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古文運動

唐宋古文運動

古文運動是指唐代中葉及北宋時期以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為特點的文體改革運動。所謂“古文”,是對駢文而言的。先秦和漢朝的散文,特點是質樸自由,以散行單句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於反映現實生活、表達思想。自南北朝以來,文壇上盛行駢文,流於對偶、聲律、典故、詞藻等形式,華而不實,不適於用。唐初文壇,駢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為文也尚浮華。唐玄宗天寶年間至中唐前期,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先後提出宗經明道的主張,並用散體作文,成為古文運動的先驅。韓愈、柳宗元則進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論,並寫出了相當數量的優秀古文作品,當時有一批學生或追隨者熱烈回響,終於在文壇上形成了頗有聲勢的古文運動,把散文的發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主要作品

韓愈

議論文:《原毀》、《師說》、《雜說》、《答李翊書》。

敘事散文:《張中丞傳後敘》、《柳子厚墓志銘》、《祭十二郎文》。

集本《韓昌黎集》

柳宗元

山水散文:《永州八記》

人物傳記:《童區寄傳》、《種樹郭橐駝傳》。

政論文、寓言小品。文集《柳河東全集》

歐陽修

政論文:《朋黨論》

記敘散文:《醉翁亭記》

雜文:《六一詩話》

王安石

雜文:《答司馬諫議書》、《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

蘇洵

詩作:《雲興于山》、《有驥在野》、《有觸者犢》、《朝日載升》、《我客至止》、《歐陽永叔白兔》等。

散文:《顏書四十韻》

蘇軾

文學散文:《石鐘山記》、《放鶴亭記》、《赤壁賦》、《後赤壁賦》

史論或政論:《上神宗皇帝書》、《范增論》、《留侯論》、《韓非論》、《賈誼論》、《晁錯論》、《教戰守策》

蘇轍

著有《欒城集》,包括《後集》、《三集》,共84卷,有《四部叢刊》影明活字本。《欒城應詔集》12卷,有《四部叢刊》影宋鈔本。

著名文章有:《新論》、《六國論》、《上皇帝書》、《上樞密韓太尉書》、《黃州快哉亭記》《巢谷傳》《老子解》等詩作:以《墨竹賦》、《南齋竹》、《秋稼》較為著名。

宋代發展

背景

中唐古文運動,雖然在當時文壇上取得了勝利,但駢文並未就此匿跡,晚唐以後,它還在繼續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華麗的文風再度泛濫,前蜀的牛希濟在他的《文章論》中曾提出:當時文章“忘於教化之道,以妖艷為勝”。北宋初年,王禹偁、柳開又開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張,但二人孤軍作戰,沒有形成有力的運動。宋真宗朝和宋仁宗初年,以楊億、劉筠為代表的“西崑派”,追求聲律駢麗的形式主義思潮,席捲了當時文壇。到石介諸人出來,才給延續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風以有力打擊。石介著《怪說》,猛烈抨擊“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並在《上范思遠書》中呼籲“二三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矢志“學為文,必本仁義”,寧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創作,成就並不大。宋朝的古文復興,要到歐陽修倡導之後,才形成一場運動。

興起

王安石王安石

歐陽修憑藉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帶動了一支寫作隊伍。他的同輩蘇洵,學生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蘇軾門下又有黃庭堅、陳師道、張耒、秦觀、晁補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樹旗幟,擴大影響,從而使宋代古文運動達到波瀾壯闊的地步。宋代古文運動的主要特點,第一是主張明道。歐陽修說:“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蘇軾說“吾所為文必與道俱”(《朱子語類》引)。

這一點繼承了唐代古文運動的傳統。第二是不高談學習先秦兩漢而直接取法韓愈。王禹偁說“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史部而已”(《答張扶書》)。他們學韓的共同點,是學韓文“文從字順”,平易近人的作風,而不學他追求奇古奧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進一步奠定了韓、柳開創的新的書面語言的基礎,更有利於表達思想,也更便於為人們接受,發揚了他們開創的新的散文傳統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歐、曾、王、三蘇六家與韓、柳合稱為“八先生”,茅坤編選了《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禮的地位。明朝的宋濂、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等人以及清朝的桐城派、陽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無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運動的啟發或影響。唐宋古文運動,可說是中國散文發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北宋繼唐代古文運動而起的文學革新運動,主要反對以“西崑體”為代表的浮靡文風。但這場文學運動,同時對詩、文進行革新,與政治鬥爭關係更密切,歷時更久,波及更廣,參加者更多,其影響也更為深遠。

唐宋古文運動唐宋古文運動

北宋初年,國家統一,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社會較為安定,一部分上層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吟風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來的浮艷文風更有發展。但宋代立國,先天不足,北有遼國,疆域未完,無復漢、唐帝國氣象。同時,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併日劇,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暴露,政治鬥爭日趨尖銳,一些開明的中下層士大夫文人感慨國恥,滿懷國憂,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寫作反映現實的詩文,推崇韓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對立的文風。所以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一開始便是適應政治鬥爭需要而起的。其發展過程大體有三個階段。

三階段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從宋太祖立國至真宗朝,約為10世紀70年代至11世紀初,是初發階段,先驅者有柳開、王禹偁、穆修、石介以及姚鉉、孫復等。柳開首舉“尊韓”的旗幟,提出重道致用、尚朴崇散、宣揚教化等主張,反對當時華靡文風。王禹偁也主張宗經復古,倡導寫作“傳道明心”的古文,強調韓愈文論“文從字順”的一面。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現實的詩歌,反對晚唐以來淫放頹靡詩風,並在創作上實踐了自己的主張,他的詩文具有現實內容,語言平易近人,風格清新悅目,顯示了詩文革新運動的最初成績。但是,他們對文學改革的倡導,在當時影響不大,而以楊億、劉筠和錢惟演為首的西崑派華靡文風卻開始泛濫。於是繼起的穆修提倡為道而學文,極力反對駢文的章句聲偶。他不顧流俗的詆毀,刻印韓柳集數百部在京師出售,以提倡韓柳文自任。稍後的石介,在《怪說》中指名抨擊楊億“綴風月,弄花草”,“蠹傷聖人之道”。但他們在詩文理論方面未能提出新穎切實的見解,又重道輕文,忽視文章的語言形式。除王禹偁外,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辭澀言苦之病,創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在宋仁宗朝,從11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運動形成高潮的階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後有范仲淹、李覯、尹洙、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宋祁、歐陽修和蘇氏父子、王安石、曾鞏等人。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聖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時弊政綱中,主張改革文風。天聖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兩次下詔申戒浮華,提倡散文。由於朝廷表態,主張改革文風之士接踵湧現。他們頻繁往來,相互唱和,一齊向文壇積弊發起了空前有力的衝擊,顯示出浩大聲勢。李覯要求文以經世,發揮“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對擬古和“雕鎪以為麗”(《上李舍人書》、《上宋舍人書》、《原文》)。尹洙摒棄駢文,致力寫作簡而有法、辭約理精的古文。蘇舜欽高度評價了古代設官採風的重大作用,認為寫作詩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時鼓眾”、“補世救失”,反對以藻麗為勝,提倡“道德勝而後振”(《上孫沖諫議書》)。梅堯臣論詩強調《詩經》、《離騷》傳統,重視比興,力貶浮艷堆砌惡習,要求詩敘人情、狀物態,意新語工,景與意會,達到“平淡”高境。蘇梅二人的詩風有豪放和淡遠之別,但都注重反映現實的社會生活,有力地打擊了西崑體無病呻吟的浮艷詩風。他們在詩文革新運動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稍後於蘇、梅的歐陽修,則是這一階段乃至整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在運動中的傑出作用是:①有意把詩文革新同范仲淹領導的政治改革結合起來,使古文、詩歌和文學理論批評為現實政治鬥爭服務,從而把運動更加引向了自覺和深入。②闡明理論,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又認為道可充實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張作文須簡而有法,流暢自然,反對模擬與古奧。他論詩重視美刺勸戒,觸事感物,提出“詩窮而後工”的著名論點,強調詩人的生活遭遇對於創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讚賞李白。他首創“詩話”這一評論詩文的新體式,其《六一詩話》發表了不少精闢的文論、詩論見解。他的詩文理論,指導了作家的創作實踐,指引著革新運動。③改革科場積弊,罷黜四六時文。歐陽修在嘉祐二年(1057)權知禮部貢舉,嚴格規定應試文章必須採用平實樸素的散文,堅決貶斥險怪奇澀和空洞浮華的文風。④大興創作之風,努力提舉後進。歐陽修積極寫出了許多優秀散文作品,內容充實,形式新穎,平易自然,流暢宛轉,曲暢旁通地敘事、說理、抒情,從而開闢了一條散文創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詩歌在藝術上吸收了韓愈詩散文化的特點,卻避免了韓詩的險怪和生僻。他的創作在詩文革新運動中起了典範作用。歐陽修愛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團結在周圍。特別是他推重王安石、曾鞏和蘇氏父子,作為詩文革新的中堅力量,鼓勵他們積極創作,保證了運動繼續蓬勃發展。歐陽修採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響深廣,使革新運動達到高潮,取得勝利。

第三階段

蘇軾蘇軾

第三階段從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約11世紀50年代至11世紀末,是運動的完成階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以及黃庭堅、秦觀等人。

王安石把詩文革新作為推行“新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內容應有關“禮教治政”,“務為有補於世”,“以適用為本”(《上人書》等)。他一再痛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取材》)的傾向,在詩歌方面獨尊杜甫。曾鞏、蘇轍、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在運動的深入發展中發揮了骨幹作用。而領導這次運動取得全勝的是蘇軾。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後文壇領袖。他提出詩文應“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詩集敘》),號召作家要“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但他很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徵,一再指出:文學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見《答劉沔都曹書》等)。他又提出了“隨物賦形”、“辭達”、“胸有成竹”、“傳神寫意”、“詩中有畫”等著名論點,指導當時的創作。他的詩文詞賦,都體現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蘇軾也重視人才。被稱為“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以及陳師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後期傑出的作家,對北宋文學繁榮都作出了貢獻。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唐代古文運動之後,又一次把古代文學、特別是散文以及文論的發展推進了一大步。此後,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古文傳統,一直為元明清散文家奉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於歐陽修、曾鞏、蘇軾等。詩歌方面,歐陽修、王安石、蘇軾也給予南宋金元詩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詩派以深刻的影響。但是,由於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帶有“正統”觀念,也有要求文學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意味,助長了詩的散文化和“以議論為詩”的概念化傾向,為南宋理學家的散文所師法。這就表現出這一革新運動在思想上的歷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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