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隨著大量檔案資料的發掘和解密，特別是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貫徹 ，黨史人物研究取得了新進展：很多已有結論或定論的問題，有了新看法、新解釋；以往少為人知的重要黨史人物，逐漸進入普通 人的視野；一些有爭議的人物的功過，也得到了客觀的評價。本文擇取近幾年學界比較關注的三位黨史人物，略作評述瞿秋白：對其歷史貢獻挖掘更多
瞿秋白（1899－1935年）是中國革命 的先驅者，他英年早逝，在生前死後都曾受到不公正對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楊尚昆代表黨中央對瞿秋白做出了全面、科學、公正的評價：“秋白同志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宣傳家，中國的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近年來，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學界對於瞿秋白在歷史上的貢獻有了更多的挖掘 。
“工農武裝割據”理論的重要奠基人
以往，學界對“農村包圍城市 ”道路研究多重在闡述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貢獻。對於在毛澤東之前，作為黨的主要領導人的瞿秋白對這條道路做出的貢獻很少關注。近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魯振祥 研究員指出，歷史的事實和留存下來的史料都說明，瞿秋白是探索“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主要啟動者之一，是“工農武裝割據”理論的重要奠基 人。
南昌起義 爆發後，8月7日，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的中央緊急會議正式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和4省農民秋收暴動的計畫。此後，各地武裝暴動蜂起，中國革命 進入瞿秋白所說的“工農武裝暴動的時期”。
暴動之初，黨中央的構想是：通過暴動，奪取縣城、省城，推翻當地反動政府，建立工農革命政權。但是，敵我力量相差懸殊的現實，使這樣的計畫很難實現，各地武裝暴動大都遭到了失敗。一些以攻取城市為目標的暴動武裝，在暴動失敗後，開始轉向農村去創造“割據”的局面。
1927年12月瞿秋白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發表的《論武裝暴動問題》，是當時黨內總結“工農武裝暴動”經驗 教訓，探索 中國革命特點和發展方式的一篇代表作。文章雖然沒有突破城市中心論的束縛，仍然認為城市工人暴動是“革命勝利的關鍵”，但它把農民暴動與開展游擊戰爭和“創造革命地域”（即黨史與黨的檔案普遍使用的“創造割據局面”）緊密聯繫起來，這實際上是在工農武裝暴動思想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此後，在1927年末至1928年上半年，身為黨中央重要領導人的瞿秋白，在一系列檔案和報告中，又多次對“割據”問題進行了系統闡述，這些觀點可稱之為工農武裝割據理論的初期形態。儘管這些觀點也不是他個人的獨創，而是當時全黨共同探索的成果，但從所論問題的原創性、主導性和對全黨的影響來說，代表者無疑是瞿秋白。瞿秋白和黨中央的這些觀點，對六大後毛澤東創建完整系統 的“工農武裝割據”理論，起了先導和促進的作用 。
形成
井岡山毛澤東故居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進軍井岡山，經過一年艱苦卓絕的鬥爭，創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並且“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的組織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壯大”，影響也越來越廣。這就首先在實踐上解決了在大革命失敗後，如何繼續革命、如何開展武裝鬥爭的問題。但是，必須看到，建立工農武裝割據，是沒有經驗可循的開創性事業，認識不盡一致。在其發展過程中，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有勝利，也有挫折。在困難和危急的時候，有些同志往往懷疑這樣的紅色政權能否存在下去，提出紅旗打得多久的問題，因而發生悲觀的情緒。所有這些表明，現實鬥爭的發展要求黨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從理論上回答紅色政權的存在問題，統一認識，堅定鬥爭方向。
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以及同年11月25日，他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即《井岡山的鬥爭》，1930年1月寫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對上述問題作出了明確而詳細的回答，總結了共產黨領導武裝起義和開闢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經驗，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特點，建立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理論。
毛澤東開宗明義地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概念。他說：“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48頁。）毛澤東這裡所說的“紅色政權區域”，和在另外地方所說的“紅色割據”、“民眾割據”等，是和“工農武裝割據”同一含義的概念。其內容包括：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鬥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及其密切結合。
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沒有一支相當力量的紅軍和紅軍戰爭的勝利，就不能創建革命根據地和進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內容，是廣大農民的要求，沒有土地革命，紅軍戰爭就得不到民眾的支持，根據地也就不能鞏固和發展；根據地是革命和革命戰爭勝利發展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不建設革命根據地，武裝鬥爭就沒有後方的依託，土地革命的成果就無法保持。這是湘贛邊界鬥爭的主要經驗。
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發生、存在和發展？這有其獨特的原因和相當的條件，包括客觀的和主觀的條件。毛澤東指出這些條件是：
第一，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中國的這種特殊國情，存在有兩種產生紅色政權的原因：一是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農村可以不依賴城市而存在；二是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這就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並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一些同志發生悲觀情緒，就是因為沒有找出這種紅色政權所以發生和存在的正確解釋的緣故。
第二，有很好的民眾基礎。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種並未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而是在1926和1927兩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民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例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這些省份的許多地方，曾經有過很廣大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組織，有過工農階級對地主豪紳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許多經濟的政治的鬥爭。總之，這些經過大革命洗禮的地方，有很好的民眾基礎。
第三，全國革命形勢是向前發展的。紅色政權的存在與發展，同全國的革命形勢的發展密切相連。國內買辦豪紳階級內部矛盾重重，分裂和戰爭不斷，使革命形勢也得以繼續發展。全國革命形勢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紅色政權的長期存在，不但沒有疑義，而且必然地要作為取得全國政權的許多力量中間的一個力量。
第四，有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毛澤東指出：“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哪一處沒有武裝，或者武裝不夠，或者對付敵人的策略錯了，地方就立即被敵人占去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63頁。）武裝，包括正式軍隊和地方武裝兩部分。地方武裝赤衛隊，只能對付地主武裝挨戶團，而不能對付正式的白色軍隊；對付國民黨的正規軍，必須正式紅軍。因此，沒有相當力量的正式武裝，是不能粉碎國民黨正規軍對根據地的反覆“進剿”的，是不能造成長期的和日益發展的割據局面的。“所以‘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民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50頁。）
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的形成，就在於，有一支以南昌起義餘部和前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編成的28團29團為主力的紅4軍。毛澤東非常重視紅軍的建設，不斷加強和完善軍隊的民主制度、政治教育制度、黨代表制度等等，同時，不斷總結戰略戰術，使紅4軍的戰鬥力不斷提高並在戰鬥中不斷發展壯大。
第五，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在複雜、艱苦、激烈的鬥爭中，共產黨的領導對於紅色政權的存在和發展具有決定意義。這就要求：首先，共產黨組織堅強有力；其次，政策要正確。毛澤東指出邊界特委和軍委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鬥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民眾的割據，布置長期的鬥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59頁。）實踐證明這些政策是正確的。由於執行了這些政策加上其他因素，於是才有1928年4月至7月，4個月的各次軍事勝利和民眾割據的發展；違背這些政策，就導致8月失敗。
認識來源於實踐。上述關於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和發展原因的分析，是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鬥爭經驗的總結，是被實踐證明了的正確認識和科學理論。它的產生表明“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形成。這個思想已經成為湘贛邊界特委和軍委的共識。在1928年5月和10月先後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及11月14日召開的紅軍第四軍第六次黨代表大會，都把這一思想寫進了決議案中。
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收到毛澤東在1928年5月2日信後復函朱德、毛澤東並轉前委諸同志，指出：“你們的任務就是在湘贛或贛粵邊界以你們的軍事實力發動廣大的工農民眾，實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據的局面向四周發展而推進湘鄂贛粵四省暴動局面的發展”。（《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頁。）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中共中央對湘贛邊界割據的肯定和企望。
1928年6、7月間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對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也給以確認。大會通過的決議案中指出：“秋收武裝起義在許多地方擴大了黨在農民民眾之中的影響。將土地革命的口號滲入了廣泛的農民民眾底意識之中；後來繼續發展的農民鬥爭，以至於許多蘇維埃區域之創立，大致亦由於秋收武裝起義的影響。”大會指出黨在蘇區今後的任務是：“發展蘇維埃底根據地，奪取新的區域，鞏固新的區域，這種區域是要成為更大發展底基礎的”；“最大限度的發展正式的工農革命軍——紅軍”；“徹底的實行土地綱領”；等等。（《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4冊，第176、186頁。）六大還決定，黨的一切軍事工作都應集中於中央軍事部，各地應設立軍事委員會，受地方黨部的一般指導，但在軍事方面，則受中央軍事部統一指揮。六大關於發展革命根據地和加強軍事建設的決定是有積極意義的。1936年毛澤東曾說到：“不答覆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把這個問題又作了一次答覆。中國革命運動，從此就有了正確的理論基礎。”（《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88頁。）
還應指出的是，在大革命失敗後至1928年間，中國共產黨發動了一系列武裝起義。除上述幾次起義外，還有一些以奪取城市為目標或主客觀條件不具備而貿然發動的起義，先後遭到失敗；有一些在起義以後，適時地將起義武裝轉向農村，發動民眾，開展游擊戰爭，實行公開割據或秘密割據。如：1928年7月，在彭德懷和滕代遠等領導下，湖南國民黨軍獨立第5師一部舉行平江起義。起義成功後，部隊組成了紅軍第5軍。12月初，紅5軍到達寧岡，與紅4軍會師。1927年底和1928初，江西萬安起義爆發，接著在萬安農民武裝起義的影響和推動下，閩西和贛南廣大地區，先後爆發了多次農民武裝起義，組建了江西紅軍獨立第2團、第4團，在東固、橋頭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工農武裝割據能夠存在的原因：建了工農革命軍第2軍第2師第14團，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初步形成以磨盤山為中心的贛東北革命根據地。上述這些起義和游擊戰爭也都為“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實踐經驗。
總起來看，這時在認識上對工農武裝割據的肯定，還是就其本身而言的。至於它在奪取全國政權鬥爭中的作用，怎樣看待和處理農村鬥爭和城市鬥爭的關係，黨內認識是不一致的，可以說存在很大分歧。再有，如何在農村環境實現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也有待進一步解決。這些問題是在實踐中逐步解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