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珍年

劉珍年

劉珍年(1897—1935),字儒席,直隸南宮(今河北省南宮市)劉家莊人。民國時期的地方軍閥,後被蔣介石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一軍第21師任師長,有膠東王之稱。劉珍年認為,此次韓之軍事行動不太適時,即,認為中原大戰之後,人民厭戰,韓敢冒國人之大不韙,又在山東發動內戰,必遭全國反對。劉珍年乃取代方永昌進駐煙臺,掛起青天白日旗幟,接受蔣介石授予的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一軍番號,任軍長兼第一師師長,擢升劉開泰為第二師師長,何益三仍為第三師師長。

基本信息

亂世崛起

初露頭角

劉珍年少時當過雜貨店學徒,1914年16歲入南宮縣立中學甲班讀書,1918年20歲畢業後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步兵學科學習3年。1921年畢業後投於奉系陸軍第一師李景林部下,先後在軍官教導團迫擊炮科、東北講武堂學習迫擊炮,先後任排、連、營長。1925年冬,投奔直魯聯軍,任褚玉璞部第十六旅旅長,因過失被褚重責100軍棍且革去職務。1926年秋,率部分親信投奔張宗昌,1926年9月屈就直魯聯軍模範團第二營營長,1927年該團擴編為兩個旅,劉任其中一個旅的旅長,歸第二軍軍長張敬堯、副軍長班平秀指揮。張敬堯軍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中,被馮玉祥部打敗,從豫、皖節節敗退至山東滕縣一帶,劉就譏諷張、班二人說:“張敬堯滿嘴胡說八道,老班胡吃悶睡,這種廢物統帥打仗豈能不敗!”班平秀在國民革命軍強力攻擊下,一籌莫展,無奈向張宗昌請準,將殘部不足2000人交由劉珍年整頓。劉接手後,部下有人向劉進言說:“張(宗昌)、褚(玉璞)復滅在即,咱們何苦接這個爛攤子?”劉認為亂世出英雄,回答說:“前漢亡去有後漢,他們不乾咱們乾!吾輩學當致用,建功立業,此其時也。”於是率班之殘部開到臨沂,編成一個團,改屬第四軍軍長方永昌指揮。經整治,這支隊伍面貌大為改觀,表現了劉的治軍才能,於是劉被方永昌任命為第一二一旅旅長,並被(向張宗昌)保舉為軍參謀長。1928年4月下旬,北伐軍打到濟南,張宗昌退到冀東,劉珍年隨膠東防禦總指揮方永昌和副總指揮第十三軍軍長劉志陸,統轄魯軍殘部開往膠東。不久方永昌遁去大連,部隊交劉珍年率領,劉自此開始自稱軍長,自立門戶,之後,驅方(永昌)、逐劉(志陸)、拒張(宗昌),做起了“膠東王”的美夢。

擊退劉志陸

方永昌遁去大連後,魯軍殘部劉珍年實際掌握的第四軍與劉志陸率領的第三軍交錯分駐昌邑、平度、掖縣一帶。不久,劉志陸即與國民黨南京政府取得聯繫,掛起了青天白日旗,同時函告劉珍年也“改旗換元”,名為“共襄大業”,實則意欲吞併。1928年6月10日,劉志陸以開會名義,詐第四軍四個旅長中的三個赴會,加以扣留。劉珍年聞訊大怒,聯繫第四軍各部拒絕劉志陸。劉志陸則以兵脅迫,率軍包圍劉珍年部於掖縣縣城。劉志陸逐劉珍年大敗於城西後,又聯合魯軍其他殘部顧震、鍾振國等再次包圍掖縣城,聲言要用大炮將城夷為平地,誅滅其軍。劉珍年則也豎起青天白日旗與劉志陸對抗。此時適逢方永昌由大連回掖,見此情況大怒:一方面斥責劉珍年不該在張督辦(宗昌)老家(也是方的老家)豎青天白日旗;一方面指揮與劉志陸作戰,並責劉珍年說:戰事緊急,暫不處理,看你表現,戰後再說。劉珍年率左翼攻至城西鳳凰山時,正逢大連日軍的偵察機掠過。劉志陸疑懼,率部西撤。方永昌率部掩擊,劉志陸逃到青島,宣布下野。劉珍年被方永昌任命為第一師師長。

驅走方永昌

劉志陸被逐後,劉珍年又算計方永昌。他密約駐蓬萊的第三師師長何益三謀殺方永昌,又約劉開泰翦除方之親信。劉開泰應約槍殺了方之親信、駐黃縣的第二師師長張藹亭等一批人。方永昌至黃縣聞變急奔蓬萊,又獲悉蓬萊第三師也於己不利,只好再度棄軍,逃至大連。劉珍年乃取代方永昌進駐煙臺,掛起青天白日旗幟,接受蔣介石授予的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一軍番號,任軍長兼第一師師長,擢升劉開泰為第二師師長,何益三仍為第三師師長。面對魯軍駐魯其他殘部及其他膠東雜牌軍,如顧震、鍾振國、施中誠、劉選來,劉珍年則採取打拉軟硬兩手加以收拾吞併。至此,劉珍年軍已擴至5個步兵師,另騎兵、炮兵、特務各1個團,工兵、輜重、通信兵各1個營。同年冬至翌年春,在反對張宗昌、方永昌、褚玉璞等由大連返還山東、企圖東山再起的戰爭中,劉珍年雖然部隊受損(劉開泰第二師、李錫桐第四師、施中誠第五師等叛劉附張),但最終取得了勝利(驅走方永昌,殺死褚玉璞,逐回張宗昌),剩下的本部第一師、何益三第三師,不足4000人,奉蔣介石之命,縮編為新編第三師,劉任師長,何益三任副師長。但劉之勝利,名聲大噪。

割據膠東

擴軍備武

1930年夏,被任命為山東省(陳調元)政府委員,不久親赴南京向蔣介石述職,受到蔣介石及中央大員的熱情款待;所經之濟南、天津,又受到陳調元、傅作義等人的隆重歡迎,劉亦藉機擴大自己的影響。自此,劉珍年春風得意,野心膨脹,常對親信放言:“我們若有三萬人馬,便可橫行域中。”“若交給我一省或一國,無論軍政,都不在話下,必能臻於治境。”但見眼下兵力不足4000人的現實,不用說橫行域中,就是在膠東立腳,實行割據也很困難。為了實現野心,他便積極擴軍備武,一面大量收編流竄膠東的散兵游勇,一面以修路為名到天津等地騙來青壯勞工強編入伍,數月間擴軍至2萬餘人。同時大量收購良馬,招聘馴馬師及武術教練,馴馬練兵。還不惜工本製造、購置槍械。他成立芝罘陸軍軍官學校,加緊培訓下級軍官,以應擴軍之需。他極力培植親信,大量接納並提拔重用河北宮縣及鄰縣親友故舊。故有所謂“會說南宮話,就把洋刀挎”之傳言。的確,劉軍中上級軍官多出自河北省。其中又有“宮裡”、“宮外”之分,“宮裡”人所占比例居大。

招納人才

劉珍年也重視招納具有真才實學之人。他曾到天津招收了一批知識分子,又通過其胞弟劉錫九(1924年加入共產黨,曾任劉部政訓部部長)專程到上海代為向中共中央請求派幹部支援,中共中央曾從滬、漢、平、津等地先後選派曾希聖、李楚離、彭雪楓等數名黨員幹部到劉部開展軍運工作,對劉治軍整武提高部隊戰鬥力起了重要作用。但劉珍年終究是軍閥,本性難移,他佩服共產黨的宣傳和工作能力,但僅僅是利用而已,其骨子裡的本意,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要“葬埋共產黨徒”的。劉部中有共產黨員活動,蔣介石聞知後,即派孫文主義學會右派分子曹日輪等到劉部任芝罘軍校政治教官。曹在煙臺認出他認識的共產黨員李通良(李楚離在芝罘軍校任政治指導員),立即向蔣介石報告。蔣密令劉逮捕李通良。劉問其幕僚楊紹先怎么辦。楊說,本鄉本土的,抓起來殺了,回家不好交代,不如給他幾塊錢,打發他走了後,再發令通緝,對蔣對李都有個交代。李出走後,蔣又電令劉逮捕張霖之等,劉亦用“先縱後通緝”的辦法一一放走。蔣介石知道後十分震怒,急電申斥劉珍年“包庇共黨”,飭劉“即時嚴加禁絕,否則必予嚴懲”。劉不得已找到繼任政訓處長李素若(共產黨員),要其將軍內共產黨全部或部分撤出。李向中共中央赴煙臺代表關向應請示後,將劉部軍內共產黨員全部撤走,無人被捕被害。

嚴於治軍

為了割據膠東,他和韓復榘一樣,嚴於治軍,並且有一套獨特的辦法。如他自編一些小冊子,讓部隊學習。提出一些別出心裁的口號,要部隊熟記。他讓部隊佩戴“不害國,不擾民,不怕死,不愛錢”的臂章(後來把前六字改為“救國家,救人民”)和有他本人頭像的瓷製像章,以樹立個人絕對權威。他嚴禁士兵出入酒樓、茶館和妓院,規定士兵離營外出,必須請假,至少二人同行,違令者嚴責不貸。大運動量軍事訓練,致有不堪忍受而開小差者,一旦被抓回,一次責打,二次槍斃;司令部官員也編隊訓練,他自己也不例外,如此等等。這些措施確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他的某些駐軍因紀律較好而受到當地民眾好評。如20世紀30年代撰修的《萊陽縣誌》記載:駐縣劉部梁立柱旅,“獨能嚴守紀律,始終不渝,其將退也,猶以愧對萊人為深憾雲”。

生活儉樸

再是他生活儉樸,在駐地表面施些“善政”,如部隊義務助農,注重興辦教育,進行市政建設,修路,疏河,皆有成績。但他終是軍閥,在膠東數縣蕞爾之地,養活他數萬軍隊,大部分經費要就地收取,人民實在不堪重負。據當地鄉紳控告揭發,1928年,劉珍年加征地丁稅,正稅每兩加征9元,軍需特捐丁銀1兩加征至34元,加上給養實物折洋,創民國以來歷史最高記錄,也大大超過山東其他地區。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上半年共徵稅6次,總計每兩達41元,超出常規6倍之多。除此之外,劉還巧立名目,橫徵暴斂,如他擅立捐名稅目有漁鹽、菸酒、屠宰、硝磺、印花等,不下十幾種。有時甚至“綁票”勒贖,逼迫富戶出錢。1930年,僅費縣張姓、丁姓和掖縣張姓、杜姓四家即被綁架勒索670萬元。其他10萬、20萬的被綁架勒索者也不少。人民不堪其苦,抗捐抗稅鬥爭時有發生,甚至有襲殺警役者。1928年7月,牟平九區民眾忍無可忍,在一個集上捉獲20名警役而坑殺之。劉珍年對抗捐抗稅則殘酷鎮壓。1928年,劉珍年趕走方永昌之後,答應緩徵牟平軍事捐,但兩個月後,劉委派牟平縣知事又提出追繳方永昌時期拖欠的軍費20萬元,民眾抗拒,劉即派兵鎮壓,乘夜血洗了段家、三甲、漢村、石城等村,殺死民眾40餘人,拘捕100餘人,其中8人又被殺;燒毀民房1500多間,致使270戶無家可歸。招遠、棲霞、蓬萊抗捐抗匪組織“無極道”也遭到血腥鎮壓。

作壁上觀

1930年,蔣、閻、馮、桂中原大戰時,劉已有精兵3萬。成為蔣、閻、馮“三國兩方”爭取的重要砝碼。蔣搶先在徐州面許劉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上將軍長,贈款30萬,著其在煙臺待命。戰爭中蔣電令劉支援韓復榘夾擊入魯晉軍;閻、馮亦派人赴煙聯劉倒蔣,並送給劉衝鋒鎗100支、子彈10萬發,許以晉軍第二十一路總指揮頭銜。劉對雙方贈予和許諾“來者不拒”,但卻始終按兵不動。就是韓復榘敗走濰水以東的危急時刻,他也保持中立,作壁上觀。他的同學駐晉軍代表趙甫忱指責他,他振振有詞地說蔣、閻、馮混戰是“狗咬狗”,他幫哪一方也不光彩。以此保存實力。韓復榘見劉對他見死不救,怨憤至極,成為後來韓、劉之戰爆發的原因之一。

韓劉之戰

矛盾尖銳

韓、劉矛盾非止一端,但韓決心驅劉,根本原因在彼此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劉珍年據膠東數年,根基已固,儼然土皇帝,要做“膠東王”,不容他人插手。他又有蔣介石的支持,成為蔣牽制韓復榘的力量,這更使其野心膨脹。韓復榘奉命主魯,就要統一魯事,獨霸山東,豈容轄區之記憶體有獨立王國。只是主魯之初,地位未穩,羽翼欠豐;上有蔣之制約,外有張學良威脅,中原大戰中又戰敗受損,勢不足與劉爭鋒。其後,韓以消極抗命之策頂住了蔣介石調他去江西剿共之命,又以屠殺共產黨人向蔣表示了反共決心,取得蔣之諒解,暫時消除了蔣的威脅。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喪師失地,已無力與韓爭奪山東,於是妥協言好,使韓解除了外部威脅。再加上軍隊的擴充整頓,已具備了武力解決劉珍年問題的條件。於是,1932年9月,韓以劉拒絕省軍到其防區“剿匪”為名,集中兵力向劉發起了進攻。

戰爭背景

韓之驅劉,並非始於此時。早在中原大戰之時,他就向劉發動了政治攻勢。中原大戰中,劉坐視韓軍潰敗而不予支援,韓之省政府及國民黨山東黨部大員們即向南京政府控告劉把持民政、擾亂財政,容納CP(共產黨)、破壞建設、朘削實業、聚斂無度、不服從省府命令等,指斥其搞獨立王國。韓亦多次派人企圖打入劉部,但不是遭拒絕,就是被暗殺。韓多次派人疏通關係,要劉服從,劉總是婉言堅拒。韓又與李景林聯絡,想用劉軍中的原李景林舊屬分化劉軍。甚至請來劉珍年及其大部分上層軍官的原頂頭上司李景林之預備軍長張憲,許以事成之後,以之取代劉職,而劉珍年察其陰謀,以牙還牙,派其副手何益三、參謀長韓洞等赴濟,與劉部駐濟辦事處主任趙蘭言等秘密策劃,瓦解韓軍。但雙方的互相瓦解之策均未奏效。

戰爭過程

韓對劉軍的政治疏通和陰謀瓦解均告失敗之後,即著手武力解決。為此,韓在各地媒體大造山東政權應當統一的輿論的同時,親到泰安向息隱泰山的馮玉祥討教攻劉之策。馮暗示韓要速戰速決。一切準備就緒之後,1932年9月17日(一說18日),韓復榘集中兵力5萬,向駐昌邑一帶的劉軍發起了突然攻擊。並將劉在濟南的辦事處封閉,扣押了辦事處的處長傅伯良及辦事人員,切斷了劉的對外聯繫。

劉珍年對韓軍的突然進攻,雖感突然,卻並不覺意外,他對韓軍的活動早有所聞,且有防禦部署。初步安排了三個防禦據點(掖縣、萊陽、煙臺),互為犄角,相互應援,必要時放棄煙臺,在掖、萊一線與韓軍周鏇。劉珍年認為,此次韓之軍事行動不太適時,即,認為中原大戰之後,人民厭戰,韓敢冒國人之大不韙,又在山東發動內戰,必遭全國反對。他估計韓之兵力,總共不過4萬餘人,還要留防魯南、魯北和魯西,能調來膠東者最多不過3萬人,與自己的兵力相當。然而,自己是以逸待勞,地理熟悉,火力、戰鬥力或有過之。彼不顧國難當頭,以驕兵挑起戰爭,可謂誤國欺人太甚。劉還認為上有蔣介石可恃,故不怵韓,可與一戰。於是,他決定親自赴掖指揮駐掖部隊,萊陽防務交由副手何益三及梁立柱旅長負責。同時,劉珍年一面急電南京蔣介石、何應欽,請求下令制止韓之軍事行動,一面派參謀長韓洞赴南京報告情況。

韓之攻劉,本想速戰速決,以軍長曹福林為前敵總指揮偷襲劉軍,然後各個擊破。但因事機不密,行動遲緩,劉軍做了準備,失去偷襲機會,結果在昌邑受阻,偷襲平度撲空。當韓經濰縣親至昌邑時,他的先頭部隊才進至沙河,距掖縣還有約40里。韓復榘見偷襲不成,劉已向蔣介石告急,於是一面向南京政府發出“巧電”,申明討劉是為“弔民伐罪”,一面重新部署兵力,發起新的進攻。蔣、何收到劉電作復之後,接著電令韓、劉“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聽候中央查明處理”。韓對蔣虛與委蛇,而不停止進攻。韓軍進攻掖縣,切斷劉軍掖口運輸供給。劉軍撤入城裡據城御守。韓軍用炮轟城,並借用東北海軍的兩架飛機投了兩次炸彈,戰鬥甚為激烈,但雙方損失並不大。在掖縣之戰中,劉駐煙臺軍隊和機關撤出煙臺,集中於萊陽。劉軍萊陽前沿防線設在縣西南50里之水溝頭,還派出一部游擊隊運動於萊掖之間,但萊陽方面兩軍無大接觸。

再說韓洞去南京見蔣,9月24日到達南京。蔣去了廬山,韓乃向軍委會負責人參謀長朱培德、軍政部長何應欽報告韓攻劉之軍事情況,並向新聞界發布新聞,以引起全國輿論對韓的斥責,然後於9月27日到廬山向蔣報告。蔣聽了極為震怒,並說,我在前幾天曾向他(韓復榘)要兩團人,他竟未答應,想不到他是為襲擊劉軍,太可恨了,我要消滅他。

蔣介石反應

蔣介石先為韓竟敢“先斬後奏”氣惱,繼又為韓復榘藐視中央命令震怒,確實忍無可忍,“要消滅他”,於是於10月5日再次下令限劉、韓兩軍五日內先行停戰,並派參謀次長熊斌、軍委會主任秘書高凌百為特派員赴魯監視雙方撤兵,各歸原防,同時決定對韓用兵,檄調河北商震為西路軍東進,蚌埠徐庭瑤所部第四師為南路軍會同徐州劉峙北上,于學忠為北路軍沿津浦線南攻,三面包圍夾擊,又密電劉珍年從後牽制韓軍西撤,使其愈期五日,好由中央明令討伐。

韓復榘聞知蔣要用兵,一面派孫桐萱軍在臨城一帶準備抵禦,一面立即表示遵令停戰撤兵,並歡迎熊、高蒞魯,還派省政府委員張鉞為代表赴南京請罪。此時局勢突變,當蔣介石討韓南路軍進抵魯南郯城時,北平張學良突發援韓通電,並派一個炮兵團支援。正在參加“國聯”大會的中國代表施肇基聞蔣討韓信息,從美國發回電報稱:現值國聯開會,尤宜一致團結,作外交後盾,何可再起內爭,予人口實,自掣其肘,應嚴令制止魯省內戰,同赴國難。國內各界人士,也以為內戰會給日軍發動新的侵華戰爭造成藉口,紛紛致電國民黨中央,要其儘快想法和平解決問題,不宜擴大事態。蔣在全國輿論壓力下,轉而採取“調停”方針,派蔣伯誠、熊斌等分別會晤韓、劉,進行調解。而韓卻再次玩弄詭計,表面遵從中央,象徵性撤回部分軍隊,暗中集中優勢兵力,抵虛搗隙,乘劉收攏兵力之機,派兵占領了煙臺及附近縣份。劉對韓的詭計自然不滿,但不懼怕。雖收縮部隊,暫避其鋒,而對部下卻說,我知道韓那兩下子,如果南京讓打,我第一步打到濰縣,第二步打到濟南。於是戰火又起。劉軍從掖城出擊未果後,又退至掖城據守,雙方展開炮戰。韓軍展書堂第八十一師進攻萊陽,被劉部梁立柱擊敗,俘獲展部約三個連。10月6日、7日,韓軍榮光興等三個旅進攻萊陽,孫桐萱、曹福林兩師炮轟掖城,但終未成功。19日國民黨中央以何應欽名義電令韓、劉停戰,並提出四項解決辦法,劃定雙方防區:(1)自即日起,韓軍撤回濰河以西防區,限26日前撤軍;(2)劉珍年軍暫駐福山、掖縣、萊陽、棲霞、牟平五縣及龍口;(3)蓬萊、招遠、黃縣、海陽、文登、榮成、平度暫不駐軍,由原團警治安;(4)各軍移防後整飭軍紀,聽候中央處置。韓方代表提出要劉軍撤出掖縣,而駐文登、海陽、榮成三縣;劉方則堅持維持原防。最後由軍委會仍定為原防區不變。

結果

韓復榘見中央偏袒劉珍年,獨霸山東的目的難以實現,便以辭職要挾。他向南京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宋子文、總司令蔣介石及軍事委員張學良等提出辭去山東省政府主席職務,但未獲準。劉珍年原本不願放棄膠東這塊安身立命寶地,但部屬勸他,既已與韓氏交惡,雖暫時停戰,終難長睦久安;局躇膠東一隅之地,也難有什麼發展,並以楊虎城為例(調出山東二三年間即掩有陝西,進拓甘肅),煽動他的野心。再是劉珍年認為,此次膠東之戰,雖由韓復榘挑起,但給地方人民帶來不少損失,自己駐防膠東數年,實有愧對膠東父老之憾。於是電呈南京政府要求調離山東。並指示其代表參謀長韓洞向蔣介石面請。蔣問願調何地,韓電請示劉,劉復電云:調海州、徐州、豫東、豫西均可。蔣均以各地原有駐軍為辭推卻。劉又復示:除到江西與紅軍作戰外,調任何地區均可。蔣欲調劉到湖北隨縣、棗陽一帶,為地頭蛇夏斗寅等拒絕。繼改調寧波,又遭浙江反對。最後改調溫州。

劉珍年被逐出山東,韓復榘終於統一了山東,真正成為獨霸山東的“山東王”。而劉珍年調出山東,卻沒有像楊虎城那樣得到發展。1933年1月,劉珍年至南京謁見蔣介石,要求恢復軍的編制,被拒絕。兩個月後,劉部被調往江西駐節河口鎮,途中一步兵營譁變,劉珍年平妥招之回軍。不久,南京電令劉精銳部第三旅直屬“大本營”,劉珍年憤然離開部隊赴杭州“養病”。蔣介石即指使是黃埔生李仙洲加緊控制這一部隊。1933年7月,蔣介石密令浙江省主席魯滌平將劉珍年軟禁。1934年被監禁於杭州西湖瑪瑙寺。1935年2月,以顧祝同為審判長進行軍法會審。同年5月13日,將劉珍年以“縱兵殃民”等罪名,槍殺於南昌東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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