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汝弼

夏汝弼

明湖廣衡陽縣台源人。與王船山是同鄉好友,有詩唱和。崇禎十六年(1634),與王介之、王夫之兄弟等人受巡撫褚胤錫委託,籌款重修方廣寺,使之煥然一新,雄偉壯觀。清順治五年(1648)十月,與王夫之在南嶽蓮花峰下同舉義旗,反抗清朝政府的民族壓迫。明亡後,舉家遷到寧遠縣九嶷山,絕食而死。

基本信息

作品

有《白石峰記》、《車架山同夕堂作》等詩文傳世。

夏汝弼、王船山與南嶽道教的關係

夏汝弼與船山為衡陽同鄉,比王船山約大幾歲,生年在王介之、王船山之間(約生於1605—1619年之間)。衡陽縣台源人。丁丑(1637)船山十九歲,與夏汝弼結交。二十五歲船山從南嶽下山,寒甚,經台源,得汝弼之弟夏仲力“雪中送炭”之助。崇禎十七年(1644)夏汝弼讀書南嶽後山蓮花峰,與船山游戀響台,與王介之、王船山助修方廣寺、二賢祠。兩年後,為船山訂《蓮峰志》。次年,與船山游車架山。夏汝弼攜童子囊琴車駕山中,四處遊方。己丑年(1649)汝弼避剃寧遠九疑山,饑寒而死。終年約在四十四至三十一歲之間。夏汝弼中年不幸饑寒而死,既無與道士一起煉功的記載,也無這種可能。因此,他與南嶽道教當無大的關係。然而,他卻自號蓮冠道人,就南嶽及九疑山泉石間,彈琴吟嘯以終日,如同遊方道人一般,可見也不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船山三十七歲作《老子衍》成,出入道家、道教;中年,於四十五至五十二歲自稱一瓠道人、瓠道人、壺子,更與從南嶽道士李長庚游的篤生翁相友善,對道教內丹丹法有所參究,撰寫了《愚鼓辭》、《十二時歌》、《楚辭通釋·離騷經·遠遊》注等道教著作,可見,王船山與南嶽道教關係十分密切。

夏汝弼、王船山出入道教、道家之主旨

避購索,以“遁世”人道為生存之需,也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追求。

關於夏汝弼,《湘鄉流寓志》載:“丁亥歲(1647),湘衡亂潰,忽有稱蓮冠道人者,攜一童子囊琴至梓田之車駕山,僦僧樓而止也。日就古木鳴泉間,藉危石彈琴吟嘯以終日。已登白石峰、銅梁山觀瀑布,輒數日不返。問其姓字,不對,人亦不能測。邑士蕭常賡見而識之,邀至家,或歌或哭。與語世事,則閉目不答。居月余,不知所之。”①夏汝弼躲避戰亂,似乎消極,不願為“流寇”所收買,其志亦可嘉。他們不僅避購索,更舉義旗反抗民族壓迫。船山後來追隨南明政權,投入反抗清政府的鬥爭中。他還主張“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以煉“內丹”來強身,“養生以報國”,高揚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

神道設教,以濟世、救世。

船山受武夷先生之訓,雖平生不曾佞佛,卻也重視神道設教。《家世節錄》:“先君終身未嘗向浮屠、老子像前施一揖。甲申歲,以寇退遺齜滿野,募僧拾而瘞之,使修懺摩法,仍曰:‘此自王政掩齜骼之事,顧今不以命之僧,吾懼仆傭之狼籍也。已屬之矣,固不容執吾素尚而廢其事。此亦神道設教之意。汝曹勿謂我佞佛而或效之。’”②掩埋屍骨固然是儒家王道政治所崇尚的事,但募僧來做,修懺摩法,顯然有安慰亡靈、“神道設教”之意。夏汝弼雖然無神道設教之意,但他與船山同為武夷先生之弟子③,同在南嶽舉兵反清,同樣是憂國憂民,以濟世、救世。只是在兵敗後,事無可為,才避世。“流寇陷衡州,汝弼居蓮花峰,夫之依以避亂。明亡,遂棄巾服,自號蓮冠道人,歌哭無恆。有問及時事者,輒閉目不答。”④

神道設教,是站在儒家的立場上,肯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利用“鬼神”作為特殊的教育、教化手段,為維護封建政權服務。在動亂的情況下,延請佛道教徒掩埋遺骸,安慰生靈,教化世人,珍惜生命,從一個側面適應了當時人們的心理需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宗教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與當時社會相適應。

探究養生之道,健身以報國。

丁亥年(1647)夏,船山與夏汝弼登白石峰,夏汝弼作《白石峰記》。登山而抒發憂天憫人之情,是夏汝弼《白石峰記》的主旨。白石峰在湘鄉南百里。他說:“夫以是峰之特立,出於群山之表,而其上蒼蒼無窮者且如彼,是果有所謂天耶?抑無所復名之而姑謂之天耶?天者果有所幬與,則亦宜有所不幬者存,何居乎其必幬之荒遠而始以為大乎?則吾固未知其定有天焉者否也。斯余兩人者,宜可以怡然而不能自信也。以是峰之獨立,旁無有亢者,故其送目也遙,豈獨如前者之所見哉?……於是兩人者釋然而止,選石而坐,不能去,不能留,歌無聲,言無謂,相視久之,不能名其故。日已晚矣,乃遵所登之路而返。”登山而思天、問天,探究天人之蘊:天有所覆蓋,還是無所覆蓋?是一定要覆蓋天下一切荒遠之地,才能成其天,還是不必如此?遠望洞庭之浦,漭漭蒼蒼,不測其涯際,對舜帝二妃為什麼“損於秦”?為什麼都梁(武岡)會成為“三天子”之都?為什麼九疑山“碧一而九疑”?為什麼“盈九州,食好生之仁”,

斑竹獨獨“懷之不諼(詐)”?對於茫茫的蒼天,以及歷史上令人神往而又迷惑不解的神話典故,他無不產生懷疑,卻又無法找到正確的答案,不能說出所以然,所以無法“怡然”而樂,只好沿上山之路悻悻而歸。鄧顯鶴之所以稱此文和《車架山同夕堂(王夫之)作》二文是“宇宙間至文”,其原因在於:立意高遠,獨立不羈,胸懷博大,有悲憫天下、先憂後樂的情懷。在他和船山在淫雨中被困四十日,“空山禪剎孤,萬竹郁蔥蒨。春雨鳴中霄,崖水飄飛練。未敢言欣賞,聊焉保孤狷”,他也“夙知投生術,審己非所羨。義命在溝壑,頂踵托烹煉。……抱影終微生,道枯隨丘”⑤。在明王朝滅亡,異族統治的鐵蹄踐踏江南大地,大雨滂沱,報國無門的情況下,詩人哪有心思去欣賞周圍的景色,只能仰首問天,掙扎在溝壑里。船山雖然遭遇相同,也有托跡無門之哀嘆,但“聞道九峰通赤帝,松杉鶴羽待招尋”,似乎沒有那么消極,而是有養生報國之忱。這是船山入於道,又出於道;高於夏汝弼之處。

退儒從道之見解

對於王船山、夏汝弼這樣的知識分子而言,儒家提供給他們的主要精神支柱是自強不息,進則獻身家國,利益天下,退則著書立說,傳之後世的奮鬥精神;道家、道教則提供明哲保身,清淨無為,與世無爭,以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無為無不為的智慧。就後者而言,雖然許多情況下,難免有消極因素,但在國難當頭、災難深重、報國無門的特定情勢下,不失為一種比較好的選擇。一首描寫插秧的禪詩說:“退步原來是向前”;俗話說“退一步海闊天空”,說的都是一個道理。“文革”中一些科學家、知識分子面對“紅衛兵”的鐵拳和淫威,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承認”自己是“牛鬼蛇神”,後來終於迎來“第二次解放”,在粉碎“四人幫”後得到重新為人民工作、再顯身手的機會,這不能不說是“退步向前”的智慧。王船山、夏汝弼退而從道家、道教思想中求得撫慰和精神寄託,乃至養生以報國,其意義當亦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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