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術[詞語]

介紹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武帝實行的封建思想統治政策。惠帝四年（前191年）廢除《挾書律》，進一步促使諸子學說復甦，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較活躍，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
儒術是什麼。用現在的語言翻譯，歸納一下，就是以下三個原則：

第一，就是禁止競爭原則。所謂禁止競爭原則就是儒術中所說的“仁”、“恕”。這一原則禁止任何形式的競爭行為，包括戰爭、掠奪、訴訟、經商、甚至人口流動等等，並鼓吹無原則地保護弱者。因此中國人一直以“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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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官門”和“鋤強扶弱”等行為為榮。自然法則是留優汰劣，而這一原則直接的結果就是留劣汰優，並由此衍生出“明哲保身”哲學、“槍打出頭鳥”哲學、“不開第一槍”哲學、“不到最後不抵抗”、“不患貧而患不均”哲學等。因而強者很難在中國生存，就算偶爾能活下來也會給冠以“暴君”、“梟雄”的惡名，絕不會成為大家學習的榜樣。如果發生利益衝突要發動戰爭，還要出師有名，非得掛上“仁義”的牌子才能出手。這玩意搞到登峰造極，就出了個大混蛋宋襄公。那中國人為什麼要選擇這種違反自然規律的道德標準呢？答案很簡單：既然中國人一開始得到的東西就是最好的，就沒有必要去改變。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沒必要變。中國人需要的只是維持現狀的秩序，禁止競爭原則體現的就是這種秩序。那好，既然肥得滴油的中國不存在“生存空間”的問題，科技不科技、教育不教育也就無所謂了，大家最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要胡思亂想。中華民族既然無需為生存而奮鬥，那精力都用在什麼地方呢？都在搞審美方面的東西了，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雕刻、刺繡、禮儀、建築、以及其它文學創作等等，都搞得很高檔。這些東西成了中國高度文明的象徵，也是我們現在唯一拿得出手的東西。我們常說的“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勞動人民的勤勞智慧結晶”也就是指這些東西。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連飲食也成了文化，發展到現在已到了近乎變態的程度，黃金、螞蟻小蟲、甚至泥土、樹皮，啥都能搞來吃，還要色香味俱全，吃法有生吞活剝、火燒泥包，無奇不有。反觀美國，到現在還停留在用叉叉著肉燒熟來吃的水平，跟原始人差不多，要追上我們至少要２０００年以上的時間。但可惜的是，在自然界殘酷的生存競爭中，這些東西都不頂用。要知道，古埃及人、古印度人的文明程度都很高，真要滅亡了，誰也救不了。搞清楚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國發明了火藥卻拿來做鞭炮煙花娛樂，而歐洲人卻用火藥來做槍炮；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卻用來看風水，而歐洲人卻用指南針來航海等等不好理解的問題。用這個道理拿來套一套中國的“大鍋飯”問題、“國企”問題、“中國足球”問題等，那也是一通百通。

第二，就是道德掛帥原則。這一原則就是制定一套高不可攀的、無人做得到的道德標準（看看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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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的標準就知道），說這是聖人定的，然後叫大家按標準執行，反正向聖人靠攏準沒錯。而且，以後評判一個人的價值就用這一套，至於這個人的實際貢獻和能力就只能作為參考了。中國人選擇這一原則的原因和為什麼選擇第一條原則一樣，因為如果先考慮貢獻和能力，就很容易引發競爭行為，對現有的秩序造成衝擊。如果將道德標準定得太低，人人都能做得到，那就沒法評判一個人價值的高低了，也不行。這一原則對中國發展歷程造成很大影響，主要有兩點：首先，中國人變得虛偽，在公共場合一般都不說實話，並養成了搞形式主義的惡習。因為標準太高，根本無法執行，那就只能在別人面前做門面工夫，背地裡就只能實際點了。比如說盡孝，２４孝那種搞法辦不了，咋辦？只好用擺大壽或風光大葬的辦法，在那些場合表演孝道。這一點到現在還是這樣，搞一個高大全，號召全國學習，達不了標的也要達標，辦法自己想。其次，中國人變得不切實際，並養成了自虐的習慣。既然是道德掛帥，當然是人人追求德高望重，人人都要以德服人，只有一技之長的只能算是下等人了。舉例說，在一個企業裡面，有兩個人的工作成績都差不多，但其中一個人經常抱病加班，直到不支吐血給送進醫院，那么毫無疑問，受到肯定的就是這個傢伙，因為他“表現好”。根本沒有人意識到是不是他的工作能力有問題。這就是自虐意識，不管績效如何，也不管有沒有必要，廢寢忘食總沒錯。這種意識到了極至，就發生了寧讓自己的老百姓餓死，也要把糧食送給別人吃的事情，而可悲的是大部分中國人都同意這樣做，可悲呀——僅僅是想表現一下中國人是多么的道德高尚。把這一點搞清楚了，對中國為什麼不索賠、打贏了也要趕快往回跑等很多問題也就有了答案。比如說鄧世昌的問題，他得到“民族英雄”的稱號和一個烈女得到“貞節牌坊”的道理是一樣的：在這裡，考慮的不是他打沉了多少條日本軍艦，也不是考慮他是否力挽狂瀾扭轉戰局，更不是考慮到他為國民爭奪到多少利益，而是考慮他在打敗時有沒有“成仁”（自殺的也算），平時有沒有經常說“我要保家衛國”之類合符標準的話。因此，歷史上很多真正的英雄就變成了“梟雄”、“奸雄”、“風流人物”。比如說漢武帝，橫掃北方匈奴，掠地千里，殺敵無數，中國在他的領導下國勢日盛，經梅榮，創造了歷史上?見的“中興”局面?可這樣的人只撈到個“風流人物”的說法。不過也好，沒說他是“暴君”、“殺人犯”，算是客氣。另一個統一六國的秦始皇就慘了，他是第一個意識到儒術毒性的中國領導人。他用了最極端的辦法——“焚書坑儒”，只保留有實用價值的學術書籍，但他最後還是失敗了，原因是他找不到另外一種令大多數中國人都接受的信仰來代替儒術。也是國情害了他，很不幸地，秦始皇成了後世大儒們的例行攻擊對象，“暴君”之名是跑不掉的了。

第三，就是血統原則。這個原則容易理解，就是儒術強調的“君權”、“父權”、“宗親”。這一原則主要套用在生產關係方面。生產關係就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產品如何分配、在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等問題。這些關係都由宗族、派閥等血統關係來決定。雖然可以通過農民戰爭等手段改朝換代，但是由血統來決定生產關係的原則不能改變。換句話說，只要新政權仍實行儒術三原則，中國人就會確認政權的正統性，誰不這么搞，就會立即遭到群毆。中國人認同這一原則的原因和上兩條原則一樣：“國情”！就算是現在，我們也可以看到血統原則在現實生活中各個層面的套用：“關係網”、“人情網”、以及等級森嚴人際關係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也會反作用於生產力，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識。只要以\'國情\'為根基的儒術仍然主宰著中國人的價值體系，中國生產關係的實質就不會改變，就會長期束縛生產力的發展，大多數中國人仍會拒絕競爭，厭惡競爭。看看現在大多數中國人對“下崗”和“入世”的看法，再看看“中國電信”的橫蠻，就會明白為什麼中國人會如此抗拒引入競爭機制，就會明白為什麼國企改革這么難。如果大多數中國人仍然以“與世無爭”、“知足常樂”這種頹廢的、自虐式的哲學作為人生觀，中國就沒有希望。

總結一下，中國之所以落後，就是因為中國相對封閉而又十分富裕的地理環境。雖然這一環境同時又是令到中華文明發展初期領先其他文明的原因，但是它滋長了儒術這種愚昧保守的文化基因，從而令中國人的精神日漸墮落、麻木不仁，最後淪為“東亞病夫”，被其他文明拋到後面。

取代道家

漢初，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武帝即位時，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牴觸；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鞏固思想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繼位後，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竇嬰、丞相田蚡還薦舉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議不向竇太后奏事。竇太后對此不滿，於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職。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使並地。”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