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尿素袋子社隊幹部有特權，能穿上“尿素褲”，民眾意見很大，就向上面反映。為此，縣裡領導開會作出決議：尿素袋子定價公開在各公社的供銷社門市部公開銷售，讓社員自由購買，嚴禁開後門！
自編歌謠里
有一首名為《日本尿素袋》的詩如此寫道：做成褲子樂陶然，不串親友不捨穿。早就收藏入村史，一提笑得把腰彎。詩的作者是體制內幹部，比較幸運，從詩意看，作者在70年代曾擁有過“尿素褲”。大多數的農民則沒有這樣的機會，所以，他們自編的歌謠里就多出了那么一股譏諷的怨氣：
幹部見幹部，比比尿素褲，前頭“日本產”，後頭是“尿素”。
風靡大江南北
尿素袋子河南作家周熠在他的《散文自選集》里憶及尿素褲：“公社革委會孫主任一上台亮相，便激起了人民發亮的目光和竊竊私語。……特別善於發現美的女人們終於有了新的發現，透過那輕輕淡淡的青藍褲色，先是在孫主任的膝蓋上方的褲臉上認出了‘日本’二字，繼之又在後臀下隱約看到‘尿素’兩個黑體字。很快就證實，這條卓爾不群的‘超絲綢’夏褲，是用兩隻進口的四十公斤裝的日本尿素的外包裝拆洗、染縫而成。孫主任的少夫人在縣供銷社工作……”
湖南作家王躍文在《我的堂哥》里描述：“我上大學幾年，每次放假回來，都聽說很多通哥的事情。想不到陽秋萍同他離婚了，跟了幸福。村里人說得難聽，幸福用三條尿素袋子，就把陽秋萍睡了。……通哥看見陽秋萍新做了條尿素袋子的褲子，問是哪裡來的，陽秋萍講是幸福給的……通哥起了疑心……”
特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農村基層的區委工作，那時，無論生產資料，還是生活用品，極為缺乏。糧食、食油、棉花、布匹等許多日用生活用品，實行定量憑票供應。
為了把農業生產搞上去，國家從日本進口化肥，都是“尿素”，都是用化纖布袋子裝的。當時中國城裡人，一人一年只有一丈五尺五寸布票，農村人更是少得可憐，城鄉居民衣服都不夠穿，城鎮居民有穿打補丁的衣服，鄉村農民更是衣衫襤褸，困難得沒有褲子穿。所以，用完後的尿素袋子就成了當時農村的寶物，染一染，正好做一條褲子，就是“日本”“尿素”這幾個漢字任憑你怎樣染，總是染不掉。
就是這種尿素袋子，也只有社隊幹部才能享受到，穿著這種褲子，前面是“尿素”、後面是“日本株式會社”製造。那時，農村流行有一首諷刺農村幹部的順口溜，提到了中國農民最早知道的日本產品：“來個社幹部，穿的化肥褲，前面是‘日本’，後面是‘尿素’”。
這種尿素袋子，社隊幹部開後門才能弄到，為此，農民民眾意見很大，說社隊幹部搞特權，意見反映到了區委，區委領導批評了開後門的事，並跟供銷社黃主任講：尿素袋子定價公開在各公社的供銷社門市部公開銷售，讓社員自由購買，嚴禁開後門。
此事已過去幾十年了，至今想起，心中仍然一陣酸楚。
回憶
想穿“尿素褲”，還得有關係
今天看起來可笑至極的“尿素褲”，當年沒有點特殊關係，實在還穿不上。作家周熠回憶起自己搞到“尿素褲”的經過：
“當時，剛剛同日本邦交正常化，進口尿素極有限。一個公社分配下來的尿素指標不過兩萬公斤，可得的尿素袋，四百至五百條而已。加上縣裡截流，能分到三百來只袋足矣。這對於六萬人口的公社來說，僧多布少，無異於杯水車薪。這就出現了五花八門的徵購尿素袋的獨特現象。”
“公社首腦機關的幹部們除了孫一把，按人頭扣工資1.6元（每隻袋八角），由財會負責人直送供銷社孫主任手中，鄭重傳達領導指示：保證供應，注意影響。只好暗度陳倉，不用外搬運工，由供銷售主任帶著倉庫的人員，連夜開倉，秘密騰挪清點後送往公社。”
“我給公社革委副主任寫鬥私批修心得，獲全公社好評。這位副主任臉上有光，他就黑夜親自打著手電到倉庫，也套購到兩隻袋給我。”
原山西長治市委書記呂日周也回憶說：“我們又到太行山調查，太行山也是如此，那裡的農民，就是因為物質生活的貧乏引起一些幹部與民眾關係的緊張，那裡有大隊幹部、小隊幹部和民眾爭搶一個尿素袋子的事，誰搶上誰就可以做件衣服或褲子穿。那時我們就貧窮到那樣的程度，不得不用日本的尿素袋子來做衣服穿。爭來爭去，由於大隊小隊幹部有權，就把這個尿素袋子爭到了，做衣服穿了。農民沒有權，所以他們就用民歌的形式唱出來，表示他們的不滿：‘大幹部，小幹部，一個一條料子褲，前邊寫的是日本，後邊寫的是尿素’這樣的歌詞我們聽起來感到很可笑，但實際上我們心裡是很痛心的。我們的人民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搞了三十多年，竟然爭搶一個尿素袋子。”
這樣的情形下，民眾原創了大量的諷刺幹部穿“尿素褲”的民謠,譬如：
幹部見幹部，先比高級褲，前邊“日本產”，後邊是“尿素”，褲襠里“淨重25”——所謂”淨重25“，是指包裝袋上所印的文字。
哪個是幹部？先看穿啥褲。前頭“日本產”，後頭是“尿素”，不是幹部也幹部！
背景
1954年：按氣候差異制定南北不同布票定量標準
“尿素褲”流行於大江南北的主因，是當時布、棉供應的嚴重不足，這涉及到一個漫長的歷史背景。
1954年，全國棉紗、棉布統購統銷，供求關係緊張，9月份實行了憑“布票”限量供應棉布。除了農產品糧、油以外，這是工業消費品的第一種票證；而且比“全國通用糧票”發行的時間還要早上一年。
當時，根據南北氣候差異等因素，制訂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標準。譬如：北京市每人每次發放17尺3寸布票，剛夠成人做一套藍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領取13尺，江西省發放11尺，嚴寒的哈爾濱則每人每次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南方亞熱帶地區城鎮每人每次就只有7尺4寸布票。
60年代：一家四口的布票無法縫製一套成人衣服
1960年，布票限量普遍減少到一半以下。許多地區每年每人供應的棉布減少為3尺左右。如四川城鎮每年每人只發3尺7寸；山東城鎮每人只發布票1尺6寸。
四川省一位教師回憶：四川省一位教師回憶：60年代初，風聲一天天緊，聽說四川省只發3尺7寸布票，因為連年使用布票，大家的家底都空了，猛一下又緊到這種程度。那時剛參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兩件褂子：平時是脫了這件換那件；褲子也只有兩條：一條單褲，一條棉褲；單褲夏天穿外頭，冬天當襯褲穿裡頭。所以褲子也就特別費！一條新褲，不出一年也就爛了。
1961年3—8月，上海市區每人只發給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無法縫製一套成人的衣服。
關於“人造棉”的回憶
工程師劉某回憶：1963年秋天，他18歲時考上了北京化工學院，從一個貧窮的江南小鎮來到首都。三年苦難時期剛剛過去，他的助學金，除每月15元一伙食費外，只剩4元零花錢。無法製版禦寒的棉衣，冬天實在有要事必須出門，只好暫借北方同學的棉衣穿，這樣一直熬到畢業。
上學期間，國家曾發明了一種叫做“人造棉”的化工產品，來代替棉花紡織布，據說比棉布還要經久耐穿。但人造棉產量很小，國家照顧學生，決定優先配給每位北京在校大學生做一件襯衣的定量。為此，非常鄭重地向每人發了一張“購買人造棉證明”，憑證購買。發證後，又專門開了班會，同學們對黨和政府的關懷表達了深深感激之情。
拿著那枚印有“一次有效，不得轉讓”的購布證，想買又沒錢，劉某十分為難。終因拿不出3元人民幣，而放棄了第一次享受“人造棉”的機會！他將這枚購布證珍藏起來。只有極少數同學穿上了人造棉襯衣。那衣料確有一種飄逸感，引來了眾多羨慕的眼光。
參加工作後，他終於用8尺布票做了一件人造棉襯衣，圓了一個人造棉的夢。
一次，年邁的母親為他整理房間，從箱子裡翻出翻出那枚未使用過的購布證，剎那間淚如泉湧，泣不成聲。此後，他時常做夢，夢見母親的老淚，夢到他的大學生活和那失落的人造棉襯衣。
出現
70年代中日關係正常化之後，出現“尿素褲”
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日子，一直維持到70年代。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了中國。9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翌年1月，雙方互設大使館。隨後，一系列的貿易、航運、海運、漁業、文化交流的協定相繼簽署，其中就包括日本尿素的進口。
由此催生了“尿素褲”。
但也不是所有”尿素褲“的原材料都取自日本，當時還有這樣的順口溜：大幹部小幹部，一人一條尿素褲。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因為當時也從加拿大進口尿素，一條尿素袋不夠做條褲子，得用兩個國家的尿素袋拼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