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16世紀末，杜爾伯特部雖然和遊牧於伊犁河地區的準噶爾部，遊牧於烏魯木齊一帶的和碩特部，遊牧於塔爾巴哈台(今塔城)地區的土爾扈特部同是四衛拉特聯盟(即四部聯盟)的成員；但由於後來準噶爾部的勢力強大，作為與準噶爾部同宗的杜爾伯特部曾受到準噶爾部的控制和壓迫。他們在政治上受準噶爾部統治集團的控制，在經濟上受準噶爾部貴族的剝削，為之放牧、種田、服勞役。
到了17世紀以後，準噶爾部的勢力愈益強大，統治了其它諸部，迫使原遊牧於烏魯木齊一帶的和碩特部向東遷移到了青海境內，迫使原遊牧於塔爾巴哈台地區的土爾扈特部向西遷徙到了額濟勒河(今蘇聯境內的伏爾加河)下游一帶，他們的牧地均為準噶爾部所占占據，留在額爾齊斯河流域的杜爾伯特部，也就完全受準噶爾部的直接統治了。
準噶爾部在吞併了厄魯特四郁之後，曾強盛一時，其勢力達到了天山南麓及漠北喀爾喀蒙古地區。後來，由於統治集團內部不斷發生爭奪首領繼承權的鬥爭，勢力逐漸衰弱。特別是到了18世紀中噶爾丹策零死後，這種爭權奪利的鬥爭愈演愈烈，給廣大厄魯特各部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1745年
自1745年(清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病逝，到1755年(清乾隆二十年)準噶爾部最後一個首領達瓦齊下台，在這短短的十年中，曾經更替了噶爾丹策零的次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勒、長子喇嘛達樂札和達瓦齊三個首領。他們為了謀得首領的權位，明爭暗鬥、互相討伐，使得厄魯特蒙古地區長期處於混戰之中，各部人民流離失所，痛苦不堪。準噶爾部的統治者每當打仗時，都要從杜爾伯特部抽集大批的兵丁，徵調大批的糧草。這些沉重的負擔使杜爾伯特部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1753年春(乾隆十八年)準噶爾部首領達瓦齊為了發動戰爭，大肆洗劫了杜爾伯特部，在這次洗劫中，杜爾伯特部的大批牲畜、糧草、財物被槍走，還掠走了3000多兒童婦女，使杜爾伯特部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廣大厄魯特各部人民，對準噶爾部統治集團爭權奪利的鬥爭所帶來的災難，早已深惡痛絕，無法再忍受下去了。為了尋求活路，他們紛紛離開自己的家園四處逃亡，其中大多數是向內地遷徙，投靠清朝政府保護。
三車凌率領杜爾伯特部一萬多入東遷歸附清朝政府，是這一時期厄魯特各部人民投附清朝政府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一次壯舉。
1753年
1753年冬三車凌召集了全部族會議。在會上，以車凌為首的杜爾伯特部的首領們指出：“依準噶爾，非計也，不如歸天朝為永聚計。”大家一致擁護，於是作出了立即東遷的決定。這時已是隆冬季節，三車凌率領著3700戶人眾毅然決然離開了世居的額爾齊斯河牧塢。他們頂著凜冽的寒風，趕著牛羊，攜帶著老小，在大雪紛飛中翻山越嶺，長途跋涉，僅僅用了幾天的時間就到達了烏里雅蘇台地區。
三車凌率部屬萬餘人內遷，投奔清朝政府的行動，受到了清朝政府極大的重視。因為這一行動，對清政府剷除準噶爾部的割據勢、統一新疆是十分有利的。
政府影響
在三車凌內附清政府的影響下厄魯特各部人民相繼擺脫準噶爾部的羈絆，投奔清朝政府，多者數於人、數百人，少者數十人。大批厄魯特人民投靠清朝政府，表明了準噶爾統治集團已眾叛親離，土崩瓦解。
清政府得到了三車凌率部屬萬餘內遷的訊息，立即派人前往迎接，當杜爾伯特部到達了烏里雅蘇台地區後，清朝政府設“賽因濟雅圖盟”，任命車凌為盟長，車凌烏巴什為副盟長，並接濟了牛羊，糧草、衣物，帳篷等大批物資，讓他們在新的牧地上重建家園，安身立業。
表彰
為了表彰杜爾伯特三車凌“率萬餘眾，傾心來歸”的功績，1754年7月乾隆皇帝召諭三車凌等人到承德避暑山莊晉見。乾隆皇帝在避暑山莊的澹泊敬誠殿(楠本殿)親自接見了三車凌等人，還分別冊封車凌為親王，車凌烏巴什為郡王，車凌蒙克為貝勒，其餘頭目也都分別封為貝子、公、台、吉等，以表示對杜爾伯特務首領的嘉獎。接著又連續數日在避暑山莊萬樹園中舉行了盛大的宴會，慶賀三車凌的來歸。
三車凌率部歸附清朝後，積極地參加了平定達瓦齊和阿睦爾撒納叛亂的戰爭。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軍分兩路進軍伊犁地區，征討達瓦齊。清朝政府因三車凌“皆熟悉彼地情形，洞悉軍務”，任命他們為參贊大臣，指揮作戰，並徵調杜爾伯特部2000士兵參加作戰。他們在戰鬥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在後來進剿阿睦爾撤納叛亂的戰爭中，他們密切配合清軍，擒拿了跟隨阿睦爾撤納叛亂的車凌烏巴什的從子納默庫，這種大義滅親的行動，也是值得稱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