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

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

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是學術界公認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國學大師,同時他也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與新疆文物的學者之一,被視為法國敦煌學研究的先驅者,繼他之後成為法國中國學與敦煌學大師的伯希和與馬伯樂都出自他的門下。他和於連是整個西方學術界公認的漢學大師,他一生治學謹嚴,涉獵廣泛,其著述博大精深。他翻譯《史記》,研究中國佛教,考察文物、碑帖,鑽研古文字、西域史、突厥史、中國地理、道教……等等,成就斐然。

基本信息

生平簡介

(圖)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

沙畹1865年出生於法國里昂一個新教徒家庭,在宗教戰爭期間,他自法國移居瑞士。沙畹從小就有一種苛刻的和一直發展謹小慎微的職業道德。他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當時該學院的校長是一位古代藝術史學家,他將其研究方向引向了漢學。當時他的專業是哲學,他的第一本論著是與日耳曼學家夏爾·安德勒(Charles Andler)合寫的《康德自然科學的形上學第一本源》。沙畹曾在東方語言學院學習漢語,這使他後來同中國和漢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1889年,24歲的沙畹以法國駐華使團譯員身份前往北京。來華後,在一位中國學者——當時清朝駐法使館參贊唐夏禮的幫助下著手翻譯《史記》,他把其中一部分譯成法文並加以注釋,名為《司馬遷的傳體史》(Ies Mè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五卷)。其中令西方人最難理解的《封禪書》(Le T’ai Chan.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一卷於1910年在《北京東方學會雜誌》上發表,這是他25歲時翻譯的,首次涉及到中國古代宗教史,而泰山信仰則是道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沙畹在北京完成的全部《史記》譯文原稿現存巴黎吉美博物館

1893年沙畹奉命回到巴黎,繼德理文之後(Hervy de Saint-Denys)主持法蘭西學院“漢語及滿語語言和文學”講座,成為該講座自1814年開辦以來的第四位教授,是時沙畹年僅28歲。此時來自荷蘭、俄國、瑞士、德國的學生投師其門下,他們在法學成回國後散居各地,普及了現代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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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回國後,應印度學家列維(Sylvain Iévi)的要求,將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翻譯佛經方面,連續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印度和西域僧侶的傳記。同時,他還在東方語言學院、索邦大學、巴黎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的宗教科學系授課。1895年任法國亞洲學會秘書長並參加東方學雜誌《通報》的編輯工作,1903年協助考狄(Henri Cordier)主辦《通報》。這一年他還成為了法蘭西學會會員。

1907年沙畹第二次來到中國,對中國北方——河北、山東、河南、陝西、山西諸省進行考察。他在這些地區,尤其是在龍門和雲崗石窟地區,在考古和碑銘方面取得了重大收穫,從而成為第一個系統地考察這些石窟的人。這次考察,他收集了大量資料,回國時帶回了豐富的文物、碑銘,還有兩大箱壁畫,為他的兩卷本著作《華北考古考察圖譜》做了大量的資料準備工作。這樣使他在研究古代歷史的過程中,增加了考古學和碑銘學研究,開拓了視野,也為歐洲研究中國古代藝術開了先河。

沙畹在對中國北方進行考察時還登上了泰山,發表了關於東方之巔祭祀的專題論文《泰山:中國的一種宗教崇拜專論》(1910),該書後附有一篇《古代中國的社神》的補編,第一次指出了道教科儀的重要性。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一直對道教科儀進行研究。最有名的是他去世後才發表的長篇論文《投龍簡》,包括譯註杜光庭所編《太上靈寶玉匱明真大齋言功儀》。他在論文序言中說:投龍簡是一種道教禮儀,即把金屬牌上的願望投人洞穴、峽谷或泉水中,向神祈願。沙畹在譯文中對玄宗皇帝54歲的投龍簡加注說:“此禮儀之目的在於使皇帝自己得到長生,使皇帝在道教秘術的指導下成為與不死的仙人同樣的人。” 1911年,沙畹與伯希和把一部分《道藏》弄到了巴黎,研究並利用了這些材料。他去世的那一年(1918),正準備發表他從《道藏》中選出的第一篇譯文。沙畹還曾研究過摩尼教,與伯希和合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國考》(1911—1913),這部著作疏釋了京師圖書館所藏的摩尼教殘經,並對摩尼教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作了一個大致的勾勒。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沙畹帶來了災禍。他為法國的命運擔憂,同時也為不到年齡就應徵入伍的飛行員兒子擔驚受怕,嚴重影響了健康,但他對學習漢語和漢學研究工作始終抱著極大熱情,憑著堅忍的毅力繼續學習,頑強練習漢語口語。1917年當中國加入協約國一方參戰時,他作為譯員以流利的口語接待了中國的政治家代表團;離開人世前幾個月,他還在索邦神學院的大階梯教室發表了題為《中國人的一些道德思想》的演講。由於漢學研究的出色成績,1916年,沙畹當選為英國皇家亞細亞協會會員。1918年,在巴黎去世。沙畹英年早逝時正值他的研究最有成果之際,他的工作就此中斷。

學術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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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在法國漢學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前承19世紀的法國漢學傳統,並使20世紀法國漢學開創了新的局面。儘管他的文化修養、研究方法和思想的某些方面更屬於19世紀,但他的活動主要在20世紀;在許多漢學領域如中國歷史、宗教哲學、歷史上的外族關係、中國地圖學等方面為後來的法國漢學研究奠定了基礎。另外他還是一位無人匹敵的大師,在他從教的二十年中,培養了眾多學生,艾杜阿爾·于貝爾謝閣蘭保羅·伯希和葛蘭言亨利·馬伯樂等,繼承了老師的事業,為20世紀法國漢學的繁榮開創了局面。

沙畹首先是位史學家,他最主要的、最大的貢獻就是翻譯中國古代史學巨著《史記》。他把其中一部分譯成法文並加以注釋,名為《司馬遷的傳體史》 (五卷)。這部譯作在北京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封禪書》,1893年在巴黎由亞細亞學會資助出版了譯稿的三分之一——150卷中的47卷,至《孔子世家》止,分成五卷。這部“漢學界蓋世名作”(莫東寅)由導言、注釋和極為詳盡的附錄組成,具有兩個顯著特徵,其一是考證嚴謹而廣泛,其二是在注釋中進行了大量發揮,對涉及古代中國的幾乎所有問題都提出了廣泛而尖銳的批判。雖已年代久遠,但由於作者出色的翻譯、嚴謹的考證和不落俗套的注釋而具有長久的生命力,至今仍有使用價值。繼1893年的版本之後,麥松奈文出版社1967年再版了這五卷本;1969年該出版社又出版了其補遺卷作為第六卷,包括沙畹去世後留下的兩三篇譯文,一個改編過的總目錄和一個自1905年以來出版《史記》譯文版本的版本目錄。馬伯樂對其老師這部巨作的評價是“自理雅各《中國經典》以來歐洲漢學界最重大的著作”。可惜沙畹的研究範圍過於廣泛,無法把全部精力投入對《史記》的譯註和研究,致使這部巨作沒有最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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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在宗教歷史的研究最大的貢獻就是對佛教的大量研究。他繼承了雷慕沙和儒蓮的傳統,翻譯了中國朝聖者義淨第三次去印度的旅行見聞《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1894),然後又在《通報》上發表了描述幾位朝聖者的傳記和一些印度來華傳教士的傳記,與列維(sylvain Lévi)合作撰寫了關於佛教思想的文章《十方阿羅漢法難記》,嘗試對一系列信仰的起源和演變作出界定。他還收集、翻譯了《佛教寓言五百首選集》(1910),出版了大量的佛教故事。沙畹除了對佛教感興趣之外,還關心中國的道教以及中國的民間宗教信仰。他將有關中國宗教社會學的第一部論著譯成法文,這就是格羅特的《廈門的年慶節》。另外他還蒐集、翻譯並以《選自中國<大藏經》的五百寓言故事》為題出版了大量的故事(1910)。

沙畹繼承了19世紀法國漢學的傳統,使漢學的各個領域,如中國歷史、中國宗教、中外關係史等在20世紀發揚光大,不僅為法國漢學,也為整個歐洲漢學在研究方法、史料學等方面奠定了基礎。

學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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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的年慶節》(格羅特)(J.J.M.Groot),巴黎,1886(譯作)。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譯註》(Mémoire sur les bonzes qui alle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巴黎,1894。
《悟空行記》亞洲報,1895,9、10月刊。
《司馬遷史記》(Les Mémoires historique de Se-ma-Ts’ien),巴黎Leroux書局,1895—1903。此書是西方漢學史上研究《史記》的最為權威的著作。
《菩提伽耶中國碑考證》宗教史雜誌,1896,第35冊。
中國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記》亞洲報,1897,5、6月刊。
《兩漢時代之石畫刻》(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nx Dynasties de Han),1898。
《華北考古考察圖譜》(1909—1915)
《王玄策使天竺記》亞洲報,1900,3、4月刊。
《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1903。
《中國地圖學中兩幅最古老的地圖》(Les Deux Plus Anciens Specimens de la Car- tographie Chinoise),遠東法國研究院學報(Bulletin de I’Ecole Francaise de I’Extreme Orient,Vol,3,1903)。
《元代中國宮中的金石文和檔案》TP第五卷,1904—1905,第366—404頁。
《泰山:中國的一種宗教崇拜專論》(Le Tai chan),巴黎Leroux書局,1910。第一次向西方系統地介紹了泰山的歷史文化,保留了有關的泰山的珍貴資料,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該書附錄中便包括著名的論文《古代中國的社神》。
《北中國考古旅行記》(Mission archeologique daus la Chine)附498張照片圖,巴黎Leroux書局,1913。
《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發現的中國文獻》(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 du Turkestan oriental),牛津大學印刷局,1913。
《投龍簡》,載《東亞叢刊》1919年第3號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e en Chine),商務印書館,1931、1933(漢譯本,馮承鈞譯)。
《中國佛藏中五百故事選》(Cinq cent comtes et Apoloques extraits du Tripitaka Chinois),巴黎,1—3卷,1910—1911,第四卷,1934。
1950年,沙畹博士出版了《中國史》(L’ Histoire de la Chine)一書。
沙畹和伯希和(Pelliot)合寫了《在中國重新發現的一部摩尼教專題著作》(法文標題為Un traité manichéan retrouvé en Chine)一文,刊載在1911年出版的《亞洲雜誌》。

攝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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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國際漢學》第2輯/閻純德主編.——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7。
[2]《海外漢學研究:漢學在20世紀東西方各國研究和發展的歷史》/劉正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3]《國際漢學》第12輯/任繼愈主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4]《漢學研究》第三集/閻純德主編.——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8。
[5]《法國當代中國學》 / (法)戴仁(Drege Jean-Pierre)主編;耿升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6]《海外漢學研究:漢學在20世紀東西方各國研究和發展的歷史》/劉正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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