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書楷

周書楷

周書楷,湖北安陸人,早年在中央大學畢業,後赴英國留學,先後畢業於倫敦大學、劍橋大學。曾任駐英國大使館專員,駐曼徹斯特副領事,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情報司副司長。赴台灣後,歷任台灣駐馬尼拉“總領事”、駐菲律賓“代辦”,“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台灣駐西班牙、美國“大使”,“外交部”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台灣駐梵蒂岡“大使”。1991年病逝。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求學經歷

周書楷自幼聰穎好學,祖父周茀田在家設塾,聘請安陸名師分別教授國文、英文,奠定了日後國文、英文精湛的基礎。16歲離開安陸考入位於漢口的湖北省立第三高中,三年成績均名列前茅。18歲(1931年)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政治系,學習上更加刻苦鑽研,成績優異,在當時教育部舉辦的東南十所大學國語和英語比賽中,均榮獲第一名,一時被譽為中央大學的天才學生。

外交生涯

1935年夏,周書楷大學畢業,經諸位師長推薦,擔任“國際聯盟中國同志會”工作人員,時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任該會理事長,中央大學政治系主任杭立武任該會理事。周書楷在他們的領導下工作特別勤奮,深獲好評。

1938年夏,經朱、杭推薦,周書楷等出席了在紐約召開的“世界青年大會”,主要任務是向各國宣傳我國抗日戰爭形勢,爭取國際友人援助。在美國活動數周后,又受英國出席大會的代表團邀請,前往英國倫敦,直到1938年冬。

1939年2月,前往德國柏林,一天深夜,正準備於翌日乘火車赴法國馬賽再搭船返國,這時,突接杭氏發給周書楷的電報,稱已洽獲外交部同意,盼周速往倫敦待命。這封電報不僅改變了周書楷當時的行程,更決定了其終生從事外交職業的前途與命運。

仕途坦蕩

1939年3月9日,周書楷趕赴駐英大使館報到上班,初為該館“甲種學習員”。周書楷利用學習員制度,先在倫敦大學政治系就讀,獲碩士學位,隨後又在劍橋大學從名師研究近代歐洲外交史。學習期滿後,定職為大使館隨員,1941年被任命為大使館專員。

1941年7月,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出任駐英大使,周書楷頗受顧氏重視。1943年將其安排為身邊秘書,先後協助顧氏接待行政院長宋子文,國民參議會主席王世傑等。1944年秋,顧維鈞擔任中國首席代表,與蘇、美、英代表匯聚華盛頓,討論籌建聯合國問題,周書楷作為顧的助手參與了有關聯合國憲章起草工作。

1945年8月,第一屆蘇、美、英、法、中五國外長會議在倫敦舉行,由外長王世傑為團長包括顧維鈞在內共五名代表組成中國代表團,王世傑並抽調周書楷為自己的秘書,參加會議。周書楷在短期內得以連續出席重大國際會議,又耳濡目染我國外交界前輩的卓越才幹與風采,個人外交才能得到迅速提升。周書楷於1945年底奉調回國,任王世傑部長秘書。

1946年至1947年初,抗戰勝利不久,是國民政府在國際上聲望最隆,外事活動最繁忙的時期,周書楷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他經常連續工作16個小時以上,有的時候,他乾脆把行軍床搬進辦公室,以免來來往往耽誤時間。這期間最重要的外事活動是擔任國(代表張群,後為張治中)共(代表周恩來)美(美國特使馬歇爾)三方會談中馬歇爾的翻譯,以及後來出席21國巴黎和會,任中國代表團顧問及發言人。

由於周書楷工作勤奮負責,才華橫溢,備受王世傑部長以及後任葉公超部長和主管司長的器重,仕途一帆風順,由科長、秘書、專門委員繼而升任情報司幫辦,1950年任菲律賓“大使館參事”,1953年升任“公使銜參事”,1956年調回部,破格升任“常務次長”。

入閣機會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東南亞國家排華事件不斷的多事之秋,台灣當局擬調整“僑務委員會”負責人。當時備選人有三名,周書楷列在第三位。由於蔣介石矚意之人,陳誠不贊同,而陳誠矚意之人,蔣介石又不贊成,雙方有些僵持不下。陳誠提出此時需一熟悉外交事務的人來主政僑務,兩人各作妥協而確定周書楷出任“僑委會”掌門人,從而打破了“僑委會委員長”過去由閩、粵兩省人士擔任的慣例。

周書楷上任之初,即與“僑委會”全體同仁全力以赴為安頓數十萬歸僑而緊張忙碌。周書楷從歸僑的住處安排、生活照顧、就業、就學到疾病傷亡者的撫恤等無一不親自過問,甚獲歸僑好評。由於這次安頓扶植歸僑工作成功,陳誠特在院會中對周書楷予以嘉獎。

周書楷認為,僑務工作治標更需治本,他從改變華僑經濟體制,改善華僑所處環境入手,制定一系列政策,並再三勸導僑胞融入當地社會,儘可能取得僑居國公民權,不斷改進僑胞文化教育和技術培訓,並組成台灣專家技術服務團赴東南亞各國具體指導僑胞生產技術、工業投資、工商管理、產品改善等等,受到僑胞及僑居國的讚許。

周書楷在“僑委會”任上雖有一定作為,但其內心仍希望回到他所熱愛、所熟悉的外交工作。台灣當局也沒有忘記這位外交幹才,時常委任他參加一些重大“外交”活動。如1961年9月,蔣介石委派其為出席第十六屆聯大的“全權代表”,1962年8月,作為“總統特使”出席馬達加斯加國獨立慶典,1962年9月,再度擔任出席第十七屆聯合國大會的“全權代表”等等。1962年11月,周書楷在離開“外交部”兩年半之後,被調回“外交部”,出任駐西班牙“大使”。

駐美大使

1965年6月初,台灣爆出一條重大新聞:年僅52歲的周書楷將出任台灣駐美“大使”,成為雙橡園新主人。由於駐美“大使”在“台島”地位特為崇高,責任特別重大,工作特別繁重,訊息一出,台灣輿論界譁然,廣播、電視、報紙、雜誌爭相報導,一時掀起了周書楷熱。

眾所周知,美國對於台灣的命運,有著不可思議的密切關係。儘管台灣在美設有許多機構,除“外交”系統之外,有“教育部”的、“經濟部”的、“國防部”的、“新聞局”的等等,應有盡有,但駐美大使卻是在美一切機構的總負責人。每個機構不僅要接受“大使”的監督,也要接受“大使”的指揮,因而其地位十分顯赫。過去蔣介石派出的駐美“大使”,都是威望極高的著名外交家,如胡適、顧維鈞、葉公超、蔣廷黻等等,可以說,除了“外長”之外,駐美“大使”要算台灣“外交界”的頂尖人物了。

當蔣廷黻因年事已高,堅辭駐美“大使”一職時,台當局高層內定候選人亦為三名,周書楷當時排列第三。曾任“外長”的沈昌煥和剛剛卸任的“國防部長”俞大維廣被外界看好。但由於宋美齡力薦周書楷,蔣介石也表支持,因為還可落個不拘一格起用新人的好名聲。周書楷獲提名出任駐美“大使”這一決定,當時在台灣朝野的確獲得許多好評。宋美齡選定周書楷,自有她的打算,因為周書楷既年輕肯乾,又聽話,便於自己直接指揮對美“外交”。

周書楷陪同宋美齡訪美 周書楷陪同宋美齡訪美

果不其然,周書楷於1965年6月上任,宋美齡即於8月赴美,而且在美停留長達14個月,周則必須每天忙著安排並陪同宋出席各種演講會、招待會,各種參觀、訪問,會見美國政要、朝野名流等等,忙得不可開交。

二度入閣

1970年11月第25屆聯大首次以51票對49票的多數通過了阿爾巴尼亞等18國提出的立即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案,蔣介石深感其在聯合國的席位危在旦夕。為了扭轉外交頹勢,決定接受年事已邁的原“外長”魏道明退職辭呈,於1971年3月31日任命周書楷為“外交部長”,周書楷二度成為台“行政院閣員”(時由“副總統”嚴家淦兼任“行政院長”)。

周書楷出任“外長”後日子很不好過,挫折接踵而至。由於美國外交政策天平越來越向北京傾斜,基辛格秘密訪華,並宣布尼克森總統翌年春天訪華,使世界為之震動。周書楷接任“外長”不足6個月即有8個國家與北京建交,同時傳聞不少國家正與北京進行建交秘密談判。

1971年9月中旬,周書楷率團出席第26屆聯大。周書楷等雖使出渾身解數,也難挽敗局,美、日為保蔣介石政府在聯大席位而提出的“(逆)重要事項”案,投票表決被否決(59票反對,55票贊成,15票棄權,3票不在場),眼見阿爾巴尼亞驅蔣案表決即將成為現實,周書楷為保住蔣介石政府的一點臉面,在表決“阿案”前,匆匆上台發表簡短聲明,宣布退出聯合國,以表示不是被驅逐出局的。

第26屆聯大,周書楷(右) 第26屆聯大,周書楷(右)

台灣代表團退出聯合國後,大會繼續進行阿案表決,以75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通過了阿爾巴尼亞等國提案,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和“立即驅逐國民黨代表”。此事雖歷史潮流所致,非個人可以左右,但對蔣介石政府打擊極大,對周書楷個人而言,在其事業如日中天之時,聲望大打折扣。周書楷返台即請辭“外長”一職,為蔣介石所挽留。

三度入閣

1972年5月,蔣經國經過37年曆練後,蔣介石決定讓他正式出任“行政院長”,“副總統”嚴家淦交卸“行政院長”兼職。蔣經國組閣時,初意仍由周書楷任“外長”,然遭到宋美齡反對,僅保留“政務委員”頭銜。

蔣經國執掌“行政院”後,對於未能保留周書楷“外長”一職甚感歉意,遂在“行政院”設“外交”和“經濟”兩個小組,以統籌協調有關“外交”、“經濟”重大決策。

蔣經國安排周書楷任“外交”小組召集人,成員有陶百川、連戰、王紀五等,每周一次例會,研究有關“外交”重大課題,形成意見後,由周書楷報告蔣經國參考,是蔣經國實際上的首席外交顧問,在台灣甚至有人稱周書楷為“太上外交部長”。不僅如此,蔣經國下鄉或出訪等多邀周書楷陪同,在蔣經國的辦公室有一特定的沙發,專為與周書楷談話之用,人稱之為“周政委椅”,可見蔣經國對周書楷之寵信有加。

周書楷這段時間的“外交”重點是儘量拖延美國與中國建交。其他的,一是開展“彈性外交”,與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拓展經貿、文化交流;二是設法阻止與台有“外交”關係的國家與中國大陸建交。然而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

中美雙方經過30年的曲曲折折,雙方於1978年7月在北京正式就兩國建交開展談判,並達成有關建交協定:美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宣布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從1979年1月1日起中美雙方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無可奈何花落去。台灣的“外交”終於走進死胡同。

周書楷的聲望也再次受挫,1977年12月被台當局外放,出任駐梵蒂岡教廷“大使”,這一外放竟長達14年,直到1991年春,方獲準其卸任“大使”一職,返台後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和“外交部顧問”,周書楷的職業外交生涯終於走近尾聲。

猝然病逝

1991年5月,周書楷卸除教廷“大使”職務返台後,再也無心介入任何外交事務。他常與親友談及日後的打算:要多用點時間陪伴夫人玲玲(周書楷夫人屠雪貞的暱稱);要像顧維鈞“大使”那樣,整理出版個人回憶錄等等。而他最大心愿是能夠回到魂縈夢牽的故鄉湖北省安陸縣,為無限疼愛自己的父母雙親祭祀掃墓;要到南京鐘山腳下、玄武湖畔、六朝松前,尋夢就讀中央大學時的美好時光。

令其感到欣慰的是,先後於1990年8月及1992年6月兩次與分離40餘年的在大陸的胞妹、四個兒子在香港團聚。他還想看看在大陸的眾多的親人、故友,那些未曾謀面的兒媳、孫子輩、曾孫輩等;他還要讓在美國的兒女一起回到大陸,來個全家大團聚……

1992年7月31日下午,他感到胸痛、嘔吐,急送台北榮總醫院檢查發現主動脈變寬,心包膜積水,即安排手術。他仍然十分安詳、自信,不知死神已經來臨。臨進手術室前,他還對前來看望他的諸多至親好友幽默地說,沒有關係,等會再見!進入手術室後心跳停止,經急救一小時許無效,於當晚9時50分離開人世。“等會再見”是他留給親友的最後遺言和遺憾,因為還有太多的事要辦,所以他“等會再見”的願望是那樣強烈。

人物評價

周書楷早已走進歷史。撇開政治觀念,周書楷從一名實習生,在中國國民黨的官場傾軋中,在無特別家庭社會關係的背景下,能夠三度入“閣”,升至“外交部長”高位,應自有其過人之處。

當然,也有不少機遇。人們對他的評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但他堅持一個中國的理念,特別是他晚年贊成兩岸和平統一,反對“台獨”分裂行徑以及他個人嚴以律己、刻苦學習、勤奮工作、坦誠待人的品格應該可以得到多數人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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