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術玄學

五術是中國傳統道家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對龐大複雜的中國道術(秦漢前稱方術、如以西方說法也就是所謂巫術)系統的最主要的分類,一般認為包括山(仙)、醫、命、卜、相五類。

起源

我國自古就有無數玄學,不過現代的我們也不知道能懂多少了?

很多研究山、醫、命、卜、相,統稱為玄學五術

發展

玄學是三國、兩晉時期興起的、以綜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學說為主的哲學思潮,故通常也稱之為“魏晉玄學”。玄學是魏晉時期取代兩漢經學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學即“玄遠之學”,它以“祖述老莊”、綜合儒道立論,把《周
易》、《老子》、《莊子》稱作“三玄”。玄學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就是總天地萬物的一般規律“道”,它體現了萬物無窮奧妙的變化作用。玄學家們用他們改造過了的老、莊思想來註解儒家的《論語》、《周易》,對已經失去維繫人心作用的兩漢經學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無為本”的哲學本體論。儒家的“禮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雖然也是玄學所討論的內容,但其主旨卻是道家的,即強調崇高的是“無”、“自然”和“無為”。
玄學所探討的中心問題儘管仍可歸結為天人關係問題,但在形式上,它已經擺脫了兩漢經學章句箋注的繁瑣破碎;在內容上,則拋棄了經學思潮的“天人感應”的粗俗的目的論之論證。
玄學家在多方面論證了道家的“自然”與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們一改漢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張“儒道兼綜”,孔子依然是最高的“聖人”。

玄學所提出的或著重關注的有無、本末、體用、言意、一多、動靜、自然與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質的概念範疇,都是原始儒學和兩漢經學所不具備或不重視的,玄學的出現大大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發展。
玄學一開始是從古文經學內部產生的。先是出現了脫出鄭玄之學而更尚簡要、重義理的劉表、宋衷的“荊州之學”,稍後又崛起專與“鄭學”立異的王肅“王學”,後來才轉向何晏、王弼的玄學。玄學的發展演變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
第一階段:玄學正式登上歷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間(240
~248),史稱“正始之音”。當時出現了何晏、王弼的“貴無論”。何晏作《論語集解》、《道德論》,王弼注《老子》、《周易》,他們“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晉書·王衍傳》);認為“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故恆言其不足”(《三國志·鍾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傳》,意即孔子高於老子,孔子口說“名教”,實是“體無”,老子是處於“有”而論“無”。
第二階段:正始之後,隨著司馬氏集團奪取政權,各士族集團內部的鬥爭日趨激化,玄學思潮內部也出現了“貴無”與“崇有”、“任自然”與“重名教”等各種爭論。出現了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異端”傾向,他們與司馬氏集團在政治上不合作,強調“名教”與“自然”對立,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輕視禮法。而樂廣、裴{危頁}“崇有論”基礎上,郭旬以其《莊子》完成把“貴無”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統一起來的任務。

郭象提出名教與自然在理論上的一致性,他舍異求同,以“獨化論”來解決這對矛盾,認為聖人“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逍遙遊注》);“聖人常游外以冥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大宗師注》)。東晉以後,玄學開始與佛教中般若學合流,逐步變為佛學的附庸。
玄學是魏晉時期的一種“新學”,它“鄙視漢代‘象數之學’,拋棄陰陽五行等舊說的傳統”,帶來了學術思想的重大變化(1)。陶淵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學這種新的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的,特別是玄學中具有進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對陶淵明影響最深。
崇尚自然的思想源於老子。《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應帝王》也說:“汝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老莊都是以自然為至高之境。
魏晉玄學繼承老莊思想,特別標榜自然。但玄學家對待名教的態度,以及對名教與自然的關係的理解,卻有很大的差異。

王弼以自然為體,名教為用,主張名教出於自然。他認為封建的政治制度、倫理道德是自然的產物,統治者應當順應自然,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自然已足,為則敗也。智慧自備,為則偽也。”(2)
嵇康、阮籍以自然對抗名教。嵇康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3),認為設立名教之前的“鴻荒之世”才是合理的社會。阮籍說:“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4)。他們蔑視禮法,憤世嫉俗,過著佯狂任誕的生活。鮑敬言提出無君論,認為上古時代人性淳樸,沒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界限,也沒有尊卑貴賤的差別,人們“含鋪而熙”,“鼓腹而游”,過著自然自得的生活。後來“智用巧生”,“背朴彌增”,“尊卑有序”,“君臣既立”,於是人們陷入了困苦之中(5)。向秀、郭象繼承王、何的思想,以儒道為一,認為名教即自然,而且是自然的最高體現:“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6) “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為哉!”(7)
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直接繼承了老子哲學。在玄學的各個流派中,他傾向嵇康、阮籍,以自然對抗名教,這是顯而易見的。陶淵明的《雜詩》、《飲酒》、《擬古》,與阮籍的《詠懷》思想感情一脈相通。正如王瑤先生所說:“到陶淵明,我們才給阮籍找到了遙遙嗣響的人;同時在阮籍身上,我們也看到了陶淵明的影子。”(8)但陶淵明的崇尚自然、反抗名教,又有不同於嵇、阮的一面。嵇康、阮籍所處的時代正當魏晉之際,司馬氏標榜名教,以孝治天下,名教成為司馬氏排除異己、篡奪皇位的手段。嵇、阮反對司馬氏篡奪,便故意破壞他們所標榜的名教,“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9)所以阮鹹長成亦欲作達,阮籍說:“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10)不肯讓兒子學自己那一套。而自然,對於陶淵明來說,卻是他終生信奉的人生哲學。他不像嵇康、阮籍那樣佯狂任誕,他的思想、生活,一吟一喔,莫不出自真率,本於自然。

陶淵明雖然也處於易代之際,但像司馬氏那樣以名教為武器大肆誅戮異己的事並未重演,他反抗名教也就不必採取嵇康、阮籍的方式。他可以從容地實踐他的崇尚自然的主張,使他整個的生活和詩歌接近於自然化的境地。
魏晉玄學家“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對陶淵明也有影響。湯用彤先生說:“漢代經學依於文句,故樸實說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後,學尚玄遠,雖頗乖於聖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論乃較為自由。漢人所習曰章句,魏晉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隨文飾說,通者會通其意義而不以辭害意。”(11)陶淵明就是用這種新的眼光和態度去讀書的。他雖說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12),但他並非章句之徒。他在《五柳先生傳》里說得明白: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所謂“不求甚解”,就是不為繁瑣的訓詁;所謂“會意”,就是以己意會通書中旨略。這是與“破碎大道”的“章句小儒”大相異趣,而符合魏晉以來新的學風的。《世說新語·輕詆篇》注引《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俊逸。’”陶淵明讀經也像九方皋之相馬,支遁之解說,不肯拘拘於文字之間,而是從崇尚自然的觀點出發,融會書中的意旨,以豐富自己的思想。
陶詩里有些地方引用《論語》,稱頌孔聖,但往往已離開了儒家的本義。儒學經他的改造,被“自然”化了。如《答龐參軍》:“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從字面上看,陶淵明喜歡儒家聖賢的經典,似乎是儒學的信徒。其實不然,全詩所抒發的是一個“幽居士”的愛好自然的思想。詩的末尾說:“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體素,就是道家的觀念,意思是保持樸素自然的本性。《莊子·刻意篇》:“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嵇康《與阮德如》詩:“君其愛素德。”可見陶淵明是用道家的觀點去理解儒家經典的。就連孔子本人,也被陶淵明道家化了。《飲酒》其二十: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孔子在他筆下已不是其本來的面目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說:“‘真’與‘淳’都不見於《論語》”,“‘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觀念,而淵明卻將‘復真’‘還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謂孔子學說的道家化,正是當時的趨勢。所以陶詩里主要思想實在還是道家。”(13)
當然,儒家思想中也有與崇尚自然的旨趣並不違背的成分,陶淵明可以方便地汲取過來融化到自己的詩里。《論語·先進》: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曾暫言志目:“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董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皙)也。”這一章的思想是多方面的,但陶淵明只取其中愛好自然這一點意思,融化到《時運》這首詩里,表現了崇尚自然的情趣。儒家主張“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提倡簞食瓢飲、安貧樂道,其中本含有順應自然的意義,也被陶淵明吸收了過來,《詠貧士》等詩即帶有儒家的意味。但陶淵明畢竟不同於那般章句小儒。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誠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豚,近於馬隊”(14),陶淵明寫詩諷諭,末尾說:“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15),分明表示與他們走著不同的道路。
以上所述是陶淵明所受魏晉玄學的影響。必須指出,陶淵明對於玄學所討論的本體論等抽象的哲學問題並無多大興趣。他的崇尚自然的思想,是從他自己的生活體驗中總結出來的一種人生哲學、社會理想和美學觀念。這種思想的形成與他的社會地位、生活環境有很大關係。所以陶淵明的詩與東晉流行的玄言詩根本不同。玄言詩脫離生活,純是老莊哲學和佛教教義的說教,“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16)。陶詩卻是來自生活的,表現了陶淵明對於社會和人生的認識,而不是玄學的註疏和圖解。
此外,陶淵明崇尚自然還有他的新義和勝解,這就是提倡躬耕,並親自實踐。他認為自食其力的勞動生活才最符合於自然的原則。這是他思想中最光彩的成分。《莊子》書中就曾肯定過躬耕勞動,《馬蹄篇》說:“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天地篇》讚揚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盜跖篇》斥罵孔子“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但《莊子》對躬耕的意義並沒有給予充分的評價。陶淵明不僅長期從事躬耕,而且對勞動的意義提出了新的見解。他在《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一詩中說: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人生所歸,歸向於道。但不管歸向什麼道,首先要吃飯穿衣。所以經營衣食是歸道的起點,躬耕勞動是實踐自然之義的開端。世人視躬耕為拙,同出仕相比這確實是拙,但他寧可堅守這個拙而不肯取巧。他在詩里一再歌詠自己的勞動生活:“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在勞動中他找到了人生的樂趣。
陶淵明提倡躬耕也具有蔑棄儒家名教的意義。孔子鄙視勞動,樊遲問稼被他斥為小人。孟子也鄙視勞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被他說成是“天下之通義”。陶淵明不贊成他們,他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中寫道: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
意思是說孔夫子的遺訓太高超了,我景仰之至,可惜難以做到,還是出力氣種地吧!這不明明是宣稱自己要走“小人”樊遲的道路嗎?陶淵明所敬仰的古代的隱士,如長沮、桀溺、荷蓧丈人、陳仲子等人,都是名教之外的人物。他說:“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17) “遙謝荷蓧翁,聊得從君棲。”(18) “蔑彼結駟,甘此灌園。”(19)他的心是在這批自食其力的隱士一邊的。

第二階段:正始之後,隨著司馬氏集團奪取政權,各士族集團內部的鬥爭日趨激化,玄學思潮內部也出現了“貴無”與“崇有”、“任自然”與“重名教”等各種爭論。出現了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異端”傾向,他們與司馬氏集團在政治上不合作,強調“名教”與“自然”對立,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輕視禮法。而樂廣、裴{危頁}“崇有論”基礎上,郭旬以其《莊子》完成把“貴無”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統一起來的任務。郭象提出名教與自然在理論上的一致性,他舍異求同,以“獨化論”來解決這對矛盾,認為聖人“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逍遙遊注》);“聖人常游外以冥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大宗師注》)。東晉以後,玄學開始與佛教中般若學合流,逐步變為佛學的附庸。
玄學是魏晉時期的一種“新學”,它“鄙視漢代‘象數之學’,拋棄陰陽五行等舊說的傳統”,帶來了學術思想的重大變化(1)。陶淵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學這種新的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的,特別是玄學中具有進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對陶淵明影響最深。
崇尚自然的思想源於老子。《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應帝王》也說:“汝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老莊都是以自然為至高之境。
魏晉玄學繼承老莊思想,特別標榜自然。但玄學家對待名教的態度,以及對名教與自然的關係的理解,卻有很大的差異。王弼以自然為體,名教為用,主張名教出於自然。他認為封建的政治制度、倫理道德是自然的產物,統治者應當順應自然,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自然已足,為則敗也。智慧自備,為則偽也。”(2)
嵇康、阮籍以自然對抗名教。嵇康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3),認為設立名教之前的“鴻荒之世”才是合理的社會。阮籍說:“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4)。他們蔑視禮法,憤世嫉俗,過著佯狂任誕的生活。鮑敬言提出無君論,認為上古時代人性淳樸,沒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界限,也沒有尊卑貴賤的差別,人們“含鋪而熙”,“鼓腹而游”,過著自然自得的生活。後來“智用巧生”,“背朴彌增”,“尊卑有序”,“君臣既立”,於是人們陷入了困苦之中(5)。向秀、郭象繼承王、何的思想,以儒道為一,認為名教即自然,而且是自然的最高體現:“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6) “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為哉!”(7)
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直接繼承了老子哲學。在玄學的各個流派中,他傾向嵇康、阮籍,以自然對抗名教,這是顯而易見的。陶淵明的《雜詩》、《飲酒》、《擬古》,與阮籍的《詠懷》思想感情一脈相通。正如王瑤先生所說:“到陶淵明,我們才給阮籍找到了遙遙嗣響的人;同時在阮籍身上,我們也看到了陶淵明的影子。”(8)但陶淵明的崇尚自然、反抗名教,又有不同於嵇、阮的一面。嵇康、阮籍所處的時代正當魏晉之際,司馬氏標榜名教,以孝治天下,名教成為司馬氏排除異己、篡奪皇位的手段。嵇、阮反對司馬氏篡奪,便故意破壞他們所標榜的名教,“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9)所以阮鹹長成亦欲作達,阮籍說:“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10)不肯讓兒子學自己那一套。而自然,對於陶淵明來說,卻是他終生信奉的人生哲學。他不像嵇康、阮籍那樣佯狂任誕,他的思想、生活,一吟一喔,莫不出自真率,本於自然。陶淵明雖然也處於易代之際,但像司馬氏那樣以名教為武器大肆誅戮異己的事並未重演,他反抗名教也就不必採取嵇康、阮籍的方式。他可以從容地實踐他的崇尚自然的主張,使他整個的生活和詩歌接近於自然化的境地。
魏晉玄學家“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對陶淵明也有影響。湯用彤先生說:“漢代經學依於文句,故樸實說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後,學尚玄遠,雖頗乖於聖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論乃較為自由。漢人所習曰章句,魏晉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隨文飾說,通者會通其意義而不以辭害意。”(11)陶淵明就是用這種新的眼光和態度去讀書的。他雖說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12),但他並非章句之徒。他在《五柳先生傳》里說得明白: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所謂“不求甚解”,就是不為繁瑣的訓詁;所謂“會意”,就是以己意會通書中旨略。這是與“破碎大道”的“章句小儒”大相異趣,而符合魏晉以來新的學風的。《世說新語·輕詆篇》注引《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俊逸。’”陶淵明讀經也像九方皋之相馬,支遁之解說,不肯拘拘於文字之間,而是從崇尚自然的觀點出發,融會書中的意旨,以豐富自己的思想。
陶詩里有些地方引用《論語》,稱頌孔聖,但往往已離開了儒家的本義。儒學經他的改造,被“自然”化了。如《答龐參軍》:“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從字面上看,陶淵明喜歡儒家聖賢的經典,似乎是儒學的信徒。其實不然,全詩所抒發的是一個“幽居士”的愛好自然的思想。詩的末尾說:“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體素,就是道家的觀念,意思是保持樸素自然的本性。《莊子·刻意篇》:“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嵇康《與阮德如》詩:“君其愛素德。”可見陶淵明是用道家的觀點去理解儒家經典的。就連孔子本人,也被陶淵明道家化了。《飲酒》其二十: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孔子在他筆下已不是其本來的面目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說:“‘真’與‘淳’都不見於《論語》”,“‘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觀念,而淵明卻將‘復真’‘還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謂孔子學說的道家化,正是當時的趨勢。所以陶詩里主要思想實在還是道家。”(13)
當然,儒家思想中也有與崇尚自然的旨趣並不違背的成分,陶淵明可以方便地汲取過來融化到自己的詩里。《論語·先進》: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曾暫言志目:“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董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皙)也。”這一章的思想是多方面的,但陶淵明只取其中愛好自然這一點意思,融化到《時運》這首詩里,表現了崇尚自然的情趣。儒家主張“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提倡簞食瓢飲、安貧樂道,其中本含有順應自然的意義,也被陶淵明吸收了過來,《詠貧士》等詩即帶有儒家的意味。但陶淵明畢竟不同於那般章句小儒。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誠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豚,近於馬隊”(14),陶淵明寫詩諷諭,末尾說:“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15),分明表示與他們走著不同的道路。
以上所述是陶淵明所受魏晉玄學的影響。必須指出,陶淵明對於玄學所討論的本體論等抽象的哲學問題並無多大興趣。他的崇尚自然的思想,是從他自己的生活體驗中總結出來的一種人生哲學、社會理想和美學觀念。這種思想的形成與他的社會地位、生活環境有很大關係。所以陶淵明的詩與東晉流行的玄言詩根本不同。玄言詩脫離生活,純是老莊哲學和佛教教義的說教,“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16)。陶詩卻是來自生活的,表現了陶淵明對於社會和人生的認識,而不是玄學的註疏和圖解。
此外,陶淵明崇尚自然還有他的新義和勝解,這就是提倡躬耕,並親自實踐。他認為自食其力的勞動生活才最符合於自然的原則。這是他思想中最光彩的成分。《莊子》書中就曾肯定過躬耕勞動,《馬蹄篇》說:“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天地篇》讚揚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盜跖篇》斥罵孔子“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但《莊子》對躬耕的意義並沒有給予充分的評價。陶淵明不僅長期從事躬耕,而且對勞動的意義提出了新的見解。他在《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一詩中說: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人生所歸,歸向於道。但不管歸向什麼道,首先要吃飯穿衣。所以經營衣食是歸道的起點,躬耕勞動是實踐自然之義的開端。世人視躬耕為拙,同出仕相比這確實是拙,但他寧可堅守這個拙而不肯取巧。他在詩里一再歌詠自己的勞動生活:“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在勞動中他找到了人生的樂趣。
陶淵明提倡躬耕也具有蔑棄儒家名教的意義。孔子鄙視勞動,樊遲問稼被他斥為小人。孟子也鄙視勞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被他說成是“天下之通義”。陶淵明不贊成他們,他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中寫道: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
意思是說孔夫子的遺訓太高超了,我景仰之至,可惜難以做到,還是出力氣種地吧!這不明明是宣稱自己要走“小人”樊遲的道路嗎?陶淵明所敬仰的古代的隱士,如長沮、桀溺、荷蓧丈人、陳仲子等人,都是名教之外的人物。他說:“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17) “遙謝荷蓧翁,聊得從君棲。”(18) “蔑彼結駟,甘此灌園。”(19)他的心是在這批自食其力的隱士一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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