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薩汗國

可薩(the Khazars),也就是唐代史料中數次提及的突厥可薩部。8至10世紀,這隻突厥化的部族東聯花剌子模(Khwarazm),西鄰拜占庭帝國,向北征服了斯拉夫部落,向南擴展到高加索地區,建立了強大的可薩汗國,位於伏爾加河口的首都伊鐵爾(Itil,Atil)成為絲綢之路“北道”上的重要中轉站。公元8世紀,有兩位拜占庭皇帝娶可薩公主為妻,3依靠可薩汗國的支持,拜占庭的東北邊境抵擋住了阿拉伯人的逼人攻勢。8世紀中葉,可薩人從薩滿教徒轉而信奉猶太教,直到965年,汗國一直以猶太王國的名義統治著南俄草原,根據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茲達比赫(Ibn Khurdadh 約820-913)的記載,部份猶太商人經由可薩汗國前往中國。

概述

公元10世紀初,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法基赫(IbnAl-Fakih902年)這樣描述他所認識的世界:“大地狀似一隻鳥,分為頭,兩翅,胸,尾等五部分,其頭部為中國,……其右翅為印度……其左翅乃黑海的突厥可薩人,……其胸部是麥加,漢志,敘利亞,伊拉克和埃及。”這裡與中國,印度等文明古國相提並論的可薩(theKhazars),也就是唐代史料中數次提及的突厥可薩部。8至10世紀,這隻突厥化的部族東聯花剌子模(Khwarazm),西鄰拜占庭帝國,向北征服了斯拉夫部落,向南擴展到高加索地區,建立了強大的可薩汗國,位於伏爾加河口的首都伊鐵爾(Itil,Atil)成為絲綢之路“北道”上的重要中轉站。

歷史起源

這個居住於磧口附近的葛薩部,馮承鈞先生認為是可薩。可見,可薩在西遷之前可能居住在磧口附近的突厥故地,8世紀初列入回鶻九姓中的可薩可能是留在家鄉沒有西遷的餘部。

可薩西遷的時間,具體經過和路線,我們已經無從查考。不過,這次遷移肯定經過長時間才完成。亞美尼亞史料記載,公元197-217年間,來自北方的Khazir人入侵高加索東端,可見早在4世紀可薩人已出現在高加索地區。

《宗教百科全書》曾這樣論述高加索地區,“高加索地區正好是北方的遊牧世界和南方的古老農耕世界的分界線,同時它又是西方的希臘文明和東方的波斯文明的分界線,這裡擁有高度成熟的城市文明,幾種主要的國際性宗教:猶太教,摩尼教,祆教,基督教都在此地得到深入的傳播。”在這樣的新環境中,原本是突厥化的部族的可薩人出現了種種“西胡化”的特徵。他們本來是“馬背上的民族”,以馴養駱駝和良馬著稱。在遷移到伏爾加河下游後,開始轉向定居生活,種植了水稻,以米和魚為主食。由於可薩的居地是中國至拜占庭的絲綢之路,北方斯拉夫部落通往南方阿拉伯世界的奴隸和毛皮之路的交匯點,因此可薩人從遊牧部落轉變為以商立國的汗國。根據史料記載,這裡的著名商品包括來自斯拉夫地區的皮貨,魚膠,波斯的手工藝品碟子,劍,鋁等等。

“西胡化”的過程更反映在可薩人宗教信仰的轉變。他們原是薩滿教徒,亞美尼亞史料《軻侖的摩西》曾這樣記敘他們的信仰,“對那部落來說,他們狂熱地向魔鬼一樣錯誤地崇拜樹木,這與北方人的頭腦遲鈍有關,他們沉溺於這種虛構出來的欺騙性宗教。如果閃電或天空中的火花撞輯某人或某一物體,他們就認為他或它是對神的某種貢物。他們也貢獻於火,水,某些路神,月亮及所有在他們眼中是令人驚奇的事物。”然而,740年,就在可薩汗國的國勢如日中天,向西擴張到克里米亞和黑海北岸,向南在高加索與阿拉伯人形成對峙局面之時,可薩的布蘭可汗正式信奉了猶太教。

宗教信仰

可薩人信奉猶太教的史實散見於基督教作家,阿拉伯地理學家和猶太作家的著作中。其中最早的一份文獻是阿基坦的朱斯馬(DruthmarofAquitaine)對馬太福音的注釋,寫作時間約為843—864年之間。文獻提到,“據我們所知,普天之下的各個民族裡,都有基督徒生活於其中。即使在Gog和Magog人,即自稱為Gazari的匈奴人中也是如此。亞歷山大大帝曾經稱許這些人是最勇敢的部族。這一部族已經行了割禮,遵從猶太教的一切信條。但是,源於這個部族的7支部落之一的不里阿爾人(Bulgars)現在已經接受了洗禮。”

“北道”

7世紀初,裴矩撰寫《西域圖記》三卷,全書已佚,只有序幸得保存,使我們得以窺見當時絲綢之路“北道”上的盛況,“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有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網,諸處可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可薩正是從敦煌到拂菻(拜占庭)的北道上的重要中轉站。早在6世紀,拜占庭史家美南德就提到過這條路線,拜占庭帝國派往突厥可汗室點密處的使節扎瑪爾克就是經由這條路線返回拜占庭的。不過,那時,這條道路還沒有成為交通頻繁的商路。7至9世紀,在中國的隋唐時期,北道開始繁榮起來,這一點已經被越來越多的文書和文物所證實。 姜伯勤先生在考證了吐魯番隨葬衣物疏後指出,“以‘金錢’(拜占庭金幣)為虛構的隨葬物,只見於6世紀中葉至7世紀中葉的一百年間。5世紀只稱黃金千兩或黃金千斤,而不稱‘金錢’若干文,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拜占庭金幣在高昌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抵是在6世紀後的一個多世紀才十分重要。”251973年至1974年,在北高加索的西部庫班河上源,發掘了莫謝瓦亞·巴爾卡墓葬群及其東的墓葬群,出土了多種來源的絲絹。其中中國產品約占23.9%和9.4%。還發現了漢文文書和以唐人騎馬圖為內容的絹畫,斷代為8-9世紀,反映處在這一時期高加索地區與中國有規模性的商品交流。 北道也出現在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著作中。他提到被稱為拉唐人的猶太商人,他們從海路或陸路到達中國,其中一條陸路路線是經過可薩汗國的,“從拜占庭腹地穿過斯拉夫人地區而達可薩人的首府,又渡裏海而至巴里黑(Balkh),他們從那裡通過河中地區(Transoxiana)繼續其旅程而達回鶻人(Tagaygay)從那裡至中國。“巴托爾德認為,胡爾達茲比赫利用了曾經旅行過這條路的塔蒙(TamǐmbBahral-MutawwaˇI)的著作。塔蒙旅行的時間是760至800年之間,這也恰好是可薩可汗信奉了猶太教的時代。 唐代文獻中沒有關於中國和可薩直接交往的記載,只是提到了可薩的物產。但是,考察拉唐人的旅行路線,我們也可以發現一些北道上可薩人進入中國的蛛絲馬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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