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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刺繡 用針引線在繡料上穿刺出一定圖案和色彩花紋的裝飾織物。原始社會時人們用紋身、紋面、紋繢服裝等方式美化生活，以後人們用線將花紋刺在衣服上，就成為刺繡。夏、商、周時刺繡得到發展。1974年陝西寶雞茹家莊西周伯墓發現辮子股針法的刺繡殘痕(圖1)，是用黃色絲線在染過色的絲綢上繡出花紋線條輪廓，再以毛筆蘸色在花紋部位塗繪大塊顏色製成, 色用紅、黃、褐、棕,其中紅黃兩色系天然硃砂(硫化汞)和石黃 (三硫化二砷和硫化砷 )加粘著劑塗染，色相鮮明。底綢用植物染料施染。 1958年湖南長沙烈士公園33號戰國楚墓發現墓棺內壁四面各裱貼一幅刺繡，裱於東南兩壁者出土時尚完整，東壁的繡龍鳳蔓草紋，龍鳳頭部寫實，身子與蔓草連線為弓形圖案；南壁的繡花草枝蔓、變體鶴與鹿。這種紋樣與1982年湖北江陵馬山磚廠 1號戰國楚墓出土的對鳳對龍紋繡淺黃絹面衾的紋樣相似。江陵馬山磚廠 1號戰國楚墓出土的還有飛鳳紋繡、龍鳳虎紋繡禪衣、鳳鳥花卉紋繡、蟠龍飛鳳紋繡淺黃絹面衾、龍鳳合體相蟠紋繡等代表性文物，都是完全用辮繡法全部施繡，不加畫繢填彩。這標誌著刺繡工藝的成熟(圖2)。蘇聯南西伯利亞巴澤雷克第5號古墓,也曾出土中國絲綢的刺繡鞍褥面，紋樣風格和刺繡針法與長沙及江陵出土的戰國刺繡相似，說明戰國時期中國的刺繡品已向國外流傳。
漢代刺繡已有很高的水平。湖南長沙馬王堆 1號西漢墓、北京大葆台西漢墓、河北懷安東漢五鹿充墓、甘肅武威磨嘴子東漢墓、新疆民豐北大沙漠東漢墓、蒙古人民共和國諾音烏拉古代匈奴王族墓群等均有刺繡發現。馬王堆 1 號西漢墓出土的遣策中記有長壽繡、信期繡、乘雲繡等名稱，紋樣題材以變體雲紋為主，也有由龍頭、鳳頭與變體雲紋連成一體的雲中龍、鳳，還有變體植物紋、茱萸紋、幾何方棋紋等。紋樣繁密，色彩鮮艷。河北懷安東漢五鹿充墓出土的刺繡以雲山人物鳥獸為題材。新疆民豐出土的東漢刺繡除雲紋、茱萸紋外，還有獨具地方色彩的變體花鳥紋。蒙古人民共和國諾音烏拉出土的刺繡，題材有龍紋、鬥獸紋、魚鳥紋、玉佩紋等。漢代刺繡屬生活用品，針法以辮子股繡為主，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繡品中，還有極少的直針繡法。
南北朝時期由於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出現了刺繡佛像。1965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莫高窟125與126窟前崖壁裂縫中發現一件北魏廣陽王元嘉獻於太和十一年 (487)的刺繡佛像殘片。其正中繡一坐佛,佛右側為一菩薩,下方正中是發願文,其左右繡供養人。現僅存四男一女,均穿胡服，身旁各繡名款。邊飾忍冬龜背紋花邊，用二暈配色法配色。除花邊外，均滿地施繡，是現存最早的一件滿地施繡的裝飾性繡畫。
唐代所繡佛像很多，武則天(623～705)晚年曾命繡工繡制淨土變相圖 400幅。日本關衛教授認為，日本持統帝六年 (692)陳於藥師寺講堂中高6米、長6.5餘米的阿彌陀淨土變大繡帳，可能是當時仿照中國的淨土變相圖繡成的。此帳上面繡有阿彌陀佛、脅侍菩薩等像百餘尊。敦煌莫高窟石室曾發現有一幅 3米多長的唐代辮繡佛像，氣派莊嚴。另有一件高44厘米，寬22厘米，滿繡穿枝牡丹及鴛鴦的囊袋，牡丹花葉已用平繡法繡成。還有繡帳靈鷲山釋迦說法圖，釋迦牟尼立於蓮座上，旁侍二佛二僧,頭頂飛天二人,下坐供養人像，也全是平繡法所繡。唐代刺繡針法，已運用戧針、擻和針、扎針、蹙金、平金、盤金、釘金箔等針法，能使繡品繡出暈染的效果，為宋代繡畫藝術創造了條件。(圖3) 宋代繼承了繡制佛畫的技藝傳統，轉而繡制名人書畫，以追摹宋代院體工筆畫的筆墨線條、暈色濃淡及畫中風采氣韻為能事。宋徽宗於崇寧年間(202～206)在皇家畫院設繡畫專科，一時間著名繡工如思白、墨林、啟美等輩出,融書畫於繡畫。他們的繡品精緻細膩,有“閨閣繡”之稱。如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宋繡素底白鷹軸，羽毛用刻鱗針，在羽片外緣先墊一根輪廓線，然後根據羽毛生長規律施繡，使羽毛呈現高下厚薄的真實感，系鷹的藍索打結處，用粗股絲線盤結，然後釘線固定，流蘇也以粗線排列釘固，使之顯現不同的紋理質感，使刺繡技法推進到藝術的高峰。
元代刺繡稍衰，明清復振，蘇繡、魯繡、湘繡、粵繡、蜀繡最著名。蘇繡始於上海露香園顧氏，色彩文雅，針法活潑多變。魯繡為衣線繡,作風雄勁,設色濃艷，湘繡渾厚，粵繡明快，蜀繡色彩鮮艷，富有立體感，各具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