種分散的(decentralized)團體的形式暗中進行組織工作。
令巴西軍事統治當局感到驚奇的是，在1978 年 4 月，工人竟然造反了。汽車工人罷工，把全國最工業化的聖保羅地區的 14 萬名金屬製造工人(metal workers)卷了進來，並且迅速地擴散到全國各地和整個經濟體系；在幾個禮拜裡面，50 萬名工人罷了工。1978 年的罷工，對於工人階級有著深遠的衝擊：它把恐懼感粉碎了。廣泛的民事不服從運動(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在提高薪資和解除軍方反罷工之立法的合法性方面，同時取得成功。1978 年的罷工運動，也把劉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LuisInacio [Lula] da Silva)確立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個新型領袖；後者是聖保羅市郊之聖貝爾納多杜-坎普(Sao Bernardodo Campo) 和迪亞德馬(Diadema)的金屬製造工人工會的主席，盧拉既有魅力，又能在露天的集會中吸引數以千計之工人的注意力，同時卻又深深地執著於大眾參與(rank-and-file participation) 之理想，於是很快地就成為巴西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
1979 年，巴西有 300 萬以上的工人，為爭取較好的工作條件並反對軍事政府所施行的嚴苛的薪水緊縮政策，進行了罷工。空前的罷工浪潮席捲全國，不管是在都市還是在農村，都給一個以強烈的大眾參與和在工作場所進行組織工作為特色的嶄新的工會主義設立了舞台。工人在自己的小區裡面已經學會了組織工作，他們成立街坊協會(neighborhood associations)來動員居民，有效地向政府施壓，要求後者回響他們的要求。這些街坊組織和新的工會運動結合起來，建立了巴西有史以來最廣泛的草根運動。
然而，到了快要接近 1979 年的年底時，很多任務會和小區的領袖，對於光靠草根組織來扭轉政府之既定政策的可能性，開始發生懷疑。工人發現自己有可能推翻某些壓制措施並取得一些讓步，卻無法改變政府的基本經濟政策。1979 年的罷工使運動者得到這么一個結論：社會運動不夠用。除非工人能夠有效地組織一個政治仲裁工具(an instrument of political mediation)，否則他們想要改造(transform)經濟的努力將會無補於事。工人用罷工所獲得的成果，有可能一下子就被降低薪資的政治措施所抵消。
激進的運動者在一系列的座談會和討論會中，分析了巴西的資本主義制度，並為工人階級運動設計了種種候選方案。這些會議所湧現的最重要結論之一乃是：工人需要這么一個政黨，它既可以和各種草根運動保持深刻的關聯，又可以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參與制訂國家政策的鬥爭。必須建立這么一個政黨，它既有足夠的彈性來含蓋活動於種種草根組織中而擁有不同政治觀點的運動者，而同時又有足夠的強度來和資產階級政黨競選民選的公職。也必須建立這么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它可以反映巴西工人的經驗，在工作場所和街坊進行日常鬥爭來建造社會主義。因此，1979 年，勞工黨(PT; Partido do Trabalhadores; Workers'Party)成立了：
「勞工黨的理想隨著這一擁有廣泛基礎之新型社會運動的發展和加強而興起，這一社會運動現在正從工廠擴展到街坊，從工會擴展到基本教派基督徒小區，從生活費用運動(Cost of Living Movement) 擴展到居民協會(dwellers Associations)，從 學生運動 擴展 到 專業協會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從黑人運動擴展到婦女運動以及諸如為爭取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s)權利而鬥爭的其它人士。」 【注1】
九年以後，這么主張社會主義、這么激進、而又這么年輕的勞工黨，在 1988 年 11 月的市級選舉中，使一些政治觀察家跌破了眼鏡，因為它在像聖保羅、桑托斯(Santos)、維多利亞、和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之類的大都市當中取得了勝利。人口 143 萬的聖保羅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工業中心，也是巴西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關鍵。桑托斯和維多利亞都是巴西最大的港埠之一。而阿雷格里港，這個南巴西南奧格蘭德州(Rio Grande do Sul)的首府，乃是南方最重要的工業和文化中心。PT 也贏得其它 30 個重要的市政府，而在里約熱內盧和貝羅奧里藏特 (Belo Horizonte)這兩個關鍵性的州府，也非常非常地接近勝利。此外，相當接近的的得票數，也顯示了 PT 在亞馬孫(Amazon)地區的勢力。
1989 年 11 月和 12 月，巴西舉行了三十年來第一次的自由及直接的總統選舉。在第一回合中，盧拉在 22 名候選人當中以 1,160 萬的票數排名第二。在第二回合中，盧拉得到這么一個廣泛的聯盟的支持，它包括民粹主義的民主工黨(PTD; Partido Democratico Trabalhista; Democratic Labor Party)和巴西民主社會黨 (PDS; Partido Social Democratico Brasileiro; Brazil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前者的候選人是萊昂內爾‧布里佐拉(Leonel Brizola)，他得到 1,120 萬票，排名第三；後者的候選人是馬里奧‧科瓦斯(Mario Covas)，他得到 780 萬票，排名第四。盧拉在這個決定性的選舉中輸給他的保守派對手 ── 費爾南多 ‧科洛爾‧德梅洛(Fernando Collor de Mello)。雖然科洛爾的基礎較小，但是因為有了本國和國際資本以及巴西最大電視網作後盾，最後，科洛爾還是以 53％的得票率取勝了。
雖然盧拉的選舉失敗，但是，一個勞工領袖，有著堅強的社會主義政治主張，卻己取得了 3,100 萬票。這一個結果，穩固地把 PT 建成一個不只是（在左派當中有其一清二楚之霸權的）巴西最重要政黨之一，而且是國際上舉足輕重的政黨。
勞工黨來自何方？
勞工黨是巴西經濟和社會的巨大不平等的直接後果。1988 年時，人口中最富有的 20％，占有國民所得的三分之二；最富有的 1％所占有的數額，和最貧窮的 50％所占有的一樣多。 1989 年時，雖然每人平均的國民所得超過 2,000美元，但是在三分之一以上的巴西家庭中，每人所得只有 180 美元。在這種型式的不平等情況下，貧窮所引起的營養不良成為巴西極高的死亡率的頭一個原因；這個死亡率是每 1,000 名活生下來的嬰兒中有 65 名死亡，它遠比下列的鄰國為高 ── 例如委內瑞拉(36)、阿根廷(33)、或烏拉圭(27)。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大約有 1,000 萬的巴西人，吸取少於生存所需要的每日最小營養額。政府的統計資料表明，有 3,200 萬的小孩，生活在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之中，而 700 萬以上的小孩，則被遺棄在都市的街頭。PT 深切地承諾要來改造這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結構，而這些結構是要為 80％巴西人口的日益惡化的悲慘境況負責的。
勞工黨不只提議要立即實行經濟改革計畫以便重新分配所得，它乃是一個以達成工人階級之醞能(empowerment)為己任的組織；這些工人由於長期持續的歧視和不平等的型式，已經被否定了民主參與〔的權利〕。PT 已經把機會提供給被壓迫者，使他們重新取得發言權、建立其尊嚴、並贏取對其權利的承認。那些到了要決定預算、發展計畫、財富和所得的分配、以及都市和農村的財產保有權(property tenure) 等等事情時就一直被排除在外的人，現在發現，他們有可能參與決策並體驗到來自集體組織的力量。就像盧拉在 PT 的總統競選政見的導言中所寫的：
「如果人民的力量（還有隨它而來的喜樂）不能被自由地表達出來，巴西是不會有前途的。如果要我用一句話來總結我們的綱領的意義，則我要說：我們要重新組建(reorganize)巴西社會，把領導的角色賦給生活在勞動界(world of work) 的那些人。它是一個激進的綱領：教師、工人、醫生、藝術家、鄉下的男女、作家、橡膠樹的取汁工人、記者、漁夫、小企業主、工程師、以及其它類似上面的人，用他們的勞動來建造當前的社會。正是為了他們，我們必須建造未來。我們無法想像沒有他們的巴西，而同時，我們也不要一個反對他們的巴西。這是勞工黨帶來的最偉大的信息。」
PT 的根子不只在於社會、經濟方面。PT 的政治策略已經在巴西工人階級運動所累積的歷史經驗上面建立起來，尤其是在對赫特利奧‧巴爾加斯(Getulio Vargas)之民粹主義遺產和巴西共產黨遺產的批判上面。
赫特利奧‧巴爾加斯在一次建立權威主義和各階級合作主義(authoritarian and corporatist)新國家(Estado Novo; New State)之政變以後，於 1938 年在巴西第一度取得政權。巴爾加斯是一個欣賞墨索里尼的魅力型領袖，他模仿墨索里尼的《勞動憲章》(CARTA del Lavoro)去制訂巴西的 1945 年《勞動法典》 (LaborCode)。《勞動法典》的各階級合作主義措施，把工會和國家聯接在一起，給與勞工部長 (Ministry of Labor)權利去認可工會、解散工會、干涉選舉、把工會職員攆走、並控制關於財務、預算、及議價權等等事項。
《勞動法典》也禁止在總聯盟(central federation)裡面成立工人的橫向組織。整個結構意味著要把民間社會的組織和國家聯接在一起，形成一個各階級合作主義的金字塔，並從而防止工人的階級意識。在 1946 年推翻巴爾加斯到 1964 年發生軍事政變之間的時期，巴西這個形式上民主的政府，並沒有嚴格執行《勞動法典》，而工人則在相對較有彈性的氣氛底下從事組織，因為民粹主義政府尋求工人階級對其政策的支持。然而，《勞動法典》本身從未被廢除過。 1964 年以後，軍事政府把《勞動法典》中對於組織工作的一切限制，不折不扣地加以實施：控制工會預算、注消很多任務會、並把不遵守軍方所施行之政策的一切工會職員攆走掉。
在新國家獨裁被推翻之後，巴爾加斯創立了巴西勞工黨(PTB; Partido Trabalhista Brasileiro)，繼續在巴西扮演一個民粹主義領袖的角色。PTB 居間斡〔ㄨㄛˋ〕鏇工人階級的要求，並提供一個政治機制(mechanism)去動員工人支持某些特定的民粹主義領袖和改革計畫。這個黨和遭受國家控制的工會聯接在一起，而工會運動者則定期地被增選(co-opted)到種種政府機關裡面，去和政府的政策合作。PTB 的主要特徵是，它是一個動員的而非組織的政黨；它動員工人去選舉魅力型的民粹主義領袖並支持他們的政府，而不去建造種種屬於工人的自主的政治組織並增進階級意識。在民粹主義政治的大架構內，沒有什麼餘地可供工人階級來扮演自主的政治行動者的角色。
在 1979 年創立 PT 的工人階級的領袖們，對於各階級合作主義和增選(co-option)、以及尾巴主義(Clientelism)的危險是一清二楚的。他們的政治經驗紮根於過去的組織活動，那時的工會根據巴爾加斯的《勞動法典》設立起來，受到政府嚴格的控制。1964 年以後的工人階級運動，已經組織了反對工會的團體，來和政府指派的工會官僚戰鬥，並尋求一個在工作場所組織一般大眾的候選形式。很多天主教會為了回響經濟和社會的不平等以及鎮壓，已經進入反對陣營，並把街坊協會、媽媽俱樂部、以及基本教派基督徒小區的工人組織起來。農民暗中聚會，學習如何來防衛他們的土地權(right to land)，並為農業工人爭取較好的條件。巴西的諸多社會運動，都對於以演習領袖和集體決策的方式來從事大眾醞能(popular empowerment)，有深刻的共同承諾。此外，對於組織之自主的追求，也許是把所有的工人階級團體團結起來、在 1964 年以後反對軍事政府的關鍵性成分。【注2】
通過這么一個歷史的透視可以看出，這些工會運動者和小區組織者一致地希望避免建立一個以民粹主義架構作基礎的政黨，並且有意把工人從在台後從事動員的地位，推向第一線從事組織工作，而成為一個獨立的主要的政治行動者。這一個自主和醞能的地位，在 1979 年盧拉和布里佐拉的一次意見交換中，也許表達得最好吧。那時，巴西民粹主義遺產的最重要繼承人布里佐拉，正企圖說服盧拉去加入他那重建傳統的 PTB 的工作。布里佐拉說：「我們已經到了河岸，現在，我們作為領袖的有必要向人民指出，要在什麼地方渡河。」盧拉回答說：「我認為現在正是人民自己應該學習在何處以及如何游泳的時刻了。」在「人民應該學習在何處以及如何游泳」的構想之下，勞工黨(TP)誕生了。
勞工黨的創始人也吸收了巴西共產黨(PCB; Partido Comunista Brasileiro)的經驗。自從 1922 年創立以來，PCB 就因為和各個自主工會有關聯而在工人階級運動裡面有很深的根源，而且，它在巴爾加斯獨裁時期成為地下抵抗運動的居於領導地位的組織者。由於有這么一個早期的歷史，PCB 在工人階級裡面享有高度的合法性。 PCB 從一創立開始，就大多採取秘密(clandestine)或半秘密的方式組織起來，而且有了由上而下之結構的特徵，相當嚴格地遵循「民主集中制」，很少留有內部論爭和異議的餘地。巴西共產黨以拉丁美洲最正統的黨聞名於世。
在巴爾加斯的獨裁結束以後，PCB 在民粹主義政客的支持下，參與在一個鬆散的非正式聯盟裡面工作。它對政治行動的基本理論的立場是，強調聯合本地資產階級共同反帝。即使在 1964 年的軍事政變以後，PCB 仍然嚴格地維持這個政策，而且在抵抗運動陣營中，爭論著要和資產階級的各部分成立中間偏左的聯合，來推翻軍事政府。和資產階級聯盟的這一種強調，導致了 PCB 內部的一系列分裂，以及數量可觀的工人階級中的積極份子的流失。
1979 年當 PT 創立時，PCB 爭論著要在罷工裡面採取比較溫和的路線，以便建立一個力足以推翻獨裁的可靠的跨階級聯盟。因為很多罷工嚴重影響著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PCB 指示它的工會運動者採取一種對 PCB 所相信的、本地資本和國際資本之間的固有矛盾加以利用的態度，去和本地資本協商各個協定。這一立場變成新工會運動裡面火爆性的論戰題目，最後導致 PCB 的一系列新的分裂。有些黨員脫黨加入社會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各個政黨；其它的人則參加勞工黨的建黨工作。那些加入 PT 的 PCB 黨員，不相信「跨階級聯盟」的有效性，因為在巴西，本地資本和國際資本之間有其密切的關聯。同時，他們對於「民主集中制」和一般成員中之積極份子的無力影響黨的政見感到失望。他們參加 PT 以便在決策時享有更有效的發言權。
創建勞工黨
在軍政國家所施行的嚴厲限制之下，怎樣才能創立一個有民眾基礎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政黨呢？黨的領袖和積極份子，怎樣才能夠既在這個制度內運作又反對這個制度呢？1979 年的《政黨法》，給黨的組織設了種種限制。首先，這個法律禁止以「向階級、種族、性別、或宗教信仰作訴求」作為組黨基礎。其次，這個法律要求註冊，這表示工人容易受壓致害，同時，秘密警察可以容易地給黨員貼上標籤。第三，這個法律要求黨的組織必須從上而下，由一個全國執行委員會來選舉黨的地區和市的委員會委員。此外，對於地方黨員大會的舉行有各色各樣複雜的法律規定。
巴西的多數政黨已經被這個法案所塑造。它們有一個由上而下的結構，其中的權力全部掌握在全國執行委員會的手中。所有的決策都由最上層的領導所作出，這些人甚至沒有需要親自動手去組織一般黨員。傳統的政黨接受了各色各樣的法律限制，大體上只有在選舉的時候才存在，即使把選舉期間雇用競選工作人員的財務支持估計在內，其動員能力也是很小的。他們把巴西父權社會中的保護者和被保護者間的關係制度化，而充當起有組織之特許權利(organized favors)的分配人。
PT 已經設法防止這種制度化的典型。為了合法地以政黨身份生存並同時滿足自己建造一個有民眾基礎之民主政黨的原意，PT 發展出兩種組織形式。第一種嚴格地遵守法律。第二種是一種平行的結構，允許這個黨去把大眾參與的機制加以制度化，並且建立一個由下而上的組織。那些可以抗拒政治或就業壓力的人，正式註冊為黨員。更多更多的人只登記在黨的內部紀錄之中，但卻享有參與一切委員會、黨員大會、以及會議的平等權利；這些人是黨的戰鬥員(Militantes)。第三個人數更多的團體由支持者(sympathizers)組成，這些人支持黨、捐款給黨、並且在黨的競選運動中大量地提供免費的勞動。在PT 創立大約十年之後，它有大約 40 萬正式註冊的黨員、略多於 100 萬戰鬥員、以及超過 400 萬的積極份子或支持者。
PT 根據法律的規定，定期舉行地方、地區、和全國黨員大會，全國黨員大會選舉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後者再任命地區和地方委員會的所有其它委員。然而，這些「正式黨員大會」只不過是形式(pro forma)而已。事實上，這個「正式黨員大會」只不過是對一些決定加以認可而已，而這些決定是事先已在舉行於地方、地區、和全國層次的、而且一切黨員（不管有沒有「合法地」註冊）都參與的「會前會議」(preconventions)所事先作出的。
由於黨員的參與，這個黨的結構既民主又活潑。PT 由稱為小組(nucleos)的街坊或工作場所的地方單位所組成：譬如說，福特汽車廠小組，聖保羅大學小組，巴西淺灘(Banco do Brasil)小組，阿拉瓜亞(Araguaia)橡膠樹取汁工人小組，新伊瓜蘇(Nova Iguacu)區(district)、聖若昂-迪梅里蒂(Sao Joao de Meriti)區、科帕卡巴納(Copacabana)區、以及其它各區小組，遍布全國。以工作場所和居住地點來進行組織工作的彈性做法，使得黨員可以廣泛地參與日常的討論會，來討論事題、全國性的事務、黨的政見、選候人的推選、以及其它種種。
小組的組織也允許一般黨員〔對黨〕的控制。人們要入黨只能加入黨的最基本、最活躍的層次 ── 小組，並且還需要得到同夥工人或鄰居的認可。成為小組成員的評準在於對社會運動的積極性。小組定期開會，有的每月一次，有的每周一次。黨所關切的事題，會用檔案的方式分發給每一個小組，供黨員討論。他們的意見以檔案的方式反映上去，並在所有各級「會前會議」加以討論。地方「會前會議」的代表所通過的檔案被拿去地區「會前會議」討論，最後則在全國「會前會議」討論。一般黨員的代表則由每一個小組依照其黨員人數的比例選出。他們在市「會前會議」票選出代表，參加地區「會前會議」，然後，他們再選舉代表去參加全國「會前會議」。就這樣子，PT 從下而上地(Pela base; from the base)把黨的結構制度化，並從而保證把金字塔倒轉過來。
雖然因為材料分發不夠效率、會議主持經驗不足、以及其它無數的限制，產生了不少問題，這個組織的結構給經常討論種種事題以及在黨的一切重大事務、它的綱領、政見、和公職人員的候選人方面有高度的參與，提供了保證。【注3】頂層領導的願望往往被「會前會議」所推翻。在 1988 年時，聖保羅代表提名路易莎‧埃倫迪納 (Luiza Erundina)競選市長，而不提名盧拉和聖保羅執行委員會所屬意的候選人 ── 眾議員普利尼奧‧德阿魯達‧桑帕約(Plinio de Arruda Sampaio)。同樣的事情發生在 1989 年全國「會前會議」推選副總統候選人的時候。包括盧拉在內的多數頂層領導替綠黨主席費爾南多‧ 加韋拉(Fernando Gabeira)助選，但是不管如何，代表們卻選了巴西社會黨(Brazilizn Socialist Party)的一名南部的參議員 ── 若昂‧保羅‧比索爾(Joao Paulo Bisol)，後者在立憲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中，以其親工人的活動贏得大眾的賞識。
在 PT 裡面，內部民主是通過「會前會議」中按比例投票(proportionate voting)的複雜制度來運作的。PT 的黨員含蓋了各色各樣政治理念(political ideologies)的人：天主教會中的進步成員、進步的基督徒、馬克思-列寧主義團體的成員、前武裝鬥爭團體的成員、原巴西共產黨的黨員、信仰社會主義的獨立人士、托洛茨基主義者、以及沒有特定的固定理念的社會運動者。黨員組成不少界線分明的、被稱為派系 (tendencias; tendencies)的集團。它們在小組會議和所有「會前會議」提出各種檔案以供討論。擁有最多黨員參與的派系乃是雄辯派(Articulacao)，它是由工會運動者、天主教徒、和積極的基督徒所組成的。還有一大堆其它的派系，其中最多的是來自各色各樣托洛茨基主義團體的人。各派系送來的所有檔案都得到討論和表決。在市、地區、或全國「會前會議」中，各派系分別弄出他們的候選人提名名單，然後在代表當中爭取選票。各層次的黨組織的職位，以得票比率作基礎來作決定。
在較小的派系中有不少抱怨，認為這些程式並沒有嚴格地加以執行。它們宣稱，多數派強行其觀點，並使少數派的檔案難以適當地分發出去。另一方面，居於多數地位的雄辯派成員卻說，托洛茨基派把他們自己組成一個「黨內黨」，在黨員大會之前先行聚會，採取不公正地劃分選區技術(gerrymandering techniques) 去確保自己的少數在投票時可以多算一些。
黨的決策和黨的政見一旦正式制訂出來，是否加以遵循的問題，也成為雄辯派成員和托洛茨基派成員間關係日益緊張的一個原因。有時，較小的團體自己開始推行某些已在黨的「會前會議」等等公開會議被明確擊敗的政策。這種做法近來已在 PT 內部引起一場加強黨的紀律之機制的論爭。
因為 PT 已經有了經驗 ── 以及政治權力 ── 黨員在制訂公共政策時的參與問題，已經變成引起慘烈的黨內鬥爭的一個關鍵性事題。 PT 一向所珍惜的觀點之一是：它的行政官員有義務把某些機制制度化，從而使政府決策過程中有直接的大眾參與。PT 的綱領呼籲成立公民委員會 (citizens' committees)，以直接普選的方式加以推選，以便關切教育、衛生、和交通之類的特殊事務。這些委員會將直接和市政府共事，在他們所關切的領域中，制定政策並決定預算事項。此外，PT 還呼籲在街坊選舉民眾議會(popular councils)，作為輔助性的代表組織，來協助作出種種政策，並監督其執行。
這一個制度化的直接參與綱領(direct-participation program)的制訂，把政黨參與的界線弄模糊了。有些 PT 的黨員辯稱說，公民委員會和民眾議會在本質上應該是黨本身的組織，用來把黨員對政府決策之過程的參與加以制度化。事實上，PT 所選出來的所有的市長，都反對民眾管理(popular administration)的理解。他們認為，他們一旦被選為市長，他們就宣誓代表這個個別的城市的全體人民 ── 而不僅僅 PT 的黨員，因此，不能允許這個黨獨家控制民眾議會和公民委員會；而這種說法得到黨內諸多黨員的支持。這種解釋把民眾管理的程式看成是為民眾參與政府樹立種種制度化的機制，一種不由單一政黨居間斡鏇的、直接的公民-政府間的關係。由於政治權力的種種意涵，這一事題已經在所有的 PT 市政府(city administrations)中，成為最痛苦的分裂和黨內鬥爭的一個來源。
結 論
勞工黨誕生於社會運動。它不管是在都市、還是在農村地區，都和草根組織及工人運動組織互相糾結在一起。然而，巴西的社會運動確定是要變成各政黨的一個自主的對手。譬如說，代表 1,500 萬工人的總工會(CUT; Central Unicados Trahalbadores)和 PT 保持一種密切的關係，但並不被後者所壟斷。在某些地區 ── 例如在里約熱內盧和南里奧格蘭德州 ──，布里佐拉的 PDT 對 CUT 處於霸權地位。那些不限於工人階級運動而關心某一特殊事題的社會運動 ── 例如婦女運動、黑人意識運動、環保運動 ──，在 PT 外面自主地進行組織工作。這些運動的成員有其雙重的積極性，他們滲入 PT 的所有各個層級，並對黨綱的決定和政府政策的草擬，施加相當大的影響。PT 在其短暫的歷史中，已經在極端重要的城市（聖保羅、桑托斯、和福塔萊薩 [Fortaleza]）中，選出三名女性市長，以及巴西有史以來的第一名黑人眾議員。和 PT 互相糾結在一起的這些運動的存在，已經使這個黨有可能制訂出一些創新的綱領，並通過進步的法案，同時又影響了 1987 年的新憲法。這些運動塑造 PT 的政策，但卻維持一個對政府來說獨立而自主的地位。
PT 分散式的黨的結構，符合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原則，因為，手段正和目的一樣地重要。用權威式的組織結構建不成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勞工黨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於討論、論爭、以及黨內不同派系間之競爭的豐富性。然而，PT 對於執行黨的紀律的問題，還沒有全部獲得解決。大家都同意，一個重要的政策或策略一旦達成決定，每一個派系都必須加以尊重、公開加以防衛、並以一致的方式加以組織。但是，事實上並非永遠如此，有時，特殊的集團開始搞他們自己的一套，給 PT 製造了很多麻煩，對它的當選了的代表亦然。如何加強黨的紀律卻又不陷於「民主集中制」的僵硬控制之中，這個問題一直是 PT 所面臨的重大難題。
勞工黨所扮演的最重要的歷史角色，也許就是對巴西工人階級的醞能。PT 最具影響力的黨員之一的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經常要我們注意壓迫者的意識對被壓迫者所產生的種種負面作用。被壓迫者有可能通過壓迫者的眼光來看待他們自己，從而因為自己沒有發言權、沒有能力而感到貶值(devalued)。分散的 PT 結構使數以百萬計的巴西被壓迫人民，可以活活潑潑地參與討論，恢復自我價值(self-worth)的感覺，行使他們個人的發言權，並且因而醞積了能力(empowered)。這種醞能(empowerment)使被壓迫者有能力把歷史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中，並且集體地相信，他們有能力改造壓制著他們的這些政治、經濟、及社會結構。這已經是屬於真正歷史性尺度(truly historic dimensions) 的一種革命性改造，而且是 PT 對巴西工人階級的解放所提供的最持久的貢獻。
勞工黨在巴西的經驗，對其它國家來說，也許同樣有它的重要性。首先，這么樣的一個經驗是重要的：一個誕生於草根社會運動的政黨，在有能力保持其足以保證其活跳跳之彈性的整體民主結構的同時，又沒有因而看不到它贏得政權的政黨的終極目標。儘管PT還有很多問題需要加以解決，它在運用政治權力方面的經驗很有創造性和鼓舞性。企圖要把參與民主的理論付諸實踐的 PT，已經擴大了代議民主的理想，因為它把人民直接參與制訂公共政策的辦法納入其中了。此外，PT 的民主社會主義觀點，還為工作場所民主、工人控制、和工人-政府關係的爭論，開闢了一個嶄新的競爭場所。正如盧拉在總統選舉的電視辯論中微笑地回答他的對手時所說地：「PT對蘇聯所發生的種種事件感到非常愉快。它從建黨那天開始就已實施開放政策(glasnost)，比戈巴契夫早得多了。」【注5】為種種政治權力的問題尋找不同的答案、為使公民納入公共政策之制訂發現種種新的機制、把黨內民主的理想付諸實行、在政府中把發展及經濟的種種候選方案加以實施、在種種重要的事題面前充當大眾的管理人(administrator)、仲裁者、和教育者 ──在所有這些領域中，PT 的經驗已經協助發展了進行社會及政治組織的新方式。
（1990.9.16 譯完） （1990.9.17 校完）
【附 注】
1. 勞工黨：《政治宣言》，聖貝爾納多-杜坎普，1979 年 10 月 13 日出版。轉引自馬加雷特‧凱克(Margaret Keck)的《由下而上的變革：在巴西轉向民主中的勞工黨》(Change from Below: The Workers' Party in Brazil'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即將出版。
2. 關於巴西工會的運動史以及它對於自主的追求，參見拙作：《巴西工會：對自主和組織化的追求》(Trade Union in Brazil: A Search for Autonomy and Organization)， 本文刊於愛德華‧愛潑斯坦(Edward Epstein)所編的《拉丁美洲的勞工自主與國家》(Labor Autonomy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麻省 溫切斯特的昂溫‧海曼出版社出版(Winchester, Mass.: Unwin Hyman)，1989年。
3. 在《由下而上的變革》中，馬加雷特‧凱克討論了諸多 PT 黨員對於小組機能失常、尤其是黨的檔案分發制度有欠效率的抱怨。我相信後者一向是體現小組參與之政策的最重要的問題。在有限的資源下要把材料分發到全巴西各地，事實上是有困難的。近來在 PT 裡面有不少的爭論，要求把材料的製作、印刷、和分發工作從中央劃分出去給區的層次去做，以便提高效率。~Sl0
4. 關於 PT 和種種社會運動之關係的詳細情形，請參見即將出版的拙作：《巴西的勞工黨：由草根建造鬥爭》(The Workers Party of Brazil: Building Struggle from the Grassroots)，刊於威廉‧K‧塔伯(William K. Tabb)所編的《社會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socialism)，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出版，1990年。
5. 或許可以再附加如下的說明：在拉丁美洲的左派陣營中，PT 乃是支持波蘭之團結工聯(solidarity)的第一個主要的政黨。
〔作者簡介〕
瑪麗亞‧海倫娜‧莫雷拉‧阿爾韋斯目前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州立大學教授政治 學。她是勞工黨的創始人之一，也是代表 1,500 萬以上之工人的巴西左派勞工聯盟 ── 總工會 ── 教育部的一名活躍的成員。她是《軍事統治之巴西的國家和反對派》(State and Opposition in Military Brazil)的作者，該書由奧斯汀的德克薩斯大學出版社在 1986 年出版。【譯 注】
譯自《本月評論》專欄，《每月評論》月刊，1990 年 9 月份（第 42 卷第 4 期）第 1-16 頁。Building Democratic Socialism: the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in Brazil, Maria Helena Moreira Alves, Review of the Month, Monthly Review, Vol.42, No.4, September,1990, pp.1-16.1989 年東歐的事件使人注意到對於社會主義工程的某一種理解失敗了。同年的巴西事件 ── 一個非常不同之勞工黨候選人的社會主義者鋼鐵工人的票數相差無幾的選舉 ── 卻證明了另一種理解的成功。本文的主題正是這一個巴西的社會主義運動。
建造一個「屬於工人的黨」的欲望 ── 它導致 1979 年勞工黨(PT;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的成立 ── 深深地沈浸於巴西工人所共享的、從後台跑腿沖向政治舞台中心充當演員的熱望之中。眾多工人新近才在新的工會、草根街坊協會、和農民協會的參與中被充了電、醞了能(empowered)。他們不滿意傳統左派政黨，因為它們的紀律太嚴，以至於沒有什麼內部爭論的空間。他們堅持參與黨綱的決策，卻受到既有體制之官僚的阻擾。由於自己參與了草根社會運動，集體地協調過政治行動，集體地作出過決策，以分散的方式從事過組織工作，輪流領導過，因而有機會學習，他們現在把傳統左派政黨的限制當作一件約束他們參與之可能性的緊身衣。因此，新的「屬於工人的黨」在政治範圍內把為抵抗軍事統治而從事草根組織的那個年代所取得的一切經驗匯集起來。PT 必須是一個民眾組織(mass organization)，有彈性、有動力、能變通、辯證地和草根運動保持聯繫、有能力改變而又不致於失去重要的一貫性。PT 必須從工人運動產生出來，深深地嵌入這些運動之中；使各層級的組織互相聯繫以保證它永遠堅強地根植在那裡，而不失去和其基礎的接觸。雖然如此，PT 也必須和社會運動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便維持草根的自主性。在民粹主義時期所獲得的教訓之一乃是：草根 運動一旦淪為純粹的支持政客的基礎，很容易由於領導的增選(cooptation)【注 1 】而被操縱，此時只有死路一條了：現在正是人們學習在什麼地方、如何去游泳的時候了。工人必須學會如何游泳、如何順應歷史潮流、如何漂浮於波濤上面、如何沈潛於其下、要造橋還是游泳過河。這乃是 PT 從建黨那天就想要的東西，請參見它發表於 1979 年的《政治宣言》：
「勞工黨的理想隨著這一擁有廣泛基礎之新型社會運動的發展和加強而興起，這一社會運動現在正從工廠擴展到街坊，從工會擴展到基本教派基督徒小區，從生活費用運動 (Cost of Living Movement)擴展到房客協會(Dwellers'Associations)，從學生運動擴展到專業協會，從黑人運動擴展到婦女運動以及諸如為爭取原住民權利而鬥爭的其它人士。」
PT 的「新穎」
PT 的「新穎」在於它與草根社會運動之關係的性質。PT 產生於這些運動，因此，和所有各種組織保持聯繫：在都市地區，PT 在工會、街坊、以及棚戶區(favela；貧民窟) 協會中從事組織工作。PT 參與下列幾個領域的鬥爭：為無家可歸者爭取住宅、為流浪街頭的孩童爭取承認他們的權利、動員爭取改善衛生和教育。在鄉村地區，PT 乃是農業工人、工人、以及邊緣化的咖啡和蔗糖種植圍便當工人(bolas frias)【注 2 】等等農村工會的背後動力。PT 也支持無地農民爭取土地以及亞馬遜橡樹吸汁工人保留森林的鬥爭。雖然 PT 並不是巴西左派中唯一支持工人爭取改善生活條件的政黨，它在社會運動中已經成為最有代表性的政黨。此外，PT 也積極活動於婦女運動、黑人意識運動、以及原住民組織之中。然而，特別有趣的是 PT 和工人階級及其它社會運動的關係。PT 沒有婦女、黑人、農村工人、橡樹取汁工人、以及工會等等傳統的「黨部」或「黨委會」。激進份子和戰鬥員( militantes)同時是這些運動及組織和 PT 的成員。這與巴西左派政黨傳統上的組織方式不同。PT 不可以制定一個「黨的路線」，然後強加於 ── 譬如說 ── 某一個別的工會，或要求婦女運動去加以維護。鬥士不是派到社會運動中的「黨代表」。他們擁有雙重的積極性(militancy)，並且受到鼓勵去儘量維持兩者的分離。雖然成員和草根基礎的關係會大大影響他／她在黨中的地位（事實上，人們必須積極活動於一個草根運動，才能成為 PT 黨員），其逆不真。沒有任何正式的機制可以根據一名黨員在社會運動中的積極性而賦他／她以某些黨的職位。影響力是從 草根到 PT ，而不是相反。譬如說，在制訂 PT 黨綱、選黑人任公職(public office)、教育、以及協調某些具體計畫時，黑人運動的戰鬥員就極端地舉足輕重了。同樣地，婦女也沒有什麼「婦女委員會」，而是滲透於整個 PT 裡面，去制訂有關婦女事題的政綱，對黨施加相當大的影響，並在全國各地被選為種種公職。PT 在它成立以來的短短期間，己經選出三名婦女擔任重要都市 ── 福塔萊薩(Fortaleza)、桑托斯(Santos)、和聖保羅 ── 的市長，選出一名棚戶區組織的黑人婦女擔任巴西有史以來的第一位民選的黑人女性國會議員(congresswomam)，又選出黑人意識運動的多名成員進入州級和市級機構(bodies)。他們在 PT 裡面代表他們的社會運動，但是，並沒有在他們的草根積極性中植入紀律機制。在黨員大會和一般會議裡面，PT 黨員沒有義務以正式的形式根據黨事先作出的指示去投票，雖然他們會自自然然地在草根層次的工作中，傾向於反映 PT 的政綱。
社會運動的自主性非常重要，因此不容許政黨這邊的規章去取消它。過去，巴西草根運動與各個政黨的經驗大多是負面的；當政黨以一種有組織的態度在社會運動工作時，這些社會運動就傾向於分裂和弱化。黨員在正規的會議之前先要聚會，對關鍵事題還是投票給誰等等作出決定。這就促進政治／意識形態的痛苦的分裂，並且導致頑固的立場，由於這些決策來自外頭，這些立場在運動的組織中無法達成協定。此外，由於關鍵性決策往往由社會運動本身之外的政治領袖或政黨官僚所作出，此等決策往往和一般成員及組織的實際需要大大脫節。這就阻礙了成長和效用。在最壞的情況下，它把組織完全擊毀。在拉丁美洲，政黨在工會、農民運動、以及城─鄉社會運動裡面的工作，往往使團結和效用變成困難重重。政黨路線的強制執行在我們的歷史上已經分裂過並擊毀過諸多重要運動。因此，PT 有意識地努力避免重蹈覆轍，而鼓勵社會運動和政黨保持相對的自主。
關切社會運動之自主性的動機，還在於避免第二個問題：為使組織和政府有關係，故意以增選的方式把政治職位賦予一般成員的領導。在民粹主義時期，這乃是改良主義政府與社會運動間最常見的關係。此一政策之危險可由勞工革命黨(PRI; Workers'Revolutionary Party) 【注 3 】對墨西哥草根運動所施加過的控制看出一斑。增選提高了委託主義(clientelism) 的可能性，也提高了發展種種把工人組織納入組合主義國家(corporatist state)之依賴關係的可能性。由於 PT 誕生於一個社會運動，而後者又受到對於組合主義和委託主義之抵抗的深刻影響，因此，黨內對於發生增選的可能性有著廣泛的關切。事實上，PT 往往在相反的方面犯錯：在幾乎所有一切 PT 市長的市政府，社會運動毫不遲疑地迅速成為活躍的吹毛求疵者，在最近的案例中，它們甚至呼籲舉行一次反對市長的罷工。
PT 非常關心，要使民間社會的組織，繼續扮演「對政府保持警覺」的角色。PT 最深切信奉的概念之一乃是：權力往往把被壓迫者轉變成壓迫者。因此，那些用選票使別人當權的人，不應該僅僅把權力拱手讓渡給他們，而應該經常保持注意、懷疑、和批判。這是民間社會中有組織之團體所必須扮演的角色，而革命政府不應該以一種使他們失去監察者之功能的方式去增選他們，乃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在《被壓迫者的教育學》(Th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一書裡面，保羅‧弗萊雷這一位最有影響力的 PT 思想家之一，分析被壓迫者在他們的內心裏面如何懷有壓迫者，以及，當他們被放在一個有權力的地位時，他們如何可能再生產種種支配關係，使自己變成暴君。根據 PT 在地方政府的種種經驗，我們已經親眼看到這一點用多種多樣的方式發生過。
然而，真正難解的問題乃是：如何設定制式機制來防止庇護者 ── 被庇護者的關係、裙帶關係、以及其它種種公職劣行的發生。由於 PT 裡面有這么多的黨員在小心謹防「民主集中制」，在關切內部爭論的保證，並且在掛慮要防止「整肅委員會」的危險，設定制式機制來處罰黨員的種種程式，都遭受人們的質疑。這一個矛盾已經給 PT 黨內的一切「規範委員會」造成高度的欠缺效率。PT 裡面只有極少數的代表，實際上因為不道德的行為、或為加強黨的紀律而被開除，而在每一個案例中，它都成為整個黨受到創傷的經驗。這正是一個成為問題的領域。如何加強黨的紀律而使PT代表忠於綱領的問題，仍然是PT經驗中最沒有得到解決的面向之一。
PT 的「不同」性質
要建立民主及社會主義的民眾政黨的決定，隨身附帶著一些特定後果。首先，它表示游擊中心主義(focismo)革命理論和一切武裝鬥爭策略的拋棄不用。第二，PT 被設計為一合法政黨，在民眾的規模上面組織起來，有能力在爭取民選公職方面和資產階級政黨一爭短長。這就需要滿足一些特定的法律規定，並且要有公開的日常操作。組成合法政黨的決定，表示需要符合由某一軍事政府所制定的既定的黨的結構，以及某些選舉法。困難的地方在於如何建造一個既存在於一個制度之內、又反對這個制度的政黨。PT 在被稱為細胞組織（簡稱小組）之單位的基礎之上組織起來，而後者則由街坊或工作地點所組成。人們在他們所工作的任何地點組織起來，很像葛蘭西(Gramsci)在其《新秩序》【注 4 】的文章中所描述的工廠委員會。人們也在他們所住的街坊組織一些小組。譬如說，我這個 PT 的戰鬥員，既屬於我所任教之里約熱內盧州立大學的小組，又屬於我所居住之拉蘭熱拉斯(Laranjeiras)的小組。而拉蘭熱拉斯的街坊小組又是第十六選區這個較大單位的一部份，後者還包括居住在聖特雪莎(Santa Teresa)、弗拉門古(Framengo)、和舊科斯梅(Cosme Velho)的人，第十六選區的所有小組，每月聚會一次。在街坊和工作場所的小組，有的每周、每半個月、或每月聚會一次。如要成為 PT 黨員，你就必須至少被一個小組所接納，雖然不必一定同時屬於一個工作場所組織及街坊組織。這是要來保證只有那些實際上浸身於社會運動的人，才能加入 PT 。申請加入 PT 作黨員的人，必須得到他們的工作夥伴或隔壁鄰居的支持，因為後者對他們過去的積極性一清二楚。一旦得到小組的核准，候選人仍然必須得到區級和市級執行委員會的審核。被地方小組所接受的人，大抵不會有什麼困難去通過較高層級委員會的審核，因為後者一般會尊重一般成員所作出的決策。
PT 的選舉制度也不同於巴西傳統之政黨的選舉制度。內部民主通過會前會議中的一種複雜的比例票選制來實施。PT 的成員包括進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教會、馬列主義團體的成員、武裝鬥爭團體的舊成員、巴西共產黨的舊黨員、托洛茨基主義者，以及沒有特定宗教及政治 立場的、來自種種社會運動的戰鬥員。為了使他們的看法可以正當地加以爭論，並使他們的立場可以在黨的職位和黨的綱領中得到反映，PT 創造了一種機制，使每一個集團可以在黨內形成一個有組織的部門 ── 即所謂的「派系」(tendencia) ── 並提出黨綱要點和黨內職位或民選公職的候選人名單。這類有組織之集團所提出的檔案，一旦在會前會議取得多數票，就算通過了。對黨內職位來說，各派系可以安排候選人名單，並且可以根據它們的選票實力按照比例贏得席次。
比例票選制鼓勵黨內爭論，並使一般黨員在一切不同的職位中有其最大的代表性。它也使得一般黨員在選舉政治公職候選人時有可能擁有高度的控制。各派系之間競爭頻仍，粗心大意不知就裡的人在走訪 PT 黨員大會時，可能會被嚇呆，因為種種活動、團體間不列入記錄的協商、全體會議中互相吼叫的爭論、以及投票時有組織的喝彩等等都非常激烈。然而，一旦一切都過去了，一旦選票都算好了，而職位也都分配好了（有時為了少量的比例權利而大聲爭吵），對抗就放在一邊，而戰鬥員則喝彩並搖動 PT 的黨旗。在競選時期，每一個黨員就一起行動，用 PT 的術語來說，就「整隊上街」(taking to the street) 。競選的積極，使得政治分析家不得不同意，PT 乃是一個「行動的黨」，因為，當上百萬的熱心戰鬥員湧進街頭向每一個選民拉票時，PT 終於在最後一刻贏得令人刮目相看的勝利。
對 PT 來說，社會主義必須根據巴西的歷史經驗和社會背景來加以理解。在好幾十年當中， 巴西擁有全世界中最高的成長率，而且它目前仍然是一個擁有巨大潛力的國家。在 1955 年，巴西的經濟在全世界中排名第 49 ；在 1988 年，它排名第 9。巴西的物質和礦產資源極端豐富，在第三世界當中擁有最大的工業園區(industrial park)。它是第 4 大的食品生產國，而它的氣候 ── 從溫帶的南方，經亞熱帶的中部地區，到熱帶的亞馬遜 ── 使得各色各樣的穀物都有可能生產。巴西大於美國的大陸地區，卻又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口，因此還有發展的空間。然而，土地歸屬不公平：僅僅 1% 的農業地主，就控制了總土地面積的 45% 以上。而所得分配又是世界上最不平均的國家之一：最富有的 1% 的人口，擁有和最貧窮的 50% 的人口一樣多的國民財富。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大約有 4,000 萬的巴西人攝取低於生存所需的每月最低營養量，而巴西的營養標準的排名，居然又低於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的統計數字表明，3,200 萬孩童生活於絕對貧窮之中，而 700萬以上被遺棄於都市街頭。童工猖獗而又沒有受到管制：根據巴西地理及統計研究所(Instituto Brasileiro de Geografia e Estatistica)的說法，在 1980 年，年紀在 10 歲到 17 歲之間的孩童，有 30％ ── 幾乎有 1,500 萬人── 全時工作，而其中的 90% 以上，其工資低於最低工資。
婦女比男人更窮。 34% 的男人和 58% 的婦女，每月所得低於 30 美元。婦女的生產及墮胎死亡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黑人的狀況也值得討論。黑人占人口的 45% 和勞動力的大約 40.2% ，但是，只得到總工資所得的 25% 。
在這種情況下，PT 所主張的社會主義 ── 根植於人民的實際現實之中的社會主義 ── 其基礎在於立即倒轉這種經濟和社會的不公平。PT 和種種社會運動一起擬訂出一系列土地改革的具體方案，來保證都市土地和住宅〔的合理分配〕，來和種族不公戰鬥，來改善公共教育和衛生，來保護童工，並且為被遺棄的孩童提供贍養。
PT 的綱領也以一種管制多國投資的計畫來保衛國家主權；它提出一些準則，其目的在於限制利潤的脫回母國、終止稅金補助、並對勞動條件、衛生標準、職業安全標準、工資水平、以及職業保障設立種種嚴格的規定。由於巴西沈浸於國際資本主義經濟之中，PT 必須考慮富國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人之間所得到的所得和福利的差異，以便處理多國公司之投資所引發出來的種種問題。因此，這個綱領設法尋求保證，給多國公司在巴西的附屬公司的工作人員提供相似的福利。
工人控制也列在綱領上面，它採取工廠委員會的形式，後者有權談判工作場所的種種條件，並最終達成共同經營(comanagement)和利潤分享。
因為巴西經濟大約有 40% 屬於國營，PT 有一個詳細的計畫，其目的在於整頓國營公司，並使其中的決策程式民主化。共同經營和工人控制也是 PT 綱領中國營部門的中心目標。
保衛國家主權也牽涉到終止支付外債之利息這一件事情。PT 主張立即取消這類支付，並對債務本身進行查帳工作，以便決定它的組成。那些已經付清的債務部份 ── 尤其是提高（或浮動）利率所造成的部份 ── 要從本金之中扣除掉，因為 PT 認為浮動利率條款不合理。在防衛國家主權的同時，PT 也提出一個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積極的外交政策。
就長程而言，PT 從巴西勞動人民的日常鬥爭之中，努力建造社會主義。在 PT 的概念中，民主的社會主義必須歷史地根植於、而且辯證地聯繫於社會運動之發展的需求。把工人納入一切層級的國家決策機構之中，必須同時使工人在工作場所的參與機制制度化。民主的社會主義牽涉到政治及經濟權力的再分配。PT 既有「在工人日常鬥爭播下社會主義種子」的理論，它就組織工廠委員會、工人委員會、街坊委員會，來為共同的問題擬訂計畫，並尋找解答。
在政治圈中，PT 已是人民修正案運動(Movimento para Emendas Populares; Movement for Popular Amendments)的骨幹，後者已經組織了一些團體討論，以便向國民大會(Constituent Assembly)提出正式的修正案。這些「人民修正案」中有一些 ── 例如關於土地改革的那個修正案 ── 已經有了 600 萬以上的簽名。和其它社會及經濟改革計畫相似地，土地改革提案是在來自鄉下和亞馬遜特區之代表的參與下草擬出來的。因此，這個提案反映出人們所最直接關切之事題的優先次序。譬如說，PT 為照顧區域差異，主張不同型式的土地改革。在南部和西南部地區 ── 米納斯‧吉拉斯(Minas Gerais)、里約熱內盧、聖埃斯皮里圖州(Espirito Santos)、聖保羅、巴拉那州(Parana)、聖卡塔琳娜州(Santa Catarina)、以及南里奧格蘭德州(Rio Grande do Sul) ── 500 公頃以上的鄉下地產如果大部份閒置不用，就被視為非生產性土地，而應予再分配。然而，在亞馬遜特區， 1,500 公頃以下的鄉下土地如果閒置不用，則不包括在內：因為亞馬遜特區的森林運動人民組織(the People of the Forest Movement)、橡樹取汁工人工會、以及其它農民運動認為：在森林地帶，有需要鼓勵〔土地的〕閒置不用。土地的生產力也各不相同，對中部及北方各州，有一些非常特殊的規定，用來保存亞馬遜森林。東北地區由幾個受到周期性旱災影響的小州所組成，其土地改革則考慮到氣候和土壤。所有這些詳細的經濟和社會提案，已經以類似的方式草擬出來，並且反映出與各該事題有直接關係者的日常參與。
PT 的民眾政府
州級決策的民主化乃是 PT 的主要關切，因此，PT 組織了有實際撥發預算之權力的民眾委員會(conselhos populares ; popular councils)來和 PT 所控制的市政府共事。「在日常鬥爭中建造社會主義」的概念在民眾管理(administracoes populares; popular administrations)中被付諸實行，在那裡，PT 贏得市長的地方選舉。使州民主化意味著為民眾參與草擬並實施公共政策制定一些制式機制。這類機制中的一種是民眾委員會 (popular council)，後者根據街坊及事題而組織起來。都市地區分為區(bairros; districts)，相當於美國大都市的行政區(boroughs)，例如〔紐約市的〕布魯克林區、皇后區、和曼哈頓區等等。每一個區的居民組成一個委員會，通常每條街有一名代表，對於和他們有切身關係的事題 ── 街道路面、路燈、自來水、污水系統、建立學校、日間託兒中心、兒童遊戲場、衛生診所、等等 ── 從事討論，並草擬方案。區委員會的委員選舉一些人到民眾委員會(conselho popular; popular council)，其人數依該區居民人數而定，其中有一些還設立了罷免投票制(recall vote)，以便增加他們對於選民的負責能力。這些委員會定期和市政府的官員聚會討論預算事題、安排優先次序、並解決實施種種計畫的困難。公民 ── 尤其是貧窮的公民 ── 在巴西 歷史上第一次定期地直接參與了預算的決定和政策決定。此一直接參與的程式在處理社會問題時，造成非常不同的計畫。棚戶區公民在 PT 和市政府的鼓勵之下，組織了棚戶區委員會(conselhos da favela ; shantytown councils)。這些委員會由小區的當選人員組成，也有它們自己的規章。它們負責計畫之規劃及實施的大部份工作。地方的棚戶區委員會只對其個別單位負責，並在有限的範圍之內工作。市政府的高級代表和 PT 幹部只有在被邀請時才列席。
PT 控制下的市政府雇用工程師、都市計畫人員、地理學家、建築師、社會學家、和其它專家來處理都市復興計畫。他們和棚戶區委員會聯繫，並向後者提供技術協助。他們在一起開會，在一起草擬計畫，並且為實施計畫而集體工作。
1988 年 11 月，PT 所選出的聖保羅市長路易莎‧埃倫迪娜的經驗，便是建造民主的社會主義之程式的一個例子。聖保羅人口大約 1,300 萬，是全世界第 3 大都市，也是第三世界最先進的工業園區。每一年，估計約有 50 萬移民進入這個都市找事，大大地增加了棚戶區的社會和住宅問題。改善衛生和教育的計畫以及自我培養的計畫，具有迫切的優先性。然而，首先，民眾管理正大力強調修正其管理模式，因為後者已經創造了大量的州級官僚。經過第一年的評估，他們發現鼓勵直接參與於政策決定的計畫，被那些主要基於庇護才被雇用的在職政府雇員所牽制，因此，民主化和分散化的需要是一清二楚了。此一問題在教育方面尤其明顯，在這裡，教師們反對教育部長保羅‧弗萊雷的新見解，並且竟然組織了一次反對政府的罷工。教育部長的反應可就不是更少、而是更加民主了。弗萊雷要求教師選出一個委員會來和他以及他的職員共事。一切行政記錄都對大眾公開，而預算也公開給教師的代表和公民教育委員會委員去作檢查。一個由政府代表、家長、和教師三個單位所組成的團體開始工作以便解決問題。到最後，教師以壓倒多數的票數決定終止罷工，並且制訂一個計畫來把新的解放的教育哲學傳授給教師、學校員工、和家長。
為使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工作有其成就，新的民主的民眾政府必須從事大規模的教育，以便提高全體人民之政治組織化的水平；這一點似乎已經夠清楚了。同時，PT 的經驗表明，發展的計畫對於人民如何看待政府，可以產生一個重大的影響，並且得到一種理解，認為參與民主有賴於人民的涉入，不但作為批評者，而且作為共同決策者。
在日常鬥爭的基礎上建造社會主義的程式包括著面對批評和異議的勇氣。合理的異議乃是民主的一個固有的、甚至根本的面向。因此，民主的民眾管理的反應，必須在於更加努力擴大直接民主，其辦法是：把一些機制制式化，從而提供機會使民眾參與於政府的政策決定。必須通過民眾政府的歷史性經驗中的種種計畫的實施，來建造民間社會組織和國家之間的橋樑。這些橋樑在擴展民主機構之範圍的成效受到經常的評估，在這個基礎上，它們必須經常得到再設計、再建造。
可以確定地說，PT 和它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同盟者，乃是多數讀者所理解的「社會主義」，但是，通過本文對 PT 的說明，希望能夠成功地澄清，它乃是一種根植於巴西勞動人民之經驗以及實際需要的社會主義。它是從人民當中成長出來的社會主義。
（1991.6.2 譯完） （1991.6.7 校完）
【附 注】
1. 增選(cooptation)指由現有成員通過推選或指定，增選新成員。參見《英漢辭典》（上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譯者2. 便當工人(bola fria)：指住在城市邊緣按日雇用的一種農業工人。這些工人在全巴西總數約有 1,700 萬人；他們沒有工作契約，沒有固定工資，沒有受到保證的僱傭、福利、或任何種類的社會保障。他們在諸多方面類似於美國的非法移民。這個詞的原意是指「冷便當」，是他們必須帶去種植園的食物。── 原注
3. 勞工革命黨(PRI)： 1976 年 10 月 7 日宣布成立的一個墨西哥政黨，是托洛茨基派的「第四國際墨門哥分部」。參見《各國國家機構手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 年6 月。── 譯者
4. 《新秩序》(Ordine Nuovo)： 1919 年 5 月 1 日由義大利共產主義者葛蘭西、陶里亞蒂和特拉齊尼(U. Terracini)所創辦的一個周報；是都靈工廠蘇維埃運動的機關刊物。他們又創立了《新秩序》共產主義小組。參見《蘇聯大百科全書》(1950-58)，轉引自《近代現代世界名人辭典》（上卷）《葛蘭西》條，該書系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於 1980 年 6 月第 1 版。── 編者
【譯 注】
譯自《社會主義的未來 ── 左派的展望》，威廉‧Ｋ‧泰伯編，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1990 年，第 233-245 頁。The Workers Party of Brazil: Building Struggle from the Grassroots Maria Helena Moreira Alves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Ed. William K. Tabb,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90, pp. 233-245.瑪麗亞‧海倫娜‧莫雷拉‧阿爾韋斯著 洪哲勝 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