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彙編

例如,《金陵梵剎志》、《武林梵志》有關明初江浙地區藏傳佛教及其與明王朝關係的史料極為豐富,時人記時事,翔實可信,極為難得。 ?編者將數十年辛苦努力搜求得來的一批珍稀典籍,收入這套《史料彙編》,極大地提高了它的學術價值。 編者在選編史料時,首先是根據近些年來學術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本人的多年研究心得,對史料進行了科學鑑定。

內容介紹

《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彙編》共分十一輯:一、唐蕃史料彙編;二、宋代吐蕃史料彙編;三、元代藏事史料彙編;四、明代藏事史料彙編;五、清代藏事史料彙編;六、駐藏大臣傳記史料長編;七、蒙藏及青藏關係史料彙編;八、藏傳佛教與藏區風土文獻萃編;九、涉藏典籍輯要;十、藏區方誌補遺;十一、民國藏事補遺。收錄文獻690餘種,約計9000餘萬字。除最後兩輯為此前有關各編補遺外,其餘九編基本採用按朝代為序,突出重點專題,囊括了從7世紀中葉至1911年清朝滅亡,1600餘年間,涉藏漢文文獻。時間跨度大,涉及面廣,文獻種類繁多,極為分散難求,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其突出特點,鮮明地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選材嚴謹而又廣采博收,史料翔實而豐富。
在選輯史料上,編者考慮了幾點:出處明確,來源可靠,防止後人修托或編造;稿本(含當時譽錄本或抄本),優於刻本;初刻本優於翻刻本;孤本、秘本、善本優於普通刻本。在嚴謹選材的前提下,則廣采博收。即清史實記述有異,觀點針鋒相對,也兼收並蓄。取材廣泛,不拘一格。除正史、實錄等基礎邊 之外,各種史書如《資治通鑑》、《冊府元龜》、《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各朝《會典》和《經世文編》、“十通”、《紀事本末》,以及有關的專史、私史、史鈔、史評、別史等),以及信札、日記、碑刻等都在取材之列,力爭做到史料的系統而完備,為研究者提供廣泛而充分的史料。
二、朝代為序,突出重點專題,便於研究利用
為了研究者利用史料方便,這部規模巨大的史料彙編,採取了以朝年為序、突出重點專題的編排方法。讀者要系統、全面地了解某一朝代藏事情況,或者了解某一事件的歷史背景等,按朝代查閱即可。與此相輔相成,互為表里、相得益彰的是,對一些歷來受到藏學界重視、在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事件,編纂專題史料,以期推動學術界對其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這大體分兩種情況,一是在某朝代專題內將重要問題的的史料,從朝年的史料序列中分離出來,立為專題,例唐蕃專輯的“南詔”問題,就是一例,它突破了“唐蕃”的朝代界限,將《南詔野史》等有關的漢文文獻匯集成專題,為學者研究吐蕃與南詔的關係,提供了最基礎的資料。
對於一些所記非一時、一事,難於采輯而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古籍,設定 “涉藏古籍選輯”專輯,影印全書,以給研究者提供更加廣闊的研究天地。例如,《金陵梵剎志》、《武林梵志》有關明初江浙地區藏傳佛教及其與明王朝關係的史料極為豐富,時人記時事,翔實可信,極為難得。曹學佺《蜀中廣記》是目前僅見的明人藏區行記。康熙《清涼山志》、《清涼山新志》(抄本)保存許多清初宮廷與藏傳佛教有關活動的史料。《四譯館增訂館則》、《華夷譯語》、《皇清職貢圖》、《清季外交史料》等,所存藏事史料極大,難以全部輯錄,而且都屬珍本,一般研究者很難見到,故全書影響,以免搜求之苦。?
三、薈萃珍稀典籍,研究價值和收藏價值都很高。?
編者將數十年辛苦努力搜求得來的一批珍稀典籍,收入這套《史料彙編》,極大地提高了它的學術價值。例如,清末駐藏大臣張蔭棠“籌藏新政”的親筆記錄——《使藏紀程》(抄稿本)、西寧辦事大臣奎順的《奏稿》(稿本)、序加中民勘界向清朝知府銜官員嵇志文的《基本全圖附說》(抄稿本),以及清末藏事奏稿(清抄本),和其它清代藏事史料稿本和清抄本,至少有四五十種,都是第一次面世。另外,像福康安《奏疏》,和琳、孫士毅詩文集等多種駐藏官員的詩文集,丁寶楨《奏疏》、那彥成有關青海《奏稿》等也都是清代原刻本影印。?《四譯館館則》是明、清兩代為皇帝翻譯藏文等少數民族文字的專門機構——四譯館的內部工作規則,屬宮廷秘籍,不流傳於社會。四譯館編印的《華夷譯語》載有大量有關藏族和其它少數民族的文獻,雖然在社會也有流傳,但究屬宮廷秘屬,世間難睹其全貌,各種版本詳略不一,內容多有殘缺。這次收錄於《彙編》時,兩書都是選用的內容最為齊全的、極為難得的明末清初刻本,使讀者得窺其原刻全貌,掌握翔實可信而又全面、充分的歷史信息,堅定利用史料的信心。?
四、廣泛吸取最新科研成果,古籍添注新的生命活力。?
運用史料,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鑑定其真偽,其次是其來源出處,流傳情況,判斷其研究價值、史料價值(包括版本價值等)。編者在選編史料時,首先是根據近些年來學術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本人的多年研究心得,對史料進行了科學鑑定。例如,有一部清代手抄稿本,原收藏單位的收藏鑑定意見,只是說明這是一部清代抄稿本,內容涉及清末西藏問題。編者經過反覆研究,並與有關史料對照研究,確認它是清末駐藏大臣張蔭棠的《使藏紀事》,據此寫出了簡要的出版說明,使這部藏學界心儀已久、從未見刻本面世的重要著作得以真面目示人。其重大史料價值不言而諭。再如,有一部題為《西藏、川藏奏底》的清代稿本,未明其作者,因而其史料價值大打折扣,作者經反覆研究,確認它是清末駐藏大臣與川滇邊務大臣有關藏事奏疏的抄稿本,作者涉及色楞額、成德、聯豫等多人,以及屬員的稟稿和邊務往來公文等,據此加以說明並進行必要的分類處理,使其史料價值極大的凸顯出來。
總之,從唐代至清代一千餘年間的藏事基本史料,都囊括在這部專題史料庫中。這部大型史料集不僅僅是一部古文獻的彙編,還為研究都提供了大量新的科研信息,使之站在了科研前沿,從而也為古籍貫注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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