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葉若夫（右一）陪同史達林的照片 蘇聯肅反運動，又稱大清洗（俄語：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英語：Great Purge），是指在1930年代，蘇聯爆發的一場政治鎮壓和迫害運動。它包括對蘇聯共產黨內部的清洗以及對無辜人員的迫害，這段時期典型的現象包括無處不在的政治審查、到處都存在的懷疑“間諜破壞”。
大清洗的目的之一是將反對分子清除出共產黨，一般認為其最終目的在於鞏固史達林的權威。與此同時在社會上進行了一系列針對被認為是或者被指責為是出於落後或者秘密政治目的反對蘇聯國家以及共產黨政策的人群的迫害運動。官方將一系列清洗解釋為消滅潛在的破壞分子和間諜，其背景是當時蘇聯預期的與德國之間的戰爭。公眾目光主要集中在對共產黨領導階層本身、政府官員和蘇聯紅軍領導人的清洗。
這場運動也涉及到社會中的其他許多人：知識分子、農民（尤其是所謂的“富農”）和專業人員。一系列蘇聯秘密警察和國外情治單位（NKVD）的行動涉及到多個被指責為“第五縱隊”的少數民族。
大清洗是在根里克·雅戈達任秘密警察長官時開始的，但是其頂峰則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間，當時的秘密警察首腦是尼古拉·葉若夫，這段時間有時也被稱為“葉若夫時期”。但是整個大清洗是以史達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政治局領導的，有些命令甚至直接由政治局發布的。
事件經過
1934年1月聯共（布）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共有1961名代表，代表著187.4488萬黨員和93.5298萬候補黨員。聯共（布）總書記史達林作了“中央工作總結報告”，莫洛托夫和庫依貝舍夫作了“關於國民經濟發展第二個五年計畫的報告”，通過了新的黨章。大會總結了黨在過去一段時期的工作，指出了社會主義在一切經濟和文化部門中都已獲得了決定意義勝利的事實，指出黨的總路線已經獲得全面勝利。所以，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被稱為“勝利者代表大會”。以上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說法，然而1956年以後，關於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有了一些新的說法。義大利共產黨記者朱塞佩·博法在《赫魯雪夫以來》（都靈1965年版）中寫道：“最可靠的說法是，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期間曾召開一次非正式的會議，對國家情況特別是對農業擔憂的代表們出席了這次會議，在舉行秘密投票時，史達林的名字被勾掉的次數之多，超過了其他任何人……有的人甚至說，史達林根本沒有當選，只是在最後決定增加中央委員的名額時，他才勉強當上中央委員。”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最受代表歡迎的中央領導人是基洛夫，在他發言結束的時候，代表們向他鼓掌歡呼，掌聲和“列寧格勒無產階級萬歲”等口號聲持續了數分鐘之久。1962年蘇聯史學界也披露了這件事。
基洛夫（1886-1934），1904年參加布爾什維克，1923年當選為中央委員，1926年任列寧格勒省委書記，1930年起任政治局委員，在1934年1月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入書記處，任中央書記。
1934年12月1日下午，基洛夫在列寧格勒斯莫爾尼宮遭到槍擊，當即殞命。兇手是一個被開除黨籍的叛徒，此人以前曾兩次在斯莫爾尼宮附近被保全人員扣留過，並從他身上發現過武器，但兩次都被釋放，甚至於，1934年12月1日他還潛入到斯莫爾尼宮內。當他向基洛夫開槍時，基洛夫的警衛隊長遠遠地落在基洛夫後面。
暗殺基洛夫的兇手被當場抓獲，基洛夫的警衛隊長也被押上載貨汽車帶去審問，可是就在路途上，車子出了“車禍”，基洛夫的警衛隊長因“車禍”死亡。後來，兩個押送警衛隊長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工作人員也被殺掉了。此案發生後，連一個簡單的調查報告都沒有公布，兇手和49個所謂同謀就被處決了。這樣，關於基洛夫被暗殺一事的直接見證人都死去了，“基洛夫案件”成了疑案。
基洛夫被暗殺的當天，史達林在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和批准的情況下，對蘇聯刑法作了如下修改：
第一、各司法機關應加速審理被控告犯有策劃或採取恐怖行動的罪行的犯人。偵察恐怖活動案件不得超過十天。
第二、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不會考慮這類罪犯要求赦免的申請。判決一經作出，不得抗訴，不得赦免。
第三、內務人民委員會應在這類罪犯被判處死刑以後立即予以執行。
以上條文在西方被稱為“基洛夫法”，它的出現為大規模的肅反運動提供了法律依據，歷時四年之久的大肅反運動開始了。
從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法”公布起至1936年，這是大肅反運動的前期，這一段時間又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34年12月1日起至1935年，大肅反的對象還僅僅是“謀殺基洛夫的兇手”，被清洗的“謀殺基洛夫的兇手”據有關資料透露達50多萬人。
第二階段：1936年,在這一階段，最出名的事件是第一次“ 莫斯科審判”。
大肅反運動中，曾在莫斯科進行過三次審判，受審的主要角色都是黨和政府前領導人。這三次審判被後人稱為“莫斯科審判”。
第一次莫斯科審判
1936年8月19-24日，在莫斯科對16名被告進行了公開審訊，這16名被告中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罪名是組織“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恐怖中心”，陰謀暗殺以史達林為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基洛夫就是他們策劃暗殺的。所有被告拒不承認有罪，結果，被告16人被判死刑並被立即槍決。
在第一次“莫斯科審訊”過程中，負責大肅反運動的、以 雅戈達為首腦的內務人民委員會犯了一些技術錯誤，有些指控不能成立，譬如指控之一是，“托洛茨基——季洛維也夫恐怖中心”的一個代表曾在1932年與托洛茨基的兒子塞多夫在丹麥哥本哈根布利斯托爾旅館會見。16名被告被處決的一個星期後，丹麥《社會民主報》指出，那座旅館在他們會見之前好久就拆了，而且，塞多夫那時還在柏林技術學院參加考試。
1936年9月25日，史達林和 日丹諾夫指示政治局委員：“雅戈達顯然沒有能力揭露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集團”，雅戈達領導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在這件事情上至少落後四年”，“絕對迫切需要任命葉若夫同志為內務人民委員。”
葉若夫主持了大肅反運動後，清洗、鎮壓的規模迅速擴大。
1937年初至1938年底，是蘇聯大肅反運動最黑暗的時期。
第二次莫斯科審判
1937年1月,第二次“莫斯科審判”名稱是“反蘇托派中心案件”，被告是E.L.皮達科夫、K.S.拉狄克等17人，其中15人被槍決。
1937年2-3月蘇共舉行中央全會，在這次全會上，史達林提出了一個論點，即隨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發展，階級鬥爭會日益激化。在這次全會上，史達林指出黨內還有著日、德和托派奸細；莫洛托夫指出軍隊內部有“人民公敵”；葉若夫作了關於“間諜活動”的專門報告。
1937年2-3月全會閉幕不久，內務人民委員會就高速行動起來，矛頭首先對準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和選出的中央委員，據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1956年）和1964年2月7日《真理報》透露，“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共有98人，即70%，在1937-1938年被逮捕和處決；“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199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活動”而遭逮捕。
矛頭緊接著對準軍隊。1937年6月11日，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和其它一批高級將領被槍決，他們被指控為是“反蘇軍事中心”。由於圖哈切夫斯基是這批高級軍官中最有名的一個，所以史稱為“圖哈切夫斯基案件”。
1945年戰勝國繳獲了大量德國檔案，方才弄清“圖哈切夫斯基案件”的真相。
圖哈切夫斯基是蘇聯紅軍中最有才幹和威望的元帥，納粹德國蓋世太保的二號頭目萊因哈德.海德里希熟知蘇聯大肅反內幕，便偽造了一份檔案，試圖借史達林之手除掉圖哈切夫斯基。
1922年蘇德簽訂“拉巴洛條約”後，蘇德開始互派軍官去上軍事訓練課，圖哈切夫斯基這樣的第一流的軍事家當時也被派往德國。在柏林軍事學院，圖的一個同事、德國人，後來當上德國將軍。1937年海德里希偽造一封圖哈切夫斯基給那位德國軍官的信，信的內容是計畫推翻史達林。德國的蓋世太保將這封信賣給柏林的一個捷克斯洛伐克間諜，這個間諜獲得的情報最後到了捷總統貝奈斯手中，貝奈斯又將此信轉交給了史達林。
不要以為史達林真的上了當。在審訊圖時，這封信隻字未提，而是在事後才作為檔案里的佐證。
1937年5月26日，圖哈切夫斯基被捕，接著在全國各地大規模逮捕軍隊其他領導人，在這一浪潮中，紅軍政治部主任Ia.B.加馬爾尼克因受指控而自殺，而被逮捕的圖等許多人則在1937年6月11日被處決。同時被處決的還有：基輔軍區司令員亞基爾、白俄羅斯軍區司令員烏鮑列維奇、曾於1925-1932年任伏龍芝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的埃德曼、1935年任伏龍芝軍事學院院長的科爾克、駐英國武官普特納以及其他高級軍官。 第三次莫斯科審判
1938年3月開始第三次“莫斯科審訊”，被告是以布哈林、李可夫為首的23人，名稱是“右派和托派反蘇聯盟”案件，結果，布哈林、李可夫等20人被處死刑，雅戈達也在其中。
葉若夫大肆逮捕和處決他認為是敵人的人，以至於他的偵察員的檔案袋中藏有 卡岡諾維奇、 安德列耶夫、 米高揚、伏羅希洛夫、加里寧等人從事敵對活動的證據，在中央內暫未算作“敵人”的只有史達林和莫洛托夫本人。此事被貝利亞知道，他雖是葉諾夫的副手，但此時卻立刻從梯比利斯飛向莫斯科，向史達林作了匯報。葉若夫的政治生命從此完結。
1938年12月，葉若夫本人也被處決，他的職務由拉夫連季.貝利亞繼任。這時，大肅反運動已經擴大到漫無邊際的地步，連加里寧、莫洛托夫的夫人，卡岡諾維奇的兄弟以及史達林的大部分親戚都遭到了逮捕或處決。
1939年初，聯共（布）中央已對肅反的嚴重後果有所覺察，1月，聯共（布）中央向各地黨組織發出命令，要他們不要“過分警惕”，要接受無辜者的申訴。此後，肅反運動有所緩和。
以貝利亞為首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則把肅反的矛頭對準了內務人民委員會內的“機會主義者”、“野心家”、“毀謗者”和“說謊者”，這些人大多是人人痛恨的秘密警察，這樣，肅反運動變成了“清洗清洗者運動”，不過時間不長規模不大。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大肅反運動對蘇聯紅軍的打擊最為沉重：空軍司令阿爾克斯尼斯，裝甲兵司令哈列普斯基等許多優秀將領遭捕殺。大肅反運動前，蘇聯紅軍共有五個元帥，他們是：圖哈切夫斯基、布留赫爾、葉戈羅夫、布瓊尼和伏羅希洛夫，前三人均在大肅反運動中遭處決。
圖哈切夫斯基（1893.2.15—1937.6.11），蘇聯元帥，被處決時44歲。1921年任紅軍軍事學院院長，後歷任西方方面軍司令、西方軍區司令、紅軍參謀長、列寧格勒軍區司令，1933年獲列寧勳章，1934年當選為“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候補委員，1935年獲元帥銜，1936年被任命為第一副國防人民委員和紅軍軍訓部部長，1937年5月27日被開除軍籍並遭逮捕。他是蘇軍縱深作戰理論創建者，這一理論後來成為蘇聯軍隊戰術訓練的基礎。蘇共二十大以後恢復名譽，1964年莫斯科出版了他的《選集》。
布留赫爾（1889.11.19-1938.11.9），蘇聯元帥，被處決時49歲。他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個榮獲紅旗勳章的（1918年9月）；1921-1922年擔任遠東共和國總司令、國防部長、共和國軍事委員會主席；1924-1927的，他到中國擔任孫中山領導的廣州的中國革命政府的首席軍事顧問。當時他化名加侖。1929年擔任遠東特別集團軍司令，1935年獲元帥銜。
葉戈羅夫（1883.10.22-1939.2.22），蘇聯元帥，被處決時56歲。1931-1937年是蘇聯紅軍總參謀長。
政治局勢
肅反運動前的政治局勢三十年代初期，史達林戰勝反對派之後，已掌握大權，躊躇滿志。作為黨的總書記加強黨的機器的作用；通過伏羅希洛夫指揮紅軍，通過雅哥達指揮安全機構；並通過宣傳機器把任何功績都與史達林聯繫起來。於是，布爾什維克黨內和蘇聯國內出現了近乎迷信般的個人崇拜現象，史達林儼然已經成為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績的取得都歸於史達林，因為他是黨和國家的象徵。
1929年12月為史達林五十壽辰舉辦的盛大慶祝活動。報刊上出現了對“偉大”的甚至“天才”領袖和導師史達林祝賀。原來被擊敗的反對派也參加了對史達林歌功頌德的大合唱，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領導人一個接一個發表文章，承認自己錯誤的同時，大談這位“全世界人民偉大領袖”史達林同志是如何正確。
但是與此同時，另一種傾向也是存在的，並形成一股潛流。史達林所推行的政策越來越依靠由他挑選提拔的年輕幹部。老一代布爾什維克黨絕不會有青年一代人對史達林的熱情、忠誠、崇拜。因此史達林對老一代布爾什維克的輕蔑態度逐漸轉變為仇恨。他堅信必須把那些不同意或懷疑自己政策的人趕下歷史舞台。這些人對他所設計的偉大社會主義事業是有害的，起妨礙作用。
另外，蘇共在十七大形成了共產黨中央書記組成的秘密聯盟。據猜測，在這次大會剛開始或大會前夕，一批黨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談過話提出必要時撤換史達林。從後來參加談話的人在肅反運動中命運來看，史達林通過秘密渠道知道了這項談話的內容。對史達林個人來講，1934年是他生涯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幾年擊敗反對派一樣，他要消滅、清洗新的一批敵人，雖然這些人曾幫助他戰勝反對派，但這些人已對他統治構成威脅。從政治經驗來講，他知道歷史給每一個人一次機會。假若沒有戰勝對手，對手就要利用這個機會打倒自己。
產生原因
1、在俄國歷史上，沙皇專制制度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紀初，俄國人民若干世紀來一直處於專制和恐怖之中，“民主”的概念相當淡薄，這種慘痛的狀況限制了人們對民主的追求。株連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隨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被捕和處決的，有他的妻子和他的兩個兄弟，他的母親和三個姐妹被關進集中營，母親和一個妹妹死在裡面。夫妻一起被處決的例子舉不勝舉。在當時，株連是有法律依據的，1934年《關於反革命與叛國罪》的法令規定，軍職人員逃往國外，家庭成員集體承擔責任；對於叛國行為，不論已成事實還是僅僅預謀，知情不報，嚴懲不貸。
揭發的事情很普遍。一個年老女裁縫剪衣樣時用了張報紙，裁剪時刺破了史達林照片，有人看見了，跑去報告警察，這位老太婆很快被扭送集中營。
告密的例子也很多，如：烏克蘭共產黨中央書記帕.彼.波斯蒂舍夫就是由於一個與他鬧矛盾的女人告密誣陷而被處決。（當然還有政治原因）。
2、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無任何經驗可供借鑑。關於黨的領袖與政黨、民眾的關係，列寧曾有明確論述，他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確指出，領袖是一個集體，是一個集團，而不是一個人。但具體實行時，往往達不到領袖是一個集體的要求。史達林違背了列寧集體領導的原則，將個人置於集體之上，形成個人決定一切的局面，黨內其他任何人都沒有發言權。在整個大肅反運動中，只有一個人走到史達林面前對史達林講述自己對大肅反運動的看法，這個人就是史達林青年時代的朋友阿韋爾.葉努基澤，但他講完後不久，就被處決。
3、社會主義法制不健全。
大清洗年代擔任蘇聯總檢察長的維辛斯基在1937年3月的一次檢察工作人員會議上宣稱：“大家應該記住史達林同志的話：在一個社會的生活中，在我們自己的一生中，總有這樣的時刻，即法律成為過時的東西而應當撇到一邊。”他從學術上論證了一個前提，即在反國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證據。而1935年4月7日頒布的法令，則將死刑的年齡降到12歲。
4、國際形勢動盪不安，尤其是納粹黨上台，使蘇聯明顯感受到顛覆的威脅，納粹黨在許多國家培植“第五縱隊”，蘇聯也滲透進不少敵對分子。
5、史達林個人性格，獨斷、猜疑、冷酷，也是重要方面。
6、史達林出於借肅反打擊政敵鞏固權力的需要。
7、蘇聯內部存在濫用職權的現象。
運動過程
運動開始
1934年12月1日是蘇聯共產黨（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基洛夫的一個照常工作日，但也是他生命歷程中最後一天。這也是即將席捲全國鎮壓狂潮掀開序幕的一天。這一天傍晚當基洛夫走進在列寧格勒州委機關所在地斯美爾尼宮，向州委第二書記的辦公室走去。當他在走廊里停下腳步開門時，一顆罪惡的子彈射中他的脖子。他搖晃一下，轉了半個身子，就一頭栽倒在鑲木地板上了。他的帽子被掀落了一半，鮮血從傷口向外冒。兇手尼古拉·耶夫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而且有證據表明，在這項謀殺之前，他曾幾次企圖暗殺基洛夫。謝米·基洛夫喜歡在斯美爾尼宮中散步。尼古拉耶夫仔細地研究了他散步的路線，企圖靠近基洛夫卻被警衛人員逮捕。在他皮包背面有一處開口地方，可以不打開皮包就能抽出手槍，上了子彈的手槍就放在此處，裡面還裝有基洛夫的散步路線圖。尼古拉耶夫被帶到列寧格勒內務人民委員會。審問他的是委員會助理負責人扎波羅熱沃，但不久之後奉內務人民委員雅哥達之令釋放了他。
這引起基洛夫警衛人員的警惕。但內務人民委員會告訴他們：這件事用不著他們去管，並以收繳個別警衛人員黨證相威脅。最後尼古拉耶夫帶著武器潛入斯美爾尼宮，在基洛夫要通過那條走廊時向他開槍，慘案就發生了。
更令人奇怪的是當基洛夫的警衛隊長被提交去接受審訊時，他是被用有棚的大卡車接走的，裡面還有幾個手持鐵棒的契卡人員，一人坐在司機身旁。在沃伊諾夫大街，當汽車駛過倉庫的一面高牆時和司機坐在一起的人員突然轉換一下方向盤，使汽車朝一座房屋衝去。司機抓回方向盤矯正了汽車方向，汽車的側面碰到房屋牆上，避免車禍發生。但基洛夫的警衛隊長鮑利索夫已被人用鐵棒打死了。當時醫生作了假鑑定，指鮑利索夫是因車禍而死，他們當中有些人活到蘇共“二十大”時說鑑定書是被迫做出的，鮑利索夫是被很重的金屬鐵棒打在頭上致死的。
從這個案件的發生，以及整個偵查過程都可以看到有一隻有力的手在指揮整個事件的進行，絕非尼古拉·耶夫的個人行為。因此無論史達林是否指使這次謀殺，但他都會最大程度地利用這件事消滅他的對手。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個案情撲朔迷離的歷史疑案。兇手尼古拉也夫雖然當場被捕,並由當天趕到列寧格勒的史達林親自審問，但審訊記錄始終沒有公布，尼古拉·耶夫當月即被槍決。無論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點十分清楚，即這個事件給史達林提供了徹底清洗一切反對派（包括潛在的對手）、鞏固自己權力地位的機會和採取種種非法手段以達到上述目的的藉口。
當天，史達林等領導人趕到出事地點，親自過問這一案件。最初，政府宣布暗殺是白衛恐怖分子乾的，並處決了104名白衛恐怖分子。半個月後，蘇聯報紙宣布，暗殺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策劃的。
基洛夫案件發生後，1935年1月18日，聯共(布)中央就基洛夫暗殺案向各級黨組織發出一封秘密信。信中說：“必須肅清機會主義的泰然自若，這種態度是從這樣的錯誤假定出發的：隨著我們力量的增長，敵人似乎會變得愈來愈馴服和不傷害人。這種假定是根本錯誤的。它是右傾的死灰復燃，它要大家相信，敵人將悄悄地爬進社會主義，他們最後會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布爾什維克不應當高枕無憂和粗心大意。我們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須記住，敵人的處境愈是絕望，他們就愈想把極端手段作為他們反蘇維埃政權鬥爭的垂死掙扎的唯一手段。必須記住這一點，必須保持警惕。”根據這一信件的要求，各級黨組織都開展“坦白和承認錯誤的運動”，許多人承認自己“警惕性不高”，“和‘敵對分子’有聯繫”，不少人被開除黨籍和被捕，其中大多是原先的反對派分子。在這期間，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對所有黨證進行了一次審查。
1936年7月29日，聯共(布)中央向各級黨。組織發出了《關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革命集團的間諜恐怖活動的問題》的密信中，再二次號召各級黨組織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管敵人偽裝得如何巧妙，都要善於識別人民的敵人。信中說：“現在已經證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惡魔在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把我國勞動者的一切最兇惡的不共戴天的敵人——間諜、挑撥離間分子、破壞分子、白匪、富農等等都糾集在一起；這些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兩者之間已沒有任何區別了。我們的一切黨組織、全體黨員都應當了解，共產黨員隨時隨地都必須保持警惕性。在目前條件下，每一個布爾什維克必須具備的品質就是，要善於識別黨的敵人，不管他們偽裝得如何巧妙。”
1934年12月1日晚，根據史達林的建議，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通過《關於修改各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的決議》，規定對各個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法法典在偵察和審理恐怖組織和對蘇維埃政權工作人員進行恐怖活動有關事宜進行如下修改：凡屬恐怖組織和對蘇維埃政權工作人員進行恐怖活動的案件，偵察工作不能超過十天；控告結論在正式開庭審判前一晝夜交給被告；原告、被告雙方都不參加審判；不接受判決抗訴書和赦免請求書；極刑判決被宣布後立即執行。
當時很多幹部沒有意識到他們接受這個嚴酷與專橫決議的同時，也為自己挖掘了墳墓。這是史達林戰勝敵方，清洗大批黨內幹部最有力的武器，因為這些人已經沒有什麼能保護他們自己了。史達林指揮內務人民委員會可以為所欲為肆無忌憚，任何人都可以說成是人民敵人，是陰謀集團的成員。限期十天內可以使用酷刑強迫被告屈招，沒有抗訴。
這個後來被稱作“特別程式”的規定為政治清洗中採用非法手段羅織罪名、迫害異己打開了方便之門，成為史達林隨心所欲清洗政治對手的工具。此後，肅反運動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對所謂“列寧格勒總部”的審判。
全面展開
依據這個“特別程式”，審判開始了。1934年12月1日在各法院審判的幾十個和基洛夫謀殺案沒有任何關係的反革命罪行的案件，也送交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審理，幾乎所有被告都宣判死刑。當時史達林的一名親信，蘇聯總檢察長維斯辛基叫檢察官們放心，不要有任何顧慮。他在1937年3月一次檢察工作人員會議上宣稱，大家應該記住史達林同志的話，在一個社會的生活中，在我們自己的一生中，總有這樣的時刻法律成為過時的東西而應該撇到一邊。他又從學術上論證了一個前提：“即在國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證據。正因為如此，內務人民委員會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1934年12月22日,蘇聯政府發表偵查基洛夫案的通報，首次提到有一個名為“列寧格勒總部”的恐怖組織，說尼古拉·耶夫即是這個組織的成員，該組織主要由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反對派成員組成。12月27日，蘇聯政府公布關於“列寧格勒總部”的控告結論，確認基洛夫被殺是該組織指使所為，並說謀害基洛夫是該組織謀害史達林和黨的其他領導人的長遠計畫的一部分。在立即處死尼古拉·耶夫後，1935年1月15日對“總部”主要成員進行了審判，季諾維也夫等人堅決否認自己與基洛夫案有任何牽連，儘管拿不出證據，法庭仍判處季諾維也夫十年有期徒刑，加米涅夫五年有期徒刑。
l月18日，蘇聯共（布）中央向全國黨組織發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動員所有力量深挖敵人，由此開始了遍及全國的大逮捕，製造了無數冤案。清洗名單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據。保全機構要負責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單，並按照一定的標準把他們加以分類。根據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名單都是經過史達林親自過目，由他或者他的最親密的同事，例如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馬林科夫或者伏羅希洛夫，來決定名單上那些人的死活。
在1935至1936年初，鎮壓與逮捕在國內與黨內並沒有遇到明顯的反抗。雖然這些鎮壓引起了一些黨員極大不安，但沒有發生任何有組織的抗議行動。這種情況使史達林更加大膽地實行他的清洗計畫。1936年9月26日，史達林撤掉了雅哥達的內務人民委員的職務。在這前一天，史達林與日丹諾夫曾從索契給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員發了一份電報內容如下：“我們認為絕對迫切需要任命葉若夫同志為內務人民委員。雅哥達顯然沒有能力揭露托洛斯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集團。國家政治保全局在這件事情上至少落後四年。所有黨的幹部和大多數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都正確認識到這一點。”這樣史達林又多一個更兇殘陰險的劊子手。
隨著恐怖大清洗的加劇，作為鎮壓專政機關的內務人民委員會變成為一個重要政治部門。史達林把它變成自己的權力工具。葉若夫接管內務人民委員會後，它的機構擴大了人員編制。在1936年8月1日－24日審判“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及1937年11月23日－30日所謂反對托派中心”案之後。史達林於1937年2、3月的蘇共中央全會為他的鎮壓清洗制定了一個理論依據。
在這次全會上，史達林提出一個論點，即隨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發展，階級鬥爭日益激化。他宣稱黨內仍有隱藏的日本、德國和托派奸細陰謀集團。在這次全會上，除已有的破壞分子“代理人”、“叛徒”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個新的涵義不清的字眼“兩面派”，從此在處決黨幹部時，就常常使用這個字眼。大規模的鎮壓與恐怖很快降臨在蘇共與人民頭上。
公開審判
三次要案的公開審判：為了給“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舉行了第一次公開審判，被告是所謂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成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米爾諾夫等16人。審訊中，法庭沒有出示任何證據，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認”上，在沒有律師辯護的情況下，被告的“供詞”被作為定罪的依據。法庭最後宣布、季諾維也夫等與已被驅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結，主使謀殺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處16名被告死刑並立即執行，沒收全部財產。判決後不到24小時，報紙即報導：死刑已經執行。這項審判稱之為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件，被告中著名的人物有G.E.季諾維也夫，L.B.加米涅夫。這項審訊對所有被告都處以極刑的作法導致了以後更大規模的鎮壓。
對“聯合總部”的審判帶動了新一輪逮捕浪潮，根據審訊中被告的“供詞”，又挖出了一個所謂的“托洛茨基平行總部”，其成員有皮達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罪名是策劃恐怖行動（其中一條就是暗殺基洛夫），從事間諜活動，企圖挑起和加速同法西斯德國，日本的戰爭併力求在這次戰爭中打敗仗。
1937年1月23－30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對“平行總部”進行了肅反運動中第二次公開審判。被告中著名的人物有E.L.皮達可夫，K.S.拉狄克，索科爾尼科夫，L.P.謝列勃里亞利夫。這些人過去是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國家出名的活動家，積極參加了十月革命和蘇聯國內戰爭。但在二十年代中期卻是托洛斯基的積極擁護者，為此被開除黨籍。在三十年代初，他們實際上和托洛斯基斷絕了關係，並恢復了黨籍，並在各人民委員部出版機構及其他單位中任領導職務，但還是被指控“接受託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國，從事偵察和軍事破壞工作，實行恐怖和暗害勾當”。與第一次公開審判的程式一樣，17名被告中皮達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處十年或八年監禁。
由於拉狄克在受審時交代他與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惡的聯繫”，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會時被捕。3月初，聯共(布)召開中央全會，史達林在會上作了《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他兩面派的辦法》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強調指出，托洛茨基主義已經“變成了一夥暗害分子、破壞分子、間諜和殺人兇手組成的寡廉鮮恥的、無原則的匪幫，他們是按照外國諜報機關的任務進行活動的。”
1937年2月23日，聯共(布)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開除出黨。次年3月2—13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對所謂“右派托洛茨基聯盟”進行了肅反運動中第三次公開審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謀害罪”和“叛國罪”起訴，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內的19人被判處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幾天給黨的幾位領導人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我就要離開人間了，我不是在無產階級的斧鉞下低下了我的頭，無產階級斧鉞應該是無情的，但也應該是純潔的。我在萬惡的機器面前是無能為力的，這台機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紀的方法，擁有無比強大的力量，大量地炮製有組織的造謠、誹謗。這些萬能的機構能把任何中央委員，任何黨員磨成粉末，把他變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間諜。如果史達林對自己產生懷疑的話，那這個機構也會立即找到證據的。”
布哈林是在審訊人員威脅要把他的妻子與剛出生的兒子殺死才開始交代並承認自己“罪行”。到一九三七年底，實際上所有反對派成員都被捕了，不管他們被捕時持什麼觀點。
三次公開審判都是肅反運動中為欺騙國內外輿論而精心炮製的假案，這幾次審判所涉及的對象也只是肅反運動中無數被冤屈者的極少數代表。實際上，肅反運動所製造的冤假錯案遠比公開審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對象從中央到基層幾乎包括所有的社會領域和各個階層。
“大清洗”究竟製造了多少冤案、殺害了多少無辜者？至今沒有一個確切的統計數字，但作為一場政治性鎮壓運動，其規模之大、涉及面之廣、危害之深，在歷史上堪稱空前，它是史達林領導蘇聯時期最黑暗的一頁。
史達林死後，蘇聯開始重新審查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魯雪夫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攻擊史達林時報告說，過去兩年里已有7679人被“恢復名譽”。他們中間大多數都已死去。最驚人的透露是，在1934年號稱為“勝利者代表大會”上選出的134名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有98人，即占全部委員的70．9%，多數在1937-1938年期間被逮捕和槍斃。
“大清洗”
1936年－1938年間，蘇聯除四個大的審判案外，在整個肅反運動中，黨、政、軍各部門都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其中冤殺和錯殺了許多人，鑄成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從1922年至1928年，蘇聯公安和安全機關總共槍決了11271名各類犯罪分子。1930年一年就達到了20201人。1937年猛增到353074人，1938年的數字是326818人。1939年驟降到4201人，1940年再下降到1939人。
1934年1月至1947年12月31日止，蘇聯全國各勞動營的自然死亡人數為96.21萬人。1937年死亡2.5萬人，1938年死亡9.5萬人，1939年死亡5.5萬人，1940年死亡4.67萬人，1942年猛增到24.89萬人。
1953年史達林剛去世，蘇共中央主席團（即蘇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門提供有關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數的詳盡資料。1954年2月，蘇總檢察長魯登科、公安部長克魯格洛夫、法務部長戈爾申寧向蘇共中央主席團連名遞交了相關報告。報告中說，從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數是3777380人。其中被處死刑的有 642980人，被判勞改和監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強制遷居的有765100人。在所有判刑人員中，對大約290萬人的判決是由政治保衛局工作組、“三人審判組”和特別特偵組等非常規司法機關做出的。剩下的90萬人是由一般的法院、軍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1992年，當時的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部的檔案登記處處長向輿論界通報了蘇聯時期的全部“政治犯”資料。這些資料證明，從1917年1990年，總計有3853900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國事罪）被判以各類刑罰，其中827995人被判處死刑。但是這裡有一小部分死刑判決沒有被執行，而是改判為其他刑罰。另外，對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的處罰是以政治罪名進行的，這主要牽扯到國內的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些趁火打劫的打砸搶份子。
1954年，蘇公安部制訂了一張詳細的歷年安全部門抓獲和隨後被判以各類刑罰人員表。按照這份表格，剛結束內戰的1921年，被捕的全部人數是35800人，這裡包含了所有的在押刑事犯罪分子，因為初期的蘇俄公安、安全部門是不分開的。1922年和1923年的相應數字是六千人和四千八百人，1928年增加到3.3萬人。這裡面含有部分刑事和經濟犯，如走私犯、貪污、受賄分子，反映了當時蘇共黨內的劇烈鬥爭。大大小小十幾個派系之間的鬥爭越來越帶有火藥味，一些反對蘇共中央多數派政策的黨內幹部被捕、被判刑。
1930年開始，政治保衛局逮捕了2.08萬人，創下了新的“紀錄”。這與剛剛開始的農業集體化有直接關係，許多農民因為反抗強制集體化，被當局遷往人煙稀少的地區，開荒或是建立新城市。同時，蘇共黨內的反對派幾乎全部被捕。1931年，1932年，1933年的相應數字是180700人、141900人和239700人。
1936年是肅反運動的第一年。按照1937年的人口普查的結果，到1937年1月1日為止，共有不少於180萬人關在監獄、勞改營或是住在強制定居點。1939年進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現示，相應數字達到260萬人，其中約100萬人是農村來的強制移民。
蘇聯全國勞動營管理總局領導層向公安部負責人以及後者向史達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報告材料說，1940年，蘇聯全國勞動營管理總局的中央檔案里保存了800萬人的個人資料。這些人包括正在服刑人員；刑滿釋放人員和死於服刑期間的人員。自1921至1953年間，總共有1000萬人曾於不同時間在古拉格服刑。在1930年，蘇聯全國各勞動營在營人數為17500人，1933年達到33.4萬人。1937年達到119.6萬人，1940年達到166萬人。1941年達到了230萬人，新增加的犯人來自波蘭、波羅的海三國，以及大批觸犯勞動紀律的工人（蘇聯當局在三十年代末以嚴刑峻法對付工人，上班遲到或無故曠工會受到刑事處罰）。
從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至1944年12月止，蘇聯全國勞動營管理總局釋放了334萬人。僅從1941年6月12日至當年10月24日止，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就釋放了60萬人，其中17.5萬人被徵招入伍。被釋放的人主要是觸犯勞動紀律的工人和不太嚴重的經濟犯，以及軍官和各類技術人員。1939至1944年止，在監獄的犯人數量徘徊於350.5萬人（1939年1月）和15.52萬人（1944年1月）之間。
與此同時，蘇聯全國各勞動營接收了255萬名新犯人，主要是投敵和為德軍工作的人員。1948年新的運動使古拉格的人數在1950年達到了256.1萬人，創最高記錄。
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曾出席過對右派分子的審判。據他親眼目睹大多數被告精神委靡不振，非常消極。這些人用機械的語言交代，沒有本人所特有的語調與風度。因此有人猜想，葉若夫可能利用藥物或其他極端手段才獲得了被告的口供，因為這些人畢竟是曾經出生入死的革命者。
黨內清洗
由於存在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領袖的意志可以凌駕於法制之上，在這次肅反運動中，許多人無辜遭到迫害。據估計，在誣陷為與人民敵人同謀，破壞間諜活動，預謀進行恐怖行為等形形色色的罪名之下，這次大清洗使500萬人受到牽連，30——40萬人被處決。1936年——1939年，有一半以上的黨員，即120萬人被逮捕。出席第十七次黨代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即半數以上）被捕，聯共（布）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98名（即70%）被逮捕和處決。17名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殺。十一大上選舉的中央委員會的26名中央委員中有17名被處決或流放。蘇維埃和政府機構也遭到“大清洗”運動的沉重打擊，1937——1938年間被捕並處決的部人民委員就有17人，加上他們的副手和下屬，數量還要翻幾倍。從1919年至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員中，有20人慘死。在中央委員地區和省一級的黨委書記以及基層黨組織的書記中，這類情況更是嚴重。被捕的大多數黨員未經公開審判，甚至未經任何審判，就被處死或流放。
清洗行動
1937—1938年國際形勢極其險惡，法西斯德國、義大利、日本氣焰囂張，已侵略了許多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史達林竟指揮內務人民委員會開始清洗軍隊中紅軍的優秀幹部，在這兩年中有幾萬忠於蘇共的指揮員和政委被殺害了。1937年6月12日蘇聯報紙公布一則訊息，說揭露了一起軍事陰謀，罪犯組織反蘇軍事中心，充當德國間諜，其策劃者被處決。涉及此案有助理國防委員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基輔軍區司令雅基爾將軍，白俄羅斯軍區司令鮑列維奇將軍以及其他許多高級將領。幾天后，這些人被指控犯有叛國罪，被逮捕並遭處決，隨即史達林在軍隊中進行了全面清洗。
1937年8月史達林在紅軍政治幹部會議上發言號召在紅軍中根除“人民敵人”，並要求把他們的活動匯報上來。史達林這番講話之後，蘇聯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和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人民委員葉若夫對武裝力量向部隊提出了要求：凡是和間諜多少有關係的人做出交代，那些多少知道或懷疑別人有間諜活動的人要匯報。
根據史達林、伏羅希洛夫和葉若夫的這些指示，在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期間鎮壓機構對紅軍的基本骨幹給予了一個接一個極為沉重的打擊。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部中央機關，工農紅軍政治部，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各軍區和海軍艦隊大部分軍、師、團的大多數重要領導班幹部都被捕了。國內戰爭時期最優秀最出色，最著名的紅軍將領幾乎全部清洗了。大清洗使蘇聯的軍事人才幾乎損失殆盡。
在這次運動中，共有3.5萬名軍官被鎮壓，其中包括高級軍官的80%，元帥的3/5，涉及所有的軍區司令和絕大部分集團軍司令；第一批被授予元帥軍銜的5人中，有圖哈切夫斯基、布柳赫爾、葉戈羅夫3人被處死；15名集團軍司令中，也有13名被殺；85名軍長中，處決57人；159名師長，110名被處決；4萬多名營級以上高中級軍官遭到迫害。
這一切都發生在人類歷史最殘酷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蘇聯紅軍骨幹的喪失，使不久後的蘇聯衛國戰爭深受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揭露出來的材料證明，圖哈切夫斯基、雅基爾等所謂“叛國罪行”是納粹德國蓄意製造的一起假案，而蘇聯在肅反運動中輕信了虛假情報，釀成了一個大錯案。1956年以後，蘇聯當局為圖哈切夫斯基、雅基爾等人恢復了名譽。
即使作為“大清洗”工具的保全機構——內務人民委員會自身也無法倖免，其成員被不斷更新，以維持對領袖的忠誠或被當作替罪羊。肅反運動前期領導內務人民委員會的亞哥達因不能滿足史達林的要求而於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葉若夫取代，不久亞哥達被捕並於1938年被處決。葉若夫在按史達林旨意把肅反運動推向最高潮後，也遭到同樣下場，1938年7月被貝利亞取代，並在1940年4月1日被毫無根據地以“鎮壓蘇聯人民”的罪名而槍斃。
此外這場鎮壓運動波及到各個領域。在知識界、歷史學家、生物學家、數學家、藝術家，數以幾千計地被迫害被流放。史達林曾授意肅反機構槍決烏克蘭的幾百名民間歌唱藝人。這些民間藝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們的歌曲從來沒有文字記錄，得靠師徒代代相傳才能將歌曲傳下去。音樂家蕭士塔高維奇說：“每當他們槍決一個民間歌唱藝人或者走方說書的藝人，幾百首偉大的音樂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史達林的鎮壓同樣觸及到莫斯科的外國共產黨人。列寧的老戰友，瑞士的普拉敦和波蘭的加涅茨基都被處決。波蘭共產黨因此解體，西烏克蘭和東白俄羅斯的共產黨也莫不如此。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等國共產黨都有受到鎮壓，還有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中國、朝鮮、伊朗、印度、日本等國的一些共產黨人。
運動結束
1938年末，因考慮到蘇聯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極限，同時肅反運動的目的也已基本達到，所以大規模的捕殺浪潮總算逐漸平息下來，也在不同程度上糾正了一些錯誤做法。在第二年的第十八次黨代會上，史達林終於承認，在大清洗運動中，他犯下了不可原諒的錯誤。然而，由於史達林並沒有從根本上認識肅反運動的錯誤，而是繼續把它當作鞏固集權體制的必要手段，因此肅反運動的餘波一直延續到戰爭前夕和戰爭初期，並在戰後再掀高潮。1939年3月，聯共(布)召開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史達林在會上作關於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強調指出：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雅基爾、圖哈切夫斯基、布哈林等間諜、殺人兇手和暗害分子從蘇維埃組織中清洗出去，是完全必要的。同時，他又說：“決不能說，在進行清洗時沒有犯過嚴重的錯誤。
後果
肅反運動的後果表現為三個方面，其一，這場政治運動給蘇聯社會造成了嚴重創傷，各個領域的社會精華均受到摧殘，人們在生命安全和行動自由得不到法律保護的環境中精神受到極大壓抑，而且，在保全機構濫用非法刑訊手段和特務手段的情況下，誣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會道德水平嚴重滑坡，其消極影響禍及幾代人。在肅反運動中，濫捕無辜的行動大都在深夜進行，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神經高度緊張，生怕夜間有人敲自己家門。許多住在高樓上的人為免遭被捕後的嚴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門時，便縱身跳下，以死相抗。其二，這場運動最終確立了高度中央集權體制的極端形式——史達林個人專制。由於用持續數年的大規模鎮壓清除了從老布爾什維克到年輕一代幹部中可能構成對自己權力挑戰的對象，特別是整肅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滿的代表和中央委員會，史達林終於穩固了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登上了權力金字塔的頂端。
憑藉保全機構這一專政工具，史達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約，也不受黨和政府機關的制約，完全將個人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在黨和國家的名義下實行個人專制統治。他手中不僅掌握全部政治權力和軍事力量，而且把經濟全部命脈都掌握在自己手裡，使他能夠不受監督地，隨心所欲地支配全國的物質資源與財富。史達林個人有權決定對外全部政策，他甚至把領導文學藝術和科學的權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裡。從這個意義上說，肅反運動是蘇聯確立“史達林模式”體制的最後一步。
第三，大規模的恐怖鎮壓給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障礙。由於成千上萬的幹部被鎮壓，生產在無組織狀態下進行。因此1937年到1939年連續二年鋼鐵產量處於停滯狀態。此時國際形勢越來越險惡，蘇聯面臨被侵略的危險。
受害者數目
史達林在1936－1939年發動肅反，共逮捕了120萬蘇共黨員，占當時黨員總數的一半。“大清洗”期間，蘇聯1934年十七大選出的139個聯共中央委員，有89個被逮捕並被槍決；在1966個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個“消失”了。說法一：蘇聯官方認定350-450萬人
前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德·安·沃爾科戈諾夫，是當時少數能夠看到最機密檔案的歷史學家之一。他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史達林：勝利與悲劇》中，有多處涉及史達林時期鎮壓的人數和規模。據國防人民委員部的統計數字等比較權威的資料分析，在1937和1938年這悲慘的兩年里，大約有350－450萬人遭到鎮壓，其中60－80萬人是判了死刑的。
1991年6月，蘇聯解體前夕，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個數字：1920年到1953年，蘇聯約有420萬人遭到鎮壓，其中200多萬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鎮壓的。
說法二：俄羅斯民間認同2000萬人
關於“大清洗”鎮壓人數，俄羅斯學者研究的結果，與官方公布的數字大相逕庭，他們普遍認同的數字是2000萬人。
比較有代表性的權威人士是亞·雅科夫列夫。1987年年底，在蘇共中央政治局下專門設立一個委員會處理平反問題，由雅科夫列夫領導。在葉爾欽時代，雅可夫列夫繼續這一工作。在此期間，委員會為250萬人恢復了名譽。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中說，“目前尚無根據可靠檔案得出的、能準確反映全國性大悲劇規模的確切數字。”但是他認為，被鎮壓的天才學者韋爾納茨基院士在1939年1月寫的日記中，提到被流放和監禁的總人數為1400－1700萬，“不會有什麼誇大之處”。
2000年十月革命節前夕，雅科夫列夫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史達林鎮壓的犧牲者涉及2000萬人，也許還要多。他曾向俄羅斯總統建議，成立統計政治鎮壓犧牲人數的各部門聯合委員會。
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控與大混亂》一書中，引證了2000萬人的說法。他寫道，儘管被史達林處死的確切數字將永遠無法獲知，但估計在2000萬到2500萬人的範圍內，不會是誇大的。史達林時代“有數百萬人慘遭殺害”，受迫害的人數“可以絕對有把握地估計不少於2000萬，可能高達4000萬
說法三：中國學者考證處死僅80萬人
2002年，中國蘇聯史專家吳恩遠就蘇聯“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數進行了詳細考證，得出的結果是，從1937年2月史達林發出“採用新方法，即連根拔出和粉碎的方法”與反黨分子鬥爭的號召開始，到1938年底大規模鎮壓運動結束，蘇聯因政治原因，直接或間接被處死的在80萬人左右。
吳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俄羅斯聯邦安全部等權威部門發布的統計數字，以及解密後的俄羅斯國家檔案館資料為據，考證出“大清洗”期間，因政治原因被判刑130－150萬人左右；勞改營在押人數114萬人；判處死刑69萬人；流放和驅逐出境2.84萬人。吳還統計了集中營死亡的囚犯情況。1937年被關押在監獄、勞改營、集中營死亡的犯人是2.54萬人，1938年是9.05萬人。綜合以上數字，吳認為，“大清洗”期間的鎮壓規模不超過350萬人，其中約80萬人被處死，與學術界公認的2000萬人相去甚遠。吳恩遠據此撰文認為，“大清洗”人數被誇大，中國學者受到了西方學者的誤導。
平反
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上台後開始揭露大清洗的真相。
1956年2月在第20次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上他做了一個秘密報告（一個月後這個報告被發表）。赫魯雪夫稱大清洗是史達林“濫用權力”，為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在同一報告中赫魯雪夫承認許多受害者是無辜的，他們的認罪基於受拷打後獲得的假認罪。
1954年開始一些被害者已經被平反。被判有罪的紅軍將軍於1957年被平反。在1950年代其他許多低級的被害者和一些前政治局成員被平反。但是在莫斯科公審中被判的布哈林等人直到1988年才被平反。
紀念
自1991年10月30日起，俄羅斯開始紀念1937－1938年之間的政治鎮壓受害者。每年的這一天，俄羅斯全國各地都會舉行悼念活動，學校也要給學生們教授以此為主題的課程。
1991年俄羅斯通過法律，為政治受迫害者恢復名譽。
2008年，適逢蘇聯大清洗70周年，俄羅斯總統普京成為第一位就大清洗表態的國家元首。普京在悼念死難受害者時說：
“我們所有人都應當記住這一歷史悲劇，但不是悲劇本身。之所以需要紀念，是因為我們應該清楚，為了國家發展和進步，選擇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爭論，需要大辯論，需要交換意見和鬥爭，但所有這些都應該是建設性的，而非具有破壞性的.......這樣的悲劇曾在人類歷史上反覆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於人類的基本價值觀 ——珍視生命、人權和自由之上。”
2012年10月30日是俄羅斯政治鎮壓受害者紀念日。俄羅斯總理、統一俄羅斯黨(簡稱統俄黨)領導人梅德韋傑夫在彼爾姆邊疆區會見統俄黨代表時，對史達林及同時期的其他蘇聯領導人提出嚴厲批評，指責他們發動了針對本國人民的戰爭。梅德韋傑夫說：
“當時發生的一切，不僅是史達林，其他所有領導人毫無疑問都應當受到最嚴厲的批評。儘管目前已無法追究他們的責任，但這應當保留在史冊中，讓這樣的事永遠不再發生。對自己的人民發動戰爭，這是令人髮指的罪行。”
蘇聯調查委員會
史達林死後，蘇聯至少設立過兩個調查委員會來調查莫斯科公審。
第一個是有莫洛托夫等人組成的，其工作時間是1956年至1957年。由於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本身就是涉及到大清洗的人，因此它不可能公正。這個委員會的結論是針對圖哈切夫斯基等人的控告是錯誤的，雖然它承認莫斯科公審中的“證據”是通過謊言、誣衊和“人身影響措施”獲得的，但是它沒有平反莫斯科公審中的受害人。雖然對布哈林等人的控告明顯錯誤，但是由於“他們多年來是蘇聯建設社會主義期間的反蘇維埃首領”，因此他們不能被平反。
第二個委員會是由尼古拉·施萬尼克（Nikolay Shvernik）領導的，其工作期是從1961年到年，其結果綜合在兩份很厚的報告中。這兩份報告細膩地記錄了在針對布哈林等人的公審中的作弊。它結論主要基於對前秘密警察成員和受害者的詢問和其它許多檔案。委員會要求平反除拉狄克和雅戈達外所有在莫斯科公審中被害的人。拉狄克的案件需要繼續仔細審理，而雅戈達本人是一個在公審中假造證據的罪犯。委員會總結道：“史達林對共產黨、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人民和全世界革命運動犯下了巨大罪行……莫洛托夫等人與史達林一起對濫用法律和上千完全無辜的人的死負有責任……”但此後不久赫魯雪夫就下台了，“解凍”時期結束，三次公審的大多數受害者一直要到戈巴契夫時期才被完全平反。
懷疑和否認
一些自稱為史達林主義者的作家堅持大清洗的範圍被誇張，而且在當時的政治情況下大清洗是一個必要措施。
他們稱主流觀點主要是史達林後的蘇聯政策與西方政治家和歷史學家所製造的。
前者，尤其是赫魯雪夫的動機在於削弱蘇聯國內的政治敵人，而後者的目的則是削弱整個蘇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