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原郡

五原郡

五原郡,郡名。漢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置。郡治在九原縣(縣治在今內蒙古包頭市九原區麻池鎮西北),隸屬於朔方刺史部。東漢時屬并州。獻帝建安二十年(215年)廢。魏晉時其地為鮮卑、羌胡所據。十六國前秦復置。北魏時其地屬夏州、懷朔鎮。隋初置豐州,大業中改為五原郡。唐置豐州、天德軍。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據此,秦九原郡從秦代一直延續到漢初,直到元朔二年,才更名為五原郡。

建置

西漢 五原郡 朔方郡 雲中郡西漢 五原郡 朔方郡 雲中郡

五原郡為戰國時趙國及秦始皇所置九原郡之東半部。九原郡一帶在古籍中被稱為北假、河南地。趙武靈王二十六年(前300年),趙國“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將河套地區納入趙國版圖。戰國末年,河套地區為匈奴所據。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置九原郡,號為新秦,此即漢代之五原、朔方二郡。秦末,河南地又為匈奴所據。

漢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侵入漁陽、上谷,殺千餘人。武帝令車騎將軍衛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漢軍向北掠地至北假,遂以秦代九原郡故地“置朔方、五原郡”。

沿革

西漢

五原郡五原郡

西漢後期,五原郡轄境大致相當於今內蒙古包頭市市區、固陽縣、烏拉特前旗、達拉特旗以及準格爾旗東北部。境內有石門水,即今昆都侖河。武帝、昭帝時在臨近匈奴的邊地塞外大規模修築長城和要塞。五原郡北境有石門障,出石門障向北,有光祿城。光祿城西北一線,有支就、頭曼、呼河、宿虜(受降城)等數座鄣塞,中以長城相接,稱為列城。成帝元延、綏和之際(約前8年),五原郡領十六縣。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39322戶,231328人,絕大部分居民為漢人。 西漢五原郡領縣縣名守尉治所縣治所在地王莽改名備註九原縣郡治包頭市九原區麻池鎮西北古城遺址成平 固陵縣 固調 五原縣 巴彥淖爾烏拉特前旗沙德格蘇木哈達門溝口東岸古城障遺址填河亭與今巴彥淖爾之五原縣地望不同臨沃縣 包頭市昆都侖區孟家梁古城遺址,在包頭鋼鐵公司廢鋼廠內振武 文國縣 繁聚 河陰縣 鄂爾多斯達拉特旗昭君墳鎮二溝灣村古城遺址 蒱澤縣屬國都尉治所 南輿縣 鄂爾多斯準格爾旗魏家峁鎮南利 武都縣 鄂爾多斯準噶爾旗蓿亥圖鄉桓都與今甘肅省隴南市武都區無關宜梁縣 巴彥淖爾烏拉特前旗黑柳子鄉三頂村三頂帳房古城遺址 曼柏縣 延柏 成宜縣中部都尉治所 西部都尉治所 艾虜中部都尉治原亭,西部都尉治田辟。有鹽官。稒陽縣東部都尉治所包頭市東河區古城灣鄉古城灣遺址固陰其北境有石門障、光祿城,塞外西北有支就城、頭曼城、呼河城、宿虜城。莫(黑旦)縣 西安陽縣 鄣安 河目縣

西漢五原郡領縣
縣名 守尉治所 縣治所在地 王莽改名 備註
九原縣 郡治 包頭市九原區麻池鎮西北古城遺址 成平
固陵縣 固調
五原縣 巴彥淖爾烏拉特前旗沙德格蘇木哈達門溝口東岸古城障遺址 填河亭 與今巴彥淖爾之五原縣地望不同
臨沃縣 包頭市昆都侖區孟家梁古城遺址,在包頭鋼鐵公司廢鋼廠內 振武
文國縣 繁聚
河陰縣 鄂爾多斯達拉特旗昭君墳鎮二溝灣村古城遺址
蒱澤縣 屬國都尉治所
南輿縣 鄂爾多斯準格爾旗魏家峁鎮 南利
武都縣 鄂爾多斯準噶爾旗蓿亥圖鄉 桓都 與今甘肅省隴南市武都區無關
宜梁縣 巴彥淖爾烏拉特前旗黑柳子鄉三頂村三頂帳房古城遺址
曼柏縣 延柏
成宜縣 中部都尉治所西部都尉治所 艾虜 中部都尉治 原亭 ,西部都尉治 田辟 ,有鹽官
稒陽縣 東部都尉治所 包頭市東河區古城灣鄉古城灣遺址 固陰 其北境有石門障, 光祿城 ,塞外西北有支就城, 頭曼城 ,呼河城,宿虜城
莫(黑旦)縣
西安陽縣 鄣安
河目縣

城鄣

石門障:在今包頭市北大青山昆都侖溝南口。 原亭:中部都尉治,在成宜縣內,黃河以北。今本漢書地理志訛作原高。 田辟:西部都尉治,在成宜縣內,黃河以北。 受降城(宿虜城):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公孫敖築,為迎匈奴左大都尉降漢而置。後為受降都尉駐地。 光祿城:太初三年(前102年),光祿勛徐自為築。在今烏拉特旗一帶。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曾駐此。 支就城 頭曼城,秦時頭曼單于王庭所在地。 呼河城

東漢

王莽改五原為獲降。東漢建武五年(29年),盧芳“自稱天子於九原”,建都九原縣,占據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五郡。建武十一年(35年),罷朔方刺史部,五原、朔方等郡遂屬并州。建武十二年,九原守將隨昱降漢,盧芳亡入匈奴。建武二十年(44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二十六年(50年),南匈奴內附,郡民遷回五原郡本土。明帝永平中,五原屢遭北匈奴入寇。順帝永和初年,五原郡領十縣:九原、五原、臨沃、文國、河陰、武都、宜梁、曼柏、成宜、西安陽,有4667戶,22957人。漢書地理志所載之固陵、蒱澤、南輿、稒陽、莫(黑旦)、河目六縣當於東漢前期省並。永和五年(140年)九月,南匈奴句龍吾斯、車紐叛亂,乃僑置朔方郡於五原郡五原縣。獻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春,因胡羌侵擾,曹操“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割太原郡北部置新興郡。五原郡人口被安置於太原郡陽曲縣故地,即新興郡九原縣(在今山西忻州)。

十六國

十六國後趙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前秦滅鮮卑代國,復置五原郡。後其地入北魏。北魏太和中,五原郡故地分屬懷朔鎮、夏州、朔州。

隋唐

隋開皇五年(585年)置豐州。仁壽元年(601年)置總管府,大業元年(605年)廢府,三年(607年)改為五原郡,領三縣,有2330戶。唐貞觀四年(631年)置豐州都督府,不領縣。二十三年(650年)置豐州,領九原、永豐二縣。開元二年(714年)遷安北督護府治所於中受降城。天寶元年(742年)改為九原郡,十三年(754年)於九原郡內置天德軍。乾元元年(758年)復為豐州。 隋代五原郡領縣縣名設定年代縣治所在地九原縣開皇五年(585年)內蒙古五原縣永豐縣開皇五年(585年)巴彥淖爾市臨河區安化縣開皇十一年(591年)無考

隋代五原郡領縣
縣名 設定年代 縣治所在地
九原縣 開皇五年(585年) 內蒙古五原縣
永豐縣 開皇五年(585年) 巴彥淖爾市臨河區
安化縣 開皇十一年(591年) 無考

太守

五原郡資料五原郡資料

某延壽,其姓失載,漢宣帝五鳳二年時為五原太守。

馮立,字聖卿,上黨人。成帝時五原太守。

劉歆,字子駿,哀帝時曾為五原太守,尋轉涿郡。

李興,光武帝建武初年盧芳所置五原太守,後為盧芳所殺。

隨昱,盧芳部將。建武十二年降漢,留任五原太守。

耿夔,扶風茂陵人。和帝時五原太守。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順帝永和五年之前為五原太守。

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桓帝時五原太守。

郭鴻,潁川人。靈帝光和前為五原太守。

王智,光和二年在任。

督攢,漢末為五原太守。

人物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建安三年(198年)為曹操所殺。

歷史考辨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

五原是西漢西北邊防前沿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邊郡,西與朔方郡為鄰,是捍禦匈奴入侵的橋頭堡,直接關係到秦都鹹陽和漢都長安的安危。關於其始置時間,歷史文獻中有兩種看似互相衝突的記載。東漢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記載,西漢五原郡乃是由秦九原郡更名而來。依此,五原郡又似乎是與朔方郡同時設定,並沒有直接承續秦九原郡的建置。

對於《漢書》中這一矛盾記載,司馬光在編著《資治通鑑》時,似乎感覺非常棘手,於是,他採取迴避直接表述這一問題的辦法,在敘述衛青收取河南地一事時,並不說明在當地到底設定了哪些郡,而是在下文敘述漢武帝聽從主父偃的謀劃,為在河南地開墾耕地以解決西北邊地軍糧供給困難問題,始出兵河南地時,才講到“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

司馬光這樣處理,是因為主父偃所說的在河南地墾殖一事,實際上只是在朔方郡所在的今內蒙河套地區開墾農田,其他地區農業條件很差,並不適於用作解決軍糧的農業基地,五原郡處於河套地區的邊緣,即使是與朔方同時設郡,也與此事關係不大,所以,這種敘述形式,其實只是一種迴避《漢書》矛盾記載的巧妙辦法,司馬光並沒有理清五原郡究竟設定於何時。

當代學者對待這一問題,並沒有都像司馬光那樣審慎,而是大多以為西漢五原郡是在元朔二年時與朔方郡同時設定,這也就意味著秦九原郡的建置,在秦末漢初已經撤銷。這樣的看法,目前已經成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界的主流認識。蒙恬死,諸侯叛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所謂“故塞”,即舊時的邊塞,這是指秦統一六國之初的疆界。由於文獻資料不足,這道“故塞”究竟設在哪裡,過去一直不甚清楚,幸好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中臚列的漢初縣道名,為解決這一疑難問題,提供了重要資料。利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並結合其他文獻記載,現在不僅可以確認,這道“故塞”是設定在秦漢陰山山脈也就是今烏拉山——大青山腳下,而且還可以確認,秦九原郡是由戰國趙國的九原郡沿襲而來。

五原郡五原郡

秦末邊防守軍後撤以後防守的邊防線,就是戰國趙國的北方邊防線,而九原郡的轄界,也只剩下了原來趙國邊防線以內的很小一部分領土。直到元朔二年衛青大舉反擊匈奴,才重又恢復秦人舊有的疆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原秦九原郡的故土,這就是漢武帝設定朔方郡並將九原郡改名為五原郡的地理背景。

上述五原郡的始設時間以及轄界變化的實際情形,與呂祖謙的論述,完全相符,而呂祖謙能夠辨析清楚這樣複雜的政區設定問題,並非出自偶然所得,除了其深厚的一般歷史知識素養之外,還與他諳熟地理形勢和地理設定有直接關係。觀呂祖謙所撰《六朝十論》,可見其熟知各地險要利害;而讀呂氏《與李侍郎仁父書》,則可以知道,他在史館時還直接參與過審定國史《地理志》的工作。凡此,都說明呂祖謙具有從事地理考據所必備的基礎知識。單純從研究技術角度講,地理考據因其必需知識的專門性,在史學考據中屬於較為艱深的門類,從對五原郡始設時間的這一考辨結果中可以看出,呂祖謙具有很高超的歷史考辨能力,其考釋某些史事的眼光,並不在司馬光之下。類似的考據成果,在《大事記解題》當中,尚不乏其例。因此,呂祖謙不僅是一位造詣深邃的理學家,在史學考辨和考據學的發展歷史上,也應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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