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吳[孫武吳起的合稱]

孫吳,為春秋戰國時期兩名著名的軍事家孫武和吳起的合稱。 孫武(約前545-前470),字長卿,春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尊稱兵聖。後人尊稱其為孫子、孫武子、百世兵家之師、東方兵學的鼻祖。 吳起(前440-前381),戰國時代政治家、軍事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唐肅宗時將吳起等歷史上十位武功卓著的名將供奉於武成王廟內,被稱為武廟十哲。宋徽宗時追尊吳起為廣宗伯,位列宋武廟七十二將之一。

人物簡介

吳起是中國古代以研究學術起家走上仕途,而最終在歷史上大放光彩的人物中一個最典型的代表。

《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為吳起四十八篇,但《武經七書》中的《吳子》則僅有六篇。二者在篇數上的差異實在太大,因此,可以斷言今存的《吳子》即令不是偽書,最多也只是一部殘書。《吳子》六篇我曾將其翻譯成過白話文。其六篇各有主題,但彼此間幾毫無連繫。以體裁而言,它是一本談話記錄,記錄者也許為幕僚或門人,但也可能為後人假託成書。所以,其價值實不如《孫子》甚遠。不過儘管如此,其中還是有若干值得重視的戰略觀念不僅有其特殊意義,而且也足以與《孫子》相比較。甚至於可以說,有些觀念不僅與《孫子》非常接近,而且更有超越的趨勢。  吳起一生的事業司馬遷在《史記》中有較翔實的記載。在這裡還要說明的是,吳起的老師是曾申,曾申是曾參的兒子,曾參是孔子的徒弟。另外,曾申又是子夏的學生,子夏也是孔子的學生。曾申還有個老師叫左丘明,就是寫左傳的那個。吳起有個同學叫李克,也就是那個寫法經的李俚,他是孟子的老師。孟子是根牟子的老師,後者是荀子的老師,荀子是韓非和李斯的老師。李俚也算商鞅的半個老師,不過後者是自學的,兩人從未謀過面。

人物概述

在我國傳統兵學領域中,孫吳居於互相伯仲的地位,學者往往孫吳並稱,但事實上,他們之間有很多差異,值得較深入分析。

孫子從未討論戰爭的性質,也很少觸及政治與軍事的關係,吳起則在這兩方面有其獨特之見。也許可以說吳起是中國古代的若米尼,他的書與若米尼的《戰爭藝術概論》第一章頗為相似:

吳子曰:凡兵之以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德惡(怨),四曰內亂,五曰因飢,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這是一篇簡明扼要的“戰爭論”,首先分析戰爭的起因,其次為戰爭定名,分為五類並界定每類的性質。最後概述應付每類戰爭之道。此種戰爭性質的探討,在古代實屬難能可貴。

吳起重視政治與軍事的關係,並認為對二者必須作總體性的考慮而不可有所偏重。他初見魏文侯時,即提出“內修文德,外治武備” 的總體戰略觀念。其書第一篇名“圖國”,圖國即謀國,所以可以證明其思想並非限于軍事層面,而早已升到大戰略層面。如何圖國?他概括指出,“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 ,足以顯示其所學出於儒家,像孔子一樣,非常重視教育。他說:“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親民教民的目的為培養向心力,吳子稱之為“和”,他指出:

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人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啟於元龜,參之天時,告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盡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非常明顯,吳子所謂“和”與孫子所謂“道”在目的和作用上完全一致。吳子雖主張“啟於元龜,參之天時”,並非表示他迷信鬼神,而只是向人民表示政府對戰爭的態度十分慎重。

吳子的慎戰不僅代表儒家的傳統,而且與孫子如出一轍。他更指出勝利含有內在的危險,甚至於足以導致亡國的後果:

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

此種警告在戰國時代對於好戰者而言,真好像晨鐘暮鼓,足以發人深省。尤其是與孫子在“火攻”篇中所云,“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之語可以互相印證。

《吳子》第二篇名為“料敵”,也就是對敵情的研究判斷。篇中有一基本觀念最值得重視:“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 吳子所提出的“先戒”與孫子所提出的“先知”可謂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欲求先戒,則必須先知。若不能知則又如何能戒。反而言之,先知的目的即為知所應戒,假使知而不戒,則即令能先知又有何用?

《吳子》第三篇名為“治兵”,其重點是“治”字。魏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

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眾寡?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

吳起是精兵主義者,在其書中曾一再強調素質的重要。如何始能提高部隊的素質?他的答案是“教戒為先”。他認為數量並非決定因素,真正的決定因素為“治”,治的意義就是組織。他說:

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則不可當,退則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基於以上的描述,可知吳起所想像的兵力能適應各種不同環境,有高度有效的控制,並且永保團結,不會潰散。孫子雖也重視素質和組織,但並不像吳子這樣強調這兩種因素。反之,孫子則始終認為數量優勢為決定因素。因此,他們在治兵方面的觀點至少是有程度上的差異。至於用兵方面,吳子也像孫子一樣強調速決,其所言甚至於比孫子還更有力:

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房之下,使智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這一段話真是千古名言,甚至於在《孫子》一書中也都找不到類似的話。

吳子第四篇為“論將”,其意見不僅可與孫子比較,而更能提供新的啟示。吳子說:

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孫吳二子論將,觀點大致相似,尤其是他們都不過分強調“勇”之重要。吳子更明確指出,“勇”只是幾種必要因素中之一種而已。另一方面,吳子又列舉五點,認為那是將之所慎。用現代語來說,理就是管理,備就是戰備,果就是果敢,戒就是警戒,約就是簡單。這是他所獨創的一套原則,非常有系統而富有實用價值。若與孫子所云“智、信、仁、勇、嚴”相配合,則孫子所言為體,吳子所言為用。彼此互動,相得益彰,誠可謂將道之精華。

《吳子》現存者還有兩篇,分別名為:“應變”和“勵士”。其內容屬於戰術及訓練等較低層次,在此也就不必贅述。綜觀現存的《吳子》,可以發現其主要思想與孫子實頗接近,甚至於還有若干創見和名言,不僅能夠媲美孫子,而且還有過之無不及。但其究竟是一部殘書,在結構和體系上也就自然不能與《孫子》比擬。吳起晚於孫子,其思想是否曾受孫子影響,在其書中找不到任何證據。不過,此種可能性的確存在,甚至於幾率也頗高。

縱觀吳起一生,他身懷不世之能,憑著自己的真才實學在歷史上留下耀人的足跡,他是幸運的。但其每到一地總逃不過小人暗算,最終在楚國推行變法不成而死於非命,又可謂是悲哀的。佛家人說:人之所以痛苦,在於追求錯誤的東西。我想:快樂也罷,痛苦也罷;都不過是一段過眼雲煙。

王安石有詞曰:

伊呂兩衰翁。歷遍窮通。一為釣叟一耕傭。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

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興王只在談笑中。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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