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國榮

任國榮

1.著名鳥類學家個人簡介任國榮任國榮,男,是廣東高等師範最後一班畢業生,即轉入廣東大學,於1926年夏畢業,是廣東大學第一屆畢業生。 1944年任理學院院長,兼生物系任,在這之前曾任中大師範學院博物系主任。 事跡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系編年史-1924年

1.著名鳥類學家

個人簡介
任國榮任國榮
任國榮,男,是廣東高等師範最後一班畢業生,即轉入廣東大學,於1926年夏畢業,是廣東大學第一屆畢業生。在辛樹幟教授到校後,他負責去廣西大瑤山採集鳥類標本,1930年奉派赴法國及英國研究鳥類學,先後發表20多篇論文,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曾被英國皇家學會接受為會員。1933年返校繼續任教,講授脊椎動學、生物學、進化論等課程,是我國研究鳥類學的先驅。1944年任理學院院長,兼生物系任,在這之前曾任中大師範學院博物系主任。1944年冬日本侵略軍占領粵漢鐵路,任教授負責疏散院系的設備到臨武,使之保存無缺,鏇到梅州一帶恢復上課(1945春——冬),同年冬中大遷返廣州,1946年春複課。1949年秋他移居香港,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生物學系任系主任,任國榮教授一如辛樹幟教授,重視人才培養,在中文大學期間,先後推薦30多名畢業生到國外進修攻讀學位,中文大學的玫繼強、、陳廣渝,陶嘉齡、姚大衛、黃洪銘、譚風儀博士等,都是他的學生。榮譽及貢獻

1928年起,在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考察,發表論文20餘篇,出版《廣西大瑤山鳥類之研究》;1930年
1月6日,《中國鳥類叢書(第二集)——廣西鳥類之研究(瑤山之部)和》《中國鳥類叢書(第三集)——廣西瑤山鳥類之研究續集》兩部著作被翻譯成德文版,這是“德人翻譯國人近著科學論文之第一次”。1932年命名金額雀鶥(Alcippe variegaticeps)新種,這是第一個由中國人命名的物種!

事跡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系編年史-1924年
1924年
9月15日
當時,生物學系總共有8位學生。除賴觀生為新生外,另外7位均是原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博物部的學生,分別為**、***、任國榮,他們於1923年入學。1924年2月4日,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與其他3所學校合併組成國立廣東大學,按照合併方法,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博物部組成國立廣東大學生物學系。這樣,任國榮等7人直接進入國立廣東大學生物學系二年級學習,成為生物學系第一屆學生。
生物學系7位第一屆學生,除黃綺文中途赴法留學外,只有4人順利於1926年畢業,成為國立廣東大學生第一屆畢業生。這四人分別為:……任國榮。他們4人也是理科(即後來的理科院)第一屆僅有的4位本科畢業生。
7位學生的畢業去向分別為:
任國榮,留校,後來成為中國鳥類學研究的先驅,曾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國立中山大學區黨部主任、國立中山大學生物學系主任、理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生物學系主任等職。
……
1926年
4月
生物學系師生成立“中國南方生物學會”。“中國南方生物學會”是生物學系成立的第一個學術組織。學會組織健全,章程嚴謹,宗旨明確。
……(學會簡章略)
中國南方生物學會在成立之初,組織力量十分雄厚:黎國昌教授(生物學系主任)任會長,費鴻年教授(首任生物學系主任)任動物部長……任國榮等為技師。
8月17日
國立廣東大學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相應地,國立廣東大學生物學系改稱為國立中山大學生物學系。
12月
中大南方生物調查會成立。
12月
學校派南方生物調查會會長黎國昌教授、費鴻年教授級任國榮、鄧俊民兩位技師等人前往廣西全省及瓊崖各地採集動植物標本。
採集隊的採集路線為:……
學校對南方生物學會的採集工作予以相當重視,專門出具委員長戴傳賢簽署的公函,親自安排採集路線,對採集成果也給予了很高的期望。
……
這次採集活動,“帶回動、植物標本五六千種”。返校後,費鴻年撰文在《中山學刊》(英文版)上報導新發現的動植物類群,“是國人在粵從事生物學研究的開端”。
1927年
5月9日
中山大學南方生物調查會在《國立中山大學校報》上發布廣告,徵集動植物實物標本、種子等。
5月19日
學校派動物學系和植物學系劉秀文、任國榮、唐善康3位助理員赴福建及本省各縣採集動植物標本,並探查苗族生活狀況。
9月
辛樹幟受聘為植物學系教授。
(辛的簡歷略)
11月4日
動物學系教授辛樹幟偕同助理任國榮及植物學系助理黃季莊、學生何君等人赴廣西靈山縣及十萬大山採集。這是中國科學家第一次到該地採集生物標本。採集隊經梧州、桂平、貴縣、橫縣、南鄉、靈山縣,人十萬大山。
11月
唐啟秀受聘到生物學系工作,專職製作標本。
唐啟秀是全國聞名的“標本唐家”的第二代傳人。……後來,唐啟秀去了國立武漢大學,成為武大動物標本館的“開門鼻祖”。
1928年
2月上旬
西湖博覽會籌備委員會給國立中山大學來函,請求將中大生物學系所得的廣西大瑤山各種動物標本,悉數送西湖博覽會陳列。
2月11日
學校給西湖博覽會籌備委員會復函,認為“本校所得各種標本,本可將多半照送陳列,唯所需運費,本校未便報銷,應由貴會完全承擔,及善良保管,於閉會時,原件返還”。
5月10日至8月中旬
辛樹幟教授率領石聲漢、任國榮、黃季莊、蔡國良等人組成的標本採集隊前往人跡罕至的廣西大瑤山、大明山採集標本。
……辛樹幟率領的標本採集隊能夠自由進出當時“外人”十分不易進入的大瑤山,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山大學生物系助教黃季莊與瑤胞交了朋友,得以自由進出瑤山”。……這次採集的標本共約3.4萬件,計有:
(1)植物近千種,3萬份。
(2)哺乳類10餘種,100餘份。
(3)鳥類110餘種,近1000份。
(4)爬蟲類40餘種,500餘份。
(5)兩棲類20餘種,300餘份。
(6)昆蟲600餘種,2000餘份。
另外,還有第一次收集的瑤族服飾物品數十件和當地風俗習慣記錄1部。
此次調查,實開國內大規模採集之先河,意義非凡。所以,辛樹幟提議記《採集日程》,把每天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並委託石聲漢專門負責。回校後,任國榮寫出了詳細的《瑤山兩月視察記》,石聲漢整理出《正瑤舞歌》和《甲子歌》,黃季莊將收集到的全部風俗什物按照瑤族的分支分成三組,這些材料都送給了中大語言歷史研究所。幾種社會科學方面的調查材料,刊登在1928年出版的《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之《廣西瑤山調查專號》第四卷第46~47期合刊上。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在跋語中稱讚道:“他們對學問的熱心和勇氣使他們不以在生物學上開一個新記錄為滿足,還要在民族學和語言學上開一新記錄。”並稱他們的工作“真是一件大功績”。……在考察過程中,辛樹幟產成了把大瑤山開闢成一個生物研究所的想法。回校後,他正式向中山大學提交了《請辟瑤山為學術研究所意見書》的書面材料,並同時向傅斯年建議在大瑤山創設一個“瑤山語言歷史民俗研究所”。可惜,這些宏偉的想法與當時動盪的社會環境格格不入,最終被束之高閣。
5月17日
辛樹幟教授給國立中山大學校長戴傳賢發來電報,通報了標本採集隊的工作情況,電報全文如下:
戴校長鑒:
廣西政府,招待備至;在梧一切,均由警備司令照顧,藥品用具,已取得,現全隊赴瑤山。
辛樹幟寒(十四)
兩廣地質調查所撥助毫券1000元經費支持辛樹幟教授領導的廣西標本採集隊的採集工作。
5月中旬
生物系編著的《中國獸類學叢書》(第一集)(石聲漢著)、《中國鳥類學叢書》(第一集)出版發行。
5月24日
廣西標本採集隊再次給國立中山大學校長戴傳賢發來電報,通報採集隊的工作進展。電報全文如下:
校長先生賜鑒:
離梧時曾上一電,奉知藥品器具已經取得一節,陳達尊覽。在梧時曾採得鳥類二十三羽,又爬蕉各種,計共四十餘個,植物十餘種,後由梧州警備司令部招待助力,已於十五日夜附拖渡來平南,十六日傍晚抵埠,由縣知事招待,暫駐團防北河總局,即舊日龍州書院,在此停留數日,候便入瑤山,昨已經交涉妥帖,又得黃季莊君,由廣州返此,業定今日下午啟行赴瑤山,平南地方偏僻,街道狹隘,唯居民養蠶極多,惜純用舊法,不知改良,故出品未能盡善,殊可惜也。入瑤山後郵電不便,恐無函奉陳,俟兩周內外,出瑤山後,再當有以奉聞,匆匆敬上,祈請道安。
廣西採集團謹啟
五月十九日
9月中旬
校長戴傳賢以動物學系和植物學系“學生過少”為由將兩系合併為生物學系。費鴻年被任命為生物學系主任。
……
11月2日生物學系向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小贈送鳥類標本,使附屬國小成立小規模的博物館。這些標本均採集自大瑤山,是比較普遍,並且在廣州可以常見的標本。
11月4日至1929年2月初
辛樹幟教授等組織考察隊對大瑤山進行了規模更大的考察,他們所去之處,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在3個月中,僅鳥類標本,就收集了100餘種,3000多份,其中60多種是首次發現。
11月19日
湖南省博物館向國立中山大學生物學系購買鳥類標本及民族服裝,得到同意。這些鳥類標本均採集自大瑤山,是一全份大瑤山鳥類標本,十分珍貴(可惜,這批標本現在下落不明——雷注)。此前,湖南省博物館曾向國立中山大學生物學系贈送了湖南南部植物標本3000餘件,700餘種。
11月24日
石聲漢編著的新書《中國哺乳類叢書》(第二集)出版發行。該書記載的休浸公爵探險隊中國採集記,“為外國人採集中國(標本)之最大最有價值之記載”。
12月18日
生物學系有一箱標本被長江海關扣留。學校去函給長江海關監督,證明該箱標本室國立中山大學用品,歷來免稅,請儘快將所扣東西交給上海博物院唐仁官先生運回中大。這一箱標本包括獸類5頭、雉雞4隻、天鵝2隻,是國立中山大學生物學系請上海博物院制鳥師、“標本唐家”的第三代傳人唐仁官先生親自製作的。
12月27日
學校將生物學系大瑤山採集隊採集的鳥類標本100隻送給廣西大學,以感謝廣西大學對大瑤山採集隊的特別幫助。廣西大學馬君武教授專門來函感謝。
12月30日
生物學系助教任國榮的著作《中國鳥類叢書(第二集)——廣西鳥類之研究(瑤山之部))》出版。該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系通論關於採集鳥類標本的時間、地點的選擇及採集後的剝製、保存、鑑定的方法;下篇為根據大瑤山所採集的千餘只鳥類標本所做的比較研究。“該書附有電版鳥體之部點陣圖及中國之鳥類圖多種,並附有瑤山詳圖一幅均甚精美,誠中國鳥學界空前之一傑作也。”
1929年
1月7日
生物學系向國立清華大學贈送鳥類標本。
根據自然科學科主任陳宗南教授的安排,生物系助教任國榮將從大瑤山採集的鳥類標本中的重複者撿出一份,共兩箱郵寄至清華大學,以作為學術上的友誼交換。此次贈送的標本共44種百餘只,都是高山新奇種類,雖然是重複標本,但是仍屬十分珍貴的品種。
1月9日
學校復西湖博覽會籌備委員會函,要求對方將生物學系送至博覽會展出的大瑤山動物標本開列出數量,並安排陳列館一所進行展出。
1月29日
校長戴傳賢致函囑咐生物學系主任費鴻年教授,要求將送西湖博覽會展出的標本的數量及箱數、木箱價值、裝工挑運等費用,明列清單,以便取償費用。
3月中旬
辛樹幟教授派採集隊到海南五指山採集標本。
4月6日至6月9日
生物學系派標本採集隊第三次到廣西大瑤山採集動植物標本。
採集隊對本次採集做了精心準備,隊伍可謂十分龐大,“計隊員13人,挑夫36人,警員4人,共53人,竹蘿行李等31擔,蜿蜒途中,極為壯觀。”……後來,由於大瑤山地區“時局不靖”,“有大批土匪盤踞”,“於採集工作殊多障礙”,採集隊“決定交通一經恢復,即行整隊出山,以免進退維谷之苦也”。
這次採集隊所得到的標本情況為:
(1)動物方面:哺乳類:百餘個,20餘種;鳥類:1150個,170餘種;爬蟲類(蛇):280條,35種;兩棲類:140個,30餘種;昆蟲類:種類極多,尤以天牛蛾類居多數,1500餘雙。
……
4月23日 任國榮將從大瑤山採集到的鳥類標本,寄一份給柏林博物館鳥類部主任、著名東方鳥類學家Stresemann博士訂正,根據Stresemann博士的回函,證明其中有7個新種。“真為中國鳥類學界破天荒之新紀錄也”。
5月9日
任國榮的著作《中國鳥類叢書(第三集)——廣西瑤山鳥類之研究續集》出版發行。書籍獲得很高的評價,“關於瑤山各種鳥類之生性形態構造以及其生活環境之情形,均記載精詳,實為當今研究中國鳥類之一傑作。”
5月27日至6月1日生物學系大埔墟澳門採集隊一行6人在辛樹幟教授的帶領下赴香港、澳門、中山縣採集標本。本次共採集到標本600餘件,100餘種。
5月
辛樹幟出任生物學系主任。費鴻年離任。
6月6日
第一屆西湖博覽會在杭州開幕。應博覽會的邀請,國立中山大學將採集自大瑤山的鳥獸標本,合計2300餘件送到博覽會上展出。同時,學校派生物系教務助理員任國榮前往博覽會現場布展。
西湖博覽會結束之後,雖然中山大學發函催還,但這批標本還是被留了下來。留下的原因是“浙省政府議決,籌辦西湖博覽館,請準將各物移贈該館,永久陳列等由”。浙江省政府的這一意見並沒有得到國立中山大學生物學系的同意。學校將浙江省政府的公函轉交生物學系後,生物學系經過認真商議,復函表示,“須派員前往,分別去取,始能決定去留。”學校也表示贊同生物學系的意見,發函表示,“該物品中,凡可移贈者,分別列單,寄請該省會檢存,余由該會送回,如此辦法,以省周折。”
“西湖博覽館”即今浙江省自然博物館的前身,它是“中國自己創辦的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之一”。
7月4日
學校教務會議經過討論,批准生物學系主任辛樹幟教授遞交的函,同意公費派生物學系教務助理員任國榮赴法國巴黎博物館進行3年的鳥類研究。
8月21日
德國柏林博物館鳥類學部主任Streasemann博士向生物學系贈送四川、西藏、湖北、山東、直隸、熱河等地的鳥類標本55種,這些標本“皆極新奇”。
10月8日
石聲漢的《國立中山大學廣西瑤山採集隊採集日程》出版。該書是根據大瑤山採集隊員多人的實地採集報告及多位隊員的筆記編著而成。該書“在中國旅行記中開一新生面”。
11月5日
任國榮從香港乘“安得般”郵船赴法國巴黎博物館留學,研究鳥類。
1930年
1月6日
任國榮的《中國鳥類叢書(第二集)——廣西鳥類之研究(瑤山之部)和》《中國鳥類叢書(第三集)——廣西瑤山鳥類之研究續集》兩部著作被翻譯成德文版,這是“德人翻譯國人近著科學論文之第一次”。
2月6日至11日
法國鳥學會會長、巴黎國家博物館著名鳥類學者J.Delecour經德國柏林博物館Streasemann博士的介紹,來中大參觀生物學系從大瑤山採集到的鳥類標本。J.Delecour經過認真研究後認為,生物學系大瑤山標本採集隊在古陳採集到的Arborophila為一個新種,Cissao為一個新種或者是一個新的亞種。J.Delecour認為,“此種完全由中國人組織之採集隊,經百難而始得此異彩。採集結果中,尤以鳥類最為超越。一方面用陳列的標本櫃裝潢博物館之一層,其最引人注目者卻為所有標本皆有標籤。同時有一實驗室,各小房間之布置皆極有條理,其中保藏許多剝皮標本,其完美直逼歐洲。其中大部分鳥類標本來自瑤山。瑤山者廣西一大森林地,為今日學術界所未知者也。”生物系認為J.Delecour是世界著名鳥類學者,“特贈送彼以瑤山已定名之新種鳥類標本數枚,以作紀念。” J.Delecour對生物系的善舉“極表感謝,雲返國後,將安南鳥類標本,送吾校以全份,作瑤山鳥類之交換品。並贈送法國各種鳥類刊物於生物系,以作贈送瑤山新種鳥類之酬報”。
10月14日
德國柏林博物館鳥學會會長E.S.Streasmann推薦生物學系主任辛樹幟教授為下屆國際鳥學會委員會的中國代表,參加該學會國際會議。但辛樹幟教授認為此事關係學術前途,推薦了正在法國進行鳥類研究的生物學系助教任國榮前往參加。學校專門資助了任國榮300元德國馬克作為參加會議的旅費。
12月4日
德國柏林博物館向生物學系寄贈鳥類標本。這些標本均采自馬來群島,共有16種,21隻。柏林博物館在給生物學系的函件中稱:“貴系鳥類研究他日必會對社會產生卓越貢獻。”
(當時任老可以用英文和法文寫作論文,幾乎可以完全代表了中國鳥學界的聲音)
註:這裡,Arborophila指J.Delecour於1930年發表的白眉山鷓鴣sini亞種(Arborophila ricketti sini);
Cissao指J.Delecour於同一文獻中發表的印支綠鵲JINI亞種(Cissa concolor jini,中國鳥類野外手冊錯成了jinji亞種)
[In French.] Notes on the Coll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Sun-Yatsen at Canton with Descriptions of new birds. Ois Rev. Franc. ORN.11:337-339
1931年
4月10日至6月20日
生物學系組織採集隊到廣西大瑤山、貴州等地採集標本。
5月6日
瑞士日內瓦鳥學會向生物學系寄贈鳥學目錄Catalogue dis Oiseaux be la Suisse。該目錄為自1889年第1期到1930年第16期止,共15冊,價值國幣300元以上。作為交換,生物學系轉寄給瑞士日內瓦鳥學會的是任國榮所著生物學叢書第五集、廣西大瑤山鳥類目錄。生物學系交換的著作“極得國內外學者之稱許”,以致“最近國際寄來之交換刊物,日有數起”。
6月
羅宗洛出任生物學系主任,辛樹幟卸任。
7月
生物學系向法國巴黎博物館寄運1000隻鳥類標本,供正在巴黎博物館做鳥類研究工作地任國榮進行研究。
1932年
5月
經中央派遣,在法國留學的生物學系助教任國榮作為代表參加了國際昆蟲大會。
7月
德國柏林博物館館長函請正在法國留學的任國榮赴該館進行鳥類研究。
8月上旬
羅宗洛“因感到校風不正”辭去生物學系主任職務,離開中山大學。
8月上旬
費鴻年出任生物學系代主任,後請辭,未獲批准。
8月
本年度,生物學系招收的本科生有9人,其中包括周庸。周庸,即周宇垣,後曾任湖南大學教授、中山大學教授,是“全國有名的鳥類學家”。(經網路搜尋,發現周先生的國學功底應該也相當深厚,曾任他人國學家教。——雷注)
1933年
4月24日
生物學系代主任費鴻年在總理輪值紀念周上作報告,指出,目前國內最為完備的生物學系有5個,分別為:清華大學生物學系、燕京大學生物學系、中央大學生物學系、廈門大學生物學系和中山大學生物學系。
7月上旬
董爽秋出任生物學系主任,費鴻年離任。
9月
生物學系助教任國榮結束在歐洲的四年鳥類學研究工作,回到生物學系,被聘為教授。
任國榮(1907—1987),廣東惠陽人。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院博物部最後一屆畢業生,1924年轉入剛剛成立的國立廣東大學生物學系,1926年夏畢業,是國立廣東大學第一屆畢業生。1927年9月被聘為生物學系助教。1928年至20世紀40年代後期,任國榮一直從事鳥類學研究,在兩廣地區採集了大量鳥類標本。1929年,任國榮奉派赴法國和英國研究鳥類學,先後在倫敦和巴黎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工作,撰寫鳥類研究論文20篇、記錄新種30多個,並出版了《中國鳥類叢書》。在法期間,曾獲得法國動物學會銀質獎章。理工學院院長何衍璿教授在聘任任國榮時有這樣的評價:“對於生物學之研究,甚有心得;於國際學術界,亦有貢獻。”
任國榮一生著述頗豐,筆者查錄到他於1930年至1936年間發表在《武漢大學學報》的20篇論文,這些論文在國立中山大學的檔案史料中還是第一次披露:略
論文所研究的鳥類範圍涉及到全國各地,發現了許多新的種類。
1943年,任國榮先後出任中國國民黨直屬國立中山大學區黨部書記、生物學系主任、理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生物系主任等職。
歷史曾有記載“由於他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對畫眉科和鴨科鳥類的研究成績,他被英國皇家學會接納為會員。”經過縝密核實,記述有誤,應是在英國學習時,被吸收為英國皇家鳥類學會外國會員。
1934年
6月
30位科學家簽名發起成立中國動物學會。這30位科學家中有3位是國立中山大學生物學系教授,分別是張作人、朱洗、任國榮。校友辛樹幟也在名單內,辛樹幟還被推舉為中國動物學會籌備委員會總幹事。
9月11日
上午,理學院召開二十三度(1934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會議通過本年度續聘教授名單。生物學系有4人被聘為教授,其中有任國榮。
10月20日
理學院院長何衍璿發布公告,生物學系鳥類學課目,暫定為生物學系四年級學生必修課目。
935年
春著名生物學家朱洗受聘為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兼北平中法大學動物學教授。朱洗離開生物學系的原因是“受不了蚊蚋的侵擾與雨季的沉悶,帶著對廣州當局不重視科學事業的失望,辭去了中山大學教職”。
8月10日
董爽秋被聘任為生物學系主任。
11月
張作人教授、任國榮教授、馮言安教授及黃季莊老師帶來20多位生物學系同學,到廣東北江瑤山考察。
1936年
3月11日
下午,生物學會召開全體會員大會。生物學系主任董爽秋教授及任國榮、張作人、馮言安教授等應邀參加會議。
3月15日
周宇垣被學校委派為生物學系助教。
周宇垣(1913-2002),福建長汀人,原名周庸。1936年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生物學系。1936年3月至1940年7月任中山大學生物學系助教。期間,抗日戰爭爆發,曾隨學校轉移遷徙於雲南澄江、廣東韶關等地。1940年後任同濟大學副教授、江蘇博物標本製造廠廠長、湖南大學教授等職。1953年從湖南大學調任中山大學生物學系教授。長於脊椎動物學研究,精通英、日、德、法、俄等過文字。曾發表鳥類研究論文多篇,出版了專著《中國動物圖譜——鳥類》等,是全國有名的鳥類學專家。
11月10日至22日
生物學系組織湖南衡山採集隊,到衡山採集動植物標本。
採集隊由董爽秋教授帶隊,成員包括張作人、任國榮教授及學生陳本昌等20餘人。在湖南期間,採集隊除了到衡山廣濟寺、方丈寺及祝融峰採集標本外,全體隊員還拜會了孫中山的公子孫科及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何鍵“對該團團員努力文化工作,極為讚許。臨行前復蒙其副官楊秉峻代表到車站歡送,並贈送書籍數十本,招待殊為殷勤。”
1937年
8月底
由於廣州石牌校部屢次遭到日機轟炸,已經無法正常上課,生物學系新生在入學後到廣州市文明路舊校址上課,暫時進行走讀。
8月 費鴻年教授第四次進入生物學系任教。
9月22日 生物學系所在的理學院遭到日寇飛機轟炸。敵機投擲的燃燒彈落在理學院南邊不遠處。
10月25日 為了躲避日機空襲,學校決定休課3周。生物學系學生在休課3周后,於本日複課。
11月11日,由於時局十分緊張,生物學系有6位本科生在本學期沒有到學校註冊上課。整個學校沒有註冊的學生則達到310人之多。
11月21日 國內其他大學有179位先生到中山大學借讀,其中到生物學系借讀的學生有7位。
12月27日 為了策勵學生回鄉宣傳,喚起民眾,從事救亡工作,生物學系從今日起開始暫時停課。
1938年
3月24日 本學期生物學系註冊上課的學生僅有29人,有8人沒有註冊。
3月27日生物學會召開全體會員大會。生物學系主任董爽秋教授到會訓話。大會做出兩項重要決定:1.進行鄉村服務。內容包括舉辦民眾夜校、進行鄉村宣傳工作。2. 加強自我教育。內容包括在會內設抗戰書報室、每周舉行時事座談會、聘請名流演講、設專題討論會等。
3月29日晚上,生物學會召開第四屆幹事會第一次會議。會議決定為了慰勞抗日傷兵,學會會員每人捐款毫券一角及雜質書畫一冊一上。會員們總共捐獻了毫券13元1豪6仙8厘及15本雜誌。
4月 陳煥鏞出任生物學系主任,董爽秋卸任。
6月5日中午12時左右,生物學系所在的理學院遭到日寇飛機轟炸,部分校舍被炸毀。當天幸為星期日,學生未上課,否則傷亡情況不堪構想。既便如此,全校“員生工友遭害已挖出驗明者,計死5人,傷數十人,其他損失尚難清計”。
7月7日遵照教育部的規定,中山大學在抗日戰爭爆發初期接收了大批留日返國學生,以及各地轉學學生和借讀學生。生物學系至1938年7月7日止,接收的情況為:
接收借讀生:一年級2人,三年級2人,四年級3人。
接收轉學生:一年級2人。
7月 生物學系主任陳煥鏞教授兼任理學院院長。
10月19日至21日 生物學系部分師生隨中山大學遷往廣東羅定。
這次遷移的歷史背景是,1938年10月21日,廣州陷落。在廣州告急的時候,中山大學奉命遷移。由於局勢突變,缺乏遷移的計畫和準備,這次遷移之分倉促……受苦的不只是學生,還有中山大學成千上萬的重要書籍和資料,大量失落在戰火中。據不完全統計,理學院未能及時轉移的圖書、標本、模型達209箱。
當時生物學系的教職員大致分為兩條線路遷移:一是跟隨大部隊向廣東羅定遷移,後遷往廣西龍州,再從龍州遷到雲南澄江。這些人占了生物學系教職員的絕大部分,包括董爽秋、任國榮、周宇垣等。二是小部分教職員去了香港。包括費鴻年、陳煥鏞等。
11月上旬至11月30日 生物學系遷往羅定後,將系址設在鬱南縣屬大灣,進行辦公。
11月25日 生物學系員生在鬱南縣南江口鎮集中,隨全校員生一起,準備西遷廣西龍州。
12月1日生物學系師生開始在南江口鎮乘輪船,陸續西駛梧州。在西遷龍州途中,接到教育部命令,學校要遷至雲南。後又決定遷至雲南澄江。
1939年
1月5日至13日 生物學系教職員陸續抵達廣西龍州:
戴笠、董爽秋、周庸、陳蕙芳:乘校船,1月5日抵達。
任國榮:乘商車,1月13日抵達。
1月 張作人教授任生物學系主任。
2月2人至4月1日 生物學系教員經過艱苦遷徙,陸續抵達雲南澄江:戴笠教授,2月2日抵達。任國榮教授(時兼任師範學院博物系主任),2月6日抵達。張作人教授,3月17日抵達。董爽秋教授,3月22日抵達。黃綺文副教授,4月1日抵達。
3月1日 歷經千辛萬苦,輾轉到了雲南澄江的生物學系學生正式複課。
7月 董爽秋教授、張作人教授、任國榮教授率領8位生物學系畢業班學生到雲南大理考察,採集到植物標本300餘號,鳥類標本100餘號。
1940年
6月至7月 生物學系組織考察隊到雲南屏邊大圍山考察。
考察隊由董爽秋教授、任國榮教授、吳印禪教授、張宏達老師帶領,5位1940屆畢業班學生參加。考察隊是經過雲南河口進入大圍山的。此次考察持續了1個多月,共採集到700餘號標本。
8月生物學系隨國立中山大學返回粵北山區坪石附近的塘口辦學。這次遷徙的背景是1940年7月初,日寇進犯越南,威脅滇境。時局緊張,中山大學只好再次遷徙。
12月7日至20日 任國榮教授率領生物學系和師範學院博物系16位學生到廣東北江考察。考察隊採集到的動植物標本頗為豐富。
12月9日 生物學系遷到坪石後,開始上課。
1941年
1月29日 研究院邀請生物學系教授、師範學院博物系任國榮作《性別特徵的研究之最近趨勢》演講。
7月30日 上午,學校發布通知,公布卅年度(1941年)續聘及新聘教員名單。任國榮與董爽秋受聘為長期教授。
1942年
4月5日至11日 任國榮教授和董爽秋教授率領學生到湖南沅江、常德一帶進行野外實習,並在南嶽衡山採集動植物標本。
6月23日 任國榮教授被聘為理學院代院長。
8月13日 學校同意任國榮辭去理學院代理院長職務。
9月3日 任國榮一行4人赴廣東北江瑤山、東坡等地採集標本。
1943年
4月14日 學校接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電示,委派生物學系任國榮同志為區黨部書記,負責整理並進行改選事宜。
電文如下:
中山大學金校長曾澄勛鑒:
寅微代電敬悉貴校區黨部書記蕭宜芬業準辭職併力派任國榮同志負責整理矣將負查照。
吳鐵城
4月24日 任國榮教授發布通告,正式接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國立中山大學區黨部書記。擔任書記後,任國榮奉命到重慶中訓團受訓。
7月28日 唐瑞斌受聘擔任生物學系技佐。
唐瑞斌是“標本唐家”的傳人之一,先後擔任嶺南大學技術員、廣西省立博物館技術員等職。唐瑞斌的到來,避免了因唐啟秀去武漢大學標本館而使中山大學生物學系沒有“標本唐家”傳人的歷史。理學院代院長陳宗南在證明信中表示,唐瑞斌製造標本,“技術優良,成績卓著,殊可嘉。”
12月 任國榮教授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國立中山大學分團幹事長。
1944年
4月底 生物學系組織旅行採集隊到樂昌瑤山採集標本。
4月 任國榮教授被聘任為生物學系主任。張作人教授卸任。
5月5日至21日 生物學系組織旅行採集隊,一行16人,由系主任任國榮教授率領到洞庭湖採集標本。本次採集“成績甚為優良,所得動植物標本各數百件,總計近千種”。
1945年
1月下旬日本侵略軍侵犯粵北,坪石已經無法進行正常的教學、科研活動。“金曾澄代校長派人在扶溪設立本校辦事處,自己率領一部分員生,從陸路往東前行,赴龍川,不久選定梅縣為校本部駐地。”生物學系隨金曾澄代校長遷到梅縣辦學,部分師生留在位於連縣三江鎮分教處教學。
4月18日 生物學系遷到梅縣後開始複課。
8月15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生物學系在梅縣、連縣的師生和當地人民一道,歡慶抗戰勝利。
8月 系友羅宗洛被任命為國立台灣大學首任校長。
9月5日 生物學系主任任國榮向代校長金曾澄遞交報告,請求對由於“阻於交通,困於經濟”而暫留國立中山大學仁化辦事處的教員補發聘書。當時暫留仁化的生物學系教員有張作人、戴笠、於志忱教授。
10月 生物學系從梅縣遷回廣州。
11月初 國立中山大學復員廣州後,成立復員委員會,分組負責專項工作。生物學系任國榮教授擔任復員委員會管理組主任。
11月8日 張作人被任命為生物學系主任。任國榮卸任。
11月24日國立中山大學復員委員會召開會議,通過了校舍分配決議案。生物學系被分配到石牌原址。校舍雖然分配了,但此時校舍被軍隊占用。經學校負責人多方奔走、洽商,歷時兩三個月,才將校舍陸續收回。生物學系是1946年1月遷入石牌校址的,而中山大學石牌校舍全部收回時,時間已經到1946年11月了。復員後生物學系的辦學條件極為窘迫。
12月6日至7日生物學系學生在廣州復校後進行註冊,準備複課。新學期的開始,標誌著生物學系在抗戰期間遷徙流離的生活終於結束了。
12月21日 任國榮被任命為理學院院長。
1946年
2月5日 生物學系重回石牌校區後開始上課。
8月 系友辛樹幟出任國立蘭州大學首任校長。
9月30日 任國榮卸任理學院院長。
1947年
9月19日 理學院各系主任聘定。張作人教授擔任生物學系主任。
1948年
5月25日 張作人、任國榮、戴笠三位教授因為在“抗戰期間著有勳績”而獲得國民政府頒發的“勝利勳章”。
1949年
7月23日凌晨一時起,經余漢謀、薛岳批准,廣州警備司令部葉肇率領4個連隊、1000多名便衣,乘坐20多輛大卡車和吉普車,包圍了石牌國立中山大學校園。在各宿舍要道架起輕重機槍進行大搜捕,逮捕師生、員生137人,其中5人是教授。被捕的同學有獎金一半是地下學聯的會員或其他進步社團成員。被捕的5位教授包括生物學系主任張作人教授(時任國立中山大學主任秘書)……
9月中下旬 理學院院長徐賢恭教授組織力量保護生物學系標本。
9月19日 任國榮被聘為理學院兼任教授。
秋 中國鳥類學研究的先驅、生物學系任國榮教授移民香港,與錢穆、唐君毅、張丕介及一批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創立亞洲文商學院(即亞洲文商專科夜校)。
亞洲文商學院於1950年3月改組並易名為新亞書院。1960年,任國榮出任新亞學院生物學系主任,後又出任新亞書院校董會董事,為新亞書院的書展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1963年,新亞書院與崇基書院、聯合書院組成香港中文大學。
任國榮執掌新亞書院生物系後,一如恩師辛樹幟教授,重視人才培養。當時全系人數很少,他“不斷大力鼓勵學生,要朝教育、研究、學術方面發展,任教授每年都分批邀請學生回家,豪飲高粱白酒,暢論學術人生。他的高足包括麥繼強教授。麥教授則培養出港大校長徐立之(72新亞動物學),可謂薪火相傳”。任國榮還先後推薦30多名生物學系畢業生到國外進修、攻讀學位。
1950年後的院史中就再沒有任國榮先生的事跡記錄了

2.老師

任國榮,女,1964年9月出生,中共黨員,大學本科學歷,雙學士學位,副教授職稱。1985年7月參加工作。2002年7月至今,任河北師範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黨委副書記、副院長。擬任河北師範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黨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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