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多鶴[嚴歌苓創作小說]](/img/8/679/nBnauM3XxATOyMTNyYDM2QDM1UTM1QDN5MjM5ADMwAjMwUzL2AzL2E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小姨多鶴[嚴歌苓創作小說]")
創作背景
中華民族在經歷了一個又一個創傷之後，試圖實現復興之路的艱難。在經歷了文革之後，許多人原先抱有的美好夢想破滅了，懷疑、彷徨、畏首畏尾成了一個騷動不安的時代病，加上資本主義國家的拜金主義的衝擊，使那一代的年輕人精神無所適從，傳統道德幾近崩潰。改革開放以後，表面上經濟繁榮的背後，實則是人們精神世界的荒蕪。小說不動聲色地使用了這么一個小角度，卻折射出了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的一個大隱患。嚴歌苓用她的小說，帶我們進行了一次精神的苦旅。
內容簡介
二戰進入尾聲，日本戰敗投降，大批當年被移民來中國東北地區企圖對中國實施長期殖民統治的普通日本國民被拋棄。十六歲的少女多鶴即為其一，在死難多艱的逃亡中，她依靠機智和對生的本能的渴望逃過了死亡，被裝進麻袋論斤賣給了東北某小火車站站長的二兒子張儉作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張儉的哥哥據傳因為抗日而被日本人殺害，張儉的老婆朱小環因日本鬼子的驚嚇導致流產，從此不能生育。國讎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鶴的介入，使得整個家庭的關係變得曖昧和怪異。
新中國成立後，日本女人多鶴的身份不僅在張家成為重大的情感和倫理問題，在整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民間生活中也成了巨大的政治問題。因為多鶴是張儉欲拒還休、欲罷不能的另一個女人，是生活在朱小環身邊的情敵，也是張家三個孩子的生身之母，她的身份和地位成了糾纏張家幾十年的頭疼事。同時，如何掩蓋多鶴的日本人身份也成了張家揮之不去的夢魘。張儉的解決之道是，讓多鶴成為朱小環的“妹妹”，孩子們的“小姨”；然後再通過不斷的搬遷來遮掩多鶴的日本身份以及畸形的家庭關係。這個奇特的家庭組合在動盪的政治環境和困窘的經濟生活中飄搖度日。
幾十年下來，日本人多鶴默默而固執地以“整潔、較真”等品質影響著這個家庭，而朱小環等張家人則以 “隨遇而安”、“湊合活著”等生活理念改變著多鶴。殘酷無奈而又充滿吸引力的生活因著他們善良的本性使他們活成了不能分開的一家人。
作品鑑賞
作品主題
《小姨多鶴》借日本孤女多鶴的一生展開另類的革命歷史敘述，關注的是隱藏在歷史背後的人性、存在及生命等話題而非歷史本身。就如張煒談到《家族》時所說：“歷史本身，它的一些關節，不是最令人興奮的點，而是夾在褶縫中的欲望，是生命頑強卻又頑皮的舞蹈……”小說顯示了作家對中國革命、人性、文化融合等經典話題思考所達到的思想深度和藝術高度。
在小說《小姨多鶴》中，作者以對中國當代史的深入、精到的把握，以一個跨國作家的寬闊視野，表現了大時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命歌哭，是一部意蘊豐盛迷人、襟懷爽朗闊氣的稀世之作。
小說的動人之處，在於通過這六口之家裡的親情、愛情、友情，把人世間的偉大人性，開掘得淋漓盡致、深刻透徹。小說集中寫了兩個女人：多鶴和小環。也可說是“兩個女人的史詩”。多鶴這個日本小女人，在日本戰敗後，從“滿洲墾荒開拓團”死裡逃生跑出來，又被賣給人家做生育“工具”。她無盡地勞動、幹活，默默地受羞辱、折磨，可她無怨無悔地整日只知彎腰、鞠躬，低頭、擦地，靠的是作為一個人所具有的一種求生的本能，以及與生俱來的寬厚、寬容、寬恕、善良、至愛的本性支撐著。這是一種真實的人性，一種超越了一切國家、民族、宗教界限的人性。多鶴憑藉著這真摯的人性，終於贏得了張家每一個人的信任和關愛。她也無私地將自己全部的力量，獻給了這個家庭，儘管這個家的每一個人都有對不起她的地方。這就是人性的博大無私。朱小環，這個張家的大管家，三個孩子名義上的生母，可以說是底層社會最可憐的一名家庭婦女，但是她個性開朗、樂觀，無憂無慮，為人潑辣，抽菸、嗑瓜子、罵人，她“會吵架、又吵架吵得這么好”，“吵得人家哈哈笑”。她對多鶴，作為日本人，作為情敵，是仇視的，可當知道多鶴的悲慘身世，又見其刻苦勤奮的勞動，真誠善良的心地，大氣的她，毅然化敵為友，化干戈為玉帛，與多鶴成為了相濡以沫的親姐妹。她勇於承擔了撫養、呵護三個孩子的責任，還處處關照多鶴，甚至為她擔待罪責，避禍消災。在她身上，有著中國“農村婦女那種寵辱不驚的處世態度——平常心”，有著“幾乎接近原始的美德，是沒有受到現代文明侵蝕的美德。”
小說的可貴之處，在於這個奇離有趣、感人至深的故事，其蘊藏的思想內涵是極其豐富深沉的。小說看似只寫了一個很單純的一小家子的悲歡離合的生活經歷，可折射出了近半個世紀的政治風雲、歷史變遷和社會變革，其中有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改運動、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開放，這些都給了現代人巨大的思維空間和多方面的人生處世的思想啟迪。小說卻並未直接觸及如何面對歷史遺留的問題，作者也無意去碰觸這些與小說無關的事情。作品只是文學創作，講故事，寫人物，時代背景是放置在幕後的。然而，小說高超之處，所謂“具有史詩價值”的，就在於小故事見大歷史，小家庭見大社會，小人物見大時代。盡在不言中，盡在自然而然的無意流露中。這裡沒有政治說教，沒有宏大敘事，沒有黃鐘大呂，沒有激揚文字，有的只是小人物，小事件，小風波，小吵小鬧，可它依然成了一份沉甸甸的現代啟示錄，令人深思
邊緣氣息
《小姨多鶴》中女主人公日本小姨多鶴、中國母親小環都是典型的邊緣人。多鶴具有嚴歌苓一直在作品裡探究的那種源自生命本能的女性吸引力，就像扶桑（《扶桑》）和王葡萄（《第九個寡婦》）一樣。她懵懂、天真、固執、較真，內心十分剛毅，不吵不鬧、不爭不搶、不撒嬌、不放電，卻讓男人們神魂顛倒。但因自己的日本身份和畸形的家庭結構，使之成為非妻非妾、非姨非母的小姨多鶴。中國母親小環則是一個帶給人希望的人物。雖然她不那么高雅、不那么沉靜，她潑辣、世俗、懶惰，但是她睿智、大氣。她表面上是妻子，其實是這個家的主心骨，是家長，就像母雞一樣愛護支撐著家。丈夫和多鶴像她的弟弟、妹妹、孩子。她的難過和傷心永遠都讓步給對家人的安撫，但最後還是孑然一人。多鶴的命運當然惹人悲憐，可小環命途比她更不幸。她雖沒有多鶴的異鄉之苦、名分之苦、喪親之苦，可所有這一切苦疊加在一起，她一樣也沒少。她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家裡，守著自己的丈夫，可那丈夫是別人的丈夫，孩子是別人的孩子，愛情也大致就是別人的愛情……她在貌似一切都有的庸常里獨自品嘗一無所有。一輩子，她熱鬧在最深的孤獨里，徘徊在生活的邊緣地帶。
觀照嚴歌苓的小說，《扶桑》中扶桑、《一個女人的史詩》中田蘇菲、《第九個寡婦》中王葡萄幾乎無一例外的遭遇滅頂之災，《小姨多鶴》中的多鶴更是無出其外：多鶴被滅族、出售、淪為生產工具、被丟棄，一生顛沛羸弱。嚴歌苓藉此途徑和策略收穫了獨特的文本意義：以女性人物特殊邊緣狀態下個人行為為突破口，而抵達一種深度：關注的不僅僅是一種生存狀態，而是試圖探入到無意識的深層，在一種非常的狀態下把人的靈魂放到極限中去拷問。在此過程中，一些被多數人忽視的殘片與粉末得以重新建構，折閃出動人心魄的光華；一些被人注意到但淺嘗輒止的人性深處的幽思，在這裡得到透徹淋漓的闡釋——“邊緣人”隱秘的內心世界從而獲得豐富地展現。
小說多處寫到日本人的自殺情懷，這是根植於民族文化深處的一種慣性。是小環的“湊合哲學”一次次把多鶴從自殺邊緣拉了回來。嚴歌苓以超越狹隘民族主義的大視野、大境界來刻畫張儉家奇特的中日關係，她細心把握中日兩個民族文化心理的微妙異同並公正客觀地加以比較和闡發，表達了彼此引以為鑑、提攜進化的美好意向。
藝術特色
多視角
有別於“十七年”的紅色經典作品，《小姨多鶴》對於革命與歷史的想像呈現出一種另類的、新鮮的圖景。它以民間立場取代宏大敘事，超越了革命本身所蘊含的階級性、人民性、民族性等，以多元化的視角展開另類的革命歷史敘述。主要體現為非意識形態視角與超越民族性的文化觀照。
《小姨多鶴》通過一個普通工人家庭的愛恨悲歡反映社會的風雲變幻，是邊緣性的敘事視角，也是民間視角。視角的多樣化與邊緣化，導致了革命的另類真實地呈現。
“躲藏”藝術
小說中多次出現了“躲藏”的情節。這種“躲藏”情節，既是傳奇故事、詭譎生活不可避免的現象，也是作家慣於運用，造成懸念，吸引讀者的一種手法。經典小說《悲慘世界》的冉阿讓、《基督山伯爵》的埃德蒙就是靠隱姓埋名、東躲西藏而得到廣大讀者的青睞。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將老人藏於地窖幾十年；《金陵十三釵》，將可憐的婦女藏於洋人教堂，教讀者提心弔膽，不能自己。而《小姨多鶴》，一個日本女人，改名換姓，變更身份，移居外地，三緘其口，其躲藏隱蔽得不能說不深，但在“文革”中，還是暴露，使全家遭受苦難。這“躲藏”一波三折，將故事推向了高潮。而且，這種躲藏只是隱去人的外在形體，而人的內在思想感情，往往能夠更加表露得集中、突出、完全和徹底。這就是扣人心弦的“躲藏”藝術。
歷史化
美國敘事家哈里·肖認為：現實主義小說要求有一個“歷史化的敘述者”。而歷史化的敘述者又分為兩種：一種是聲音和心靈都具有歷史意識，但只停留在話語空間運作；一種是進入故事空間，與社會歷史語境緊密相連，體現出特定歷史時期的眼光和世界觀。嚴歌苓在《小姨多鶴》中的寫作，無疑屬於上述的第二種歷史化敘述者。嚴歌苓喜愛把玩敘述的遊戲，但她正是要通過這種敘述形式的戲法，使她的故事更好看、更具真實感。比如她極力展示她的故事的“歷史性”，力圖使人們接受 她的“故事的歷史敘事”就是“歷史的真實性”的意圖。嚴歌苓不僅在小說中以“墾荒團”、“大煉鋼鐵”、“串聯”、“武鬥”等等記載著那段歷史的獨特辭彙（或事件）來向讀者證明她的故事所述歷史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還在後來的訪談中也明示她對這一段歷史所做的研究。
嚴歌苓的小說創作深得中國古典小說傳統影響，在《小姨多鶴》中，她的歷史化敘事意識令她不斷地渲染上個世紀中下半葉中國社會文化氛圍，描繪和重建過往國人生活的細節，用歷史陳述來達到寫實逼真的效果。她借很多曾經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中逼真的生活細節“史料”，形成一種歷史話語權威，使其敘事得以超越真與假、寫實與虛構的素材局限，造成讀者閱讀時直指作品的“意義”所作——作者寫作的道德、政治和文化隱喻。她說，“應該說，我這幾年的寫作中暗含著我自己的一個價值體系或者說思考系統，抽象的表達是沒意義的。”因此，《小姨多鶴》不再糾纏於歷史的功過褒貶，它將歷史作為一個客觀存在，將歷史置於背景之下，重點表現歷史長河的激盪中人們的情感歷程，在情感歷史的展示中，體現作者對於愛與善良的張揚和嚮往。它以另外一種方式去回望歷史，這種對歷史化敘事的刻意追求，造成讀者閱讀時產生奇異的語境感，大大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小姨多鶴》的成功不單是作品本身故事的精彩，更是嚴歌苓講故事的方法一在敘事形式的探索、實驗上的獨特性所致。或者說，嚴歌苓的《小姨多鶴》讓人著迷的，除了作品的故事本身，還有它的敘事態度和敘述方式。嚴歌苓對時間與人和文學的關係有比較深入的思考，並以時間為結構要素，搭建出了一個個形式與意味統一的敘事結構，她對敘事形式的興趣和探索使這部小說的敘事呈現出獨特的魅力。
社會影響
中國小說學會2008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日前在南昌揭曉。上榜的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組各有一篇海外華文作家的作品，其中美國華裔作家嚴歌苓的長篇小說《小姨多鶴》被評為長篇小說組第一名。
2009年11月12日晚，首屆“中山杯”華僑文學獎頒獎典禮日前在孫中山故鄉中山市舉行，共有來自全球的19部作品獲獎。其中，著名作家嚴歌苓的《小姨多鶴》獲小說類最佳作品獎。
2008年，“《當代》長篇小說年度獎”暨“《當代》長篇小說五年最佳”大選活動在北京召開。該獎項旨在將國內最優秀的長篇小說成果按年度推薦給讀者，填補長篇小說獎項的年度空缺，並希望打造高公信度和高含金量的民間文學“茅獎”獎項。經過民間投票，嚴歌苓的《小姨多鶴》以壓倒性的優勢票數獲得冠軍。
《小姨多鶴》被改編成由孫儷主演的電視劇，並於2012年2月8日在安徽衛視上映。
作品評價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表示：“《小姨多鶴》是近年來中國小說不可多得的一部優秀之作。我想放在幾十年來都是首屈一指的作品。她的思想意識之高，超越了簡單的民族國家的立場，寫出了對戰爭的控訴，以及人性的複雜性。生命是如此高貴不可摧毀，讓我驚嘆。 ”
作者簡介
嚴歌苓嚴歌苓，美籍華人，出生於上海。從軍十五年，1986年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1989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 藝術學院文學碩士學位。現為好萊塢專業編劇。
代表作有：長篇 小說《第九個寡婦》（獲中華讀書報“2006年度優秀長篇小說獎”、新浪讀書網 “2006年度最受網友歡迎長篇小說獎”等）、《扶桑》（獲台灣“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獎”）、《人寰》（獲台灣中國時報“百萬長篇小說獎”以及上海文學獎）、《雌性的草地》等；短篇小說《天浴》（根據此作改編的電影獲美國影評人協會獎、金馬獎等七項大獎）、《少女小漁》（根據此作改編的電影獲亞太影展六項大獎）、《女房東》等；中篇小說《白蛇》、《誰家有女初長成》、《也是亞當，也是夏娃》等。作品被翻譯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國文字。英譯版《扶桑》曾登上2001年洛杉磯時報最佳暢銷書排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