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坐具

中國傳統坐具

我國古代坐具是什麼樣子以及為什麼變成了現在的模樣,這裡詳解。

簡介

我們今天坐在椅子上不過是個偶然。黃河長江兩大流域養育了中華民族,我們的先民在早期文明活動中席地而坐,隨遇而安。然而,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發展了多少坐具呢,其各自又有何特點呢?

發展

盛世收藏
盛世收藏

中國家具的發展在唐朝時發生了一個重要轉折,即由早期古典家具向晚期古典家具過渡,特別是坐具的發展,椅、凳、墩的出現,中國由席地而坐、盤腿而坐的風俗轉為垂足而坐。唐、五代的—些繪畫正好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國坐具的演變。通過對這些繪畫的分析,可以得出唐五代家具變化的原因。

唐代

古坐具
古坐具

唐代開始出現了專門供垂足而坐的椅、凳、墩,在這期間盤腿與垂足而坐同時共存,交織在一起,這在唐代繪畫中都得到反映。在唐代畫家閻立本的繪畫作品《步輦圖》(圖1)中,我們可以看到唐太宗李世民是盤腿坐在輦上的,而在唐以前人們通常是或席地而坐,或坐床,或坐榻。在他的另一幅繪畫作品《古帝王圖》中,所畫的陳文帝也是盤腿坐在榻中。從這些繪畫作品中可以真實反映出,唐初人們還是席地盤腿而坐的。唐代畫家盧楞伽的《六尊者像》中,六個尊者有三個尊者的坐具是靠背椅,一個是坐榻,兩個是坐在石頭上。六尊者中第十五鋁巴嘎尊者雖然使用的坐具是扶手靠背椅,但他卻盤腿坐在椅子中間,說明盤腿而坐的影響還在,這正是由盤腿而坐向垂足而坐過渡時期的表現圖2),其餘的五個尊者都是垂足而坐。在唐代張萱的《搗練圖》(宋摹本)(圖3)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畫面正中有一婦女垂足坐在方形四足凳上,而巧的是她邊上兩個婦女,一個蹲在地上,一個席地坐在一塊地毯上,這也是由盤腿而坐向垂足而坐過渡時期的表現。同樣,在唐代周昉《揮扇仕女圖》中,有兩個婦女是垂足而坐,其中一個坐在四足扶手靠背椅上,另一個坐在四足長方凳上,此外還有三個婦女是席地坐在一塊地毯上,而坐在靠背扶手椅上的婦女姿勢和表情都很奇怪,似乎她對這一新式坐具還不習慣,又好像有一種時髦的優越滿足感流溢出來。

變化原因

到了五代,在繪畫作品裡依然能看出中國傳統坐具由盤腿而坐向垂足而坐的演變。五代畫家周文矩的《重屏會棋圖2(圖4)構圖十分巧妙,他在畫作中展現出了不同時代的習俗。在畫面正中,四個主要人物都是垂足坐在坐榻上,而作為背景的屏風中的人物卻盤腿坐在榻上,榻還是那個榻,卻因為時代不同,使用的人不同,坐的方式發生了改變。他的另一幅《宮中圖》更是五代坐具的大展示,有圓形扶手椅、方形扶手靠背椅、四足方凳、四足圓凳、三足凳、坐榻,席地而坐的現象還有,但只是少數。五代畫家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不但在美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國家具史上也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真實地反映了五代貴族家庭的家具樣式及其使用方式,是坐具發展的重要見證。在“夜宴”一幕中(圖5),床榻在整個家具中位置顯要,主要客人著紅衣的新科狀元和主人韓熙載都是坐在床榻上,但我們可以看出其中微妙的差異,韓熙載作為老一代貴族的代表,盤著腿,正襟危坐,儀態儼然、不言自威、老成穩重,而作為年輕新一代權貴的代表新科狀元,雖然是坐在床榻上,但他卻好像坐立不安,已經不習慣了這種坐法。他們邊上的陪同人員則安詳地垂足端坐在四足靠背椅上。在“觀舞”一幕中(圖6),紅衣新科狀元改為斜坐在靠背椅上,與剛才那幕對比看出他一幅悠然自得的樣子,顯然他更習慣垂足端坐。在“聽簫”一幕中(圖7),奏樂的樂手都垂足端坐在坐墩上,而只有韓熙載,雖然使用的坐具是四足高足靠背椅,但依然固執地盤腿坐在椅子中間。“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盤腿而坐的風俗習慣和矮足家具伴隨著韓熙載等老一代貴族以及南唐的故國—起淹沒在歷史的長河裡。到了兩宋,中國家具發展到古典主義晚期,家具由低發展到高足家具,垂足而坐成為社會習俗。從那以後,很少有人再在公眾場合盤腿坐在高足椅凳上了。通過以上唐、五代繪畫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造成唐、五代坐具變化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是人性的覺醒。由於唐代社會經濟文化發達,生產力得到提高,科學技術進步,對大自然逐漸了解,人們變得日益自信、開放,人的形象逐漸高大起來。在敦煌壁畫上也有所反映,在早期壁畫中供養人只是作為陪襯,尺寸體量很小,且偏於畫幅角落。而到了唐代,供養人的形象卻逐漸高大起來,有的窟供養人甚至占據了畫面中心位置。與此相對應,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便有逐漸坐高的念頭,坐得低就必須仰望對方,坐得高可以俯視對方,威嚴自然形成,因而家具便由低向高發展,坐的方式便由席地而坐轉向垂足而坐。
第二是佛教文化轉變的影響。在隋唐以前佛教教義強調今生受苦、苦修,壁畫中畫滿大量的本生故事。到了唐代由於世俗生活水平提高,社會安定,再宣揚苦修、忍受是無法吸引善男信女之心向佛的。於是佛教便出現了大量經變故事,描繪出未來天國美好動人的世界,佛國美妙,希望人們今世修煉,死後升入天國。在敦煌壁畫中天國的很多佛是垂足坐在椅、凳、墩上的,這無疑給當時人的生活習慣和家具審美帶來了重大影響。
第三是外來文化影響。大唐帝國是一個開放的國家,大唐文化不僅向世界各地廣泛傳播,而且也大量吸收外來文化。特別是西域胡文化。而且目前出土的最早的椅子哈在今天的新疆,即以前的西域。西域人民廣泛採用的胡坐、胡床,隨著經濟文化的交往逐漸傳到大唐。在當時上層貴族階級中求新求異心理驅使下,“穿胡服”、“聽胡樂”、“坐胡床”成為時尚,在宮廷、都市中流傳開來,並向四方流散,逐漸為漢民族所接受。
唐、五代繪畫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從側面讓我們了解到中國傳統坐具的重要演變過程。雖然歷史離我們已經很久遠了,但千百年形成的風俗習慣依然有它的慣性,在不同場合,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它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今天,盤腿而坐和矮足家具在我國北方一些農村里依然可以見到,而在韓國、日本也依然存在著漢唐流傳過去的盤腿而坐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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