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從正德朝接受的最主要的教訓就是防止宦官權力的膨脹。他撤回天下鎮守內臣，基本不曾再設；宦官犯罪，則鞭撻至死，陳屍示戒。這並不是說宦官在政治舞台上喪失了作用。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於對輔臣的評價，世宗都仍受到宦官的影響。嚴嵩與夏言的鬥爭，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宦官所進之言決定勝負的。
世宗也比較注意以人品和才幹選拔官員。他多次降旨，要兩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撫按官詢訪賢才，“若有才識優異堪以任重者，不拘資格，從公舉薦，吏部遇缺，酌量請簡用，不許避嫌推託”②。多年以後，世宗懊喪地對徐階說：“君知人惟堯舜與我太祖耳。若（嚴）嵩者，朕所自簡，不才若此。”③應當說，世宗是努力按照他的賢能的標準去任用人才的。
整頓朝綱還包括整頓朝儀。某御史彈劾某官員在奏事時咳嗽失儀，世宗認為，此人並非故意不敬，可以不追究。同時，他又說了“近屢旨禁肅朝儀，廷臣多故違以唾者”。④禁城內不許吐唾，明初有規定。世宗把這一條提到禁肅朝儀的高度。
土地失額在嘉靖朝已十分嚴重。明初土地總額是八百五十萬餘頃，弘治年間是四百二十二萬餘頃（一作六百二十二萬餘頃）。從弘治到正德，間或有人提到土地失額的嚴重性，但尚未引起普遍的注意和討論。嘉靖八年（1529），霍韜奉命修會典。他指出，從洪武到弘治，天下田畝已減強半，“若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二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七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田畝之失，或撥給於王府，或欺隱於滑民，或委棄於寇賊”①。
丈量土地是朝廷解決土地失額的最主要手段。嘉靖初年，丈量土地的輿論相當強烈。但世宗皇帝不同意通行丈量，理由是“恐紛擾”。這或是因為他對土地失額的嚴重性尚無充分的認識，或是因為他缺乏同豪勢家族作一番較量的勇氣和魄力。後來產生重大影響的“一條鞭（編）”法，嘉靖時期已逐漸在各個地區實施，這對於解決土地失額問題是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
“嘉靖新政”很快成為泡影。到嘉靖後期，社會問題更加嚴重。
①《明史》卷一九○《楊廷和傳》。
②《明世宗實錄》卷一○四，嘉靖八年八月戊辰。
③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卷二《言語下》。
④《明世宗實錄》卷一一九，嘉靖九年十一月辛卯。
①霍韜：《修書陳言疏》，見《明經世文編》卷一八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