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斯·托馬斯[美國醫學家]

劉易斯·托馬斯[美國醫學家]

劉易斯·托馬斯博士(Lewis Thomas)1913年生於美國紐約,1993年逝世。美國醫學家,生物學家,科普作家,美國科學院院士。

基本信息

個人簡介

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醫學院,歷任明尼蘇達大學兒科研究所教授、紐約大學——貝爾維尤醫療中心病理學系和內科學系主任、耶魯醫學院病理學系主任、紐約市斯隆-凱特林癌症紀念中心(研究院)院長,並榮任美國科學院院士。《這個世界的音樂》選自《細胞生命的禮讚》。這本書是一個醫學家、生物學家關於生命、人生、社會乃至宇宙的思考。思想博大而深邃,信息龐雜而新奇,批評文明,嘲弄愚見,開闊眼界、激發思索。而其文筆又少見的優美、清新、幽默、含蓄,無愧當今科學散文中的大家手筆。無怪乎自1974年出版後,立即引起美國讀書界和評論界的巨大反響和熱烈歡呼,獲得當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此後十八年來由好幾家出版社印了二十多版,至今暢行不衰!年過花甲的劉易斯·托馬斯的名字因這一本小書而家喻戶曉,有口皆碑,以至於在他接連拋出後兩本書時,書商都不用再作廣告,只喊聲“《細胞生命的禮讚》一書作者劉易斯.托馬斯的新著”就夠了。《水母與蝸牛》是劉易斯·托馬斯的第二本文集。讀過並仰慕劉易斯·托馬斯《細胞生命的禮讚》的人們,不由得會牽掛那種水母和蝸牛的命運。托馬斯就是有這種魅力,能通過這種不可思議,然而又富有洞見的觀察,來說明生和死這些永恆的課題。因為,劉易斯·托馬斯一直關注著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共生、依存和合作的現象。共生與合作是他第一本書的主題之一,也是這第二本書的主題之一。在這二十九篇文章里,托馬斯談生談死,談人間,談地獄,談民主和自由的社會設計,談水獺、金魚和疣子,談疾病,談思維,談詩,談語言學和標點符號。用他特有的托馬斯方式。他謳歌生命,保衛生命,捍衛生命固有的諧調,捍衛不容乾犯的人性,干預社會機體和公眾心理上的疾患——這時,他是超越了科學家的。但是,正因為他不止是一個科學家,他才是這樣好的一個科學家。他關於科學發現的過程、關於科研的規劃與管理、關於國家的科研政策、關於美國保健制度的困窘、關於生物-醫學科研中的社會和倫理含義等一系列問題的論述,值得每一個關注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的人認真研究。

作為生物的社會

選自《細胞生命的禮讚》(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李紹明譯。托馬斯·劉易斯(1913—1993),美國醫學家、生物學家、科普作家,耶魯醫學院病理學系主任,美國科學院院士。

這是一篇論述生物群居性的文章,充滿了理趣。作者選取了獨特的視角,打破禁忌,將生物的行為與人類進行比較,指出螞蟻、蜜蜂、黏菌、魚類、鳥類等生物在集體行動中表現出高度的組織性,似乎具有整體思維的特點。這種從生態系統的整體上認識生物的觀點,頗具獨創性。作者對“多個單獨的動物合併成一個生物的現象”作了有趣的分析,作為一個生物學家,他的見解並不是無端的空論,而是蘊含了深刻的科學思想。這裡既有對傳統生物學過分強調個體行為的批判,也有對人類盲目自大、不能充分認識自身生存危機的警示。本文細膩的描寫,生動的文筆,幽默的語言,令人嘆服。閱讀時,可以畫出一些精彩的語句(如說螞蟻“是某種活的計算機”,“它們什麼都乾,就差看電視了”),細心體味。

從適當的高度往下看,大西洋城邊青天白日下的海濱木板路上,為舉行年會從四面八方聚集而來的醫學家們,就像是群居性昆蟲的大聚會。同樣是那種離子式的振動,碰上一些個急匆匆來回亂竄的個體,這才略停一停,碰碰觸角,交換一點點信息。每隔一段時間,那群體都要像拋出釣鱒魚(鱒(zūn)魚,一種背部淡青略帶褐色,側線下部銀白色,全身有黑點的魚)的釣線一樣,準確無誤地向恰爾德飯店拋出一個長長的單列縱隊。假如木板不是牢牢釘住,那么,看到他們一塊兒築起各式各樣的巢穴,就不用感到吃驚了。

用這種話來描繪人類是可以的。在他們最強制性的社會行為中,人類的確很像遠遠看去的蟻群。不過,如果把話反過來講,暗示說昆蟲群居的活動跟人類事務總有點聯繫,那在生物學界將是相當糟糕的態度。關於昆蟲行為的書籍作者,通常要在序言裡苦口婆心地提醒人們,昆蟲好像是來自外星的生物,它們的行為絕對是有異於人的,完全是非人性、非世俗,幾乎還是非生物的。它們倒更像一些製作精巧、卻魔魔道道的小機器。假如我們想從它們的活動中看出什麼顯示人類特點的東西,那就是在違反科學。

不過,讓一個旁觀者不這樣看是很難的。螞蟻的確太像人了,這真夠讓人為難。它們培植真菌,餵養蚜蟲作家畜,把軍隊投入戰爭,動用化學噴劑來驚擾和迷惑敵人,捕捉奴隸。織巢蟻屬使用童工,抱著幼體像梭子一樣往返竄動,紡出線來把樹葉縫合在一起,供它們的真菌園使用。它們不停地交換信息。它們什麼都乾,就差看電視了。

最讓我們不安的是,螞蟻,還有蜜蜂、白蟻和群居性黃蜂,它們似乎都過著兩種生活。它們既是一些個體,做著今天的事而看不出是不是還想著明天,同時又是蟻冢、蟻穴、蜂窠這些扭動著、思考著的龐大動物體中細胞樣的成分。我認為,正是由於這一層,我們才最巴不得它們是異己的東西。我們不願看到,可能有一些集體性的社會,能夠像一個個生物一樣進行活動。即使有這樣的東西,它們也決不可能跟我們相關。

不管怎么說,這些東西還是存在。野地里一隻獨行的螞蟻,不能構想它頭腦里想著很多。當然,就那么幾個神經元,讓幾根纖維串在一塊兒,想來連有什麼頭腦也談不上,更不會有什麼思想了。它不過是一段長著腿的神經節而已。四隻或十隻螞蟻湊到一起,圍繞著路上的一頭死蛾,看起來就有點意思了。它們這兒觸觸,那兒推推,慢慢地把這塊食物向蟻丘移去。但這似乎還是瞎貓撞著死老鼠的事。只有當你觀看聚在蟻丘邊的、黑壓壓蓋過地皮的數千螞蟻的密集群體時,你才看見那整個活物。這時,你看到它思考、籌劃、謀算。這是智慧,是某種活的計算機,那些爬來爬去的小東西就是它的心智。

建造蟻丘的時候,有時需要一批一定規格的細枝,這時,所有成員立刻都著魔般搜尋起正合規格的細枝;後來,外牆的建築就要完成,要蓋頂,細枝的規格要改變,於是,好像從電話里接到了新的命令,所有的工蟻又轉而尋找新型號的細枝。如果你破壞了蟻丘某一部分的結構,數百隻螞蟻會過來掀動那一部分,移動它,直到恢復原來的樣子。當它們覺察到遠方的食物時,於是,長長的隊伍像觸角一樣伸出來,越過平地,翻過高牆,繞過巨石,去把食物搬回來。

白蟻在有一個方面更為奇特:群體變大時,其智慧似乎也隨之增加。小室里有兩三隻白蟻,就會銜起一塊塊土粒木屑搬來搬去,但並沒有什麼結果,什麼也沒有建造起來。隨著越來越多的白蟻加入,似乎達到了某種臨界質量或法定數,於是思維開始了。它們開始把小粒疊放起來,霎時間豎起一根根柱子,造成一個個彎度對稱的美麗拱券。一個個穹頂小室組成的晶狀建築出現了。迄今還不知道它們是怎樣交流信息的,也無人明白,正在建造一根柱子的白蟻們怎樣知道停止工作,全隊轉移到一根毗鄰的柱子,而時候一到,它們又怎樣知道把兩根柱子合龍,做成天衣無縫的拱券。一開始使它們不再把材料搬來搬去,而是著手集體建築的刺激物,也許是在它們的數目達到特定閾值時釋放的外激素。它們像受了驚一樣作出反應,它們開始騷動、激奮,然後就像藝術家一樣開始工作。

蜜蜂同時過著幾種生活:既是動物,又是動物的組織、細胞或細胞器。離窠外出尋找花蜜的單個蜜蜂(根據一個跳舞的小蜂給它的指令:“去南偏東南七百米,有苜蓿——注意根據太陽偏轉調整方向”)仍然是如同有細絲系住一樣屬於蜂窠的一部分。工蜂在建設蜂窠的時候,看上去就像胚細胞在構成一片發育中的組織;離遠一點看,它們像是一個細胞內的病毒製造出一排排對稱多邊形晶體。分群的時刻來到,老蜂王打算帶著它的一半家口離窠而去,這時的景象就像蜂窠在進行有絲分裂。群蜂一時來回騷動,就像細胞液里遊動的顆粒。它們自動分成幾乎一點不差的兩部分,一半跟著要離去的老蜂王,另一半跟著新的蜂王,於是,像一個卵子分裂一樣,這個毛茸茸晶黑金黃的龐然大物分裂成兩個,每一個都擁有相同的蜜蜂基因組。

多個單獨的動物合併成一個生物的現象並不是昆蟲所獨有。黏菌的細胞在每一個生命周期都在做著這樣的事。起初,它們是一個個阿米巴〔阿米巴〕即“變形蟲”的音譯。變形蟲因蟲體赤裸、柔軟,形體不定而得名。狀細胞在到處遊動,吞吃著細菌,彼此疏遠,互不接觸,選舉著清一色的保守黨。然後,一陣鈴聲,一些特殊的細胞放出聚集素,其他細胞聞聲立即聚集一起,排成星狀,互相接觸、融合,構成動作遲緩的小蟲子,像鱒魚一樣結實,生出一個富麗堂皇的梗節,頂端帶一個子實體,從這個子實體又生出下一代阿米巴狀細胞,又要在同一塊濕地上游來游去,一個個獨往獨來,雄心勃勃。

鯡魚〔鯡(fēi)魚〕是一種身體側扁而長,背部灰黑色的魚,生活在海洋中,是重要的經濟類魚。和其他魚類的群體有時緊緊擠在一起,動作如此協調,以至於整個群體從功能上似乎是一個多頭魚組成的巨大生物。成群的飛鳥,特別是那些在紐芬蘭〔紐芬蘭〕北美洲東部島嶼,屬加拿大。近海島嶼的山坡上作窩的海鳥,同樣是互相依存、互相聯繫、同步活動。

雖然我們無論如何也是所有群居性動物中最具社會性的——比蜜蜂更互相依賴,聯繫更密切,行為上更不可分,我們卻並不經常感到我們的聯合智慧。然而,我們也許是被聯在一些電路里,以便貯存、處理、取出信息,因為這似乎是所有人類事務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活動。我們的生物功能,或許就是建築某種丘。我們能夠得到整個生物圈中所有的信息,那是以太陽光子流作為基本單位來到我們這兒的。當我們知道這些東西是怎樣克服了隨機性而重新安排成各種東西,比如,彈器、量子力學、後期四重唱,我們或許對於如何前進會有個更清楚的概念。電路好像還在,即使並不總是通著電。

科學中使用的通訊系統應能為研究人類社會信息積累機制提供簡潔而易操作的模型。齊曼在近期《自然》雜誌上著文指出,“發明一種機制,把科學研究工作中獲得的片斷的知識系統地公布於世,一定算得上現代科學史上的關鍵性事件”。他接著寫道:

一份期刊把各種各樣……大家普遍感興趣的知識,從一個研究者傳遞給另一個研究者……一篇典型的科學論文總是認為自己不過是一條大鋸上的又一個鋸齒——它本身並不重要,但卻是一個更大項目的一個分子。這種技術,這種使得許許多多以微薄的貢獻進入人類知識庫的技術,乃是17世紀以來西方科學的秘密所在,因為它獲得了一種遠遠超過任何個人所能發出的共同的、集體的力量。

改換幾個術語,降低一下格調,這段話就可以用來描繪營造白蟻窩的工作。

有一件事讓人叫絕:探索(explore)一詞不能適用於探索活動的搜尋一面,但卻起源於我們在探索時發出的聲音(英文explore,其語源拉丁語explorare有“喊出”之意——譯者)。我們願意認為,科學上的探索是一種孤獨的、靜思的事。是的,在最初幾個階段是這樣。但後來,或遲或早,在工作行將完成時,我們總要一邊探索,一邊互相呼喚,交流信息,發表文章,給編輯寫信,提交論文,一有發現就大叫起來。

中外著名生物學家

以生命為研究對象的成功人群就可以稱之為生物學家。生物學可以分為動物學,植物學,微生物學等,所以生物學家又可以細為動物學家,植物學家,微生物學家等。根據研究生命活動的內容,又分為生態學家、生理學家、遺傳學家、細胞生物學家、分子生物學與系統生物學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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