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村塬革命委員會

同時,成立了中共陝甘游擊隊委員會(簡稱“隊委會”),李傑夫任書記。 寺村塬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在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指導配合下,進一步發動民眾,帶領赤衛軍和廣大民眾打土豪、分財產為中心內容的反封建鬥爭。 5月10日,陝西省委任命劉志丹為陝甘游擊隊總指揮,李傑夫任政委,楊重遠為參謀長。

寺村塬革命委員會又稱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是杜衡、李傑夫、謝子長執行中共陝西省委1932年3月6日決議,於1932年4月上旬在今慶陽市正寧縣湫頭鄉寺村塬村成立的,它是陝甘邊區革命的搖籃。

歷史貢獻

謝子長、劉志丹率領的陝甘游擊隊在正寧寺村塬開展的革命活動,是隴東地區自1930年“太白奪槍”武裝鬧革命以來土地革命鬥爭最激烈、影響最大的一次。在這次革命鬥爭中誕生的寺村塬革命委員會,是中共陝甘邊歷史上第一個臨時革命政權,也是甘肅歷史上第一個臨時革命政權,開創了在隴東建立革命政權的先河。它雖然在時間上只存在了4個多月,但卻是一次驚天動地的革命實踐,地位非常重要,影響非常深遠。
它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西北地區創建革命政權的第一次嘗試,它打擊了地主豪紳的威風,擴大了共產黨的影響,在陝甘邊人民的心中,播撒下革命的火種,為2年後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在華池南梁的重建,奠定了深厚的民眾基礎,在中共陝甘邊歷史上留下輝煌的不可磨滅的一頁。

革命根據地的發展

1930年初,謝子長、劉志丹來到陝甘邊界的子午嶺地區,收編和改造當地的農民武裝,開展“兵運”,組織進行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武裝鬥爭。1931年9月,創建了陝甘邊游擊隊(亦稱南梁游擊隊)。同年10月,南梁游擊隊與轉戰而來的由師儲傑、閻紅彥率領的陝北游擊支隊(即晉西遊擊隊和與之聯合的商販隊)會合,駐慶陽新堡、城壕川(今均屬華池縣轄)一帶。
1931年12月下旬,這支部隊從駐地出發,沿子午嶺西側南下,於1932年1月初到達正寧縣月明塬北柴橋子村。在這裡,隆重舉行了改編儀式,部隊被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謝子長、劉志丹分別擔任正、副總指揮,楊重遠(又作楊仲遠)任參謀長。全軍約700人,下轄兩個支隊,師儲傑任第一支隊隊長,劉志丹兼任第二支隊隊長。為了在政治上號召民眾,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軍根據中共陝西省委的指示,在正寧縣三嘉塬細嘴子附近的錦章村,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謝子長任總指揮,中共陝西省委軍委書記李傑夫(即高維翰,後叛變)任政委,楊重遠任參謀長。下轄2個步兵大隊、1個騎兵大隊和1個警衛大隊,總計360餘人(改編前發生了“三嘉塬繳槍事件”,師儲傑率一部出走,劉志丹赴陝西省委匯報工作)。同時,成立了中共陝甘游擊隊委員會(簡稱“隊委會”),李傑夫任書記。各大隊設有黨支部,任命有政治工作人員。

革命根據地的成立

當時國民黨陝軍十七師與甘肅暫編十三師混戰隴東,甘肅軍閥陳矽璋暫編十三師失敗,其殘部到處騷擾,任意攤糧派款,搜刮民財,殘害百姓。陳矽璋殘部一個叫劉明發的副官,給正寧群眾派款數萬元,並限期繳清。西坡、山河、永和、羅川、湫頭等地民眾自發組織起來,抗糧抗款。另外,正寧縣政府催款員馬某(民眾稱馬師爺)在湫頭雙佛堂一帶催糧要款,勒索民眾,被民眾趕跑。馬某逃回縣府,向山河城防司令劉利造謠說,南區(指寺村原)百姓造反了,劉表示要血洗南區。寺村原民眾為了抵禦官府的鎮壓,紛紛成立民團,並推選鞏世信、張進選、杜興邦為團總。接著200多名團丁在苟仁集會,商議對策,決定進行"交農"鬥爭,並派鞏世信、范西奎與駐紮在西坡四圪塔的陝甘工農紅軍游擊隊取得聯繫,報告寺村原民眾反抗鬥爭的情況。陝甘游擊隊成立後,把實行游擊戰爭作為自己的行動綱領。
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隊委會立即決定改變行動計畫,暫不向旬邑游擊,就地發動民眾,配合農民圍攻山河城,開闢新的游擊區。3月19日,在正寧縣南塬3支以抗糧抗捐為目的、由農民民眾自發組織的民團的配合下,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分兩路向山河城進發,欲擺成兩面夾擊陣勢,由於帶隊嚮導失誤、部隊迷路誤時未按約定時間攻城、城內內應暴露等原因,加之山河城城防堅固,游擊隊攻城一日,未能取勝。
攻城失利後,陝甘游擊隊退駐西坡鄉四圪土達 ,召開隊委會,分析敵我形勢,討論下一步行動計畫。決定:到正寧縣寺村塬開展游擊戰爭,打擊豪紳地主的破壞;組織發動民眾,將其自發組織的民團改編為赤衛軍;廣泛實行陝甘游擊隊的綱領(即“組織和領導農民民眾起來沒收一切地主紳士、祠堂廟宇及幫助反革命的富農的土地,將它平均分配給苦力、僱農、貧農和中農”,“創建陝甘邊新蘇區”);發動和組織民眾準備再次攻打山河城, 在寺村原建立革命根據地,成立蘇維埃政權。
總指揮部設在新庄子富戶張進明家,隊委會決定,游擊隊分片包乾負責,立即投入建立根據地的各項革命活動。在新庄子、西城、上南坡頭、車家溝、碾莊子、雙佛堂、苟仁、西溝、苜蓿嶺、莫刺村、東西侯郎、鞏家斜、張村等村莊,張貼標語,召開民眾大會,宣傳打土豪,分田地,徹底摧毀地主階級政權,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革命道理。發動積極分子並通過他們親串親,走村串戶的深入發動民眾。謝子長、高崗、楊仲遠等人也走村串戶,訪貧問苦,做民眾工作,使貧苦農民更進一步了解了紅軍。同時,在各村建立農民聯合會和貧農團,改編地方民團為赤衛軍,當時在新庄子村成立了寺村原赤衛軍總指揮部,杜興邦任總指揮,鞏世信、張進選、邢進有任副總指揮。
1932年4月上旬,在陝甘紅軍游擊隊總指揮部領導下,寺村原東起五頃原,西至上南坡頭等數十個村莊的貧僱農積極分子在新庄子集會,召開農民代表大會,成立了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因成立地點在寺村原,習慣稱寺村塬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由15人組成,選舉李傑夫任主席,張進元、唐貴榮任副主席。龍咀子回族也派代表參加了大會,在蘇維埃的旗幟下,第一次使回族人民得到了和漢族人民同等的政治地位,因此,革命委員會也得到回族人民的擁護。寺村塬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在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指導配合下,進一步發動民眾,帶領赤衛軍和廣大民眾打土豪、分財產為中心內容的反封建鬥爭。
會後,陝甘游擊隊開抵位居正寧縣城以南、南北均為大溝的寺村塬(今正寧縣五頃原鄉、湫頭鄉、永和鎮轄區,俗稱南塬),分駐新庄子、西城、碾莊子等村。適應自發的方興未艾的民眾抗糧抗捐熱潮,游擊隊在謝子長、李傑夫的領導下,於4月下旬,派出騎兵,集中20餘天,到各村張貼標語傳單,宣傳發動民眾,號召廣大貧苦農民起來反剝削反壓迫,同地主豪紳作鬥爭。在苟仁寺召開了民眾大會,宣布將寺村塬原有的3個民團改編為赤衛軍,成立了赤衛軍總指揮部。上五社民團團頭杜興邦任總指揮,中五社、北五社民團團頭鞏世信、張進選任副總指揮。大會宣布了永和鎮於家莊反動豪紳趙元亨(外號趙大人、黑頭蟲)的罪狀,處決了趙元亨及其走狗鞏得功。以村為單位先後在新庄子、西城、上南坡頭、碾莊子、雙佛堂、苟仁、張村、鞏家斜、苜蓿嶺、車家溝等村成立了赤衛軍小隊、貧農團、農民聯合會、少先隊等民眾組織。發動民眾沒收並分配了趙元亨、湫頭鎮新庄子村大豪紳劉西坤及永和鎮琴宅豪紳趙秉義家的土地、糧食和牛羊。在廣泛號召、動員民眾的基礎上,4月,當地赤衛軍和農民1000餘人配合陝甘游擊隊,第二次攻打山河城。攻城兩日,雖給敵人以大量殺傷,但城仍未攻克。
戰後,游擊隊和赤衛軍撤回寺村塬休整,繼續宣傳民眾、發動民眾、組織民眾。這時,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杜衡來到部隊巡視。他經過一番調查,認為游擊隊攻打山河城失敗的原因是當地民團首領杜興邦的動機不純(與當時的縣商會會長張贊臣和國民黨駐軍頭目劉明發有矛盾,想破城殺掉此2人)、赤衛軍和其他民眾性組織中混入了大量富農、游擊隊的戰術有問題等。在其指導下,陝甘游擊隊相繼於4月上旬組織召開了兩次民眾大會。
在永和鎮苟仁寺召開了寺村塬農民民眾大會。會議有2項議程,首先,游擊隊代表作了報告,提出了共產黨的鬥爭綱領,號召農民為“土地”、“分糧”、“建立蘇維埃政權”而鬥爭。其次,選舉各村農民代表。72個村莊共選出代表72人,其中貧農40餘人,僱農10餘人,中農20餘人。
接著,在新庄子山神廟旁邊的場裡,召集寺村塬東起五頃原,西至上南坡頭的數十個村莊的農民約千人,召開寺村塬農民代表大會。主要議程有5項:宣布土地法令和蘇維埃政府一切決議和法令;成立革命委員會;分配糧食和游擊隊給養問題;建立赤衛隊;號召推翻正寧縣豪紳地主統治——縣政府、區公所、民團。會上經選舉成立的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由於成立地點在寺村塬,民眾習稱其為寺村塬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由15人組成,農民委員10人,游擊隊委員5人;其中常務委員7人,正副主席3人。李傑夫任主席,張進元(車家溝村貧農)、唐貴榮(西城村中農)任副主席。委員會下設土地、肅反、財政、食糧4個委員會。寺村塬革命委員會駐在新庄子村西窪。會議決定,宣告執行蘇維埃政府的一切決議和法令,以農民代表會和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布告宣言,代表豪紳地主利益的國民黨縣政府、區公所均被推翻。會議決定沒收所有豪紳地主富農食糧,一部分分配貧農、僱農、中農、苦力,一部分作為游擊隊給養。會議決定改組赤衛隊,禁止富農參加,以村為單位成立分隊,由民眾選舉分隊長1人;鄉或七八個村成立大隊,設正副大隊長各1人;各鄉聯合成立總隊部,設正副總隊長各1人,參謀1人。並以同樣組織形式成立少年先鋒隊組織。赤衛隊、少年先鋒隊均屬革命委員會領導。
陝甘紅軍游擊隊騎兵隊到永和,彬縣的永樂、北極和旬邑縣的底廟等村鎮抓捕土豪劣紳。他們根據這些豪紳的劣跡和民憤大小,區別對待。對一般豪紳討保釋放;對少數罪大惡極的嚴加懲辦。並於3月底,在苟仁村寺院召開千人公審大會,公審了民憤極大的趙元亨和其走狗鞏德功。會議由謝子長主持,赤衛軍總指揮杜興邦宣判。大會宣判後,在新庄子處決了趙元亨、鞏德功。這次大會受到民眾的熱烈擁護,也提高了廣大民眾的階級覺悟,他們的鬥爭情緒更高了,打土豪、分財產的鬥爭蓬勃發展起來。
農民代表會的決議開始在下八社、於家莊實行時,敵人進行“圍剿”行動。4月12日,陝甘游擊隊撤離寺村塬,準備聲東擊西,再次攻打山河城,4月13日,紅軍游擊隊再次圍攻山河城,1000多名赤衛軍和農民手持大刀、長矛配合作戰。正在攻城之際,西峰鎮駐軍隴東暫編十三師一個營前來增援,為了保存勢力,游擊隊和赤衛軍撤回寺村塬進行休整。隨後又攻打旬邑縣城,取得大捷後,部隊編為第三、第五兩個支隊,第五支隊南下三原,第三支隊返回寺村塬。

革命根據地的喪失

當時,杜衡批評游擊隊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游擊隊負責人有“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撤銷了謝子長的陝甘游擊隊總指揮職務,調往外地搞兵運工作。5月10日,陝西省委任命劉志丹為陝甘游擊隊總指揮,李傑夫任政委,楊重遠為參謀長。
5月至7月初,劉志丹率領陝甘游擊隊先後轉戰陝北、韓城、隴東,於7月10日重返寺村塬。7月12日,陝甘游擊隊與高鵬飛帶領的西華池起義部隊會合後,在湫頭鄉進行了整編。西華池起義部隊被編為陝甘游擊隊第三大隊。陝甘游擊隊召開軍人大會,慶祝西華池起義成功。23日,執行王明“左”傾路線的中共陝西省委派李艮(一名愚痴)取代李傑夫,任陝甘游擊隊政委。李艮來部隊的根本目的是要執行“創造北方新蘇區的歷史任務”。當時正值國民黨軍隊進攻寺村塬革命根據地,李艮在大批陝甘游擊隊隊委會所謂“機會主義領導”的同時,強令推行陝甘省委“取消游擊戰”,主張“陣地戰和平原戰”的錯誤指示。當游擊隊擊退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占領五頃原後,他提出:“死守五頃原,不讓敵人鐵蹄踏進五頃原一寸土地”的口號,和敵人死拚硬打。並3次強派部隊攻打王郎坡寨子,均未成功。還要求在20天內在五頃原完成平均分配土地的任務。這次土改顯然執行的是中共中央《關於陝甘邊游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中所規定的政策原則,即對“苦力、僱農、貧農和中農”實行平均分配土地;地主不得分地;富農只分給一份“勞動的份地”。但正當李艮布置土改的同時,國民黨駐山河的李貴清部晁團已進占了周圍的村莊、要道,切斷了交通,加固了王郎坡寨子,完成了對游擊隊的包圍。土改在事實上已不可能進行。而李艮卻不顧大敵當前的嚴峻形勢,一面把隊委會及游擊隊領導成員集中起來開了六七天會議,一面把一些黨員和戰士派出去發動民眾分地。由於面臨敵人“圍剿”,民眾不敢要地,怕紅軍走後遭敵人報復,況且當時民眾所迫切需要的是生活資料和其他生產資料,而不是耕地,所以土地硬是分不下去。正當強迫分地的時候,敵人進攻開始了。李艮指示死守,結果在強敵進攻下游擊隊遭到嚴重損失。8月下旬,為保存力量,游擊隊被迫撤退轉移到保全一帶活動,寺村塬革命根據地隨即全部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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