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以後，新型的壁畫在革命鬥爭中出現。紅軍、八路軍和人民解放軍中的美術工作者在革命根據地和行軍途中,曾畫過許多宣傳革命、宣傳抗日的壁畫,這些作品常配以響亮的口號或簡短的詩歌，起到了鼓舞民眾鬥志的作用。另一方面，學習西方繪畫的中國畫家用西方繪畫技法，創作過一些新題材的壁畫。如梁鼎銘作《北伐戰爭惠州戰役》、司徒喬作《孫中山著<三民主義>》等。這些作品是為特定環境繪製的油畫，缺乏與建築空間的有機聯繫。1938年8月，由王式廓設計草圖,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美術科的畫家們集體創製的武昌黃鶴樓壁畫，表現前方將士英勇抗敵，全國人民總動員支援抗戰。這幅壁畫於武漢失陷前趕繪完成。黃鶴樓壁畫在戰火中誕生，後又毀於戰火，它標誌著中國壁畫由宮廷、寺觀、墓穴走向社會，面向廣大的人民，成為民族解放鬥爭中的宣傳武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壁畫開始受到重視。美術院校開設了壁畫課，還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壁畫藝術，1955年赴波蘭學習鑲嵌壁畫的嚴尚德、朱濟，是建國後首批出國學習壁畫專業的留學生。新建的公共建築中，開始安設壁畫。如北京天文館大廳的天頂壁畫（吳作人、艾中信），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全國各民族大團結萬歲》(黃永玉)、《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周令釗)、北京民族文化宮的《民族大團結萬歲》（中央美術學院師生集體創作）等。北京和甘肅的一些中國畫家曾為蘭州五泉山公園繪製了多幅以山水、花鳥為題材的壁畫。
中國現代壁畫“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壁畫，完全以讚頌領袖人物為表現內容。這些壁畫大都設定在城市、集鎮的廣場、路口和工廠、學校的主要建築物前，並用磚、石或鋼筋混凝土專門建造了永久性牆面。由受過一定專業訓練的作者用油畫材料畫成。“文化大革命”中的壁畫大都在70年代中期陸續拆除。
1976年後，中國壁畫有了新的發展。1979年落成的北京國際機場候機樓中的壁畫最具代表性。與前述壁畫不同的是這些壁畫的位置和幅面納入了建築物的整體設計規劃之中。為適應陳設的環境氣氛，著重強調作品的裝飾性和視覺的愉悅感。使用的材料有聚丙烯顏料、釉上彩繪、陶板等。張仃的《哪吒鬧海》、袁運甫的《巴山蜀水》、祝大年的《森林之歌》、肖惠祥的《科學的春天》、李化吉和權正環的《白蛇傳》、袁運生的《生命的讚歌》等，受到美術界的好評，也引起各方面的濃厚興趣。在它之後，大型公共建築的設計者開始把壁畫考慮在設計方案之中，壁畫藝術的專業隊伍也逐漸形成。
中國現代壁畫高溫瓷化玻璃鑲嵌壁畫、大型陶板高溫花釉刻繪壁畫、天然大理石鑲嵌、瀝粉、貼金、浮雕、重彩的綜合運用以及玻璃腐蝕技術等，使壁畫藝術呈現多姿多采的面貌。例如，吳作人、李化吉的《六藝》（山東曲阜闕里賓舍），侯一民、鄧澍的《百花齊放》（人民日報社禮堂）,王文彬等人的《山河頌》（北京華都飯店）,唐小禾的《楚樂》（武漢賓館），嚴尚德的《晨曲·日月星辰》（北京中國劇院），杜大愷的《屈原》（北京燕京飯店）,張仃的《長城萬里圖》（北京長城飯店）,袁運甫的《智慧之光》，許榮初、趙大鈞的《樂女遊春》(塘沽渤海賓館)，徐加昌、任夢璋、祝福新等人的《棒槌島的傳說》(大連棒槌島賓館)，何山的《九歌》（湖南省圖書館）以及李建群、段兼善、李坦克、婁溥義、楊鵬等人為人民大會堂甘肅廳所作的一組壁畫，在借鑑傳統壁畫、學習西方壁畫、吸收民間美術、探求不同材質的特色和處理壁畫與建築的視覺諧調等方面，各有不同的建樹。新一代壁畫家對北京機場壁畫為代表的壁畫風格不滿，他們力圖使中國壁畫有更深的精神內涵和更新的形式，希望壁畫藝術從賓館、酒店走向更寬闊的公共場合。這種願望的實現有待於改革和建設的進一步發展，以及青年畫家在新的壁畫語言探求方面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