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元化

孫元化

孫元化(1581~1632)字初陽,號火東,上海川沙縣高橋鎮人,是西洋火炮專家。天啟間舉人。從徐光啟學西洋火器法,孫承宗薦為兵部司務,在邊築台制炮,進兵部職方主事,崇禎初為職方郎中,三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五年叛將孔有德陷登州,被俘後放歸。後遭首輔溫體仁等誣陷,被冤殺。 著有《經武主編》等。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孫元化為一代儒將,其祖父孫抬是明給事中孫浚的後裔,居江東高橋鎮(今上海浦東),有子3人。父親孫繼統,致力於詩作,不願為官,後遷居嘉定。明神宗萬曆九年(1581),孫元化出生在嘉定縣高橋何家弄,後遷居嘉定縣城。他“天資異敏,好奇略”,(光緒《嘉定縣誌·人物》)曾到上海縣徐光啟學館受業。(程嘉燧《壽懷西徐翁序》)明萬曆四十年(1612)舉人,從徐光啟學習火器和數學,只因熱心西學,未能考中進士,遂放棄科舉功名,潛心研究西學。

孫元化因恩師徐光啟接觸到西洋教士和西學。在徐光啟入教後,他確認天主教能“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後,於天啟元年(1621)在北京受洗入教,即邀請洋教士到家鄉嘉定開教,遂使嘉定成為中國天主教活動中心之一。

天啟二年(1622),遼省防務吃緊,孫元化向朝廷條呈《備京》、《防邊》兩策,受到朝廷的重視。兵部尚書孫承宗出任薊遼經略,用孫元化築台制炮主張,築寧遠城,孫主其事。(《明史·孫承宗傳》)後經侯震暘保薦從軍遼東,協同袁崇煥駐守寧遠,對袁崇煥等幫助極大,袁崇煥譽為“識慧兩精”。次年,孫助袁崇煥守寧遠,天啟六年,努爾哈赤率6萬大軍號稱20萬猛攻寧遠,明軍城頭共布置有11門大炮,威力驚人,努爾哈赤身受重傷,七個月後病死,史稱“寧遠大捷”。事實證明築台制炮是抗金最佳方略。

由於奸人魏忠賢專權,袁崇煥被迫引退,孫元化也被罷官回鄉。

崇禎元年(1628),崇禎接位,誅殺魏忠賢,袁崇煥復出,點名要孫元化襄贊遼省軍務。第二年,金兵直犯北京,多疑的崇禎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冤殺袁崇煥。孫元化在關內關外隔絕的困境中,團結將士,藉助西洋大炮,駐防的八城、二十四堡屹立不動(光緒《嘉定縣誌·人物》)。

孫元化力主以廣寧為抗金前沿陣地,逐步向前推進。明廷未採納其正確主張。崇禎三年一月,孫元化隨孫承宗鎮守山海關,三月加山東按察副使,五月兵部尚書梁廷棟破格薦用孫元化升登、萊二州巡撫。孫元化在登州網羅西學英才,大膽募用西士,組建一支有27名歐人的外籍軍團,使登州成為“東陲之西學堡壘”(方豪《中西交通史》)。後袁崇煥殺毛文龍,皮島舊將譁變,登萊巡撫孫元化接收了皮島的叛將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人。孔有德被任命為騎兵參將,耿仲明則被派往登州要塞。

崇禎四年(1631)八月,皇太極率清兵攻大凌河(今遼寧錦縣),祖大壽圍於城內,糧盡援絕。孫元化奉命派兵赴援。孫元化撫登時,遼人避戰亂居山東者十萬餘人,孫認為遼人可用,重用了一批遼將,今要赴援遼省,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騎趕赴前線增援。然登州遼東兵與山東兵素不和,孔有德抵達吳橋時,因遇大雨春雪,部隊給養不足,士兵搶劫譁變。孔有德受毛文龍舊部李九成之子李應元的煽動,在吳橋發動叛亂,史稱“吳橋兵變”。後孔有德倒戈殺回山東半島,連陷臨邑、陵縣、商河、青城諸城,率兵直趨登州。孫元化急令張燾率遼兵守登州城外,與總兵官張可大發兵抗擊,兩路成合擊之勢。然張燾與孔有德舊識,張燾的兵卒隨即投入孔有德行列,而張可大部大敗。與孔有德是舊交的登州中軍耿仲明、陳光福等,舉火開門回響,崇禎五年(1632)一月登州失陷。總兵張可大自殺,孫元化戰敗自刎未遂,為叛軍所俘。囹圄中的孫元化對孔有德等叛將曉以利害,明以大義,孔有德回心轉意,請求招安。朝廷也同意孫元化帶罪招撫,但巡按王道純藏匿了詔書,叛軍長時間求招安不得,復亂。孫元化又說服叛軍,讓他回朝陳明真相。孫元化返京之際,王道純襲擊叛軍,亂事擴大。兵變發生後,朝中多言孫元化已反。三月孫元化、余大成等人被逮至京師鎮撫司,為政敵余應桂、李夢辰、路振飛所陷害,獄中曾遭嚴刑。至此,孫元化有口難辯,被崇禎以禍亂之首判處死罪。首輔周延儒欲免元化死罪,求救於徐光啟,終無法挽回。(《明史》卷248)最後余大成、宋光蘭、王征等遣戍充軍,崇禎五年七月二十三日(1632年9月7日),孫元化與張燾同被處死。孫元化在北京西市斬首,年僅51歲。

他的冤死一事,被其子孫和斗寫進了《國恤家冤錄》一書。遺體被兒子和部下迎葬於嘉定南門外的荒圩中,墳前立有一方石碑,上書“僉都御史孫元化墓”。(宋伯胤《孫元化著述略述》)湯若望曾在孫元化死前喬裝成送炭工入獄探望,為其最後告解。 孫元化是天主教徒,聖名依納爵(Ignacio),一生重視西方科學,為西洋火炮專家,孫元化之死,代表西方軍事專家派淡出明朝軍隊。他有三個兒子:孫和鼎、孫和斗、孫和京。孫和斗,屢次謝絕父親部屬的舉薦,不願為官,潛心整理父親的文稿,編成《水一方人集》。

孫元化短短一生,有兩事影響歷史。一以炮術報效國家,近則有功遼防,遠則有利西學傳播。二開教嘉定。兩事均與教士東來、西學東漸相關。

任務貢獻

傳播天主教

孫元化在恩師、明代早期的基督徒徐光啟的影響下,愛教愛西學,與教士結下深厚情誼。萬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發生,驅逐教士。孫元化像徐光啟一樣保護教士,讓教士畢方濟、費奇規到他嘉定家中避難。1621年,孫元化41歲,在北京入教。《利瑪竇中國札記》讚揚這是徐光啟努力的結果,說徐使孫成為“虔誠”的教徒。徐光啟第12世裔徐宗澤神父《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記:“嘉定孫元化是徐文定公(即徐光啟)的門人,由徐公被化。”對入教時的孫元化,教會著作或說“尚未中舉”(《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孫元化》,或說“嘉定進士孫元化”信教(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郭居靜》),均誤。前者所據《明史》本傳,失實,後說是臆斷。據1992年《嘉定縣誌》卷35,孫中舉在萬曆四十年(1612)。後來,孫三考進士未中。同書卷25《明清進士題名錄》也無孫名。

孫元化信教後,即赴杭州教友楊廷筠家中,邀請洋教士到家鄉嘉定傳教,於是有教士曾德昭、郭居靜赴嘉定開教之事。關於嘉定開教的時間,諸書記載不一,有四說。

1992年《嘉定縣誌·總述·大事記》:“天啟元年(1621),本縣舉人孫元化邀意籍傳教士曾德昭、郭居靜來嘉傳教,並捐資在城區拱四圖建教堂。嘉定始有天主教。”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記同。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作1622年。不過,又記1621年嘉定有教友60人,1622年又增加70人,1623年400人,與1622年開教說牴牾。

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羅如望》:“(如望)被派往江蘇嘉定,曾在此城建築第一教堂,其後不久被迫避難杭州楊廷筠家中。”據此,嘉定開教應在1616年南京教案發生之前。費同書郭居靜傳記:“1620年,(居靜)又辟教區於嘉定。”又有1620年之說。

費氏同書記同事,前後矛盾,又誤孫為進士,記載的準確性大有疑問。方豪、徐宗澤書均記孫入教後“即赴杭州”或“不久南歸”。嘉定開教應在孫信教當年或次年。徐書記1621、1622、1623年嘉定信徒數,言之鑿鑿,嘉定開教應在1621年。

當時信教的名宦邀請教士到家鄉開教,始於徐光啟。1603年,徐光啟在南京受洗。1608年,即邀郭居靜到上海開教。李之藻1611年入教,同年即邀郭居靜到他家鄉杭州開教。孫元化效法師長,入教後即邀教士到家鄉開教。在他之後,瞿式耜、葉向高也邀請教士到家鄉常熟、福建開教。嘉定是我國最早一批設立教堂的府縣。

孫元化為在家鄉傳教,出資在嘉定城區拱四圖建一教堂,名小聖堂,堂址即在孫宅中。孫又在堂側建房舍十餘椽,供曾德昭、郭居靜作居處。(民國《嘉定縣續志·教會》)

由於孫元化的努力,嘉定開教順利,三年後入教人數達400人。曾司鐸寄往西洋的報告書讚美說,嘉定教友男女老幼,無不熱誠,同與彌撒,勤領聖事,樂聽講道,足與歐洲虔誠堂區媲美。(《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孫元化》)《利瑪竇中國札記》記,“虔誠”的“依納爵”(孫教名)“把很多別的人領入教門,雖然他自己忙於做其他的事情。”

嘉定教堂特別之處是附設學校,學校有園林魚池,地極幽靜,是讀書的最佳處所,後來成為傳教士學習漢語漢字的地方。在此教授、學習漢語的傳教士有三人留下姓名,他們是教授漢語的費奇規,學習漢語的鄧玉函、傅泛際。(《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

嘉定在中國天主教中的地位很重要,“西士等以嘉定立為總堂,為(教士常年)駐足之所”。(聖教雜誌社編《天主教傳入中國概況》,見台灣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十六輯》)當時,上海教友雖多,但教士一二年才一至,地位比不上嘉定。

嘉定還因為天啟八年(1628)中國天主教界在此召開一次重要的教務會議而大大出名。當時,在華傳教士對造物主的中文譯名一直沿用傳教奠基人利瑪竇的譯法,稱“天”、“天主”、“上帝”。這是我國儒家經典對萬物主宰的敬稱。利瑪竇把中國“天”的觀念說成是天主教中的“造物主”,把天主教宣傳的敬天愛人與孔子“仁”的學說相比附,藉助譯名提出“耶儒合流論”,大大縮短了中國士大夫同洋教的距離,有利於天主教的傳播。“天”、“天主”、“上帝”的譯名遂為中國人接受。利氏死後,繼任管理中國教務的龍華民反對利氏譯名,主張一律採用拉丁文譯音,不顧眾多傳教士和中國奉教士大夫徐光啟等人的反對,於1628年在嘉定召集會議,討論譯名問題。這就是西方教史中所稱的“嘉定會議”。會議還討論中國教民祭祖祭孔是否有悖教規。出席嘉定會議的教士人數,記載有小別,台灣輔仁大學校長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記9人或10人。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楊廷筠》作11人。1992年《嘉定縣誌·宗教·天主教》不載人數,記有與會的8名教士姓名:金尼閣、艾儒略、高一志、畢方濟、曾德昭、費奇觀(應作規)、龍華民。康志傑《明末嘉定天主教開教考述》(見《嘉定文化研究》)記出席會議的11名教士的全部姓名,除上述8人外,其餘人是天主教視察員李瑪諾及陽瑪諾、黎勃勞。我國奉教名宦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孫元化等列席了會議。討論結果,華人教民祭祖祭孔沿襲利瑪竇舊規,因為利氏認為這是中國人敬祖尊師,並非宗教偶像崇拜。對譯名採納龍氏意見,以後耶穌會不許用“天”、“上帝”稱呼造物主。龍華民對此決議並不滿意,認為“天主”的譯名也應禁用,1631年著文重新挑起教內關於譯名的爭論。1633年再次集會,會議否定龍華民意見,保守利氏傳統。“耶穌會士對於譯名之爭,到此告一結束。耶穌會中國區區長且下令焚毀龍華民所寫的辯論文字,以絕禍根。”(《教廷與中國使節史》)

通過嘉定會議及其前前後後的辯論活動,尊重中國文化傳統,契合西方天主教與中國儒家學說,以學術輔傳教的利瑪竇傳教方針得到重新確認,是中國教民所歡迎的。這是晚明至清初天主教大行於中國的重要原因,也是明末清初西學東漸掀高潮的重要原因。

嘉定會議前後,孫元化嘉定居宅樂在堂成為在華耶穌會重要活動場所,嘉定天主教會可望有一個美好前景。可是,1632年孫元化冤死,蒸蒸日上的嘉定教務衰落了。可以這樣說,明代嘉定天主教因孫元化而開而盛,也因孫死而衰落。不過,由於孫元化開創性貢獻,嘉定天主教會已紮下根基,在孫元化之後,“餘音裊裊,不絕如縷。”至清康熙年間,華籍教士吳歷能使嘉定天主教復興,得益於孫元化的流澤余芳。

西洋炮學先驅

新航路開闢後,西方殖民強盜以炮艦橫行東方。嘉靖初,明將汪鋐就奏稱:“自古兵器未有出其(指火炮)右者,用之御虜守城,最為便利,請頒其式於各地,製造御虜。”(《殊域周咨錄》卷9)嘉靖間(1522~1566),明朝造過洋炮,但未重視。到隆慶時(1567~1572),戚繼光已嘆西炮鑄造法失傳。

利瑪竇等來華傳教,也傳進了西方科技,包括大炮。徐光啟、李之藻等一批有識之士最早接受西學,對炮術尤為重視,認為這才是經世致用之學,禦敵強國之本,向朝廷建議購西炮,募西兵,抵禦後金。(《徐文定公集》卷3,李之藻《為制勝務須西銃乞敕速取疏》)又提出全新的軍事方略:“建敵台以護銃(炮),以銃護城,以城護民,萬全之策,莫過於此。”(沈國元《兩朝從信錄》卷6)由於朝中保守人士反對,明廷兩次購炮才得14門,招西兵則半途而廢。(《崇禎長編》卷34、35)

徐光啟為國籌劃,難盡心愿,是他的學生孫元化把他的築台制炮的方略付諸實施,並一度使遼東防務出現大的轉機。

孫元化是明末最出色的火炮專家,“所善西洋炮法,蓋得之徐光啟雲。”(《明史》卷248)他還著有我國第一部炮學專著《西洋神機》。他一生以炮術報效國家,1621年條呈《備京》、《防邊》二策,向遼省經略王在晉獻策“築台制炮”,與恩師徐光啟主張一脈相承,可惜王在晉不用。1622年,孫承宗經略薊遼,“築台制炮,一如元化言。”(同上)孫元化的才能得以施展,參與寧遠城的構建與防守。162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攻寧遠,被西洋巨炮擊傷而亡。這就是有名的寧遠之捷,崇禎帝敕封那門大炮為“安邊靖虜鎮國大將軍”。明朝將領遂對洋炮刮目相看。(《瞿忠宣公集》卷2,《講求火器疏》)事實證明已築台制炮是對付金兵最佳方略。袁崇煥說:“(我)兵不利野戰,祗有憑堅城用大炮一策。”(《明史·袁崇煥傳》)

1629年,金兵繞道遼省進攻京師,關內關外隔絕半年。孫元化在困境中守撫寧,救開平,復建昌、灤州、永平、遵化,所向皆捷。他駐防的八城、二十四堡屹然不動,很重要的原因是發揮了西洋火炮的威力。(光緒《嘉定縣誌·人物誌·孫元化》)傳教士衛匡國《韃靼戰紀》還述及孫與葡兵共守遼東事。

孫元化也鑄造過大炮。早在崇禎二年(1622),明廷就命孫元化仿製西洋大炮。次年三月炮成,朝廷封巨炮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將軍”,遣官致祭。(方豪《中西交通史》)孫悉心遼省防務多年,鑄造過多少大炮,惜無記載。

崇禎三年(1630),皮島劉興治倡亂,徐光啟薦舉孫元化平叛,上疏說:“速召孫元化、王徵於登州。”還建議募用洋兵,說:“西洋統領公孫的等,宜差官星夜伴送前來。”說他所率25名炮手“可成一營”。又說中西“兵各異習,將各異心,其間經營聯絡,劑量分配,齊眾若一者,非孫元化不可也。”(《徐光啟集》卷6,崇禎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欽奉明旨敷陳愚見疏》)徐還推薦“熟諳西器”的郭士奇,“為孫元化贊畫,分理經營,成效必速。”(同上,崇禎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開送兵部》八條)從中看出,徐光啟是多么信賴孫元化,相信他熟諳西學炮術,必成大事,同時看出徐光啟、孫元化對西學西士的全新眼光。

這年,孫元化受命為登萊巡撫。其時,徐光啟籌劃招募西兵300,正在赴京途中,由於給事中盧兆龍反對而被遣回澳門。孫元化上疏與盧辯論,並請調西兵至登州。(《崇禎長編》卷43)結果有25名葡萄牙炮手到孫元化麾下服務,其中有統領公沙的西勞和翻譯陸若漢,這應是崇禎四年三月己卯後的事,因為陸若漢完成遣送應募的西兵回澳門任務,回到北京,於此日上《差竣復命疏》。(同上卷44)

在登撫孫元化的努力下,我國一批懂西學炮術的專家雲集登州,其中有《遠西奇器圖說》作者王徵,任山東按察司僉事,監遼海軍務。還有《西洋火攻圖說》作者張濤,任中軍副將,登萊副總兵。方豪《中西交通史》記,葡人“陸若漢、公沙的西勞諸人參孫元化幕”,“中國士大夫之信西學者,亦多投孫元化。”因此,登萊巡撫孫元化的駐節地登州成為“東陲之西學堡壘”。

孫元化任登撫在崇禎三年六月劉興治作亂之後,至五年正月登州被叛軍孔有德攻占,期間不足一年半,就在登州創建一支可觀的西炮兵團,毛荊石《平叛記》卷上記:“賊破登州,是時尚有紅夷火炮二十餘位,西洋炮三百餘位。”這么多炮不可能是進口的,因為據史籍記載,明廷派人到澳門購炮只有兩次,1621年購4門,1629年10門,均用於北京、遼省防務,登州之炮應是孫元化研製的。崇禎四年(1631)八月十九日,孫元化給兵部的報告說,當年四月十五日有造銃(炮)匠、放銃師53員到達登州。(《明清史料》乙編第一本,崇禎四年八月兵部《題行稿薄》)登州成為當時研製火炮的中心。

孫元化苦心經營,鑄造新式火炮,前程本是無量的,或許還會對中國歷史產生大的影響,無奈吳橋兵變,登州失守,一切努力,付諸東流。

登州失守,西炮落到孔有德叛軍手中,用來攻打萊州。《平叛記》記,崇禎五年(1632)二月十二日,“賊駕牛車運(登州)紅夷大炮七八位入營,每位用牛四頭,皆重二三千斤也。”大炮轟城,城牆多頹圮,山東巡撫徐從治中炮身亡,足見炮的威力很大。(《明史》卷248《徐從治傳》、卷276《朱大典傳》)

崇禎六年(1633)二月,明軍收復登州,孫有德、耿仲明從海路逃走,投降後金,一定攜西炮以博取新主歡心。孫元化造大炮抗金,結果卻成後金向明攻擊的利器。

明朝,一般人對西洋人都有戒心,對“躍馬持刀,彎弓挾矢於帝都”的西兵更是疑懼,甚至敵意。其實,用西炮募西兵,並非壞事,寧遠之役西炮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西炮的引進還有深遠的意義,因為“它將使整個作戰方法發生變革”。(恩格斯《反杜林論》)只可嘆徐光啟、孫元化之後,我國再也無人對西學西炮作深入研究,錯失奮起趕上西方的第一次機遇。

國人對西人西兵的疑懼並沒有根據,歷史卻留下中國人與西人合作的範例,徐光啟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孫元化在傳教士幫助下著《西洋神機》,都是明證。西兵為我所用也有實例,孫元化麾下27名西兵助守登州,都恪盡職守,其中12人陣亡,包括統領公沙的西勞,受傷脫險的15人,沒有一人降敵。崇禎五年(1632)四月,兵部尚書熊明遇上疏為公沙的西勞等15人請恤,是對西兵客觀公正的評價。(《崇禎長編》卷58)

費賴之《入華耶酥會士列傳·陸若漢》記登州之役,西士幸逃性命者,僅陸若漢與其他葡籍3人。方豪《中西交通史》認為,此記“與熊明遇疏不合,疑熊疏為得其實,而若漢之為明廷重視,優禮南還,則與教中記述固無出入也。”

僱傭軍是國外政治舞台活躍的一支力量,我國明清兩朝只有孫元化麾下一支。中國人從來是疑洋人,畏洋人,孫元化卻信洋人,用洋人,洋人也樂為所用,矢志效忠,死而後已,足見孫元化的眼光、膽識和才幹。

孫元化任登萊巡撫時,還做了件有利於西學西炮傳播的大善事,值得一述。崇禎三年七月,朝鮮使臣鄭斗源一行39人,由海路經登州去北京,於次年六月由原路返國。鄭斗源在登州時,與葡人翻譯陸若漢酬酢往返,有所投贈,陸贈鄭千里鏡、西炮、自鳴鐘等西器,鄭進獻給本國國君仁祖,並答奏仁祖,說西國將士樂為孫元化效力,又稱孫“清儉疏雅,雖威武不足,可謂東門得人矣。”還稱陸若漢“似是得道之人”。(朝鮮《李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23、24;《崇禎長編》卷39,三年十月辛酉條)朝鮮還保存《西洋國陸若漢答李榮後書》,李榮後是使臣鄭斗源的譯官。陸在信中說:“敝國之人喜遠遊,得至明國,向蒙隆遇,獻以火器,少盡報效之忱,來到東牟(登州),幸逢賢達,聊以所譯書籍奉覽,詎意鑑賞若是耶!”從朝鮮人士記載可知,孫元化崇尚西學,禮待西士,人品極佳,與西人相處極好。

明代,西方傳教士來華,除傳播福音外,客觀上還充任文化使者的職能,西學傳華出現第一次高潮。這與被稱為明代天主教三柱石的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和孫元化等人密切相關。1632年,孫元化被殺,同時遇害的還有教友、西炮專家張濤,另一專家王徵被罷官流放。方豪嘆息:登州這座“東陲之西學堡壘於焉解體矣”。(《中西交通史》)不久,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去世,西學的傳播和天主教教務嚴重受挫,以西炮為例,再也無人通曉。當時人已感受到這一點,留下十分惋惜的記錄。明末,瞿式耜《講求火器疏》說:

臣考萬曆四十七年奉旨訓練、遣使購求而得西洋所進大炮四門者,今禮部右待郎徐光啟也;天啟元年建議征廣東,取得紅夷火炮二十三門者,南京太卜寺少卿今丁憂闕李之藻也;深明台銃事宜,贊畫關門建台置統者,今起升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孫元化也。天啟六年七月,寧遠守城,殲敵一萬七千餘人,後敕封為“安邊靖虜鎮國大將軍”者,此正西洋所進四位中之第二位也,卻敵固圉,明效已見,乃邇來東面騷動而絕無講及於此者,則以用器之人不在故也。(《瞿忠宣公集》卷2)

著述作品

孫元化“絕世聰明,於古今遠近之書無不讀”(《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孫元化》),成為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尤以西學見長,著作甚豐,大多與西學有關,今分類考訂如下:

國學類

①《周禮類編》四卷

光緒《嘉定縣誌·藝文志·經部》存目,並有陸元輔對此書的贊語,說《周禮》儀禮三百篇,經本書類編後,明白易曉。

②《三古姓系匯譜》三十卷

光緒《嘉定縣誌·藝文志·子部》存目,有錢東垣跋。

③《離騷解》

光緒《嘉定縣誌·藝文志·集部》存目。

西洋算學類

①《幾何用法》一卷

萬曆三十四年(1606),徐光啟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孫元化隨徐“於每日三四時到利寓所”,參與其事(裴化行《利瑪竇傳》),對幾何學有獨到的見解。萬曆三十六年(1608),徐光啟《幾何原本》問世,孫元化則著有《幾何用法》一卷,《寶山縣誌·藝文志》存目。豐順氏《持靜齋書目·子部·天文算學類》收此書。上海東方圖書館藏有孫元化《幾何用法》抄本一冊,凡48頁,前有自序:

子先師受幾何於利西泰,自丙年(萬曆34年,1606年)始也。……戊申(萬曆36年,1608年),纂輯《用法》,別為一編,以便類考。……十餘年無有問者,稍示究心,則借鈔《用法》止矣。……庚申(泰昌元年,1620年),武水錢御冰先生忘年勢而下詢,當暑孜孜,似欲為此書拂塵蠹者,而余檢篋中原草,已烏有。聊復追而志之……竟不能盡憶,尚冀異日者,幸遇友人鈔本借從補之。

從序言可知,東方館藏本不是孫的原稿,也不是原稿的傳抄本,而是作者1620年應人之需,回憶重編的一個節本。

②《幾何體論》一卷

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子部·天文算學類》收此書,卷後有“慶余心齋”諸印,並有題記:“道光己酉(1849)春,烏程慶余校讀一過。”又有“慶余疇人子弟”諸印。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孫元化》認為,“兩本書是曾經同一個人收藏的。”

③《泰西算要》

曾遠榮《中國算學書目彙編增補》存目,編號10.20。1992年《嘉定縣誌·傳略·孫元化》作《太西算要》。是書有自序,記萬曆34年初涉西法幾何,“因旁及曆法、算術諸書,蓋入門而趾不自持也”,既而“手輯歷算種種”。後被人借抄久失。萬曆48年(1620),孫“檢最難憶者亟先之,窮兩日夜,首得算法”,並“增加倍計法”一節。天啟5年(1625),又增補而成此書。像《幾何用法》一樣,此書是對失傳著作的一個追憶節本。

④《西學雜著》二卷

光緒《嘉定縣誌·藝文志·子部》存目,記此“亦為闡明算法之書”。

孫元化對幾何學造詣極深,徐光啟撰《勾股義》,得他之力,刪定“正法十五條”。徐在此書《序》中說得很清楚:

門人孫初陽(孫元化字)氏刪為正法十五條,稍簡明矣。余因各為論撰其義,使夫精於數學者攬圖誦說,庶或為之解頤。

西洋炮學著作

孫元化 孫元化

①《西法神機》二卷光緒《嘉定縣誌·藝文志·子部》存目,且附有簡要說明:“首論鑄炮,首論製藥,後論命中之由,並繪圖式,是書得之西人,大要根於算法。”1992年《嘉定縣誌·傳略·孫元化》記他“學習西方技術,精通火器,著有《神機法要》,介紹大炮的製法和用法等。”此《神機法要》當即光緒縣誌中的《西法神機》,書名當以前志為是。

②《經武全書》十卷

光緒《嘉定縣誌·藝文志·子部》存目。

《西法神機》、《經武全書》是我國最早介紹西洋火器、戰術的軍事著作,可惜未能引起朝廷重視,依法研製火炮,朝廷還冤殺這位絕無僅有的西學英才。孫後,再也無人懂炮學,更不用說著書立說了。清康熙帝要造炮,還得仰仗洋人。幫助康熙造炮的傳教士南懷仁著造炮書《神武圖說》,比孫元化晚四、五十年。

備邊抗金著作

①《遼言》

孫元化襄贊遼省軍務,出任登萊巡撫,為遼事籌劃奔走,所著《遼言》是這一時期的奏疏、公文的彙編,《寶山縣誌·藝文志》存目。孫元化與王徵論交始末一文記“《遼稿》一冊,附西鐸為問,他無言也。”所記《遼稿》當即《寶山縣誌》所載《遼言》,書稿徵詢過西洋教士意見,西鐸“無言”,當持相似看法。

②《水一方人集》十四卷

光緒《嘉定縣誌·藝文志·史部》存目,錄有徐時勉作的序言,言及成書原委。說元化“歿後,子和鼎、和斗蒐集散逸(文字),發明當日成敗利鈍,朝臣邊臣掣肘誤國之故,於遼事獨詳,而公之竭志畢命於遼事者,赤若燭照。”所收“皆奏疏、書啟、公文,所言皆軍政邊情。”因孫元化別號“水一方人”,所以其文集作《水一方人集》,後人稱此書為《孫中丞集》或《孫中丞遺集》,可惜已佚失。

方豪《中西交通史》記,《水一方人集》有黃汝成序,說“所存者贊遼稿略,寧遠及扶登奏講數冊而已。”說是據《嘉定縣誌·藝文志·史類》。查光緒《嘉定縣誌·藝文志·史類》,只記徐時勉序,而無黃汝成序,錄此存疑,待考。

③奏疏

天啟二年(1622),孫元化上《備京》、《防邊》二策,受到同縣人吏科給事中侯震暘和樞臣孫承宗的賞識,侯薦舉孫元化,孫承宗要他襄贊軍務。二策是孫元化成名之作。

孫元化主張“富國必從正本,強國必以正兵”。所以,他曾上疏請求固本,加強農業。又上書解救副都御史楊漣,楊因彈劾魏忠賢24大罪狀而下獄,孫因此獲罪,而被罷官。他關心國政民瘼,忠直無畏,由此可知。

崇禎初年,思宗誅魏忠賢,朝政一新,孫元化復出,即上奏兵政十二事。(光緒《嘉定縣誌·人物誌》)

崇禎三年,孫元化上疏建言官軍進駐廣寧為根據地,漸次推進,恢復遼省,可惜未被朝廷採納。(同上)

同年,禮科給事中盧兆龍上疏反對徐光啟招募西兵、北上抗金的主張,孫元化支持徐光啟,上疏力爭,並請調西兵至登州。四年二月,盧又彈劾孫元化。孫疏文已不可得,其要旨可從盧奏疏中知之。(《崇禎長編》卷43)

其他文章

孫元化有一篇與王徵論交誼的小文留傳下來。崇禎五年,孫元化被打入死牢,受刑前數日,幕僚王徵到死牢探望,請他在絲帶上題字。此王徵與孫是教友,一樣精通西學西器,又同懷愛民報國之志。孫出任登萊巡撫,王放棄朝廷的高官不做,應孫之邀,到登州共事,結果同遇不幸,孫死刑,王罷官謫戍。孫在死牢見到至交,不勝感慨,乃書交誼始末,最後嘆息:“不意一片痴腸,終成大夢,潦倒詔獄,臥廢已死。”此文寫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得以流傳。杜文凱《清代西人見聞錄》收錄此文,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有杜書。方豪曾為此文注釋,發表在《真理雜誌》一卷二期。

孫元化還為傳教士高一志《則聖十篇》作序。據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知《則聖十篇》是部宣傳教義的書,天啟六年(1626)後刻於福州,確年不詳。

來華義大利傳教士畢方濟著《睡答》、《畫答》,亦稱《睡畫二答》,上海徐家匯藏書樓藏本署:“西海畢方濟著,雲間孫元化訂。”此書經孫元化編訂,出版刻於崇禎二年(1629)。(《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畢方濟》)

籍貫考究

研究孫元化生平,其籍貫不可不辯,因為諸家說法不一,共有四說。一作嘉定人(《明史》),一作雲間(松江)人(《睡答》、《畫答》),一作寶山人(《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一作川沙人(《嘉定古今·民族英雄孫元化》)。之所以眾說紛紜,是因為孫的出生地高橋鎮歷史上曾屬嘉定、寶山、上海、川沙縣。因為上海縣屬松江府,上海縣人孫元化自然就是松江(雲間)人了。歷史上高橋屬縣一變,孫元化籍貫也一變。照此說法,今高橋屬上海浦東新區,孫元化籍貫應改作上海市浦東新區。雖說這些說法並非毫無道理,只是讀者難明其中原委,會引起疑問。史家撰史,應尊重歷史,歷史人物的籍貫只能以其出生地當時的屬縣來定,孫元化籍貫應依《明史》,作嘉定人。

人物評價

孫元化“從軍遼東,經營登萊,汰冗兵,省遼餉,安撫流民,雇用西士,勤勤懇懇,竟圖恢復大業”,(宋伯胤《孫元化著述略述》)無奈偶一失慎,為人所誤,致生兵變,招撫不成,登州失守,過錯不輕。崇禎若是知人愛才,眼光遠大應聽從輔臣周延儒、徐光啟意見,免他一死,讓他帶罪任事,發揮一技之長,近則有利遼東防務,遠則將開創西學東傳新局面。無奈崇禎眼光短淺,殺害英才,鑄成大錯。俗話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對於絕無僅有的專門人才、國寶級人物,是不是可以說:“十將可得,一家難求呢?”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特別是尊重愛護科技英才,關係到國家盛衰,殺孫元化留給後人的教訓,實在是太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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