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歷程
二里頭經考古工作者對二里頭遺址數十次的考古發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穫，1977年，夏鼐先生根據新的考古成果又將這類文化遺存命名為“二里頭文化”。該遺址範圍為東西約2公里，南北1.5公里。包含的文化遺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下至東周、東漢時期。此遺址的興盛時期的年代為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十六世紀的夏文化時期，考古界將其主要階段稱為“二里頭文化”。
2018年4月，洛陽二里頭遺址發掘獲得２０１７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發現。考古人員連續數年對遺址內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５號基址進行考古發掘，基本釐清其布局、構成和年代變遷等問題，發掘顯示，５號基址總面積超過２７００平方米，由至少４進院落組成，每進院落有主殿和貴族墓葬。
出土遺蹟
遺址總覽
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掘已持續了四十多年，遺址內發現的二里頭文化遺蹟有宮殿建築基址、平民居住址、手工業作坊遺址、墓葬和窖穴等；出土的器物有銅器、陶器、玉器、象牙器、骨器、漆器、石器、蚌器等。遺址的中部發現有30多座夯土建築基址，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宮殿建築基址群。其中，最大的兩座已正式發掘。宏偉的1號宮殿建築基址平面略呈正方形，東西長108米，南北寬100米，高0.8米，面積達1萬多平方米。根據出土的遺蹟現象，可以將1號宮殿建築基址的主殿復原成一個“四阿重屋”式的殿堂，殿前有數百平方米的廣庭。基址四周有迴廊。大門位於南牆的中部，其間有3條通道。這樣的宮殿建築只有掌握了大量勞動力的統治者才能建成。由此也可證明，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二里頭遺址的宮殿建築，雖時代較早，但其形制和結構都已經比較完善，其建築格局被後世所沿用，開創了中國古代宮殿建築的先河。
宮城遺址
二里頭遺址的宮城，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宮城遺蹟。縱橫交錯的中心區道路網、方正規矩的宮城和具有中軸線規劃的建築基址群，表明二里頭遺址是一處經慎密規劃、布局嚴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確認的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且後世中國古代都城的建設規制與其一脈相承的都邑遺址，其布局開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許多形制為後世沿用，號稱“中華第一王都”。
發掘墓葬
二里頭遺址發掘的墓葬，已有數百座之多，但大部分為中小型墓，規模較大者只有1座，位於2號宮殿夯土基址的北部正中。中、小型墓葬規模雖然不大，但隨葬品十分豐富，其中也不乏精品。
手工作坊
二里頭遺址清理的手工業作坊，包括鑄銅、制玉、制石、制骨、制陶等作坊遺址，清理出大量青銅器、玉器、骨器、陶器製品。其中青銅爵、青銅斝形制古樸莊重，這是中國發現最早的青銅容器，用合范法鑄造。這些青銅器的鑄造，標誌著中國青銅器鑄造進入了新紀元。這裡出土的青銅器是中國最早的一批青銅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銅器。
出土文物
遺址中還出土數件鑲嵌綠松石的獸面銅牌飾，製作精美，表現出了極其熟練的鑲嵌技術，是中國最早的銅鑲玉石製品，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其他銅器還有生產工具刀、錛、鑿等；武器戈、戚、鏃等；樂器鈴等。二里頭遺址的玉器數量豐富，風格獨具，器形有圭、璋、琮、鉞、刀和柄形飾等，多為禮器。
發掘意義
重大考古發現始見於二里頭文化晚期的1號、2號宮殿基址，是此前學術界確認的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基址。進入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二里頭遺址的發掘面積進一步擴大，成果層出不窮。2004年，考古人員在2號宮殿基址下面發掘出了一座時代更早、規模更大、結構更為複雜的大型建築基址，將迄今為止可確認的中國宮城的最早年代提前約百年左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介紹，這座現編為3號的建築基址屬於二里頭文化早期，它結構複雜，規模龐大。宮城面積逾10萬平方米，就對歷史資料的認識而言，它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的都邑，其布局開創了中國古代都城建設制度的先河。後世中國古代都邑建設制度的許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二里頭遺址，如縱橫交錯的道路網、方正規矩的宮城、宮城內多組具有中軸線規劃的建築群、建築群中多進院落的布局、坐北朝南的建築方向以及土木建築技術的若干側面等。此外，在宮殿區大路發現的車轍痕，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車轍遺蹟，將中國雙輪車的出現時間上推至二里頭文化早期。貴族墓出土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全長逾70厘米，由2000餘片形狀各異的細小綠松石片粘嵌而成，其用工之巨、製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具有極高的價值。此次發現被評為200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國內外具有重大影響。中國是地球上為數不多的有獨立起源的文明古國，是四大文明古國歷史唯一沒有間斷過的國家。但中國古代文獻中，有確切歷史記載，可以依靠的絕對年代只到公元前841年周厲王時。一些西方學者和疑古派一度懷疑夏朝的存在，懷疑禹是神話傳說中的動物（一條肉蟲），甚至主張東周以前無信史，把中國的歷史一下子縮短了一半，卻有些讓人不能接受。為此，國家在“九五”期間，把夏商周斷代工程列入重大科研項目，重點任務是要理清夏商分界與夏代的歷史脈絡。自二里頭遺址發現後，學者們為此爭論了四十年，經“夏商周斷代工程”多學科的交叉研究，新的考古發現與史書的相互印證，專家們認定，夏文化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十六世紀，後來被商朝取而代之。這意味著幾乎可以從二里頭遺址摸索到中華文明的起源了，明確寫出了孔子和司馬遷沒有搜尋到的中華“家譜”。
遺址爭議
關於二里頭遺址與夏文化之間的關係有兩種意見。一是二里頭一期至四期均為夏文化，四期的部分時期或者全部為夏遺民遺蹟；另一種意見認為遺址的第一、二期是夏文化遺址，第三、四期是商湯都城的遺址。
一般認為第一、二期是夏文化遺址，第三、四期是商湯都城的說法是受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的影響，因為根據2005年、2006年中國考古學院利用系統測定法，將二里頭遺址的碳14測年限制在前1750年～前1500年（絕大部分測定的時間落在了前1730年～前1720年之間），這樣第三期的上限就是前1600年，四期就是前1560～1520年，但是由於二里頭的一期起步，二期發展，三期繁榮，四期衰落，一到四期連貫發展，中間沒有斷層，所以二三期作為夏商分界點不合適，很顯然夏商分界點在四期，這樣結合《古本竹書紀年》商朝共29王496年（兩漢都不止12帝，但是史書上都是用前漢十二帝、後漢十二帝來介紹兩漢皇帝，對於商朝少了一王，可能是傳抄的失誤，也可能是有一王不被承認）從前1046年商周分界上推496年到前1542年，正好落在了四期中間，非常符合二里頭遺址考古的遺址，所以二里頭意義非凡，既可以找到夏朝自太康到夏桀共12世15後的夏邑遺址，也可以從中找到夏商分界的合理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