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傳歷史
發掘出土
四羊方尊如獲珍寶的三兄弟，不停地打量著這件寶貝，並用工具敲敲打打，不小心竟將器物的口沿敲掉了手掌心大小的一塊碎片。姜景舒把它抱回家後，用老式的桿稱稱了重量，大約64市斤，雖然並不清楚這件寶貝到底有何價值，但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澤，讓姜景舒以為挖到了“烏金”，倍加珍惜。姜景舒挖到寶貝的訊息很快在鎮上傳開了，由於長沙歷來就是青銅文物出土的寶地，文物販子在鄉村往往布有很多眼線，因此黃材鎮萬利山貨號的老闆也在第一時間得到了訊息，他當即開出了四百大洋的價錢要購買這件後來被稱為“四羊方尊”的稀世珍寶。那時的姜景舒還只有17歲，生活在一個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家裡就靠爺爺做豆腐、父親做短工的微薄收入度日，聽說這件東西能賣個好價錢，也就只能忍痛割愛了，畢竟在當時能夠解決溫飽問題就已經很不容易了。在經過當地保長、甲長和鄉紳的層層盤剝後，四百大洋最後到姜景舒手上就只剩下二百四十八塊了。姜景舒在賣掉寶貝時還下意識地將那片敲下來的碎片留下來做紀念。1976年，他將殘片獻給了國家。
戰亂流失
四羊方尊在被黃材鎮的古董商買進後，很快輾轉到了長沙縣靖港鎮某商號，一些心懷不軌的商人通過文物販賣的渠道秘密放出訊息，打算密賣寶物，內定起價二十萬大洋。
當時的長沙因文物盜掘走私現象嚴重，政府部門對出土文物走私現象的查處也十分嚴厲。四羊方尊出土的訊息很快被長沙縣政府得知。為防止奸商貪利將國寶賣給外國人，長沙縣政府立即派警員前去查處此事，並將四羊方尊沒收，上交了湖南省政府。寶物充公之後，被放在了時任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的辦公室里，張治中雖然知道這是個寶物，但並不知道它有什麼價值，竟把寶物作為筆筒放在几案之上達3個月之久。
不久，日寇進逼長沙，四羊方尊被送到了湖南省銀行保管。1938年11月，國民黨湖南省政府和省銀行均遷往沅陵。為了不讓完整的長沙城落入日寇之手，當局決定實行“焦土政策”。11月12日，延續兩天兩夜的大火，燒毀了長沙城近80%的建築，史稱“文夕大火”。這把火不但燒掉了長沙城，也使四羊方尊在戰亂中遺失了。
戰後追尋
1938年四羊方尊出土、截獲的訊息，曾轟動三湘，其時，周恩來、葉劍英等同志均在長沙。解放後，向來關心文物的周總理，於1952年親自責成文化部派人追查四羊方尊的下落，經多方查詢，最後得知四羊方尊在隨湖南省銀行內遷沅陵的途中，車隊遭到日機轟炸，運載四羊方尊的車輛不幸中彈，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塊。之後這些碎片就一直被丟棄在湖南省銀行倉庫的一隻木箱內，十幾年無人問津。
重獲新生
得知這一信息後，經文化部指示，相關部門迅速通過專家會診、攻關，經過將近一年的時間終於把破碎的四羊方尊修復了。所幸，修復後的四羊方尊幾乎看不出破損的痕跡。這樣，經過戰火洗禮的四羊方尊才又得以重新面世，並成為了我國國家特級文物。
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專家蔡季襄在中國人民銀行湖南省分行的倉庫中，找到這個破碎的寶貝。又過了兩年，修復四羊方尊的重任落在了國內文物修復大家張欣如身上。張欣如上世紀30年代便在河南省開封市的“傾古齋”學習古玩修復，1954年4月，張欣如調至湖南省文管會，當年5月，便接到任務修復四羊方尊。清洗碎片、烙鐵焊接……每天，張欣如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一手扶著，一手作業，絲毫不敢分心。兩個多月後，四羊方尊終於修復成功，再次展現出3000年前的瑰麗身影。美中不足的是，尊的口緣部分始終還缺一塊殘片。原來，農民姜景舒在賣尊給古董商時，曾有意識留下鋤掉的一塊碎片作紀念。這事兒於1976年才被湖南省博物館原館長高至喜發現。為此，高至喜遠走寧鄉縣，千方百計尋找到姜景舒兩兄弟。至此，尊口上的雲雷紋殘片才終於完璧歸趙。
1954年，湖南省博物館成立，1956年省文管會將四羊方尊移交省博物館收藏，1959年國慶10周年時，四羊方尊調往中國歷史博物館展出，以後就一直留藏在該館。四羊方尊作為全國排名第三的十大傳世國寶曾多次出國展覽，並作為中國古文物的精華和古代青銅工藝的傑作編入中國小歷史教科書和各類教材。
象徵意義
首先，羊在祭祀禮儀中的地位僅次於牛，商代國都所在的河南安陽小屯發現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時期的一條有關商王室對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條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見羊作為祭祀的犧牲用量是很大的。 羊的個性也使之成為人們喜愛的對象。先秦時期，人們對羊的個性有兩個歸納：善良知禮；外柔內剛。羊“跪乳”的習性，被視為善良知禮，甚至被後世演繹為了孝敬父母的典範；外柔內剛也被引申出許多神聖的秉性，傳說的始祖皋陶敬羊，《詩經·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說法，中國古代一種獨角怪獸獬豸也被認為與羊有關，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因此，後世以獨角獸表示法律與公正。
羊最通俗或民間化的象徵意義便是“吉祥”，至少從漢代開始，羊就與吉祥聯繫在一起，漢代瓦當、銅鏡等銘刻中多見“宜侯王 大吉羊（祥）”，吉祥有時直接寫成“吉羊”，在這裡，羊與祥不僅僅是字的通假，而是羊身上被賦予的上述種種秉性使然。
羊是帶角的動物。角是許多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崇拜之物，人類創造的神里許多帶角，如中國古代戰神蚩尤就著名的帶角的神與祖先。
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即為人頭上戴羊角，世界各原始民族習見用羊角、牛角、鹿角為飾物，其含義有：
1、最早頭上戴角、身披獸皮是為了狩獵時誘惑野獸的需要；
2、氏族節慶日,參加舞蹈的人頭上戴雙角或有角假面；
3、階級分化後，部落酋長、顯貴才戴羊角,有表示權力與尊榮之意；
4、巫師禮神作法戴羊角帽；
5、氏族崇拜的神也有角。
羊在甲骨文中約有四十餘種字形，字形最明顯的共同特徵便是突出雙角。
古人有“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的說法，羊是各種藝術形式著力表現的對象。新石器時代有陶塑的羊，安陽殷墟商代婦好墓、山西曲沃北趙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晉侯夫人墓出土有玉羊、東漢有百戲吉祥畫像石、東晉瓷器中有羊首壺。清代喜歡用三羊組成工藝品，意寓“三羊（陽）開泰”。
《易》中稱羊者有三卦：〈兌〉為羊、〈夬〉中九四有“牽羊悔亡”、〈歸妹〉上六有“士刲羊，無血。”羊在易學家的研究中被借為“陽”的象徵符號。夏曆正月為泰卦，六十四卦中，“泰”屬三陽，“正月泰卦，三陽生於下，冬去春來，陰消陽長，有吉亨之象”；此外，三陽在易卦中是初九、九二、九三爻，同屬“陽”。故歷來以“三陽開泰”為一年開頭的吉祥語，有萬物更新的象徵意義。羊也是“和”文化的象徵，古有“鐘律和則玉羊見”的傳說。因羊與陽在古音中同音可通假，加上羊形象可愛，性情柔中有剛，故人們以“羊”作“陽”的代號與具象符號，民間的繪畫作品中，也用羊來表現“三陽開泰”、九羊啟泰的主題。
廣州著名的五羊傳說很美麗，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把五羊與五穀聯繫在一起，晉裴淵《廣州記》“五羊銜谷萃於楚庭”，也許包含了一些我們今天無法窮究的古老文化密碼。 有意思的是，羊在許多文化背景中都充當過特別角色，不同文化中，羊的象徵意義有不同也有相似的地方。西方的傳統中，山羊角是“太陽”，牛角是“月亮”，太陽說與中國古代“三羊（陽）開泰”演繹的羊與太陽的聯繫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地中海文明中,頭胎羔羊（或稱為聖約翰的羔羊）,被視為春天勝利的象徵。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各類場合中，小羔羊是祭獻的犧牲，尤其是“神的羔羊”包括羔羊的血，有救世、驅邪的象徵意義，原始的基督教教義甚至指基督為羔羊，約翰對耶穌就說過“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猶太教中用兩隻公山羊作“贖罪祭”，就是人們常說的“替罪羊”。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為代表的著力表現羊的青銅器，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的圖騰崇拜，又有替代羊作為犧牲獻祭給神明的意思，同時還包含了對羊等家畜養殖興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後世關於羊的種種觀念。對於當年羊尊的所有者來說，他不是一件不能說話的器物，而是自己及其家國之希望所系。
銅尊盛行於商代和西周時期，是一種飲酒用具。這件四羊方尊是我國現存商代青銅方尊中最大的一件，重達34公斤，加上它獨一無二的造型，理當進入文物精品之寶庫。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銅器。屬於禮器，祭祀用品。是中國現存商代青銅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於湖南寧鄉縣黃村月山鋪轉耳侖的山腰上。現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頸飾口沿外侈，每邊邊長為52.4厘米，其邊長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長頸，高圈足。頸部高聳，四邊上裝飾有蕉葉紋、三角夔紋和獸面紋。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個卷角羊頭，羊頭與羊頸伸出於器外，羊身與羊腿附著於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為羊的前胸，羊腿則附於圈足上，承擔著尊體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頸背部飾鱗紋，兩側飾有美麗的長冠鳳紋，圈足上是夔紋。方尊肩飾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龍紋，尊四面正中即兩羊比鄰處，各一雙角龍首探出器表，從方尊每邊右肩蜿蜒於前居的中間。全體飾有細雷紋。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線合范處均設計成長棱脊，其作用是以此來掩蓋合范時可能產生的對合不正的紋飾。
據考古學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兩次分鑄技術鑄造的，即先將羊角與龍頭單個鑄好，然後將其分別配置在外范內，再進行整體澆鑄。整個器物用塊范法澆鑄，一氣呵成，鬼斧神工，顯示了高超的鑄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線雕、浮雕、圓雕於一器，把平面紋飾與立體雕塑融會貫通、把器皿和動物形狀結合起來，恰到好處，以異常高超的鑄造工藝製成。在商代的青銅方尊中，此器形體的端莊典雅是無與倫比的。此尊造型簡潔、優美雄奇，寓動於靜。被稱為“臻於極致的青銅典範”。
酗亞方尊容酒器。商代晚期鑄品。清宮舊物，現藏故宮博物院。原器通高45.5厘米，寬38厘米。大敞口，寬折肩，高圈足。肩四隅有四立體有角象首，肩中部有四雙角分叉龍首。頸飾蕉葉紋，肩及圈足飾鳥紋。腹部與圈足有曲折角型大獸面紋，圈足曲折角雕成龍形。器四隅及每壁中心線皆設有棱脊，上端侈出器口，形象莊嚴龍虎尊商器。原器一九五七年出土於安徽阜南縣。器高五十點五厘米，口徑四十四點九厘米，重約二十公斤，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寬折肩、深腹、圈足，體形較高大的盛酒器。龍虎尊的肩部飾以三條蜿蜒向前的龍，龍頭突出肩外。腹部紋飾為一個虎頭兩個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頭銜於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棱為界，飾兩夔龍相對組成的獸面。圈足上部有弦紋，並開有十字形鏤孔。龍虎尊紋飾的主題是"虎口銜人"。關於這一主題，有人認為：在這裡，"人"應是那些奴隸，"虎口銜人"反映奴隸社會的殘酷、恐怖。對於這種傳統的解釋，另外一些考古學家則提出質疑，他們認為這應該是在表現一種巫術主題。青銅器在當時是十分重要的禮器，這樣的紋飾應是巫師作法的情景紀實。張開的虎口在古代是分割生死兩界的象徵，虎口下的人很可能就是巫師，巫師在祭祀中通過老虎的幫助而表現出一種能夠通天地、感鬼神的能力。"虎口銜人"這一圖案的含義究竟是什麼，我們還不能做出精確的解釋，但在當時一定是和某種神話和宗教信仰相聯繫的，在祭祀活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此尊是商代青銅器中與四羊方尊齊名的珍品。
文物地位
四羊方尊被史學界稱為“臻於極致的青銅典範”。
2000年5月，中國歷史博物館首次遴選館藏青銅器十大頂級國寶，四羊方尊位列其中。
2013年08月19日，四羊方尊被確定為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覽的文物名單。
身世爭議
2012年，河北省學者梁勇稱，經過其實地調查和考證，出土於湖南寧鄉的國寶四羊方尊首次出土地應該在河北省廣宗縣。梁勇說：“四羊方尊這個在上世紀80年代就通過歷史課本聞名遐邇的商代禮器，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其主要介紹文字稱，1938年出土於湖南寧鄉。經過我多次實地考察和研究，它的首次出土地應該在河北省廣宗縣。”
廣宗首次出土地說，得到了廣宗縣政協主席李雲豪和威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金鵬、廣宗縣地方志辦公室主任谷華池等人的支持。他們經過幾十年的深入調查認為，民國時期的廣宗縣縣長姜謐榮與四羊方尊有很大的關係。《廣宗縣誌》中記載：姜謐榮（1900～1986年），湖南寧鄉縣黃材區月山鄉龍泉村左家灘人，1929年畢業於中國大學，1931年考取廣宗縣長。“因為當時戰亂，他有可能為了保護國寶，將其帶回家鄉暫時埋藏起來。”梁勇稱，這一說法在廣宗縣還有見證人和文字依據。
湖南省寧鄉縣文物局副局長李喬生針對梁勇“商代的寧鄉屬三苗之地，不屬商文化圈”的觀點，提出異議。李喬生表示，在四羊方尊出土地周圍，經考古發掘，發現有商代文化層，出土紅燒土和方格紋、繩紋等陶片，時代與四羊方尊相同。不僅如此，四羊方尊、人面紋方鼎和大型的銅鐃等這些青銅器不可能為中原商器，在中原出土的數十萬件青銅器中，尚未見到一件相同的器型。
對於外人帶入的說法，李喬生說：“四羊方尊發現時影響很大，如果是姜謐榮所為，他和他的後代會有說法的。”但李喬生同時也認為，四羊方尊並非寧鄉本地生產。李喬生表示：“四羊方尊可能是商末中原貴族南遷，帶來先進的工藝和技術的產物。”
據曾主持炭河裡遺址考古發掘的湖南大學教授向桃初介紹，在該遺址西北發現和清理了7座西周貴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玉器、陶器。向桃初認為，這些出土器物的文化面貌和風格一致，都包含有商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因素，說明以往黃材一帶出土的大量青銅重器和炭河裡城址有直接關係，亦屬同一個文化共同體。
尊之簡介
尊為古代盛酒器。銅尊，最早見於商代。鴞，俗稱貓頭鷹。在古代，鴞是人們最喜愛和崇拜的神鳥。鴞的形象是古代藝術品經常採用的原形。商代的王器、石器、陶器、青銅器中，都有精美的鴞形。此鴞尊即是商代鳥獸形青銅器中的精品。 鴞尊一九七六年出土於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原器為一對兩隻，鑄於商代後期。原器通高四十五點九厘米，外形從整體上看，為一昂首挺胸的貓頭鷹。通體飾以紋飾，富麗精細。喙、胸部紋飾為蟬紋；鴞頸兩側為夔紋；翅兩邊各飾以蛇紋；尾上部有
一展翅欲飛的鴞鳥，整個尊是平面的立體的完美結合。尊口內側有銘文“婦好”二字。“婦好”應是商王武丁之妻。據殷墟甲骨文記載，婦好是一位能幹、有魄力的女子。生前，她曾參與國家大事，主持祭祀，還帶兵征伐過羌、土方等國家，頗具傳奇色彩。原物現存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鉞作為一種兵器，由青銅鈹頭、長柄構成，鈹頭尖鋒直刃、扁莖，穿透力很強，很可能是由扁莖短劍發展而來。它出現於春秋時期，在戰國時期大量使用。至於斧鉞，由於其殺傷力不如戈矛，在春秋時期實戰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已多用於儀仗、裝飾之需，以作為軍權的象徵。
鉞是商周時代重要的禮器之一，也是一種兵器。據考證，這種器物是由石斧等工具演變而來的，在青銅器中更強調華麗、美觀的特質，成為象徵權力、象徵威嚴的禮儀用物，此處所選兩件鉞是商代後期作品，格外強調器物威嚴恐怖的特性，同商代藝術風格完全一致。
爵飲酒器，青銅爵最早出現於夏代晚期，盛行於商代晚期。爵的基本形制是前有流，即傾酒的流槽；流與杯口之際有兩注，後有尖銳狀尾、中為杯，一側有柄，下有三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