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史朔閏表

二十史朔閏表

二十史朔閏表。陳垣撰。北京大學研究所因學門1926年印行,中華書局1962年修訂增補冤印。此書實為’《中西回史日曆》之簡編,但改以中歷為2J自漢高識無(前206)、至公元20口。華,列出閏月和每月朔日乾支,與西曆對照,輔以回曆歲藝‘日期,可批班小、西、回三種曆法的歷口。

基本信息

簡介

自《 二十史朔閏表》出版後,才把回曆輿中公曆固定下來,為治 中西交通史者奠定了研究基礎。現據一九六二年修訂本重印。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1926年印行,中華書局1962年修訂增補。
此書是作者《中西回史日曆》的簡本,以中歷的甲子紀年和朔閏為主,自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二千年。自漢平帝元始元年起,加入西曆,唐高祖武德五年起,加入回曆。本書是用方法極為簡便,它為中國年代學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給文史研究和教學工作者以極大的幫助。
需要說明的是,“此書對於西漢太初改歷以前的朔閏是依據“殷歷”推定的,但實際上西漢太初前使用的是“顓頊曆”,這已為許多出土文物所證實……因而我們在查檢西漢初期的日期時需要參考《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三期中所附的朔閏表,以求得正確的結論。”(摘自《文史哲工具書簡介》一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作者

陳垣(1880.11.12—1971.6.21)字援庵,又字圓庵,筆名謙益、錢罌等,廣東 新會人。中國 歷史學家﹑ 宗教史學家、 教育家
陳垣生於1880年(清 光緒六年)。1910年畢業於光華醫學院。自幼好學﹐無師承﹐靠自學闖出一條廣深的治學途徑。在宗教史﹑ 元史考據學﹑ 校勘學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績卓著﹐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推重。他畢生致力於教育事業, 陳垣從教70多年,任過46年 大學校長,對廣大青年學者熱心傳授﹐影響深遠﹐造就了眾多的人才。他曾任國立 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 輔仁大學的教授﹑導師。1926~1952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52~1971年,任 北京師範大學校長。1949年以前﹐他還擔任過京師 圖書館館長﹑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
1949年後,還任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歷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主要著述有《 元西域人華化考》、《 校勘學釋例》、《 史諱舉例》、《南宋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及《 通鑑胡注表微》等,另有《陳垣學術論文集》行世。

作者生平

陳垣,出身藥商家庭。少年時,他受“ 學而優則仕”的 儒家思想影響,曾參加 科舉考試,未中。後以經世致用為宗旨治學。1905年﹐在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影響下﹐他和幾位青年志士在 廣州創辦了《時事畫報》,以文學﹑圖畫作武器進行反帝反清鬥爭。繼之 辛亥革命﹐他和康仲犖創辦《震旦日報》,積極宣傳反清。1912年被選為眾議院議員。後因政局混亂,潛心於治學和任教。 
他曾在一段時期內信仰 宗教,故從1917年開始,他發奮著述中國 基督教史,於是有《元也里可溫考》之作。他認為﹐中國 基督教初為唐代的景教﹐以次為元代的也里可溫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後的耶穌教。所謂“ 也里可溫”﹐是元代 基督教的總稱。元亡,也里可溫就絕跡於中國。但作為 宗教史來說,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他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國文學界的注意,也受到國際學者和 宗教史研究專家的重視。此後﹐他又先後寫成專著《火祆教入中國考》 (1922)﹑《摩尼教入中國考》(1923) 、《回回教入中國史略》(1927)。 
在研究 宗教史的同時,他還注意研究 元史,從事 《元典章》的校補工作,並採用了兩百種以上的有關資料,寫成《 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文,在國內外史學界獲得高度評價。在研究《 元典章》的過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對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偽誤﹑衍脫﹑顛倒者共一萬二千多條,於是分門別類,加以分析,指出致誤的原因,1931年寫成《元典章校補釋例》一書,又名《 校勘學釋例》。 
他在校勘學﹑ 考古學的成果還有《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1937)﹑《 二十史朔閏表》和《中西回史日曆》等書。他閱讀了大量宋人﹑清人有關避諱的述作﹐並廣泛收集引用了一百種以上的古籍材料﹐寫成《 史諱舉例》一書﹐“意欲為避諱史作一總結﹐而便考史者多一門路﹑一鑰匙也”。 
“七七”事變爆發後﹐北平被日軍侵占。他身處危境﹐堅決與敵鬥爭。在大學講壇上﹐他講抗清不仕的 顧炎武《日知錄》﹐講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 全祖望《鮚埼亭集》﹐以此自勵﹐亦以此勉勵學生愛國。同時﹐他還利用史學研究作為武器﹐連續發表史學論著﹐抨擊敵偽漢奸﹐顯示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在 八年抗戰期間﹐他連續寫成《南宋河北新興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中國佛教典籍概論》等 宗教史論文及《 通鑑胡注表微》﹐都含有諷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1948年3月,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已經六十九歲。在掌握了豐富的 歷史知識並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礎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後的十年間﹐先後寫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 文化大革命時期﹐他被軟禁﹐到1971年6月﹐飲恨以歿。
1951年11月,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後, 毛澤東懷仁堂舉行國宴時,與 陳垣同席。毛澤東向別人介紹說:“這是 陳垣,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
陳垣先生先後結婚兩次,有子女十一人,其中長子陳樂素先生(1902-1990),也是 頗有成就的 歷史學家。

例言

始吾欲為中西二千年日曆,曾先將中史二千年朔閏考定。迨中西回史日曆告成,凡二十卷,卷帙較繁,一時不能付印。而朋輩索觀及借鈔者眾,故特將中史朔閏表先付影印,而西曆、回曆亦附見焉。
秦以前曆法無考, 汪曰楨為《歷代長術輯要》,起周共和,然魯隱以後與《春秋》不合,非史實也。 顧棟高仿杜氏《長曆》為《春秋朔閏表》,與《春秋》合矣,然與推算不符,亦不足徵信。惟《通鑑目錄》載宋劉義叟《 長曆》,斷自漢高元年,今從之。
漢末改歷前用殷歷,或雲仍秦制用 顓頊曆,故劉氏、汪氏兩存之。今考紀志多與殷合,故從殷歷。
劉氏《長曆》止於五代,續之者有 耶律儼《遼宋閏朔考》,載於《遼史·曆象志》。南宋、金、元有 錢侗《四史朔閏考》,明以來有汪氏《長術》,清有《萬年書》,今表即根據諸書,參以各史紀志,正其訛誤,終於清宣統三年,為舊曆作一總結。
清《萬年書》每朝例預推二百年,然預推之朔日,後來每有改定。今悉以當年頒行之《時憲書》為主,不以《萬年書》預推之月朔為主。幸故宮 圖書館歷年《時憲書》尚存,可供參校。
漢未改歷前,仍秦制建亥,以十月為歲首,然不改十月為正月,不改正月為四月也。莽用醜正,則改 寅正之十二月為正月,改正月為二月。魏景初之用醜正亦然。今表於月份之排列,既取整齊,而對於不用 寅正之年,則悉以粗線志之,以 明月之地位不移,而月之名稱有已改易者。
易號改元應從下令之日為始,未必追改以前之月日。今表於年中改元者,悉仍其舊號,而系新號於二年,並於表下著其改元之月日。蓋睹二年即知有元年,若削去末年而冠以新元,則何以知漢之始元有七年、晉之鹹寧有六年?甚非史實。且凡未改元前,條教號令及民間契約必仍用前元,史家豈能一一代為追改?
至於兩朝遞嬗之際,亦用此例。凡前朝未盡覆亡,必著其年號於上,而將新朝年號著於下,如陳之禎明、宋之祥興、明之永曆是也。汪氏《長術》於明萬曆四十四年即冠以清元,甚所不取,今特矯之。
又正統閏位之說,今日實無辯論之價值。惟當列國分立之際,本表限於篇幅,不能將諸國年號並列,故只得取史家通例,任擇一國列之,而將同時與國之年號分列於下,固無正閏之見存也。
三國、南北朝朔閏異同,亦以一國為主,其殊異少者記於本年之下,其殊異較多者另為一表,附於 卷末
泰西之用陽曆,始於羅馬帝儒略,以羅馬七○九年一月一日實行,即耶穌紀元前四十五年,漢元帝初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也。
儒略曆原定每間三年一閏,即逢我子、辰、申歲。平年三百六十五日,閏年三百六十六日。儒略曆每月日數,原定一、三、五、七、九、十一等月各三十一日,四、六、八、十、十二等月各三十日,二月平年二十九日,閏年三十日。
然儒略曆實行以後,誤為每三年一閏,積三十六年應閏九日者,已閏十二日。奧古斯督帝覺其誤,乃下令連十二年不置閏,並改定每月日數一、三、五、七、八、十、十二等月各三十一日,四、六、九、十、十一等月各三十日,二月平年二十八日,閏年二十九日,是為奧古斯督修正之儒略曆,亦稱舊曆。
至一五八二年,教王格勒 哥里又覺曆法不合,乃議改歷。以是年十月五日為十五日,中間消去十日,並定逢百之年不閏,逢四百年仍閏,是為格勒哥里歷,又稱新曆。
儒略改歷以前,曆法紛亂不可記。儒略改歷以後,因誤置閏者三十餘年,不置閏者又十餘年,每月日數又與今歷不同,故此編斷自耶穌元年始,一五八二年以前用舊曆,一五八二年以後用新曆。新曆雖較舊曆精密,然一五八二年以前,舊曆卻為史實也。
泰西各國採用新曆,先後不同。大抵天主教各國採用最先,至一千七百年耶穌教各國始用之,一七五二年英國始用之,一九一八年俄國始用之。今我國所用者即格勒哥里歷,日本則一八七三年已採用之也。
以耶穌降生之歲紀元,本起於五二七年羅馬教士之推定。今表於羅馬未亡以前,並記羅馬紀年。又耶穌之生,實在今紀元之前數年,第各國沿用已久,不便更正,故仍之耳。
回曆以摩訶末由墨克遷至默地那之明日為元,即西曆六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也。洪武甲子為回曆七八六年,《明史·歷志》由洪武甲子上推七八六年,誤以中歷計算,遂謂回曆起於隋開皇己未。不知以回曆計算,實起於唐武德五年壬午六月三日也。
回曆系純太陰曆,不置閏月,又無三十一日,故四時寒暑無定,積三十二三年,即比中西曆多一年,積七百八十六年,遂比中西曆多二十三年,至今一千三百四十四年,遂比中西曆多四十年也。
回曆月法,以見新月為月首,不以實朔為月首。故其月首日期,恆在中歷初二三日之後。回曆月法有一定,單月大盡,各三十日;雙月小盡,各二十九日。惟隔二三年置一閏日於十二月之末,故平年三百五十四日,閏年三百五十五日。
回曆以三十年為一周,每周平年十九,閏年十一,其閏年居每周之第二、五、七、十、十三、十六、十八、廿一、廿四、廿六、廿九等年。
本表即按右法推算,畫定回曆三十年一周,而記其歲首當我國之某月某日。閏年旁置點。西曆、回曆均有七日來復之制,今卷末附 日曜表七。每表四年,何年起套用何表,悉以數字記於 眉端。遇有失閏或改歷等年,則需超越他表。如西曆元年起套用 日曜表一;惟因 第四年羅馬失閏,則從是年三月起,須改用 日曜表五;又如西曆一五八一年起,套用日曜表一;惟因一五八二年十月十五日改歷,則從是日起,須改用日曜表六是也。
西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舊曆十月十日、回曆五月九日 新會陳垣

考史之必備工具書

1925年底,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出版了一本查年代曆法的書,全書儘是乾支和數字的表格。出版後,轟動了當時學術界,尤其引起研究文史的學者們極大重視。出版不久,搶購一空,半年後,即再版。這本書,就是當時正在北大研究所任教的 陳垣撰著的《 二十史朔閏表》。當時所以受到如此重視和歡迎,就因為它是一本讀史不能離開的極好工具書,內容確切嚴密,使用方便。這書出版前,我國還從來沒有一部貫串二千年,中歷、西曆、回曆可以互換的精確年表。
清朝 李兆洛曾編過一本《 紀元編》,是一部較好的講紀元的工具書, 陳老對這書也很稱讚,他自己就備有多本,因經常翻閱,多少本《紀元編》被他用得碎爛。清代學者自有此書後,讀史比前已方便很多。但這書只有帝號和乾支紀年排比,沒有西曆,更不會有回曆,遠遠不能適應後來考史的需要。但過去除此書外,再沒有其他查年代曆法的書可以參閱。 陳老因自己在考史時深感歷表的重要。他在研究外來古教時,為了對比西曆、回曆,常需翻閱很多資料,而中外資料,往往記載參差,對不上口,使人無所適從。各種曆法的年月日不能確切推算,造成很大困難,研究工作不易進行。且每遇這類問題就推算一次,非常麻煩,也浪費時間。因此他感到必須有一部包括中、西、回三歷的精確歷表,才能利於讀史和研究。於是在他撰著幾部外來古教及其他有關著作的同時,開始注意積累年表、日曆的資料,等這幾部書完稿後,馬上進行這部包括中、西、回三歷年月日年表的整理。
他為什麼要對照中、西、回三種曆法呢?就是因為這三種曆法各不相同:
中西曆紀年,一年相差十多天至五十多天,西曆歲首,一般都在中歷歲末,如不按年月日計算,而以中歷某年作為西曆某年,則在歲首歲尾之間,會有一年的差誤。阿拉伯史書所用的赫吉拉歷(Hejira),即所謂回曆,與中西曆都不相同。回曆每月的天數固定,單月大盡,各三十天;雙月小盡,各二十九天。每隔二、三年有一次閏年,逢閏年十二月末加一天,成為三十天。所以回曆平年354天,閏年355天。因回曆不設閏月,故每年歲首不定,與季節無關。
回曆和中歷對算,每經三十二、三年就差一年,即回曆每過三十二、三年就比中歷多一年,每一百年多三年多,一千年多三十幾年。如不了解這三種曆法的差異,則在 歷史記載的運用上,必然會出現很多錯誤。更因為在《明史·歷志》里談到回曆時,說回曆“起西域阿喇必年( 原注:隋開皇己未),下至洪武甲子,七百八十六年”。洪武甲子是洪武十七年(1384年),由這一年按回曆上推七百八十六年,是回曆紀開始,本來不錯。上推七百八十六年應為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公元622年),但《明史》在下面注“隋開皇己未”,這就大錯了。隋開皇己未是 隋文帝開皇十九年(公元599年),這是因為《明史》作者錯誤地按中歷上推了七百八十六年,則把回曆紀元的開始提早了二十三年。從此,很多人就按著這個錯誤的推算來計算回曆紀元,因此在 歷史文獻典籍上,凡涉及中回曆比較時,很少有不錯的。
為了今後考史的人工作方便, 陳老決心寫一本二千年的歷表,表中包括中、西、回三歷。他說:“這是一人勞而 百人逸,一時勞而多時逸的事情,再困難也要把它做出來。”他首先編制了《回曆歲首表》,這個表用回曆歲首以求得中歷、西曆的年月日;其次又編制《中歷西曆歲首表》,這個表可以用中歷或西曆歲首分別求得其他兩歷的年月日,這就解決了三歷中“年”的比對問題。
西曆和回曆每月的大小都是固定的,閏年都增加一天,西曆在二月,回曆在十二月,也是固定的。但中歷的閏月不定,每月大小盡不定,即朔日不定,如不了解中歷的朔閏,則只能求得三歷的歲首日期,無法求得三歷歲首以外的年月日。這也就是此書編著最困難之點,也是這書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
他經過較長時間的醞釀,在前兩表的基礎上又制定《中回曆月表》、《中西曆月表》,印寄各地師友,徵求意見。不久,寫成《擬編〈中西回三歷歲首表〉意見書》一文,刊載在1924年《晨報》六周年紀念增刊上,文中說明自己幾年的構想,以更廣泛地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資料準備得差不多了,但又遇到編排上的困難。他想把二千年錯綜複雜、變化多樣的三種曆法,用一種固定的格式統率起來,用儘可能少的篇幅、最簡單的圖表,使之具備多種用途,並能準確地反映出各種不同的變化情況。既不能因中歷有閏與不閏而搞得每年形式各異,又不願因中歷閏月不在固定月份而變換表格;既不能因歷朝多以正月為歲首,就對以其他月為歲首的朝代無所反映,又不願因為歲首有變化而使格式不一。如果每換一種情況就變換一種格式,則全書不能劃一,又不便於查檢。一年一表,一表一頁,固然便當,但只能用於近代史,如用於二千年的 歷史,則篇幅太多。其他如幾個政權同時並列時怎樣編排?兩個朝代首尾交替時怎樣排列?一年改變幾個年號時怎樣表現?回曆與中西曆有較大的差異又怎樣排比?這種種複雜情況,都是他在編寫時頗費斟酌的難題。
設計表格時,他終日苦思冥想,食寢不安。換了很多的樣式,畫了繁複的草圖,研究了無數的辦法,參考了不少的中外資料,請教過的師友同行更不計其數。最後終於想出了現在用的這樣一種表格。 這種表格,兩千年只用一種版式,複雜變化的情況都能一一表達,前後一致,整齊劃一,容易查找,甚為便利。
本書內容:起於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自漢平帝元始元年起加入西曆,以中歷朔閏可求西曆年月日;自 唐高祖武德五年起加入回曆,以回曆歲首可求中西曆年月日。西曆476年(劉宋 後廢帝元徽四年)前,並註明羅馬曆。表以中歷為基礎,每頁十年,分十行,每行一年(以頂上一個乾支紀年作為一行)。
表格欄外:
書眉每行的乾支,是這年的甲子紀年(即乾支紀年);書眉上阿拉伯數碼是說明自這年起的四年使用第幾個 日曜表。 日曜表共七個,附於全書最後。 書眉上注“2”字,則指有“2”字起的四年用 日曜表2。如圖90頁, 書眉的“1”,即指西曆685一688年用 日曜表1。
日曜表每表四年, 書眉上有數字的這一年,即用四年中的第一年,以後下推。日曜表
上排列的字碼為西曆月日,字旁黑點為星期日。
自公元元年至公元2000年間,大都是每四年用一個 日曜表,而所用的日曜表都是
按1至7順序排列,只有五處因改變曆法,排列和順序都有變動,即公元4年(漢平
帝元始四年)羅馬失閏,公元1582年(明神宗萬曆十年)格勒 哥里十三(Gre
goriusXIII)改歷,以及改歷後逢百年不閏之年,即1700、1800
、1900年這五處,不按此規律。
表格欄內:
最上一格是朝代、帝號及年號紀年。每頁右下角是回曆和西曆紀年,其數字都是本頁
十年的第一年,知第一年則可知這頁其他九年的回曆和西曆。
最右一行的十二個格,是中歷正月至十二月。第十三格是閏月,自公元622年(唐
武德五年)後增加一格,即第十四格,是回曆。
表格內紀年的十行,其乾支是這月朔日(初一日)的乾支;乾支左側是中歷朔日相當
於西曆的月日, 中文數字表示西曆月數,阿拉伯數字表示西曆日數。
如圖90頁,第七行,西曆為687年(唐武后垂拱三年),正月欄即說明這年正月
初一日乾支紀日為丙申,這天是西曆687年1月19日。知初一日是丙申,則可知
初二日為丁酉,初三日為戊戌……,可推出全月每天的乾支;知初一日是西曆1月1
9日,則可知初二日為1月20日,初三日為1月21日……,可推出全月每天西曆
的日期。每個月就有這樣簡單幾個字,則二千年中歷每天的乾支和相當於西曆的年月
日都可查出來。
中歷每月大小盡不定,只要看相鄰兩月的天干即可知每月大小,天干相同則上月為大
,不同則上月為小。如圖90頁,永隆二年正月辛未朔,二月辛丑朔,則正月大;二
月辛丑,三月庚午,則二月小。以下類推,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小,六月大……。
閏月欄:仍以圖中第七行為例。這行閏月欄即說明唐武后垂拱三年是閏正月,閏正月
初一日是丙寅,是西曆687年2月18日。
凡這年有閏幾月,即應把閏月看做是排列在幾月之下,如閏正月,則應看做是在正月
之下,按正月、閏正月、二月……排列看。
回曆欄:所 列數字是回曆歲首相當中歷的月日, 中文數字是中歷月,阿拉伯數字是中
曆日,旁有黑點者,是回曆閏年。圖中90頁第一行即說明永隆二年中歷八月初三日
是回曆歲首,回曆這年是閏年。因回曆每月天數固定,從表上又已知中歷朔日,則可
推知回曆全年的月日和中歷、西曆月日的對比。
凡新帝即位或兩朝遞嬗時,一般都改換年號,稱改元。有時一年有二號、三號。本書
每頁固定十年,年中改元不另起行,只在這年下面註明,表上不列元年。因凡有二年
知必有元年。如圖90頁,永隆二年下注“九月乙丑改元”,即這年九月乙丑日改元
為開耀元年。九月丙申初一,可推知乙丑為三十日。
圖91頁,武后天授三年,“四月朔改元如意,九月庚子改元長壽”,即一年改元二
次。四月初一改為如意,九月初九又改為長壽,一年有天授、如意、長壽三個年號。
兩千年來,中歷基本上是以正月為歲首的,但中間有幾次改歷,分別以十月、十一月
、十二月為歲首。改歷後,有時月份標號改動,即將新歲首月改名為正月,也有不改
的。凡改歷時,表上即以粗墨線為標誌,粗墨線下之月,為改歷後的歲首月,改歷辦
法在下面註明。
武后永昌元年改歷,至久視元年十月又改回。如圖90、91頁,在西曆689—6
99年中歷十月、十一月之間墨線加粗,則可知武后改歷以十一月為歲首。
今舉二例說明:
用此書查史書上的日期,如: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永隆二年閏七月丙寅,雍州大風害稼,米價騰踴。
八月丁卯朔,河南、河北大水。
從表上可知:
中歷永隆二年閏七月三十日雍州大風,八月初一日河南、河北大水。
西曆是681年9月17日和9月18日。
回曆是61年12月27日和28日。
日曜表,可知這兩天是星期二和星期三。
又,用此書可校史書上日期的錯誤,如:
《北史》七《齊本紀》中:“天保元年夏五月乙丑,降魏朝封爵各有差。”“乙丑”
,《北史》的各種版本都作“乙酉”,唯《北齊書》卷四《文宣紀》作 “乙丑”。
兩個乾支紀日,誰是誰非?查此書得知這年五月已酉朔,則此月不能有“乙酉”,故
知“乙酉”誤。乙丑是五月十七日,與前後文的日期順序亦合。點校本已據《 北齊書
》改正。
只要掌握了這書的基本規律,檢用非常方便。寫這書的同時, 陳老還撰寫了《中西回
史日曆》,兩書“繁簡不同”,可以“互相為用”。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二號墓出土“漢元光元年曆譜”,據此譜知漢太初前用《
顓頊曆》, 陳老此書是按《殷歷》推算。惜他已於此譜出土前一年逝世,未及見。
這書原寫至1940年,我曾問他為什麼不多寫若干年,他說:“我已寫到民國二十
九年。民國是不會很長的,下面不好寫。”果然在他所寫斷限的九年後,全國解放,
比他原書多寫一頁都是不合適的,他的識見,令人敬佩。
1956年3月,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時,尚未及增訂,1962年7月中華書局再
版時,重加修訂,改正錯誤四十餘處,並增加了六十年,至2000年。
這部書是我國曆表的創舉,六十多年來,學人稱便。內容有其自己的特點,為目前其
他歷表所不能代替,所以說這是一部讀史不可一日離的極好工具書。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寫於北京師大

評價

是書之評論(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今天我們都把這本書看作 陳垣先生最為澤被學林的著作之一,而多數人都遺忘了另外一個名字—— 汪曰楨。汪氏的《歷代長術輯要》是這本朔閏表最主要的參考書。 陳垣雖然在 例言中號稱“根據諸書,參以各史紀志,證其偽誤”。而實際上,根據 黃一農的比對,陳氏的“唐代朔閏表”與劉義叟的長曆多有出入,而與汪書幾乎無一不合;而在遼代朔閏的問題上,我們只要讀一讀點校本《遼史校勘記》就知道, 陳垣絲毫沒有採用遼史保存的閏考和朔考,而再一次完全地沿襲了汪氏的成果。
汪曰楨,字 仲雍,一字剛木,號 謝城,又號薪甫。生於嘉慶十八年,浙江烏程人。二十三歲那年發願用二十年時間(最後實際上用了三十年有餘)將二十四史的月日問題給予一個全面的解決,他的基本思路是“遍考當時 行用之本術,如法推步,得其朔閏”,對於曆法失傳的情況,就在同時代曆法中選擇與其相近者作為替代,另外又博採諸史所載朔閏,與其推步結果一一相校,注出異同。可以說,他所要完成的,不僅是一部兩千年的長曆,而且還要加上一部 二十四史朔閏考和一部 中國曆法史。實際上,中國近代最早的一些曆法史著作如 朱文鑫《曆法通志》正是以汪氏《古今推步諸術考》為藍本,甚至原封不動地承襲了其中個別的疏誤之處。
汪曰楨的母親趙氏,是他幼年的啟蒙者,也是這項浩大工程最直接的見證人。“持籌握管,挑燈揮汗,不勝其勞,吾母所親見也。”鹹豐五年,汪曰楨已年過而立,趙氏自感時日無多,急切盼望愛子大功告成,又眼看推算才進行到唐代,書稿已逾百卷,“萬萬不能速成”。於是按照母子先前的約定,趙氏為還未完成的巨著預先寫下了序言。憾恨之情,溢於紙外。
汪氏之書,初擬名為“二十四史月日考”,後改為《歷代長術》。因其卷帙浩繁,又刪繁就簡,別成《歷代長術輯要》。雖雲“專載朔閏”,實際上《輯要》有相當篇幅在對曆法行用改易情況、推算之法及各年 史文或石刻文獻不合者作說明;甚至分節二至可考者,亦加以驗證;並附以《古今推步諸術考》。汪曰楨的姿態是完整地呈現其計算的依據和結果,並儘可能地提供相關信息以資來者判斷和修正。而到了 陳垣朔閏表,全然不言推求之法;而其整齊、清晰的列表更呈現出一種“完成時”的面貌。後學遂只知奉為圭臬,絕少有討論其所從來及正誤與否者。不要說後學,早在1926年 陳表印行之初, 胡適就已經認為這是“給 杜預、劉義叟、 錢侗、汪曰楨諸人的‘長術’研究作一個總結果”,仿佛這方面的研究再也不需要繼續了一樣。
為了一部書,汪曰楨傾注了半生的心血。在五十多歲的時候,他傷感地說:“歲月不居,學殖荒落。此書雖頗廢日力,不過覆瓿之資耳。”而在也許還很年輕的時候,他曾經這樣描述自己的事業:
“譬諸飲食,先以烹飪,先以 種藝。及其既飽,則種藝、烹飪皆為 荃蹏。而要不能不先從事於此。若徒知種藝烹飪而不知飽食,則終身為 田父,為膳夫,惟孜孜於 隴畝之畔,爨灶之間,而絕無 厭飫之一日,是又非吾所願也。吾之為此,固種藝、烹飪之事,正所以為飽食之資,使人人得以專求飽食之逸,而不必先事乎種藝、烹飪之勞焉。是則吾識其小而人識其大,吾任其難而人將任其易。雖不足稱史學,而於學史之人似不無小補矣。”
讓我們這些“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人,在稱讚 陳垣先生“為年代學開闢道路”之餘,也向寂寞於 歷史深處的汪曰楨致以敬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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