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鹹炘

劉鹹炘

劉鹹炘(1896~1932),字鑒泉,別號宥齋。清光緒丙申年(1896)11月29日出生於成都純化街“儒林第”祖宅。祖父劉沅,字止唐,父親劉梖文,字子維,均為蜀中知名學者。

人物介紹

劉鹹炘(1896~1932),字鑒泉,別號宥齋。清光緒丙申年(1896)11月29日出生於成都純化街“儒林第”祖宅。祖父劉沅,字止唐,父親劉梖文,字子維,均為蜀中知名學者。劉鹹炘五六歲時,先後從兄鹹滎和父親學習。9歲時,更加篤學好問,每天讀書達數十冊。

生平事跡

劉鹹炘五六歲時,先後從兄鹹滎和父親學習。9歲時,更加篤學好問,每天讀書達數十冊。

1914年,他18歲,其父卒。乃就從兄劉鹹焌受業,開始研究古文的格調並詳細研究班固的《漢書》,隨後又研讀章實齋的《文史通義》,於是更知道著述體例綜合的原則。22歲時,寫成《漢書知意》四卷。是書於昔人譏評班固之語,糾辨甚詳,發明《漢書》的義例甚有創見,這是他史學評論的開始。後來,《太史公書知意》、《後漢書知意》、《三國志知意》三部書,都是照此書體例寫成的。1916年後,任尚友書塾塾師。尚友書塾是劉成焌創辦的,成立於1918年,前身為明德書塾,地址在純化街延慶寺內,是解放前成都最有名的書塾。當時,劉鹹焌任塾長。教學課程和書塾章程則完全由劉鹹炘制定,分幼學、少學兩個班,學生數百人。又設有研究班,從少學中考取成績優異者肄業。從開辦到1932年先生逝世,此15年為蓬勃發展時期,有《尚友書塾學報》刊行,造就不少國學人材。

先生的讀書方法可分為三個階段。初作札記零條,15歲時讀《文心雕龍》才大膽作札記,20歲前所讀的書,都有札記。每閱一部書,即置一札記本,寫心得於上,或者在書眉上用朱、墨筆加校語、評語、批語、識語,短的幾個字,多的到數百字。他遺留的中西藏書有23000多冊,現藏四川省圖書館。每冊書中的書眉、副頁上都有批註。任尚友書塾塾師後,遍翻我國經、史、子、集四部的主要書籍,旁及歐美的譯本,閱讀勤奮,識見銳敏,綜貫會通,寫下精闢的論文,繼乃會集成專書。如《中書》、《左書》、《內書》、《外書》、《右書》就是這樣寫成定編的。他曾說:“我現在的著作,還很粗率,將來尚需按學之系統,刪繁就簡,納支入乾,化數小種為大種”,不幸他早逝,這個志願沒有完成。他在30歲時,寫了一篇《宥齋自述》,文中說:“吾之學, 《論語》所謂學文也。學文者,知之學也,所知者,事物之理也。所從出者,家學祖考槐軒先生,私淑章實齋先生也。槐軒言道,實齋言器;槐軒之言,總於辨先天與後天,實齋之言,總於辨統與類。凡事物之理,無過同與異,知者,知此而已。先天與統同也,後天與類異也。槐軒明先天而略於後天,實齋不知先天,雖亦言統,止明類而已。又止詳文史之本體,而略文史之所載,所載廣矣,皆人事之異也。吾所究印在此。故槐軒言同,吾言異;槐軒言一,吾言兩;槐軒言先天,吾言後天,槐軒富本,吾言末而已。實齋名此曰‘史學’,吾則名之曰‘人事學’。其範圍詳於《一事論》中,而最重者為遺傳、土風,時風,要之為氣質與風俗而已。”這段文章敘述他的學術宗旨,簡要明白。

先生治學,先從校讎目錄學入手,著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他說:“原理方法,得之章先生實齋,首以六藝統群書,以道統學,以公統私。其識之廣大圓通,皆從浙東學術而來。所謂校讎者,乃一學術方法之名稱,以此二字代表讀書辨體知類之法而已。”他留心於史學的研究,擴充章實齋。“六經皆史”的論點,深入發揮。他說:“吾之學,其對象一言以蔽之,曰史。此學以明事理為目的,觀事理必於史。所謂史,不僅指紀傳、編年各史,經書亦包括在內。子之言理,亦從史出,周秦諸子,無非史學而已。橫說則謂之社會科學,縱說則謂之史學,質說、括說則謂之人事學。”又說:“能知《尚書》、《春秋》、紀傳三者嬗變之故,即可窺史跡之變化互動。必有變化互動之史,乃能文如其事,而史之良者,尤在能推見至隱,原始察終。後世史家重朝政而輕民風,詳實事而略大勢,史識所以狹也。”他對地方志特別重視,認為地方志有自己的精神、體例,與國史不同。他說:“一代有一代之時風,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縱一橫,各具面目,史志之作,所以明此也。國史紀注之上,更有撰述,撰述之上,更有貫通之識,為文之主而存於文外。自章先生出而撰述之道大明,貫通之識,亦有端緒,惟方法則粗有記注之法。章先生所撰,誠撰述矣,而貫通之識,仍未之見。”為了實踐他的論點,於是寫了一部《蜀誦》,用政事、土俗貫通立論,敘述四川地方史古今變遷的大勢。他這種識見,比章實齋更進一步。

他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別具卓識,推崇孔丘、孟軻,認為孔、孟的根源是老聃,老聃為孔子所師。他衡量諸子學說,用儒家的“用中”,道家的“觀變”,評定諸子的純正與駁雜。他說:“諸子之學有二類,一日人道,二日群理。人道論為人之本而究及宇宙,群理則止及治群之術而泛及政事。如道家、儒家皆主人道,而墨翟、商鞅則惟及群理。”

他喜歡評論文學,主張寫文章要先有內容,然後講求形式。他所處的時代在本世紀初到30年代,當時寫古文的人,多承清來文士的習慣與風格,摹仿唐宋八家或者高談漢、魏、南北朝八代的文體,寫作文章,俗調庸腔,淺陋已甚,文字的用途日趨狹隘,於是他寫了一篇《辭派圖說》來批評這種風尚。文中說:“文集盛於東漢。東漢作者皆工詞賦,承子政(劉向)之法而加枚(皋)、鄒(陽)、東方(朔)、司馬(相如)之辭采,施之諸文,乃成東漢之體。剪裁齊整,下開魏、晉,齊、梁,藝盛辭濃、文質彬彬。遠祖荀(卿)、屈(原),近稱子政,大家如班(固)、蔡(邕)、曹(植)、陸(機),所謂不分駢散之古文也。能擇數家而熟玩之,即可俯視一切。然必先具子,史之識乃能探文辭之妙”。更值得提出的,就是他對白話文評價。1919年“五四”運動興起後,提倡寫白話文,當時復古守舊的人,皆持反對意見。先生認為這些意見是錯誤的,於是寫《白話文平議》來糾正。1924年先生還用白話文寫著作,如短篇故事《瞽叟殺人》、《孟子齊宣王章說話》、宣講本《該吃陳飯》、白話翻譯《夢溪筆談·杜五郎》等及其他白話文,集成一冊,名《說好話》。可惜這些文章後來散失,沒有刊行。

他論詩的主要著作有《詩系》7篇,敘例說:“鍾氏《詩品》,根據《詩》、《騷》,扢揚文質。探源循《七略》之法,立統以三系(小雅、國風、楚辭)為歸。觀其力杜險俗,舉鮑照為濫觴;高標極界,附阮籍於小雅,豈徒以評品片言取稱雋永哉!宋世既疑其義駁,明人徒取其詞工,會稽章實齋獨稱為有本之學,而不解其說,但付闕如。學士雖或徵引,徒資談助,無能識其旨歸,得其條理,蓋詩道之湮久矣!蒙竊不自揆,發明三系之說,立以為統,和合顧寧人、張翰風、王而農三家之說,窮源竟委,上起於漢,下斷於唐,宋以後雖略,不無偏畸,但所標大旨,則仍相同。”可見他的主張,是強調詩要有內容,不專尚詞藻的。他又寫了一本《詩初學》 ,序中說“詩以言志,唐以來之詩,十九皆非真詩,故詩不可輕作,詩以陶情,故詩不可不讀;勞者有一歌,苟無以范其情,恐漸流於邪僻,故詩不可不學。不輕作乃可作。有蒙求問我下手之階,則無以應也。前歲撰《詩系》成,於故紙中撿得大父手書曰:‘古詩甚多,難以盡讀,將古詩十九首緩緩讀完,複選白樂天等淺顯古詩與讀,便令其學作可也’。私幸主張宗風,不背先訓,因複本此意,選錄一目,以授初學”。這是他教初學入門的好辦法,對青年是有用的。

他又善書法,15歲時就以方法教人,尤精篆書與隸書。他寫了一本論書法的專著《弄翰餘瀋》,提出“華夏藝術,書畫並重,而書之變化尤多”。“書之多變詩文同,故其派別風勢亦可以論詩文者論之”。慨嘆“畫學有史,而書學無史,畫科盛行,而書科不盛”。主張寫書法史。書中對包慎伯的《藝舟雙楫》,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葉鞠裳和翁潭溪的尊尚唐碑,皆提出糾正與補充意見。對大篆,小篆、分書,隸書,真書.草書、行書的發展變化,都有精闢的論述。並且對歷代書法家如魏晉的鐘繇、衛恆、王羲之,唐代的顏真卿.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柳公權,宋代的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明的趙孟頫、董其昌、文衡山,清代的鄧完白、何子貞、伊墨卿、包世臣、王文治、劉石庵等,以及近代的吳昌碩也有評論,不主張一家之言,詳論各家的得失。提出“凡文字一代自有一代之風氣,舉全風氣而論高下,則此代有不如彼代者。而一風氣中亦自有高下,高風氣中之下者,或不如下風氣中之高者。此風氣與彼風氣之高下,未易確定。若各風氣中之高者,則可以普遍之價值定之,此論藝術者之所同也。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固無由比較高下。即同一詩也,必謂六朝詩勝唐、唐詩勝宋,亦巳非通確之論。即使通確,六朝亦自有惡詩,舉六朝惡詩以加諸唐佳作之上,豈為通耶?論詩文者多蔽於是,論書亦然”。他這種見解,是很卓絕的。

先生著述很多,計已成書的共236部,475卷,總名《推十書》。已刻印的有十之七八,其餘的手稿,有些散失了,有些現存於四川省圖書館。“推十”是先生書齋的名稱。茲將《推十書》主要部分分述於下:

總絮綱旨的有《兩紀》、《中書》。辨天人之微,析中西之異的有《內書》、《外書》,《左書》知言,如《孟子章類》、《子疏》、《學變圖贊》、《誦老私記》、《莊子釋滯》、《呂氏春秋發微》都屬此類,這是先生研究諸子學的著作;《右書》論世,如《太史公書知意》、《後漢書知意》、《三國志知意》、《史學述林》、《學史散篇》、《繙史記》、《蜀誦》、《先河錄》都屬此類,這是先生的史學著作。關於校讎目錄之學,則有《續校讎通義》、《目錄學》、《校讎述林》、《校讎叢錄》、《內樓檢書記》、《舊書錄》、《舊書別錄》等,關於文學的著作,則有《文心雕龍闡說》、《誦文選記》、《文學述林》、《文式》、《文說林》、《言學三舉》、《子篇撰要》、《古文要刪》,《文篇約品》、《簡摩集》、《理文百一錄》、《詩評綜》、《詩本教》、《詩人表》、《一飽集》、《從吾集》、《風骨集》、《風骨續集》、《三秀集》、《三真集》、《長短言讀》、《詞學肄言》、《讀曲錄》等;書法專著有《弄翰餘瀋》;論說治學門徑的著作有《學略》、《淺書》、《書原》、《論學韻語》、《治記緒論》、《治史緒論》等。以上所列書籍,尤其是文學選集,多為排印、油印本,沒有刻入《推十書》中。

先生著書,本著章實齋“言公”的宗旨,凡主張一個義理,前人已經說過的,必定把原文引在前面,不足之處就發揮引申或者加以補充。所以他的識見是精核宏通,出人意表,自抒心得,資深積厚。讀他的書,如進入深山採礦,潛泳海底求珠,使人尋繹不盡。他曾向門徒說:“有人問我的學問是什麼內容,我說可以附列在儒、道兩家的後面。”又說t我不過是“骨董行中識貨人”罷了。與他同時的國內有名學者,如浙江張孟劬,也是研究章實齋的,見到先生的著作後稱讚說:“目光四射,如珠走盤,目成一家”。廣西梁漱溟曾對人說:“余至成都,唯欲至諸葛武侯祠堂及鑒泉先生讀書處。”並把先生《內書·動與植》這篇文章轉載入《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覺悟》中,作為附錄。修水陳寅恪在抗日戰爭時期來成都華西大學講學,到處搜訪購買先生的著作,認為先生是四川最有識見的學者。鹽亭蒙文通和先生私交最篤,隨時過從,研究學問,曾經慫恿先生重修宋史。蒙在《四川方誌序》中評論先生說:“其識已駿駿度驊騮前,為一代之雄,數百年來一人而邑。”江津吳芳吉對先生極為敬佩,書信往來,討論文學詩歌,自稱“半友生半私淑之弟”。華陽林思進曾在《劉豫波先生家傳》中說:“獨惜君從弟鑒泉年未四十,所著書數百卷,其於校讎考訂之學,精核微至者,殆不可朽”。華陽李劫人挽先生的聯語有“實齋著述有傳人”之語。華陽龐石帚挽先生的詩說:“不分淡交得真概,知君恨晚十年游”。先生從兄劉鹹滎輓聯說:“半生心血百城書”。1924年先生編寫《蜀誦》定稿後,送請四川省通志館館長宋芸子(育仁)先生閱讀。宋先生看後,大為讚揚,即將稿本交通志館全體人員傳觀,以此為楷模撰擬《四川通志》。解放後出版的史學及目錄學著作引用先生的論點或書目很多,茲不一一列舉。1982年日本學者曾到四川省圖書館查閱先生的著作。繼後,西德的學者也托人到圖書館查詢。由此可見,先生的學術已產生了世界性影響。

劉鹹炘先生對人謙和,無半點驕矜的氣味;與人討論學問。時,亦不宥於門戶之見。

他一生研究學問,不喜仕途奔競。北伐勝利後,吳佩孚失敗逃至四川,企圖東山再起,積極網羅人材。曾致函擬親至先生家門造訪候教。先生婉言推卻,只約在草堂寺一晤。晤談中,只談學術問題,不涉政治。結果吳只贈送親書對聯一副,摺扇一柄,始終沒有談及政事。1930年,川督劉湘曾約先生出任二十四軍軍部秘書長,他亦婉言謝絕。可見先生的志趣是不同於流俗的。

先生自1926年到1932年逝世前,先後任敬業學院哲學系主任及成都大學、四川大學教授。這些學校的師生都敬佩他的學問。他講課時,聽講的人很多,教室坐滿了,門窗以外還圍立幾層人傾聽。現在有昕過他講課的人,還津津有味地敘述當時的盛況呢!

先生教誨學生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嘆惜人才難得。先生主講尚友書塾時,有許多大學的學生要求到塾內聽課,他特為這批人在星期天講課,稱為“塾外生”。學生中凡有成績的,不論大小,他都要加以獎勵。資質下等的,他更是盡心誘掖,耐心扶持,希望得到長進。在尚友書塾讀書的學生,凡家境貧寒,無力就學者,都免繳學費,並供給一伙食,不使廢學。先生還曾為使學生能深造有成,籌集經費,就書塾設研究班,按季發助學金,以贍膏火。開辦時,招考了12名學生,計畫作為重修宋史的助手,並已經著手收集資料,組織班子,寫了一些有關宋史的論文(收入《右書》中,最重要的是《重修宋史述意》),不幸他大業未成就去世了。

先生平時含默寡言,少與人爭論,遇學術界知交,則清談娓娓不絕於口。喜歡望月飲酒,每當月自風清的夜晚,購買乾果酒脯在塾中和學生一邊看月,一邊討論學問,上下古今,暢談暢飲,直到深夜。

先生在1930年以前沒有離開成都。到1931年至1932年,兩年之中,始游青城,再游峨眉,並在1932年夏天,游劍門,登豆圌山,都有遊記和詩歌。他喜愛劍門的雄險,用易經坤卦“直、方、大”為劍門關題詞。先生游劍門時,受了暑熱,回成都後就染了病,不到一個月,於1932年8月9日不幸咯血而逝,年僅36歲。葬雙流蘇碼頭蔣家店祖塋。親友生徒,莫不嘆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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