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廠奴隸制

恩格斯指出，“不言而喻，工廠奴隸制也和任何別的奴隸制一樣，甚至還要厲害些，是把初夜權給予主人的。在這

智障包身工事件

方麵廠主也是女工的身體和美貌的主宰。解僱的威脅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毀女孩子的任何反抗……即使不是所有的廠主都利用這個權利，女工們的情況本質上也不會因此而有所改變。……當大多數廠主都是……暴發戶的時候，他們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們這個‘正當地得來的’權利的。”在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地方，人權和產權就是是資產階級對工人的所有權和奴役權。
托爾斯泰的《那么我們該怎么辦？》(1882～1886)、《天國在您心中》(1890～1893)和《當代的奴隸制》(1899～1900)等文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實即奴隸制，而工廠奴隸制是土地奴隸制的直接後果；國家是保衛有產者並壓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則是“戰爭、死刑、法庭、奢侈、淫蕩、兇殺和使人毀滅”的萬惡之源。在90年代初俄國許多省份受災時，他寫了《論饑荒》(1891)、《可怕的問題》(1891)和《饑荒抑或不是饑荒》(1898)，指出當時饑荒的嚴重性，並斷言“人民之所以飢餓，是由於我們吃得太飽”，應該“從人民的脖子上爬下來”，把土地等歸還他們。在1905年革命的時期，他宣稱自願充當“從事農業的一億人民的辯護士”，寫了《論俄國的社會運動》、《深重的罪孽》、《致農民的論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認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而在《關於莫斯科的調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論俄國革命的意義》(1906)和《究竟該怎么辦？》(1906)等文中還陳述城市下層的貧困境況和工人的沉重勞動。此外還有一些反對侵略戰爭和軍國主義的文章。這些論文同樣有其消極面，如否定一切國家、一切暴力，幻想人們的團結，鼓吹愛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