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概念但是，人權作為一個被人們接受的概念，對其內涵和外延的理解應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共識。有學者通過對西方人權歷史和學說的考察，認為二戰以前西方的人權學說主要以自然法和功利主義兩種思想為基礎，戰後的人權學說除了繼承和改造戰前的自然法學說和功利主義思想之外，還增加了從自然法思想演變而來的抽象的正義論和人本主義思想；通過西方學者對人權定義的分析，認為其最明顯的共同點就是：一、他們大多以人本主義思想為基礎，也即人權是人之所以為人所享有的權利；二、他們大多主張人權是一種道德或倫理權利，只有當它由實在法加以規定時，才同時具有法定權利的性質。4在對人權概念的認識上，對人權哲學有深入研究的英國法學家米爾恩（A?J?M?Milne）認為，《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中對人權的認識主要是以西方的背景為基礎，其所提出的人權的理想標準主要是由體現自由主義民主工業社會的價值和制度的權利構成的，但基於社會和文化的多樣性，其他國家並不一定採取西方社會的模式，其所確定的人權標準也不一定適合這些國家，它們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確定自己的人權制度；但畢竟所有的國家都是人類社會，每一個國家的成員都應享有僅僅因為是人而享有的權利，這就是米爾恩所說的“最低限度標準的概念”，“它是這樣一種觀念：有某些權利，尊重它們，是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標準的要求”，而這樣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標準是以社會和文化的多樣性為前提的，它的普遍適用需要它所要求的予以尊重的權利獲得普遍承認，但同時它所要求的普遍權利也必須根據特定場合來解釋。5由此可見，米爾恩所主張的人權是一種最低限度的道德權利，同時它也是要求各個國家根據自己的國情變通吸收的權利。從這種意義上講，雖然這種人權並不對各個國家的法律制度有直接的效力，但它是促使各國採納人權制度的指導思想和價值基礎。美國學者傑克?唐納德（JackDonald）通過對權利行使的分析，認為人權是個人僅僅因為它是人而擁有的權利，但它是一種“最終訴求”，即只有在法律方法或者其他方法看來不能發揮作用或者已經失效的地方，才能求助於人權的保護；同時，人權是一種道德上的權利，其要求在本質上是超法律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向現存的制度、實際活動或者規範，尤其是法律制度挑戰，或者改變它們。6因此，他所講的人權也不是一種法律權利，而是一種與法律權利並列的並對法律權利起補充作用的道德權利。
人格權作用
作用無論現代法律制度如何發展，人權在本質上都是一種道德權利，它不僅是作為公法的憲法的價值基礎，也是整個法律秩序的價值基礎，對包括公法和私法在內的整個法律體系都會產生影響。有學者指出，根據考察基本權利的歷史時期和考察重點的不同，對基本權利性質的問題得到的答案也不一樣：他們可以證明，基本權利僅以國家為規範對象；或者相反，他們也可以確認，在更早以前時代關於自由的討論中，法（包含私法）的牽連是廣泛的，如康德認為私法適用一個人的自由與其他人的自由一致的原則；《普魯士一般邦法》則保障人民（譯者此處所指的“人民”應與“公民”同義——筆者注）的當然自由，得以在不損及他人權利的情況下追求並營造自身的幸福；卡爾?羅特塞克（Carlv?Rottceck）也指出，國家作為法的機制應承認並維護所有人民的自由，且應將自由認為是在所有活動領域中人民僅以其作為人的地位就已經擁有的權利；如果國家並沒有侵犯人民的權利，它還須保護人民不受到來自於人民相互間、在其交往關係上可能發生的侵害；國家還應該通過完善的法律以及法律的認真執行，來消除對於人民一直存在的其他自由侵害，特別是在家庭中私人權力以及社會權力的濫用。14因此，在早期的法律制度中，自由呈現出多面向的特徵，它既反對國家權力對其加以限制，也反對私人之間的相互侵害。
但是隨著時間的經過，個人之間的私法關係卻越來越少的被一般自由權以及基本權的討論所觸及。這與實證主義以及按照當時的社會情境能保障自由與平等的私法法典的制定有關。根據當時的自然法思想，對於個人自由與平等權的保護而言，主要關注的是對國家權力的限制，並通過立法加以表達，這種思想反映在歐洲各國的基本權利宣言中，就形成了近代憲法為“限權法”的理念；以這些宣言為導向的古典基本權利概念，被認為是維護個人的消極自由地位、反制公權力、認為個人擁有某種不受國家干預領域的權利，並以限制國家侵害個人權利領域的許可權為主。15因此，從歷史沿革來看，人權或者上述引文中的基本權利本來是整個法律體系所要保護的對象，不僅應該受到公法的保護，在私法中也應該有所體現。但由於當時處於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基於強調個人主義、反對封建專制的需要，就把人權或者基本權利僅僅視為是針對國家的權利，將之載入憲法，並基於公私法的劃分，將其稱為公民享有的公權利。但就其本質而言，人權並不是憲法中所規定的法定權利而是一種道德權利，它是公法和私法共同的價值基礎，如德國基本法和德國民法典都以倫理人格為精神基礎，並以之指導基本法與民法的發展。
人權作為人之所以為人所享有的權利，其內容廣泛，而人格權則是人權最為重要的內容。現代世界各國基於對人格權的重視，都在憲法和民法中規定了人格權制度。從其內容來看，憲法中的人格權和民法中的人格權大部分在名稱、內容方面都是相同的，如兩者都對生命、健康、身體、隱私等人格權作出規定。在民法上的人格權制度不完善的國家，司法者通過引用憲法中的人格權條款來發展民法中的人格權制度，最為典型的就是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依據德國基本法第1條和第2條關於人格尊嚴和人格自由的規定創製出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權制度。因此，民法上規定和保護的人格權與憲法關係密切，但能否得出人格權就是憲法權利的結論呢？這需要他們具體分析。
性質
性質僅憑上述考察，就認為人格權不是民事權利而是憲法權利是不充分的。早期法國民法典之所以沒有對人格權加以規定，是因為此時以維護人格尊嚴思想為基礎的人格權概念尚未產生，它直到康德的倫理主義哲學將人類尊嚴與法律人格概念結合之後才有可能出現，如此要求法國民法典的編纂者規定人格權，未免不切實際。因此，當時法國的立憲議會議員從未想過要就人格權提出什麼宣言。18 其實德國民法典中之所以沒有規定一般人格權，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為人格權是所謂的憲法權利，而主要是基於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不可能承認一項“對自身的原始權利”，否則就會得出存在一項“自殺權”的結論；第二，債的產生以財產價值受到侵害為前提，而對人格權的侵犯如果產生金錢損害賠償之債，在當時人們看來是不可接受的，認為這將會導致人格價值的商品化，貶低了人格尊嚴；第三，人格權的內容和範圍無法予以充分明確地確定。19正因為如此，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才未採取當時已經有學者提出的一般人格權概念。而且，對於一般人格權的保護及規定問題，第42屆德國法學會議於1957年提出討論，匯為專冊，並建議制定特別法以保護人格權，聯邦德國法務部接受法學會議的決議，於1958年起草“修正民法上保護人格及名譽規定草案”，但該草案在於1959年提交國會後，也未能為國會所接受。20即使是到現在，雖然第一個理由和第二個理由隨著社會的發展已經不再是反對制定一般人格權條款的主要理由，但第三個理由即人格權的內容和範圍難以界定的問題一直到今天依然存在，這個法學理論上的特別是法律技術上和實踐上的難題仍然阻礙著一條保護人格的一般性法律規定的產生。21也正因為這些難題，偏好抽象的德國人難以抽象出人格權，因為德國民法典的編纂者關注的不僅是概念的抽象性，還有概念的確定性和可把握性，而一般人格權的概念難以符合這些要求。
對於人格權在民法制度中的發展，有些學者僅僅看到了德國依據基本法創製一般人格權的情形，而忽視了考察其他國家的民法典中的人格權制度發展的實際。如瑞士民法典和中國台灣地區的民法典均明確規定了一般人格權，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格權制度的發展中，並不需要依據憲法來創製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權。雖說德國法創製一般人格權的依據是基本法，但一般人格權並不是直接依據基本法的條文創造的，而僅是依據基本法第1條和第2條所體現的客觀價值創造的，這種客觀價值是整個法律秩序而不僅僅是作為憲法的基本法的價值基礎，聯邦法院最終認定的一般人格權也不是憲法上的權利而是一種民事權利。因此，對人格權性質的認定，他們不能僅憑德國民法制度中一般人格權的確立和發展模式，就認定人格權是憲法權利，這樣理解是不妥當的。
類型
類型對於人格權而言，雖然可以將其區分為憲法上一般人格權與民法上一般人格權，但兩者又因為人權而發生必然的聯繫，即憲法基本權利通過其所體現的人權價值影響民法人格權制度的發展。這點在德國憲法法院在“路特案”的判決中表現得比較明顯。在該案的審理中，憲法法院認為，在基本權利中可以發現“客觀價值秩序”，這種價值秩序遍及全部的法律體系，特彆強烈的影響那些以有約束力的規則代替當事人意志的法律領域；這些客觀價值對公共利益是根本性的，應該被保護防止不管來自何方——公的或私的侵害；在這裡，憲法法院不再宣稱基本權利的規定對私人關係具有直接效力，而是主張憲法秩序“影響而不是管制私法規範”。23這裡所謂的“客觀價值秩序”實際上就是道德意義上的人權，憲法規範不能直接適用於私人之間的法律關係，只能通過其所體現的人權價值影響私法的解釋和適用。私人之間在彼此的交往時之所以必須相互尊重對方的生命、名譽與財產，並非是因為所有人都應受憲法基本權利拘束的結果，而是源自於人類共同生活的傳統常規，這個傳統常規是最基本的，連基本權利都要以它為基礎來建構；同時，“無論是根據基本權利的客觀法面向或其他方法，都舉不出堅強理由說明為何基本權利也可以在私法領域類推適用。只有支配整個法秩序，同時也表現在基本權利上的有關人類圖像（Menschenbild）的價值判斷，才能影響民法的立法者以及適用概括條款的民事法院的法官。”24這裡的“傳統常規”、“人類圖像的價值判斷”實際上也是道德意義上的人權，它既影響憲法基本權利的發展也影響民法的制定。
綜上所述，人格權作為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證的法律體系中可以分為憲法上的人格權和民法上的人格權，兩者是不同性質的權利。雖然在現代社會，人權中的法定人權主要在憲法中規定，但在本質上作為一種道德權利的人權，體現的是整個法律體系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它對憲法上的人格權和民法上的人格權都具有指導意義。現代法律實踐只能根據憲法基本權利條款所體現的人權價值來影響民法人格權制度的發展，憲法在這裡只是提供了民法人格權制度存在和發展的合法性、合理性依據，民法上人格權的確認和保護仍應由民法來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