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宰相
東台歷史悠久，人文薈萃。在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北宋晏殊、呂夷簡、范仲淹三宰相，曾在這裡擔任過鹽官。
北宋時期，東台為泰州一屬地，鹽業生產已相當發達，年產居淮南之首，而當時的西溪則是東台的核心之地，海濱重鎮。開寶七年(974年)泰州在西溪設鹽倉監管東台境內(老政區)各鹽場。於是，晏殊於11世紀初首先與東台結緣。晏殊(991—1055年)，字同叔，北宋臨川(今江西撫州)人，景德初年，他以“神童”的才名得到舉薦，並應召殿試，援筆立成，考中進士。任西溪鹽倉鹽官後，他在西溪建立晏溪書院，開創書院講習教育，慕名前來聽他講學者甚眾，為此他深得貧苦百姓，尤其是鹽民後生的崇敬。晏殊一生好賢，范仲淹、孔道輔、歐陽修等皆出其門下。宋仁宗時，他官至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宰相)。
晏殊在東台剛剛點燃教育星火，便因任滿而離去了。正當鄉民們深為晏殊的離任而惋惜時，另一位傑出的人物及時填補了鄉民們心靈的失落。這就是呂夷簡。呂夷簡(978—1043年)，字坦夫，北宋壽州(今安徽壽縣)人，繼晏殊出任西溪鹽官。當時，西溪人酷愛種植天下名花牡丹，呂夷簡見此，也植牡丹一株，並護以朱欄，令人不忍攀折，每春花開數百朵，海濱稱為盛事。仁宗親政後，他連任同平章事十餘年，是北宋年間傑出的政治家。
後到西溪的是范仲淹。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北宋吳縣(今蘇州)人。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監西溪鹽倉。後官至參加政事(宰相)，是北宋傑出的政治家和文學家。幼年貧寒生活中對民間疾苦的體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抱負，決定了他要為國家和百姓做一番事業。所以，三相中范仲淹在東台的建樹最著，與東台結緣也最深，率領民眾，修築了“華夏第一堤”──范公堤。
晏 殊
西溪三傑中的晏殊（991—1055），字同叔，北宋臨川（今江西撫州）人。景德初年，他剛十四歲，就以“神童”的才名應召殿試考中進士。在西溪任上，當地許多人都慕名聽他講學，後人建有晏溪書院以志紀念。西溪又稱晏溪，可見東台人對他的景仰之篤。仁宗慶曆中，晏殊官至集賢殿學士，同中書門平章事（宰相），兼樞密使。為官清廉，秉直從政。他曾上書皇帝，主張嚴格選任州郡長官，量才錄用地方知縣，清除庸劣不稱職者，這份萬言書聲震一時。晏殊又是一位著名文學家，擅長詞令（長短句），尤擅小令。風格婉麗，歷有“北宋令詞之專精者，首推晏殊”的評價（見《詞曲史》）膾炙人口的“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名句，就出自他在西溪的名作《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台。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呂夷簡
呂夷簡（978-1043），字坦夫，北宋壽州人（今安徽壽縣）。呂夷簡和當時西溪百姓一樣愛種牡丹花，手桿一株上品，嬌艷無比。後人建一座思賢亭，以表懷念。當年他賞花懷作七絕一首吟詠牡丹：異香濃艷壓群苑，何時栽培近海涯？開向東風應有恨，憑誰移入五侯家？這首詞吐露了他的懷才不遇之怨。後升遷兩度任宰相，為民辦事，頗有建樹，這位封建政治家寫有二十卷文集。雖受歷史局限，這位鹽官畢竟成了北宋的一位名相。
范仲淹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北宋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范仲淹的千古名言，也是他一生憂國憂民、曲折經歷的真實寫照。
范仲淹(公元989?052年)，字希文，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市)人。出生在一個貧苦農家，兩歲喪父。他從小有志，發憤讀書。十多歲時，便辭別母親，到長山醴泉寺跟長老讀書習字。由於家境貧寒，他每天只煮一鍋稀粥，再切幾根鹹菜充飢。被後人稱為“斷齏(音擊，ji，指鹹菜)劃粥”。後來，又到應天府求學。“未嘗解衣就枕”，苦讀了許多年，獲得了真才實學，練就了堅強的性格。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范仲淹二十六歲中進士，開始做官。文官至參知政事(副宰相)，武官至樞密副使（註：樞密副使：官署名。宋以樞密院為最高軍事機關，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軍馬等政令，出納機密命令。其長官為樞密使，或為樞密院事；副長官為樞密副事，或為同知樞密院事。）。他的文治武功雖然突出體現在變改朝政、捍禦邊隅方面，但他在興修水利，治理水旱災害方面也作出了不朽的業績。在蘇北，他主持修建了被後世稱為“范公堤”的海堰；在蘇南，他又主持疏浚了太湖地區的港浦，並對太湖的治理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江蘇，瀕臨黃海，海岸線長二千多里，境內地勢低洼，常遭海潮浸灌，致使土壤斥鹵，田地荒蕪。人們為了生存和發展，早在東晉鹹和年間(公元326?34年)，就“修滬瀆壘，以防海沙，百姓賴之。”滬瀆壘在今上海市寶山縣境。壘，就是海塘，這是江蘇海塘的最早記載。南北朝時期北齊天保年間(公元550?59年)，又在海州(治今連雲港市)“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潮，內引淡水”。隋朝在東海(連雲港市東南)、海州一帶也修了不少海堤，用以保護瀕海城鎮。唐代中葉以後，在楚州(治今淮安)、揚州設定屯田，大規模地開發江淮地區。為適應屯田需要，大曆年間(公元766?79年)，還“於楚州置常豐堰”，又名捍海堰。該堰北起今阜寧溝墩，南低今東台，長142里，對“遮護農田，禁止鹽灶，其功甚大”。但是，歷經唐末、五代和宋初，年久失修，逐漸頹圮，失去了捍海防潮的作用。
天聖元年(公元1023年)，范仲淹出任泰州西溪(今東台縣西)鹽官。他目睹“風潮泛濫，淹沒田產，毀壞亭灶”的情景，心如火焚，提出了修建捍海堰的建議，得到轉運副使（註：轉運副使：官名。宋初設隨軍轉運使、水陸計度轉運使，供辦軍需。後來漸成各路長官，監察各州官吏，並以官吏違法、民生疾苦情況上報朝廷。副長官為轉運副使。）張綸的支持。但當時正值北宋王朝在對遼和西夏戰爭屢遭失敗。困難迭起之際，因而范仲淹的建議遭到一些官吏的反對。他們說，堰雖可擋潮，也會造成內澇。張綸爭辯說，海潮之患十分占九，而內澇之患十分占一，“獲多亡少，豈不可耶!”張綸將范仲淹的建議上奏朝廷，在奏疏中還附了一束災區饑民吃的野草，並推薦范仲淹擔任興化令，總負責這一工程。仁宗皇帝終於準奏。
二年秋，范仲淹徵集通、泰、楚、海四州民夫四萬多人，破土動工。不久，“風雪大至，潮洶驚人，夫役散走，鏇濘而死者百餘人”，工程遇到了挫折。事故發生後，“道路蜚語，謂死者數千”，於是反對者又起：“堰不可成”。朝廷遣中使追究責任，並暫停施工。後又派淮南轉運使胡全儀實地查勘，決定是否繼續興工。胡全儀認為修堰之事“必成之”，也竭力支持范仲淹的意見。四年，范仲淹因母喪回籍。行前他仍惦記著海堰工程，特留書張綸，言恢復海堰之利，堅定張綸之志。
接著，張綸在胡全儀的支持下，上表朝廷，自請兼知泰州，力排萬難，以總其役。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秋再次興工，第二年春竣工。這條海堰的修成，使鹽城、興化、海陵(今泰州)等縣的田土皆能耕種，三千戶流移者陸續回到家鄉，生產得到了恢復，朝廷的鹽利收入也明顯增加。人們讚頌范仲淹的功德，將該堤稱為“范公堤”。由於倡議興修捍海堰的是范仲淹，竭力奏請批准的是胡全儀，親臨其役直到完工的是張綸，後人在東台等地建立了三賢祠，又稱范公祠，以示紀念。
北宋至和年間(公元1054?056年)，海門知縣沈起新築捍海“堤百里”，引水灌溉，稱沈公堤，與范公堤相接。後世又屢次修固及延伸，逐漸形成了北起阜寧，經鹽城、東台、海安、如東、南通，直抵啟東呂四的捍海長堤，號稱八百里，人們總稱“范公堤”。明清時期，堤外已漲出大片陸地，但是此堤仍“有束內水不致傷鹽，隔外潮不致傷稼的功用”。北宋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六月，范仲淹任蘇州知州，開始了治理太湖的實踐。太湖平原中部地勢低洼，四周高起，湖盪密布，河港錯列，田廬常遭淹沒之災。這個地區排泄洪水，原有婁江、東江和吳淞江三條幹道，山水通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後來由於潮汐進退，將泥沙帶入，到唐朝和五代時，東、婁兩江已先後湮塞，太湖泄水僅存“湖東一派”，“謂之(吳)淞江”。北宋中期以後，通江入海浦港大都淤淺嚴重，泄水不暢。范仲淹到任後，時值太湖大水，“淪稼穡，壞室廬”。他昔日曾數次經歷過太湖水災。“觀民患，不忍自安”。初上任，就親自實地考察，仔細推敲，根據“水之為物，蓄而停之，何為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為而不利”的道理，提出了以疏導為主的治水主張，“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於(吳)淞江，又使東北入於揚子江與海”。“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部役開決積水”。他主持疏“浚白茆、福山、黃泗、許浦、奚浦、三丈浦，及茜溪、下張、七丫”等港浦，並建造了一系列閘門，“節宣由人”。旱時引江水灌田，澇時排泄洪水，又能“御其來潮，沙不能塞”。其中福山浦系“江潮上下，惟此港為直截，與白茆、許浦並為要害港”。“范仲淹於福山置閘，依山麓為固，人名曰范公閘”。後世稱頌范仲淹疏浚不忘置閘，乃“實心為民，行而宜之，必至盡善然後己，此先憂後樂之實功”。
范仲淹在給宰相呂夷簡上疏中，曾談到了當時的疏河情況：“昨開五河，泄去積水。今歲和平，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植)。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未來歲之患矣。”秋八月，“興作未成”，令調范仲淹到明州(今浙江寧波)任職。轉運使緊急上疏，說范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九月，詔復范仲淹留任蘇州，繼續疏浚東北諸港浦，排泄積潦，促使農業連年豐收。
范仲淹在同一奏疏中，還逐一批駁了一些人對蘇州地區水利問題的種種非議：(一)針對“江水已高，不納此流”，積水不能排泄入江入海的議論，他指出，江海為“百穀王”，是眾多河谷的所匯之所。天下江河都有“善下之”的特性。既然江河下流不息，積水就能夠排泄入江入海。已開浚的河道就是明證。(二)針對“日有潮至，水安得下”的議論，他指出，海潮來時排泄不利是事實。但漲潮時間短，退潮時間長，泄多壅少，江河之水必能歸流入海。(三)針對“沙因潮至，數年復塞”，潮汐會很快淤塞河道的議論，他強調指出，“新導之河必設諸閘”。閘要啟閉以時，“常時局之，御其來潮，沙不能塞”，擋潮拒沙；“旱時亦局之，注水溉田”，蓄水抗旱；“潦歲則啟之，疏積水之患”，排泄洪澇。他要求“每春理其閘外”，清除泥沙，比不設閘“工減數倍”。(四)針對開浚工程會“重勞民力”、“大費軍食”的議論，他指出，東南地區主要種植水稻，大水一至，秋無收成。而治水後，莊稼有收，百姓不致因飢餓而死亡。“民勤而生”，雖勞無怨，政府勿需蠲(音渭，juan)放，賦糧也有保證。他還提出了以工代賑興修水利的辦法：荒歉之年，以工代賑，每日給五升糧，召民修水利。他所疏浚的港浦就是採取的這種辦法。范仲淹最後明確指出，經常疏浚河道、維修工程是刺史、縣令的重要職責，太湖四周的蘇州、常州、湖州和秀州(治今浙江嘉興)是國家的倉庚，凡浙漕官吏及這幾郡的守令，都要選擇負責能幹的人擔任，才能使朝廷不失東南之利。
范仲淹在其以後的十多年裡，宦海浮沉，馳騁疆場，出將入相，但他治理太湖之心卻未曾去懷。他認真研究了江南圩田古制，總結古今治理太湖的經驗，結合自己景佑年間的治水實踐，提出了“修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治水主張。北宋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官拜參知政事。他的《答手詔條陳十事》，是“慶曆新政”中建議改革弊政的著名奏章。在“厚農桑”中，他條陳了江南、浙西水利：“江南舊有圩田”，規模較大，“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構成圩區水網。“外有閘門”，可控制蓄泄，“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故能“旱澇不及，為農美利”。並提到他知蘇州時，曾“詢訪高年”，知道五代吳越錢氏時，“有營田軍”“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還有一定的管理養護制度，故水患很少。他尖銳指出，早年“慢於農政，不復修舉”，致使“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音恢，hui)廢”。他建議：“每歲秋，要敕下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利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於每年二月間興役，半月罷工，並將其水利功績上報。
范仲淹總結古今治理圩區的經驗，提出的“修圍、浚河、置閘並重”的主張，較之他在景佑年間“疏浚、置閘”的治水實踐又前進了一大步。它體現了治水與治田相結合，解決了蓄水與泄水，擋潮與排澇的矛盾，不失為治理太湖的一種好方法。
范仲淹三者並重的治圩主張，對後世有一定的影響。北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趙霖主持治理太湖，就持此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啟閉，三曰築圩裹田，三者缺一不可”。元朝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任仁發治理太湖，更為推崇：“范文正公宋之名臣，盡心於水利，嘗謂修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其後歷代圩區的水利建設，大都採用范仲淹的方法。
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