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中國科學院院士]

周俊[中國科學院院士]

周俊,曾用周岱,匡人等名。1932年2月5日生於江蘇東台縣富安鎮裡下河以東崔念鄉吳家壩(現富東鄉許灶村)的一個兩代在農村設館教書(私塾)的家庭,祖父在有錢人家設館,伯父無子和父親未分家,伯父在家設館。父親年輕時出外謀生,中華民國時期在家鄉任過短期鄉長,抗日戰爭時期他的父親成了抗日民主政權的縣參議員和鄉擁軍優屬委員會主任。由於東台里下河以東當時是一個貧窮落後地區,周俊有兄弟五人,其家庭也僅能供其大哥一人讀洋學堂,周俊從五歲起讀家辦私塾。

基本信息

生平

周俊 院士 周俊 院士

周俊,曾用周岱,匡人等名。1932年2月5日生於江蘇東台縣富安鎮裡下河以東崔念鄉吳家壩(現富東鄉許灶村)的一個兩代在農村設館教書(私塾)的家庭,祖父在有錢人家設館,伯父無子和父親未分家,伯父在家設館。父親年輕時出外謀生,中華民國時期在家鄉任過短期鄉長,抗日戰爭時期他的父親成了抗日民主政權的縣參議員和鄉擁軍優屬委員會主任。由於東台里下河以東當時是一個貧窮落後地區,周俊有兄弟五人,其家庭也僅能供其大哥一人讀洋學堂,周俊從五歲起讀家辦私塾。1945年初,大哥高中畢業,回家設館教書。周俊用一年半時間學了一些數學、歷史、地理、英語。1946年秋由家庭及親友籌集了一些錢赴國統區南通讀中學,到達當晚就被巡夜警察以解放區“民兵”罪逮捕,關押一周后由大哥赴南通營救出獄,出來後幾乎身無分文。1946年11月由表兄杜度和大哥周倜設法插班入江蘇丹陽國立社會教育學院附屬中學讀國中二年級,這是他第一次讀洋學堂。進校不久和家庭失去了聯繫,學習和經濟都遇到極大困難,但周俊終於以堅強毅力和優異成績於1948年夏完成國中學業,普通高中是無錢讀了,只好讀職業學校。1948年夏考取了三所職業學校,最後就讀國立藥專(現中國藥科大學)的附設高級藥劑職業科,從那時至今,周俊與藥學結緣了54年。

1953年9月,調任華東衛生局保健委員會任司藥。1954年夏,他認識到祖國建設時期不能只憑激情,決心再讀書學科學,這一要求得到領導同意,同年9月他考入華東化工學院(現上海華東理工大學)製藥工程專業。1957年冬他到內蒙赤峰製藥廠,作麻黃鹼生產設備改進的畢業實習。他通過車間勞動和大量化工計算,認為設備潛力遠未發揮,為該廠工藝改進提供了依據,同年他和黃以誠用廉價原料代替昂貴試劑改進了甲硫氧基嘧啶(肥豬粉)生產工藝,被學校樹為敢想敢做標兵。畢業時曾分他到中央一重要單位工作,但他卻力爭到邊疆雲南,從1958年9月起在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從事植物資源和植物化學研究特別是藥用植物資源和化學研究。四十三年如一日為藥用植物資源和化學發展特別是西南地區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58年到昆明時,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還不叫所,是北京中科院植物所的一個工作站,被分配到剛成立僅有8人工作的資源植物化學組。這年底周俊任該組學術秘書,不久工作站改成研究所,此組改名為野生植物資源研究室。1964年研究室改名為植物化學研究室。周俊一直是植物學家蔡希陶、吳征鎰領導下這一研究室的實際學術負責人。“文化大革命”後,周俊先後任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植物學會副理事長等學術團體職務,1990 年3月周俊辭去所有行政職務,集中力量進行植物化學的新領域和新方向的探索。

貢獻

周俊領導其助手、學生系統地進行了中國山毛櫸科、薯蕷科、人參屬、重樓屬、白前屬、天麻屬、烏頭屬及石竹科中10個屬的酚類、甾體、萜類、配糖體、生物鹼和環肽的植物化學研究,並將上述植物化學與植物親緣系統及植物地理分布相結合,發現18個有套用前景或重要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天然藥物研製成果已在生產上長期套用(如盾葉薯蕷的薯蕷皂素、秋水仙鹼、天麻素和宮血寧),這些研究富有學術意義和顯著的社會經濟效益。代表性研究工作有如下:1961年他和同事在推廣木本糧油食品的實踐中,根據對山毛櫸科的澱粉、油脂和鞣質的分析結果,在《雲南學術研究》5期發表了《植物體內有用物質積累和親緣關係的探討:鞣質在山毛櫸科植物中的分布規律》,是國內正式發表的最早的植物化學分類研究論文,並收入馮國楣、周俊編著的《橡子》一書,這一成果被國內木本糧食植物書籍大量引用。1959年,國家急需合成甾體激素和避孕藥原料薯蕷皂苷元(即薯蕷皂素)的國產原料。周俊等承擔了這一任務。終於在1959~1963年完成國產薯蕷屬植物皂苷元的化學成分及分布規律研究,首次發現盾葉薯蕷、正三角葉薯蕷和黃山藥為合成甾體激素的理想原料。1962年他和吳征鎰在上海有機化學所召開的一次天然產物化學討論會上,首次提出薯蕷屬根莖組是中國乃至世界尋找薯蕷皂苷元最有希望的一組,這一推斷為長期生產實踐證明,並在1964年獲科學院優秀成果獎,1978年與江蘇植物所等共獲科學大會獎。1962~1964年完成秋水仙鹼國產資源麗江山慈菇的化學和生產工藝研究,1973年這一成果為昆明製藥廠接受投產。1975年周俊、伍明珠、楊崇仁、馮國楣、吳征鎰發表《人參屬的三萜成分及分類系統和地理分布的關係》研究,首次從化學上揭示三七與人參和西洋參的皂苷化學組成近似,在植物形態上人參、西洋參和三七的根莖是直立型根莖,化學成分不隨地理分布而影響。而人參屬的另一組植物,如珠子參、竹節參、羽葉竹節參的根莖為橫臥型根莖,其皂苷的化學組成以齊墩果烷皂苷為主,藥用價值低,化學成分、植物形態與地理分布有一定關係,這一研究成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及藥學界採用,澄清了人參屬植物研究上的混亂,從而推動了三七及人參屬植物的研究與開發利用。1978~1980年周俊、楊雁賓、楊崇仁相繼發表天麻及同屬植物的化學成分及天麻素合成研究5篇論文,合成的天麻素套用至今,其合成中間體活性更好。與上述研究類似,他在研究蘿摩科牛皮消屬C21甾體配糖體化學的基礎上,與分類學家合作,提出牛皮消屬細根類植物的成分與粗根類不同,應恢復蘿摩科白前屬這一屬名,這一觀點很快為國內外植物分類學家接受。這樣將來新版藥典的中藥白前、白薇和徐長卿的屬名必須據此修改。同樣,中國油脂植物分布規律的研究,亦未發現國內外有相同研究。1988年周俊、呂春朝發表《發展雲南潛在優勢生物資源的若干構想》,他是最早提出《國產紅豆杉植物資源的利用保護的建議》的科學家,此意見為省和國家採納實施。

研究

中國植物資源與植物化學家周俊 中國植物資源與植物化學家周俊

在植物化學成分的分離、結構、化學修飾、合成和套用的研究工作中有較多發現,先後發表植物化學論文210多篇其中SCI收錄40篇,發現植物新化合物340個,其中有6個新類型。近10多年來在國際上率先開展了石竹科等植物環肽的研究,可能成為植物化學研究中一個新領域。周俊鑒於中藥多用水煎劑,故率先用近代技術在國內系統開展藥用植物水溶性成分配糖體的研究。三萜配糖體:1982年周俊、伍明珠、田中治等報告中藥三七中三七皂苷多種新配糖體的結構,為國內人參皂苷方面的最早化學研究;其後楊崇仁與他發表人參屬植物皂苷方面論文16篇。1992~1994年指導博士生譚寧華等運用化學轉化和酶解等手段研究了九子參中難度較大的帶芳醯基糖鏈的複雜三萜配糖體結構。C21甾體及其配糖體:1980年周俊、楊崇仁、楊仁洲發表通光藤苷元甲、乙及丙的結構,並提出三者相互轉化的機制。1982~1983年發表杯冠藤的C21甾體配糖體研究;他和張壯鑫等發現中藥白薇中存在新型C21甾體的配糖體。在蘿摩科C21甾體苷方面發表論文11篇。C27甾體及其配糖體:1965年周俊、吳大剛發表國產薯蕷科及龍舌蘭科甾體皂苷元的研究;後在C27甾體及其配糖體的研究方面已發表論文12篇,他負責有陳昌祥參加的重樓屬植物的活性皂苷成分研究,發現了重樓中偏諾皂苷結構(“宮血寧”有效成分)的糖聯結形式與活性相關。

基地建設

周俊不僅在研究工作上有卓越成就,更重要的是他艱苦奮鬥,40多年如一日在西部昆明建立了在國內外有影響的擁有優秀人才的植物化學研究基地。1958年國務院發布了利用野生植物的小秋收決定,各植物所也面臨著如何利用傳統植物學知識如植物分類等學科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的問題,於是各植物研究所紛紛建立了植物資源化學研究室,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設備和人才條件相對較差,加上交通落後,難和京滬相比。當時由蔡希陶、彭加木等籌建的資源化學組除實驗用房較好外,僅有7個人和老式旋光儀、熔點測定儀各一台,只能做一點油脂和芳香油的初步研究工作。1958年9月周俊用10天時間由上海到達昆明後,勞動了一段時期,就去貴州西南部和東南部參加經濟植物普查工作半年,回昆明後以巨大毅力組建了藥用植物化學研究小組,培養和引進人才,購置設備,從無到有地建立了玻璃燈工房,元素分析室以及藥物提取分離設備,到1961年已能分離植物化學成分並鑑定結構。在用人方面,除重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蔡憲元老先生外,又吸收和重用3個大學生和因“家庭”問題而不能被大學錄取的5個高中生,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沒有超人膽量是做不到的。他雖然為此經常受到不公正批評,但仍不改初衷。幸運的是這些高中生和大學生都成了高級研究人員,多數已成某一領域的學科帶頭人。1965年研究室的工作蓬勃發展,已開始發表研究成果。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沒有多久研究工作就無法進行,他也成為受衝擊的人,就在那樣條件下他還參與籌建植化中試工廠,勞動之餘還根據文獻與楊崇仁合作寫了通過化學成分探討單子葉植物與雙子葉植物關係的論文。1974年恢復工作後,他立即多方奔走重建研究條件,在有關領導支持下,1975年進口了帶傅立葉變換的90兆核磁共振儀(是國內二台之一),隨後又進口了色質聯用儀以及紅外、紫外等儀器,又利用國際合作的機會從1980年起派出數批人員到日本、德國進修,這一研究室終於在1986年成了惟一的植物化學開放研究室。2002年經科技部批准成為國家重點研究室。

周俊善於用敏銳的眼光調整植物化學研究方向,90年代中期,他看到研究室在植物化學的提取分離和結構鑑定方面已達到國際水平,就及時提出植化研究不能滿足於提取、分離、結構鑑定的“老三篇”,應及時將研究室的方向改變為主要研究植物活性成分,與此相適應進行有關植物化學成分的合成和先導化合物的結構修飾,並建立了活性篩選小組。1996年他敏銳地認識到現有植化研究條件已可能將一個簡單複方作為一個單方製劑研究,並首先帶領自己的小組開展複方研究。在他的影響下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植化研究正逐步前進。

相關詞條

相關搜尋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