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喻塵，1995年7月起從事媒體工作，先後服務於河南日報、河南科技報；2001年8月起赴北京工作，2001年8月-2004年12月服務於中國社會報《中國社會導刊》；2005年3月-2012年5月服務於南方都市報，2009年5月-2012年5月任南方都市報深度新聞部主任。
從業期間，完成眾多國內國際重大事件報導，為中國河南血液污染事件致群體感染愛滋病事件首發報導者；服務南方都市報7年余，為國內外重大新聞事件的報導者、策劃人，創建南方都市報《深度周刊》，使“南都深度”成為南都和南方報業的一個重要品牌，在國內傳媒界和社會上有非常好的聲譽。
2012年6月，喻塵出任《新商務周刊》雜誌執行主編，提出做一本“有價值、有思想、有情懷”的刊物，做“有溫度的商業新聞”。他在雜誌創刊號中寫道：
喻塵在南都年度新聞報導大獎現場“我們想做一本務實的刊物，一本有夢想的刊物，做給有夢想的人看。
於是，生來務實，在務實中，我們走向成熟。
於是，不裝深沉，不端架子，腳踏實地，縮短內容與你的距離。
必須真實，必須準確，必須堅守，必須有熱情。
我們遇到成長的中國，有向上生長的土壤。
一本渴望成長的刊物，與你一樣，開始成長夢想。”
喻塵已獲得諸多媒體獎項，如亞洲出版人協會報導卓越獎、中國新聞獎、廣東新聞獎、全國都市報評比等眾多獎項，以及南都新聞獎歷屆的年度大獎等。他還是一家民間愛滋病救助組織的志願者，香江社會救助基金會2011年度優秀義工。
個人經歷
喻塵在雲南雙廊1999年，他26歲，在河南一家不大不小的報紙當記者。從信陽市採訪回鄭州的路上，他沒有按照老習慣坐汽車，而是登上了硬座車廂，這注定了他和另一群人的相遇。 駐馬店那一站，上來了4個衣著乾淨神態拘謹的農民，在車廂里瞅了瞅，坐在了他身邊的空位。“咱到北京後先找XX，他能帶咱們到XX醫院。”4人中的一位男子說話了。
他們告訴他，四人無一例外全得了一種很奇怪的病，在他們的村子裡得這種病的人很多，而且，已經有人因此死去。縣裡的醫生說這病全世界都治不好，但沒說明白是什麼病。
他們的家人也染上了病，只不過家裡一下子湊不夠太多的路費，只能讓他們先到北京去看看情況。火車快到鄭州的時候，他們說出了所在村莊的名字：上蔡縣蘆崗鄉文樓村。
這是他第一次聽說文樓這個村莊的名字。這時，它還是豫南一個很普通的、無人注意的村莊。當時，河南大面積感染愛滋病毒的訊息已經在媒體中間流傳。他很快就猜出來，那4個看上去老實巴交的人，就是愛滋病人。那種原來覺得遙不可及的疾病正在這片養育自己的土地上蔓延。
1999年11月12日，一個極度平常的日子。他沉默著坐上了開往上蔡縣的長途汽車，想去調查個究竟。臨走前輸了三瓶抗毒性能強的藥液。
這個注定改變他命運的日子，涼風吹拂，殘陽如血。
在顛簸了三個多小時之後，長途車到達了上蔡縣城。在縣委招待所度過了一個漫長的黑夜，第二天一早，來到文樓村。
從上午9點算起，到下午的5點多，總共8個多小時的時間。他接觸了至少8個愛滋病人，聽他們講述“賣血”的故事，見到了無一倖免的家庭，透過車窗，看到田野里大片的新墳，據說埋葬的都是年輕人……
因為涉及到衛生防疫，經過多方的妥協，11月25日，採訪到的情況最終印成25份高層內參。此後，如石沉大海，波瀾不驚。期待中的轉變沒有發生，這讓他感到焦慮。他決心公開發表文章。
2000年1月18日，春節到來前的幾天，“河南某村怪病驚動高層”的報導在《華西都市報》特稿版公開發表了。這是全世界第一次公開報導河南愛滋病。而且迅速被上百家中外媒體轉載。文樓村震驚世界。
悲壯的一年
喻塵文章刊出之前，他對編輯的惟一要求是，署上自己的真名。這或許不是聰明的選擇，但他決心這么做。事情總得有人承擔，如果他不站出來，可能會波及整個報社。 事實上，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公開用原名來報導愛滋病。
2000年的春節剛剛過完，正月初八，過年的氣息還在大街上到處飄灑。準時回到報社上班的他被“開除”。實際上，報社遞交一份開除情況處理檔案之後，將他留了下來，但必須改用一個新的名字。
他給自己取名喻塵。原來的名字隨著那篇報導為人傳頌，現在，他必須忘掉它。他為此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將自己埋葬》。8個月後，一次正常工作變動，他來到出版局和朋友合辦了一個財經類的報紙。同時，他堅持去他想去的地方。
“我總是以自己的方式堅持。我總覺得有種力量驅使我必須做下去。”一位來過文樓村的醫學專家告訴他，因為賣血染上愛滋病的人生活在豫東南的很多個村子裡，不僅僅是文樓村。現在，喻塵要去探訪這些村莊。
從2000年8月，到2001年9月，這是悲壯的一年。
這一年，他花費了大量的金錢，走訪了30多個愛滋病村莊，經常和愛滋病人在一起聊天，一起吃飯，看見本來應該安居樂業的村民們被折磨得沒有希望。每個村莊基本都是從1999年開始大批量死人，到2001年有很多村莊的青壯年死去了一半。他看見春天還在院子裡曬太陽的24歲年輕人因病毒發作驟然死亡。和愛滋病人在相互推讓中被劃破了虎口，鮮血直流……
與死亡和驚恐走得太近，被外來的力量干擾太多，這讓他變得有些麻木。“當一種東西成為了日常，你覺得他一點都不可怕。”他不斷提醒自己，必須跳出來，不能讓太過沉重的故事壓在心頭。“支撐自己的完全不是激情，而是一種工作狀態。”
喻塵在新疆，中巴公路他寄託了一個希望：“只要把第一句真話說出去，肯定會有人跟著說第二句、第三句……真相會報導出來的。”也只有這樣，才可能拯救他們。
這一年，他寫了十多萬字“河南農村愛滋病問題報導”，發表了一部分，更多的一部分沒能發表。悲壯的一年結束得有些滑稽。
2001年8月，新聞系統舉行學習和考試，他沒有及格，有關部門的處理意見：開除。8月23日，晚上，他帶著剩下的幾千元積蓄，坐火車來到北京。第二天，在報刊亭買了一份報紙，赫然寫著：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新聞發布會，承認河南愛滋病問題。
“我被開了，然後河南愛滋病得到了承認。否定了一個，肯定了一個，這么巧合。這么滑稽。”
淡出
2004年11月18日，北京現代城咖啡廳靠窗位置，初冬的午後陽光下慢慢品嘗著一杯卡普其諾雪糕，他笑聲爽朗、說話不假思索，伴隨著有力的手勢。似乎，離開河南時的內心悲涼已經遠去。今年4月，北京愛滋病民間組織“愛之行”十周年紀念會，他宣布，基本上已經淡出了愛滋病問題的報導。 “很多事情，要敢於放下，不然會很累。”他喝一口冰水，“榮譽？沒考慮過，我希望永遠在台後記錄，作為一個記者，最大的回報就是把報導做好。”
他承認，愛滋病報導是他記者生涯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仍然影響他的生活。“那幾年抹去了我性格中的很多東西，讓我變得冷靜，對生不留戀，對死不畏懼。”
“在生活中我膽子很小，有時也說謊。”他繪聲繪色地舉例子說明。“但在你能說真話的時侯，你就要堅持到底。” 來北京後，在《中國社會導刊》當了兩年記者，前不久剛剛換了一家報社。但他卻說，因為沒有受到專業訓練，不懂什麼是職業記者。
採訪經歷
喻塵被評為香江社會救助基金會優秀義工喻塵曾在河南省與安徽省交界的地方採訪過一位姓石的農民，他和他的老婆是被發現的這個地方最早的愛滋病病毒攜帶者。他的老婆在1999年初就已經死去了。1992年夏天，老石的老父親被一輛大貨車撞倒在村子北邊的公路上，司機棄車跑了。老石夫婦把父親送到醫院裡，醫生說，得交錢才能進行治療。他說，我沒錢咋辦啊，得先用藥啊。大夫說，不行，沒錢就是不行。老石難為得在醫院裡大哭起來。有人走過來指點道，想弄錢還不方便？你只要肯就行了。他趕忙求教這人，那人說，你可以在醫院裡賣血嘛，還是用醫院的錢治你父親的病。就這樣，老石在醫院裡賣起了血，一個人每天賣上一次是不夠交醫療費的，所以，他的老婆也加入了進來。老石夫婦染上愛滋病毒的惟一途徑就是在醫院裡賣血的一個月。老石的老婆死後，他們的家成了一個孤島，四周的鄰居都搬走了，老石突然發現自己被拋棄了。
記者聽說過有媒體同行去“愛滋病村”採訪，村裡的愛滋病人向他們索要錢財，就問喻塵。他說：“人們到了那個村都會自覺地往外掏錢，村民們也是來者不拒，慢慢地，在村民們看來，這好像就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來採訪或者是調查情況，就得給錢，所以在一些人看來，他們就是‘無賴’。”
要錢的人是朝不保夕的。他們渴望生，而害怕死。維持生命需要錢，但他們沒有，又沒有足夠的能力掙到錢，他們在無奈中選擇的只有‘討要’而顧不上一點‘面子’。即使這樣，錢或許能夠延續他們的時日，但留不住生命。”
對於即將舉行婚禮的那對戀人，喻塵很同情，但卻沒有表現出更多的新聞人應具備的興趣。他更關注的是那些在貧困的農村因賣血而無辜染上愛滋病的人們，他說他在一個叫北葦塢的村子，遇到過24歲的小風，他是村里發現的第一個愛滋病病人。春天，他到村子裡去看小風，那時他的眼睛已經看不見東西了。發病之後，小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妻子“攆”走，儘管她並不願意走，但小風很堅決，她只能哭著抱孩子回了娘家。夏天，喻塵在去看小風時，他已經死去兩天了，被埋在了離村子很遠的一塊荒地上。
喻塵說：“相比之下，在城市的愛滋病者懂得利用儘可能多的社會資源來自救，但那些窮困的人們呢，本來他們是想用一種方法來擺脫貧困，結果卻遭遇了一場比貧困更可怕的災難。”
幾天后，喻塵將再去看那些連貧困的生命也將不再持久的人。他還是一家民間愛滋病救助組織的志願者。其實，從喻塵第二次走進那些被陰影纏繞的村莊起，他就已經不僅僅是一名媒體工作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