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官制度

女官制度

太平天國將具有行政、軍事、生產等功能的基層組織泛稱為館。他們將男子16歲以下和60歲以上或有殘疾的,編入牌尾館或老民館,但“女館則老幼同居,因無所謂牌尾也”;其餘則男歸男館或曰新兄弟館,女歸女館或曰新姊妹館。同時又將會技藝的百工各歸各行,建立了諸匠營和百工衙。據專家考證,諸匠營有瓦匠營、木營、金匠營、織營、金靴營、繡錦營、鐫刻營等七種,主要從事建築、絲織、刻書、金銀器製作、製鞋、刺繡、壁畫繪製等工作;百工衙則囊括了軍事、食品、服飾、日用品、建築、交通、印刷、工藝美術等諸多行業。

制度信息

簡介

據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云:“女館多在西華門,比屋而居”。女館一般以二十五人為一館,但因人數甚多,也有以五十人、六七十人、甚至一二百人為一館的。每一女館,以參加太平軍較早的廣西、湖南女兵為統領。“或十餘館,或數館,有一賊婦督之,謂之女偽百長,即偽卒長”。女館婦女,每日發給糧米,過著統一的供給制生活。同時,還要從事削竹籤、挑磚、挖壕、負米、割稻、擔水等戰事勤務或刺繡、織布等生產勞動。

規模

由於天京城內的婦女,一度全部集中到女館,女館數量眾多。“女館住處甚多,城北由蓮花橋洪武街一帶,以至花牌樓、門樓橋等處;城南在南門大街以至內橋;城東在石橋新廊、武定橋、石壩街、軍師巷、東牌樓、狀元境、奇望街、承恩寺、王府園口;城西三山街坊口以至陡門橋、糯米巷、安品街東並前后街一帶,直至朝天宮後,易家橋左右街巷,又自珠寶廊至虹橋、盧妃巷、土街口一帶,共約有婦女十餘萬口。”

結果

男女分營管理的政策在起義初期確實取得了良好效果。但隨著形勢的發展,這種否定家庭的非正常措施遭到城市居民的激烈反對,他們往往以逃亡消極抵抗,天京城內的女館人數大大減少。同時,太平軍內部亦越來越反對“別男行女行”,甚至出現了“舊黨亦效新附私逃”的情況。加上天京城內的糧食供應日趨緊張,到1854年夏已陷入“糧幾盡”的窘迫境地,根本無力保障城中十餘萬女館婦女的生活。為緩解危機,太平天國被迫於同年秋宣布解散女館,歷時4年的“別男行女行”的制度終告結束。

1860年以後,中斷多年的女館在太平天國占領的一些城市裡重新出現。在蘇州,“城內被虜少年婦女無算,禁閉於元妙道觀內。有賊女百長管之,稱姊妹館”。在常熟,“城中四處房屋皆做館子,多在縣前。南境婦女,拘養在縣西街紳士巨宅,防閒頗緊”。1861 年11月1日,太平軍攻克紹興,忠王李秀成收到捷報後,指示其子李容發、侄李容椿,對“城中婦女,總要分別,男歸男行,女歸女行,不得混雜”。

其他

《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

英國人呤唎在《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中記載了1860年以後天京的社會生活,“在他們的‘聖城’里——他們經常這樣稱呼他們的新都,——秩序和紀律最為完善。城中劃出幾部分地區作為出外作戰或因公出差的人們的妻女的住所”。“太平天國婦女或結婚成為家庭一員,或入姊妹館(許多大城中都設有姊妹館,由專人管理),而不準單身婦女有其他生活方式”。“姊妹館由正式指定的女官負責,並特別設有機構以教養那些沒有親人照料的青年女子,以及那些因丈夫長期出外工作而無親人供養的已婚婦女。”

可以看出,此時的女館與前期已有很大區別。女館並非集中全城婦女,而主要收容無家可歸的難民婦女,無親人供養的出征戰士的妻子和其他的單身女子。女館中的女子,太平軍將士可以“奉令選娶”、“獎功賜婚”,“有功者輒令自擇”。由此看來,太平天國的婦女根本沒有取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為獎勵軍功的工具,處於被男性挑選的被動境地。

古代女官歷史

在古代官場似乎只是對男人而言,然而還有一些數量少得可憐的的女官。她們全部都集中在宮廷里,陪伴在君王的周圍。他們身份特殊,有奇異的二重性,一重類似正常官員,擔任某項宮內職務;一重幾同嬪妃,可以被君主隨時占有。

明確的女官制度,數劉宋一朝訂得最為具體。宋明帝仿照中央官職制度,在內宮建立了女官制度。第一品為後宮通尹:紫極戶主、光興戶主,總管內宮;第二品為後宮列敘:紫極中監尹等,系副手;第三品為後宮司儀、司政等;第四品為後宮都掌治職等;第五品為後宮通關參事等;第六品為中台侍御監閨帥等;第七品為合堂帥等;下設各種專職官員。從第三品至第七品分掌禮儀、政務、監察、糧食、衣服、音樂、文史、祝卜、教育、紡織、刺繡、監獄、清潔、守夜、防衛、廚房、庫房等各項事物。

隋文帝即位後,對歷代女官制度作了揚棄性的調整。他上設嬪三人,掌教四德;世婦九人,掌賓客祭祀;女御三十八人,掌女工絲枲。下設六部、六司、六典三級機構,總掌宮廷事物。一是尚宮,管司令、典琮,掌政令、文科、印璽、玩器;二是尚儀,管司樂、典贊,掌禮儀、音律、朝見;三是尚服,管司飾、典櫛,掌服飾、化妝品;四是尚食,管司醫、典器,掌食品、藥品、器皿;五是尚寢,管司筵、典執,掌床褥、整理、用具;六是尚工,管司制、典會,掌營造、衣服、財務。

女官一般具有嬪妃的身份,只要君主有閒情逸緻,可以和她們任意交歡。宋朝李宸妃初入宮職任司寢,為真宗鋪床疊被時,被擁入綃帳。明朝紀太后早先任女史,旋主管內藏庫,憲宗偶去視察,見紀氏應對如流,當即演繹了龍鳳呈祥。

凡有文才的女官,常被任命負責內宮教育。劉宋韓蘭英上獻《中興賦》,被召入宮廷任博士,教宮人書學。她因學問淵博,且年高德劭,受到大家的尊重,被敬稱為“韓公”。

女官一般不允許拋頭露面,但才華橫溢者被準許破除此例。唐代中期的宋若莘、宋若昭、宋若倫、宋若憲、宋若荀五姐妹以才學蜚聲於當時,被德宗召入禁中,授以官職。德宗喜詩,每與詩臣唱和,必召五人前來公盡雅興。德宗給了她們極大的體面,不以妾相待,一直呼以學士。其中宋若昭歷仕三朝,人皆稱先生,后妃、親王、公主相見都行以師禮。

女人被視為禍水,在常態下是不準參政的。但當君主無視這一原則時,便會對她們取消限制,甚至授予要務及要職。

在中國歷史上職位最高的女官,大約是北齊的陸大姬,她官拜侍中(宰相),權勢煊赫。她見宮人黃花有幸運與於後主,遂認為養女,並力薦為弘德夫人。黃花不久生下皇子,使膝下無子的後主有了儲嗣。陸大姬為了長保官運亨通,進行了巨大的政治賭博,用誣構的手法把胡皇后逼下台,隨即幫助黃花母子分別成為皇后和太子。唐朝的上官婉兒也是個人物,她文才頗高,且熟諳政務,受到中宗重用,專掌君主檔案,百官奏事多由她裁決。

女官制度是非常畸形的制度,它不是國家的工具,而是君主手中的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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