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20世紀50年代、60年代是極不尋常的時期，當時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為抵制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和核訛詐，50年代中期，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為了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高瞻遠矚，果斷地作出了獨立自主研製“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大批優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許多在國外已經有傑出成就的科學家，以身許國，懷著對新中國的滿腔熱愛，回響黨和國家的召喚，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這一神聖而偉大的事業中來。
他們和參與“兩彈一星”研製工作的廣大幹部、工人、解放軍指戰員一起，在當時國家經濟、技術基礎薄弱和工作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較少的投入和較短的時間，突破了核子彈、飛彈和人造地球衛星等尖端技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成就
兩彈一星中國的“兩彈一星”，是20世紀下半頁中華民族創建的輝煌偉業。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核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這是中國人民在攀登現代科學高峰征途中創造的“兩彈一星”的人間奇蹟。
20世紀50年代、60年代是極不尋常的時期，當時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為抵制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和核訛詐，50年代中期，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為了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高瞻遠矚，果斷地作出了獨立自主研製“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大批優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許多在國外已經有傑出成就的科學家，以身許國，懷著對新中國的滿腔熱愛，回響黨和國家的召喚，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這一神聖而偉大的事業中來。他們和參與“兩彈一星”研製工作的廣大幹部、工人、解放軍指戰員一起，在當時國家經濟、技術基礎薄弱和工作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較少的投入和較短的時間，突破了核子彈、飛彈和人造地球衛星等尖端技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鄧小平說過:“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核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
背景
兩彈一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五六十年代面對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和大國的核訛詐下，於1956年在周恩來、陳毅、李富春、聶榮臻的主持下，制訂了《1956至195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
而毛澤東則在1958年先後表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搞核子彈、氫彈、洲際飛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即便當時中國開發上述技術的環境還十分落後和艱苦，但不少科學家從此開始投入這些開發計畫。
“兩彈一星”是對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的核技術和空間技術的統稱，並沒有明確具體指哪兩顆彈和哪一顆星。鄧小平說過：“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核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江澤民在表彰“兩彈一星”科技專家大會上的講話提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國第一顆核子彈爆炸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
發展歷程
兩彈一星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核子彈爆炸試驗獲得成功。僅隔三年，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順利進行。1970年4月24日，第一顆人造衛星成功發射。“兩彈一星”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在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和科學技術等方面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已遠遠地超過了其本身所具有的物質力量。
對於核武器，毛澤東在戰略上是藐視的，稱它是“紙老虎”；但在戰術上卻非常重視.在新中國成立前共產黨剛剛接管北京且經費相當困難的情況下，就向去歐洲參加世界和平大會的物理學家錢三強提供了5萬美元的外匯，用來購買核儀器以備建國後製造自己的核武器時使用。
1951年8月，楊承宗從法國歸來，並帶來了約里奧.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贈給中國政府的禮物——用於核研究的10克鈾。同時，1955年1月14日，周恩來召集李四光和錢三強來到中南海,了解到在實地勘察中發現了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所需鈾礦資源。
1956因“波匈事件”發生，赫魯雪夫從鞏固其地位、爭取中國支持在科技援華的態度上有所鬆動，1957年10月間，正式簽訂了中蘇兩國關於國防新技術方面的協定，並以此作為對毛澤東第二次訪蘇時的禮物。蘇聯將向中國提供一枚核子彈的教學模型及圖紙資料，提供包括核子彈、飛彈在內的部分尖端武器的製造技術，並派專家幫助中國開展研製工作。
1958年，中國的核工業正式上馬。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正式致信中共中央，單方面撕毀了已達成的協定，宣布：中斷對中國的技術援助，兩年後看形勢發展再說……7月26日，決定撤走全部在華工作的200餘名專家，停止原定設備的供應，帶走全部圖紙資料。
1964年10月16日14時59分40秒，寂靜的羅布泊上空突然出現炫目的閃光，一團巨大火球騰空而起，接著一聲巨響，不一會兒便形成了由濃煙火焰交織組成的一支“巨拳”，高高揮起。
1966年6月，隨著中國飛彈家族的發展壯大，人民解放軍的一支新兵種——“第二炮兵”部隊宣告成立。四個月後，便進行了核彈與飛彈“兩彈”結合的發射試驗。我國第一顆帶核彈頭的地地飛彈的發射成功，又一次使世界震驚！
意義
兩彈一星20世紀50年代、60年代是極不尋常的時期，當時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為抵制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和核訛詐，50年代中期，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為了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高瞻遠矚，果斷地作出了獨立自主研製“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
大批優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許多在國外已經有傑出成就的科學家，以身許國，懷著對新中國的滿腔熱愛，回響黨和國家的召喚，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這一神聖而偉大的事業中來。他們和參與“兩彈一星”研製工作的廣大幹部、工人、解放軍指戰員一起，在當時國家經濟、技術基礎薄弱和工作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較少的投入和較短的時間，突破了核子彈、飛彈和人造地球衛星等尖端技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社論
民族驕傲
“兩彈一星”是新中國偉大成就的象徵，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在全國各族人民喜迎新中國50華誕之際，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表彰為我國“兩彈一星”事業作出卓越貢獻的功臣。我們向功臣們表示熱烈的祝賀，向參與“兩彈一星”事業的所有科學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工人和人民解放軍指戰員表示崇高的敬意，向為了這一事業獻身的同志們表示深切的懷念。
東方紅
早在50年代，毛澤東就發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我國航天技術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發展起來。
50年代中期，剛剛誕生的新中國百廢待舉，面對國際上嚴峻的核訛詐形勢和軍備競賽的發展趨勢，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毅然作出發展核子彈、飛彈、人造地球衛星，突破國防尖端技術的戰略決策。1956年，研製飛彈、核子彈被列入我國的1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僅用4年時間，1960年我國就成功地發射了第一枚自主研製的飛彈。1964年，我國研製的第一顆核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又爆炸成功第一顆氫彈。1970年，我國用長征號運載火箭，成功地發射我國的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成為繼蘇聯、美國、法國、日本之後，世界上第五個能獨立發射人造地球衛星的國家。從此之後，我國的國防科技工業不斷發展壯大，先後掌握了中子彈設計技術和核武器小型化技術，研製和發射了各種型號的戰略戰術飛彈和運載火箭，潛艇水下發射成功，發射多顆返回式衛星、地球同步軌道及太陽同步軌道衛星。“兩彈一星”不僅為我們建立戰略飛彈部隊提供了裝備技術保障，增強了我軍在高技術條件下的防禦能力和作戰能力，而且帶動了我國高技術及其產業的發展，促進了經濟建設和科技進步。“兩彈一星”事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國人民挺直腰桿站起來的重要標誌，極大地鼓舞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鬥志，增強了民族凝聚力，激發了振興中華的愛國熱情。正如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的那樣：“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核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巨大成功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核子彈爆炸成功。張愛萍將軍（右一）在試驗場向周恩來總理報告。“兩彈一星”事業的巨大成功，依靠於黨中央的英明決策和各方面的有力支持，是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的生動體現。但是，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優勢和條件，都要通過參與這一事業的所有人員特別是他們中的功臣來實現。“兩彈一星”功臣們的作用極其重要，功臣們的業績彪炳史冊，功臣們的精神光耀千古，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們要學習功臣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在國外學有所成，擁有優越的科研和生活條件，為了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事業，衝破重重障礙和阻力，毅然回到祖國。幾十年中，他們為了祖國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默默無聞，艱苦奮鬥，以其驚人的智慧和高昂的愛國主義精神創造著人間奇蹟。“中華民族不欺侮別人，也絕不受別人欺侮”，是他們的堅定信念。愛國主義是他們創造、開拓的動力，也是他們克服一切困難的精神支柱。
我們要學習功臣們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精神。正是有了這樣的精神，他們不怕狂風飛沙，不懼嚴寒酷暑，沒有條件，創造條件；沒有儀器，自己製造；缺少資料，刻苦鑽研。就是這樣，他們以驚人的毅力和速度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創造出“兩彈一星”的驚人偉績。
發揚精神
我們要學習“兩彈一星”功臣們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精神。在“兩彈一星”的研製過程中，我們看到了高水平的技術跨越。從核子彈到氫彈，我們僅用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比美國、前蘇聯、法國所用的時間要短得多。在飛彈和衛星的研製中所採用的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新方案，在許多方面跨越了傳統的技術階段。“兩彈一星”是中國人民創造活力的產物。"兩彈一星"精神表述：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力協同、勇於攀登。
人類即將進入一個新的世紀。新世紀的國際科技和經濟的競爭，從根本上講是高科技、高素質人才的競爭，是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的競爭。要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得到發展，就要努力學習和發揚功臣們的愛國主義精神、無私奉獻精神和勇於創新的精神，團結一心，勵精圖治，不畏艱險，勇往直前！
《人民日報》(1999年09月19日第2版)
名單
錢學森于敏（1926~）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60年底開始從事核武器理論研究,在氫彈原理突破中解決了熱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關鍵問題。
王大珩（1915.02.26~2011.7.21）光學專家，生於江蘇吳縣。中國光學界的主要學術奠基人、開拓者和組織領導者。開拓和推動了中國國防光學工程事業。
王希季（1921~）衛星和衛星返回技術專家，生於昆明，白族。在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學院獲碩士學位。任航天工業部總工程師，返回式衛星總設計師。
朱光亞（1924.12.25~2011.02.27）核物理學家，湖北武漢人。1957年後從事核反應堆的研究工作。1994年中國工程院成立，朱光亞出任工程院首任院長。
孫家棟（1929~）遼寧復縣人，長期領導中國人造衛星事業，中國探月工程總設計師。上世紀60年代，孫家棟受命為衛星計畫技術總負責人。
任新民（1915.12.05~）航天技術和火箭發動機專家，安徽寧國人，中國飛彈與航天事業開創人之一，曾任衛星工程總設計師。
吳自良（1917.12.25~2008.05.24）材料學家，生於浙江浦江縣。1948年獲美國卡內基理工大學理學博士學位。在分離鈾235同位素方面作出突出貢獻。
陳芳允（1916.04.03~2000.04.29）無線電電子學家，浙江黃岩人。1964年至1965年，提出方案並參與研製出核子彈爆炸測試儀器，並為人造衛星上天作出了貢獻。
陳能寬（1923~）材料科學與工程專家，生於湖南慈利縣。1960年以後從事核子彈、氫彈及核武器的發展研製。
楊嘉墀（1919.07~2006.06.11)江蘇省吳江縣人，中國航天科技專家和自動控制專家、自動檢測學的奠基者。領導和參加了衛星總體及自動控制系統研製。
周光召（1929.05.15~）湖南長沙人，理論物理、粒子物理學家。上世紀60年代初開始核武器的理論研究工作，曾任中國科學院院長。
錢學森（1911.12.11~2009.10.31）浙江杭州人，漢族，1959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博士學位，中將軍銜，被譽為“中國飛彈之父”，“中國火箭之父”，“飛彈之王”，2007年被評為感動中國年度人物。
于敏屠守鍔（1917.12.05~2012.12.15）浙江湖州人，火箭技術和結構強度專家。曾任地空飛彈型號的副總設計師，遠程洲際飛彈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的總設計師。
黃緯祿（1916.12.18~2011.11.23）安徽省蕪湖人，自動控制和飛彈技術專家，中國飛彈與航天技術的主要開拓者之一。曾任中國液體戰略飛彈控制系統的總設計師。
程開甲（1918.08.03~）江蘇吳江人,核武器技術專家。中國第一顆核子彈研製的開拓者之一、核武器試驗事業的創始人之一，核試驗總體技術的設計者。
彭桓武（1915.10.06~2007.02.28）理論物理學家，生於吉林長春。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獲博士學位。曾參與並領導了中國的核子彈、氫彈的研製計畫。
王淦昌（1907.05.28~1998.12.10）生於江蘇常熟，核物理學家，中國慣性約束核聚變研究的奠基者。是中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科學技術領導人之一。
鄧稼先（1924.06.25~1986.07.29）安徽懷寧人，理論物理學家，核物理學家。在核子彈、氫彈研究中，領導了爆轟物理、流體力學、狀態方程、中子輸運等基礎理論研究。
趙九章（1907.10.15~1968.10.26）浙江吳興人，地球物理學家和氣象學家。是中國地球物理和空間物
理的開拓者，人造衛星事業的倡導者、組織者和奠基人之一。
姚桐斌（1922.09.03~1968.06.08）江蘇省無錫人，飛彈和航天材料與工藝技術專家，中國飛彈與航天材料、工藝技術研究所的主要創建者、領導者。
錢驥（1917~1983.08.28）江蘇金壇人。地球物理與空間物理學家、氣象學家、航天專家。是中國人造衛星事業的先驅和奠基人。
錢三強（1913.10.16~1992.06.28）原子核物理學家，中國原子能事業的主要奠基人和組織領導者之一，浙江湖州人，在研究鈾核三裂變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郭永懷（1909.04.04~1968.12.05）空氣動力學家，生於山東省榮成縣。他是中國大陸力學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在力學、套用數學和航空事業方面有卓越貢獻。
功勳人物
背景
兩彈一星為了替未來的科教興國政策鋪路，確定未來政策主軸，1999年9月18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之際，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及中央軍委製作了“兩彈一星”功勳獎章，授予給於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等(按姓氏筆畫排序)23位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
現狀
“兩彈一星”元勛情況： 授勳時過世(7人)：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
此後過世(6人)：吳自良、陳芳允、楊嘉墀、彭桓武、錢學森、朱光亞、王大珩。
目前仍健在(10人)：程開甲、黃緯祿、屠守鍔、王希季、孫家棟、任新民、陳能寬、周光召、于敏。
精神
元勛歡聚兩彈一星精神——“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力協同、勇於登攀。”兩彈一星精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諸多“精神”及政治語彙中的一個，象徵了在欠缺良好環境下，從事科學技術開發研究的精神，也是科教興國政策的開端。對於中國而言，兩彈一星是在非常艱苦、沒有外援的環境下所開發出來的成果。而“兩彈一星的精神”象徵了中華民族自力更生、在社會主義之下集中力量從事科學開發研究，並創造“科技奇蹟”的態度與過程，組合的元素則為“愛國主義”、“團隊精神”、“社會主義”與“科學精神”，並可以衍生至“科技創新”“知識經濟”等領域。在政治語彙上，類似台灣的“發展綠色矽島”、“新竹科學園區奇蹟”、“兩兆雙星”等。
"兩彈一星”精神，是愛國主義、團隊精神、社會主義精神和科學精神的活生生體現，是中國人民在20世紀為中華民族創造的新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要繼續發揚光大這一偉大精神，使之成為全國各族人民在現代化建設道路上奮勇開拓的巨大推動力量。
兩彈一星精神，當成政治語彙可以用在科技發展、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等領域上，例如：“用兩彈一星精神創建一流大學”、“用兩彈一星精神開發資訊產業”等。
教育背景
錢三強23位“兩彈一星”元勛全部完成了大學本科學業。其中7人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比例最高，充分說明清華大學貢獻的“兩彈一星”元勛最多。其他大學依次為西南聯大、浙江大學、中央大學、唐山交通大學、北京大學等。
23位元勛中只有于敏和錢驥沒有留學經歷。從21位元勛的留學國來看，美、英、法、德、蘇是他們的主要留學地。其中去美國者最多，達11人，居半數以上。其次是英國，有5人。到德國留學的2人。到蘇聯留學的2人：周光召和孫家棟，都是新中國建國以後派出的。去法國的有錢三強1人。
從21位元勛所獲的學位看，16人獲得博士學位，2人獲得碩士學位。在西方國家留學而未獲得學位者僅陳芳允1人。這是因為陳芳允到英國後，直接進入了COSSOR無線電廠研究室，沒有在大學註冊讀書。另外，建國後到蘇聯留學的周光召沒有獲得學位，是因為他在學習期間被調回國內參加核子彈的研製的緣故。
從“兩彈一星”元勛們的留學或在國外居留時間來考察，21位有留學經歷的元勛們平均在國外時間為7年，其中時間最久的是錢學森，1935年出國，1955年歸國，在美國整整20年。其次是郭永懷，在國外生活了17年。還有錢三強、陳能寬、姚桐斌，都在國外生活了10年以上。
“兩彈一星”元勛們的外語水平普遍較高。除了較長的國外留學經歷外，他們中的一些人在中學和大學讀書時，已經具備了較強的外語聽、說、讀、寫能力。
籍貫分布
兩彈一星從籍貫看，23位“兩彈一星”元勛中，江蘇和浙江籍人各6人，安徽3人，湖北和湖南各2人，雲南、遼寧、河北、山東各1人。錢三強、屠守鍔同為浙江省湖州市人，程開甲和楊嘉墀同為江蘇省蘇州吳江縣人。
23位“兩彈一星”元勛青少年成長時期所在的省份排序分別是：
浙江最多，分別是吳自良、陳芳允、趙九章、錢學森、屠守鍔、錢三強6人。
上海3人，有楊嘉墀、姚桐斌、王淦昌。
北京1人：王大珩。
餘下的是：天津1人：于敏。雲南1人：王希季。湖北1人：朱光亞。遼寧1人：孫家棟。湖南1人：陳能寬。四川1人：周光召。山東1人：郭永懷。江蘇1人：錢驥。吉林1人：彭桓武。
在南方(淮河以南的)長大的有16人，北方為7人。如果以東部和西部對比，則來自沿海省份的有14人，來自中部省份的有7人，西部的僅有來自昆明的王希季和重慶的周光召2人。
23位元勛中出自蘇南浙北和長江三角洲地域的就有10人，如果算上長江三角洲接近地安徽南部和中部地區的鄧稼先等3人，則為13人。
23位元勛共有18個姓氏，其中只有3個姓出現率在兩次以上，即：王姓3人，錢姓3人，陳姓2人，其餘姓氏者均各占1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