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鱷魚文》是一篇用來驅除鱷魚的檄文。其直接靈感來源，很有可能是南朝竺道爽的《檄太山文》。該文收
韓愈寫作背景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韓愈因諫迎佛骨事，由刑部侍郎貶為潮州刺史。貶潮不久，因聞當地惡溪常有鱷魚出沒，危及民畜，遂寫下有名的《鱷魚文》，為民驅鱷。
據《舊唐書·韓愈傳》記載：“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祝之曰……祝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
宋代契嵩在其《鐔津文集》卷十六《非韓下》第十六中，即認為：“韓子為《鱷魚文》與魚，而告之世，謂鱷魚因之而逝。吾以為不然。鱷魚乃昆蟲無知之物者也，豈能辨韓子之文耶？然使韓子有誠，必能感動於物，以誠即已，何必文乎？文者聖人所以待人者也，遺蟲魚以文，不亦賤乎？人哉文之，其人猶有所不知，況昆蟲歟？謂鱷魚去之，吾恐其未然。《唐書》雖稱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舊唐書》的這段記載，材料很可能來自於晚唐張讀所撰的《宣室志》，這是一部筆記體志怪傳奇集，其第四卷中有“韓愈驅鱷”的記載。
到底鱷魚有沒有因為韓愈的驅趕而遷移，今日已不得而知，極有可能是後人根據民間傳說所作的渲染；但韓愈貶潮後，確實曾經著文驅趕鱷魚，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韓愈在潮州僅八個月，卻為當地人民辦了很多的實事。他興辦鄉學，贖放奴婢，修堤築渠，發展生產。潮州人民在他去世後，通過修建韓文公祠，來表達對他的紀念。在潮州人民的心目中，韓愈驅鱷的壯舉，更多是被看作他在潮州政績的一部分。在今人看來，韓愈其實是借驅除鱷魚，來團結人心，和惡劣的自然環境作鬥爭。
與驅鱷舉措有密切關係的是《鱷魚文》。關於此文性質的認定，歷來也有多種說法。韓愈的門生李漢在編輯韓愈文集時，將它和《毛穎傳》、《送窮文》等編在一起，可見是當作遊戲文字處理的。清代學者吳楚材、吳調侯在《古文觀止》中，將它視作祭鱷魚文來評點，並以為“全篇只是不許鱷魚雜處此土，處處提出‘天子’二字、‘刺史’二字壓服他。如問罪之師，正正堂堂之陣，能令反側子心寒膽慄”，則此文不但是一篇祭文，還有著震懾亂臣賊子的寓意[5]。而姚鼐《古文辭類纂》則將此文與司馬相如《喻蜀檄》歸為一類，“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附之”，認為這是一篇討伐鱷魚的檄文[6]。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八也贊同此說，以為“文氣似《論巴蜀檄》，彼以雄深，此則矯健”。
文體考證
《鱷魚文》是一篇用來驅除鱷魚的檄文。有關檄文的起源與特點，梁劉勰《文心雕龍·文體論·檄移第二十》中
文心雕龍再來看梁昭明太子蕭統《文選》中所選取的檄文，可以說各具特點，皆極富代表性[9]。其中司馬相如的《喻巴蜀檄》一文，李善注引《漢書》云：“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司馬相如寫作此文，必須既穩定民心，為朝庭作周鏇；又要曉以大義，說明開通西南的重要性。文章很好地把這兩者進行結合，先高屋建瓴說明國家形勢，通西南夷是大局所關，不容置疑；接著筆鋒一轉，表明唐蒙驚懼巴蜀民“非陛下本意”，而“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也未盡到臣民的責任；隨即為了安撫他們，又將其罪過歸之於父兄未教育好，為之開脫；最後重申聖上派使者來的旨意。全文言簡意賅，寫得委曲周詳而又光明正大，苦口婆心而又義正辭嚴。
而被曹丕所激賞為善於“章表書記”的陳琳的檄文，則更堪稱檄文中的典範。《為袁紹檄豫州》一文，乃陳琳奉袁紹之命寫給劉備的討曹檄文，全文用濃墨重彩來刻畫曹操的無德，不堪依附，意在爭取劉備一同討伐曹操。文章揭露了曹操醜惡的家世，披露了他忘恩負義、嫉妒賢能、殺害朝臣、卑辱王室等重大罪惡，著重揭發了他心懷不軌的篡逆陰謀，以激起對曹操的憤恨。同時極力宣揚袁紹壓倒一切的軍事優勢，指出曹操軍隊的弱點，以示袁軍必勝。李善注引《魏志》云：“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文心雕龍·檄移》也評之曰：“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奸閹攜養，章實太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釁，皦然露骨；敢矣攖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在劉勰看來，陳琳在檄文中，大揭曹操的不光彩的家底（曹操父曹嵩是太監養子，以賄賂買得官職），又誣陷曹操設立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等官職，發掘墳陵，掠取財寶，文章寫得雖然很過分，但是十分有力。為了先在聲勢上壓倒敵人，檄文有時免不了要有一點誇飾，調動各種修辭手段，以更有效地對敵人展開攻心之戰。這些，都是符合檄文的體例的。
回過來看韓愈的《鱷魚文》，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可謂先禮而後兵；接著以過去君王德薄，“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表示既往不咎，而“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嚴正告誡“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因為保護一方百姓安據樂業是刺史的職責所在，所以絕不會與鱷魚相妥協；最後限定鱷魚必須在三日、五日或七日之內遷移，否則必招滅頂之災。全文矯健傲兀，體現出一股在惡勢力面前絕不低頭、鬥爭到底的自信精神。雖然一開始以一羊一豬投之潭水，與鱷魚食，但玩其文意，並非完全是祭祀，否則後面的語氣不應如此嚴正；又全文雖然意趣橫生，但絕非遊戲筆墨，因為韓愈初貶潮州，心情並不輕鬆，而潮州又是一個蠻荒之地，韓愈當時想得更多的是為官一方，要為民辦事。所以從體制上講，把《鱷魚文》劃歸檄文類，可謂入情入理。
緊接著的一個問題是：檄文產生於人類之間所發生的戰爭，其適用對象是交戰的敵人；而《鱷魚文》卻是寫給動物的。檄文可以套用於人類以外嗎？答案是肯定的。在梁僧祐所撰《弘明集》與唐道宣所撰《廣弘明集》這兩部佛教論文集中，就收有不少這樣的文章[10]。《弘明集》卷十四所收竺道爽《檄太山文》、釋智靜《檄魔文》、釋寶林《破魔露布文》，《廣弘明集》卷二十九所收懿法師《伐魔詔並書檄文》與《奉平心露布文》，其所討伐的對象，或是自然界的神靈，或是妖魔鬼怪，都和通常意義上的檄文所針對的對象有所不同。而其中竺道爽的《檄太山文》，據筆者推斷，更有可能是韓愈創作《鱷魚文》的直接靈感來源。
竺道爽，震華大師所編《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未收其名[11]，清嚴可均輯《全宋文》卷六十四收其《檄太山文》於釋寶林名下，認為《弘明集》中的道爽、智靜都是寶林託名，因為寶林《破魔露布文》中有“余以講業之暇，聊復永日，寓言假事，庶明大道”之言[12]。寶林傳見《高僧傳》卷七，為竺道生之徒：“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游玄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13]《檄太山文》其實是一篇佛教徒對太山山神的討伐檄文。該文起筆先點出太山的獨殊地位：“蓋玄元創判，二儀始分。上置琁璣，則助之以三光；下設后土，則鎮之以五嶽。陰陽布化於八方，萬物誕生於其中。”接著譴責山神：“而何妖祥之鬼，魍魎之精，假東嶽之道，托山居之靈，因遊魂之狂詐，惑俗人之愚情。雕匠神典，偽立神形，元無所記，末無所經。外有害生之毒氣，內則百鬼之流行。晝則谷飯成其勢，夜則眾邪處其庭。此皆狼蛇之群鬼，梟蟒之虛聲。”山神最大的罪行是借行風雨，去災病，不斷享受百姓的各種祭祀：“含慈順天不殺，況害豬羊而飲其血，以此推之，非其神也。”作者站在佛教的立場，對山神展開了口誅筆伐：“汝矯稱假託生人，因虛動氣，殺害在口，順之則賜恩，違之則有禍咎。進退諂偽，永無賢軌，毀辱真神，非其道也。故《黃羅子經·玄中記》曰：‘夫自稱山嶽神者，必是蟒蛇；自稱江海神者，必是黿鼉魚鱉；自稱天地父母神者，必是貓狸野獸；自稱將軍神者，必是熊羆虎豹；自稱仕人神者，必是猿猴猳玃；自稱宅舍神者，必是犬羊豬犢、門戸井灶破器之屬。鬼魅假形，皆稱為神，驚恐萬姓，淫鬼之氣。’此皆經之所載，傳之明驗也。”最後作者表示：“吾雖末流，備階三服。每覽經傳，而睹斯孽。推古驗今，邪不處正。吾將盪穢，光揚聖道。……若復顧戀，望餐不去者，吾將宣集毗沙神王、惒羅子等，授以金剛屯。真師勇武，秋霜陵動。三千威猛難當，曜戈明劍，擬則推山，降龍伏魔，靡不稽顙。……吾念仁慈，愍汝所行，占此危殆，慮即傷心。速在吾前，復汝本形，長歸萬里滄浪海邊。勿復稽留，明順奉行。”文章寫得氣勢浩蕩，義正辭嚴，意在收移風易俗之功效。其結尾部分，對山神提出嚴正警告，但又放他一條生路，與韓愈《鱷魚文》極為相似。
韓愈是一個反佛鬥士，但這並不等於他一點都不受到佛教的影響。相反，他和佛教的淵源很深，他在潮州與大顛的交往即是一例。在儒學史上，韓愈以重建道統而著名，而陳寅恪先生《論韓愈》認為“退之道統之說表面上雖由《孟子》卒章之言所激發，實際上乃因禪宗‘教外別傳’之說所造成，禪學於退之之影響亦大矣哉！”[14]饒宗頤先生在《馬鳴〈佛所行贊〉與韓愈〈南山詩〉》中,把《南山詩》與《佛所行贊·破魔品》相比較,得出這樣的結論:“昌黎固不諳梵文,然彼因闢佛,對曇無讖所譯之《馬鳴佛所行贊》，必曾經眼,一方面于思想上反對佛教,另一方面乃從佛書中吸收其修辭之技巧,用於詩篇,可謂間接受到馬鳴之影響。”[15]陳允吉師在《論唐代寺廟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中，詳細論證了韓詩尚險怪的藝術風格與佛寺壁畫之間的關係,指出韓愈對唐代寺廟壁畫絕非一般的欣賞愛好,而是從中受到了佛理的啟發,滲透到他詩歌創作中,並在形成韓詩藝術特點的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16]。又在《韓愈的詩與佛經偈頌》中指出韓愈《南山詩》的句法脫胎於《佛所行贊》,其詩多用“何”字亦化自《楞伽》、《涅槃》等經中偈頌。傳統的詩教提倡中和之美,而韓愈崇尚怪異、獰厲的美,創造的是光怪陸離的境界,抒寫的是一種怪異的形象,崇尚的是一種張揚的力,在一定程度上衝破了倫理壓抑和“止於禮義”的框框,這無疑是佛教的豐富想像啟發了他的創造性思維[17]。凡此都足以證明，韓愈與佛教的關係，並不如表面上看起來那么簡單。
饒宗頤先生在《地方史料與國史可以互補》一文中，還特別指出，韓愈撰寫《獲麟解》是受到《弘明集》首篇《牟子理惑論》的啟發；他闢佛所採取的夷夏觀點，與《弘明集》中所反駁的顧歡《夷夏論》的觀念正相仿佛。“可見《弘明集》應是他案頭上經常的讀物”[18]。韓愈閱讀《弘明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雖然反佛，但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而《弘明集》、《廣弘明集》正是兩部最重要的中國佛教史資料集。尤其是《弘明集》，往往根據爭論的主題，將爭論雙方的有關文章都彙編在一起，具有極高的史料參考價值。韓愈一生反對佛教，而偏偏無形中受到佛教這樣那樣的影響，正所謂“敵人有時比朋友更來得有益”。這在我們今天的讀者看來，確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
名稱考證
《韓昌黎文集校注》收有《鱷魚文》。但在《古文觀止》篇名則為《祭鱷魚文》。不少論者認為這是一篇祭文，或是一篇對鱷魚的檄文。因此自覺不自覺地將《鱷魚文》寫成《祭鱷魚文》或《驅鱷魚文》。（陳新璋，也談韓愈“驅鱷”及其《鱷魚文》）
撰文目的
《舊唐書·韓愈傳》載：“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深潭也）水有鱷魚，卵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於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咒之。……咒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無鱷患。”
正是這一百來字的記述，加上韓愈的《鱷魚文》，千百年來引發了學人幾無窮期的紛爭，歷來褒貶不一。韓愈祭鱷一事，褒之最高的，當推蘇東坡，貶之最低的，應是王安石。千百年來，許多文人學士對韓愈驅鱷稱頌備至。蘇東坡在韓碑上讚揚韓愈：“約束鮫鱷如驅羊”，“能馴鱷魚之暴”。明宜德年間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韓祠之記》中稱頌韓愈“存恤孤煢，逐遠惡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則在《謁韓文公祠》詩中說：“驅鱷文章非異術，化民詩禮亦丹心”。至於潮州的民眾與學人則更抱讚賞與感激的態度。潮州當代學者曾楚楠肯定說，“雖然憑一紙文章不可能根治鱷害，但韓愈驅鱷卻富有積極意義，而韓愈作為一個被貶官員，置個人憂愁、不幸於度外，為了解除民瘼，剛上任即‘詢吏民疾苦’，並訴諸行動，形諸文字的動機和行為，理所當然地會得到人們的肯定和讚揚”。因此，驅鱷行動成為宋代以後潮人尊韓的一項重要內容。清乾隆間人李調元在《題韓祠詩》中寫道：“官吏尚鐫鸚鵡字，兒童能誦鱷魚文。”這二句詩，即道出韓愈祭鱷事在潮州生活世界中的傳播之廣、影響之深。
王安石在《送潮州呂使君》詩中告誡當時的潮州太守呂說：“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後世批判審問者很多，言辭越發激烈。胡適在他的《白話文學史》中指出：“鱷魚遠徙六十里的神語，是韓愈自造的。”1979年，吳世昌則在《重新評價歷史人物--試論韓愈其人》中評說《鱷魚文》“真是中國文學史上弄虛作假、欺世盜名的一篇傑作”，“這位自稱不信佛、不信神仙的儒家大師，竟能使鬼神呼風喚雨，當天晚上就‘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鱷魚們‘西遷六十里，從此潮州無鱷魚之患了’”，“這樣的神話實在編得拙劣可笑，無聊之極”。郭朋在《隋唐佛教》中甚至說韓愈“一到潮州，就演出了一幕‘祭鱷魚’的鬧劇……堂堂一代大儒、朝廷命宮，竟把一種渾渾噩噩的野生動物，當成談判的對象。要同他們進行‘談判’已經是愚不可及了，而最後那種‘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的勁頭，簡直就是古代中國的‘堂·吉訶德’了！”
1、鱷魚遠徙的神話是不是韓愈自造的？“正史”《舊唐書》為何要寫入這個“神話”？
讀過《鱷魚文》的人都清楚，該文既無“祭”、“戮”等字眼，也沒有對逐鱷過程作任何描述，更沒有片言隻語提及“祭”的效果。所以，說韓愈自造鱷魚遠徙的神話，豈不冤枉？把韓愈死後120年左右才修成的《舊唐書》中的記述，強栽到退之的身上，然後橫加貶嘲、大張撻伐，張冠李戴，卻理直氣壯！
那么，《舊唐書》的作者劉又是何所據而創造出潮州鱷魚遠徙的“神話”呢？他所依據的藍本應是唐代張讀的《宣室志》。是書卷四《韓愈驅鱷》條云：
吏部侍郎韓昌黎公愈，自刑部侍郎貶潮陽守。先是郡西有大湫，中有鱷魚，長者百尺，每一怒，則湫水騰溢，林嶺如震。民之馬牛有濱其水者，輒吸而噬之，一瞬而盡，為所害者，莫可勝計。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即至之三日，問民間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鱷魚也。”愈曰：“吾聞至誠感神；昔魯恭宰中牟，雉馴而蝗避；黃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鳥獸矣。”即命梃椽以牢禮陳於湫之傍，且祝曰：“汝，水族也，無為生人患，將以酒沃之。”是夕，郡西有暴風雷，聲振山郭，夜分雯焉。明日，里民視其湫，水已盡。公命使窮其跡，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為湫，巨鱷也隨而徙焉。自是郡民獲免其患。政工部郎中皇甫撰《愈神道碑序》曰：刑部為潮陽守，雲“峒獠海夷，陶然自化，鱷魚稻蟹，不暴民物。”蓋謂此也。
《宣室志》是一部記述仙鬼靈異故事的筆記。作者張讀是深州陸澤人（今河北省深縣），生平事略附見於《舊唐書·張薦傳》。他生於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即韓愈去世後十年），宦跡未及潮州。是書撰寫年代為851－874年之間，故上述文字，無疑是一則錄自民間傳說的、關於韓愈驅鱷的原始記載。
民間傳說難免有誇大失真甚至荒誕無稽之處。但人世間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憎，傳說中的主角不是別人而正是韓愈。這充分說明：驅鱷行動決非子虛烏有，以致韓愈離開潮州後，潮人猶不時傳頌並迅速傳至北方，只是在流播過程中，逐漸失卻本來面目，成為跡近荒誕的神話罷了。但其中的“郡西”、“湫西六十里”卻與古潮州溪的流向完全吻合。潮州有鱷；韓愈沒有對祭鱷一事作自我吹噓；《韓愈傳》中鱷魚遠徙的記載源於民間傳說。（曾楚楠，韓愈祭鱷）
2、‘祭鱷魚’是否只是一場鬧劇？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昌黎集評語》卷八謂：“古者貓虎之類，俱有迎祭。而除治蟲獸黿龜，猶設專官，不以為物而不教且制也。”貓虎既可迎祭，則雅好古義古禮，念念不忘“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的韓愈，當不以祭鱷為非。何況，祭祀往往還是古代官員必須恪守的儀典。翻開唐人文集，祭這祭那的文章正不知有多少。
唐代張《朝野僉載》謂：“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嶺南風俗，家有人病，先殺雞鵝等以祀之，將為修福。若不差，即次殺豬狗以祈之。不差，即殺太牢（牛）以禱之。更不差，即是命，不復更祈。”在這種“無狐不村”、“有病不求藥”的歷史背景、民情風俗的支配下，（即使是在今天，民家奉神靈、貼符咒、祭路頭”等現象也遠未絕跡）為了消彌鱷患，破除民眾對鱷魚的恐懼心理，（它可是比“狐神”厲害百倍的“凶神”！）韓愈採用了能為當時的社會民眾所接受的祭祀形式，是歷史條件使然。
鱷魚皮是循、潮州的貢品，兩州必有專門制服鱷魚的獵戶，強弓毒矢是當時制服鱷魚最有效的遠程武器，所以“選材技束民，操強弓毒矢”決非虛應文字，而確確實實是其時其地切實可行的驅鱷措施。其實在來潮州貶途上的昌樂瀧，韓愈早已了解到“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鱷魚大於船，牙眼怖殺儂”的情況。對於未來住所這一暴虐民物的禍害將如何治理，他一定已有所考慮，因而一旦上任並進一步掌握具體情勢後，便能迅速決策。
韓愈祭鱷之時，韓江(也即當時的“惡溪”)曾有一段流入城內，形成內河，為防止鱷魚順河道入城，韓愈下令將這段內河與韓江隔開，這就是今天潮州西湖的前身。這或許也是驅鱷的措施之一。
海陽鄭昌時(嘉慶時人)在《韓江見聞錄》一書中寫道：“潮有鱷魚，韓公投豕羊與食，作文約使徙，魚果遁去，誠能動物主驗也。其夕雷雨，乃山川之神，驅除鱷魚所為耳。按文固檄體，人因其有豕羊云云，誤以為祭文，非也。夫祭以禮，為患之魚，豈在祀典?……誦讀家不可不辨文體如此，……備考志書，皆稱西徙六十里，西者南之誤，公文雲；大海在其南，可證也，予家值州城正西三十里，又三十里乃近揭陽城，系山陸之地，並非海，其水道乃小河，與鱷溪本不相通，潛三利溪通之，然亦挾河漲始能通，非徙鱷所，記載家不可不詳地域如此。鄭昌時不信祭文能起作用，為患之魚，不能用祀典來驅除；祭文是檄文，不是真祭，並證“西”宰乃“南”字之誤，指出寫史者不詳地域，這些見解，是鄭昌時精闢之處，但以山神來解釋“是夕風雷水涸”之說，則離譜太遠了，既知寫史者不詳地域有誤，“風雷水涸”，就不是寫史者因循傳聞亦有誤嗎?山神相助，乃是形上學的解釋。《鱷魚文》確是祭鱷，雖列入雜文、檄體，亦應與《曲江祭尤文》的祭文一樣看待。而韓愈也確實以祭驅鱷，並取得成效，才被收入正史、為朝廷所公認。至於神話糟粕，那是後人渲染加工，而非實有其事。鄭昌時的見解，是不全面的。（丘汝騰，探討韓愈祭鱷的我見）
3、鱷魚是否被驅？
歷史上唐代韓愈祭鱷之後，在一段時間內韓江不再出現鱷患。然而,潮州的鱷魚並沒有真的絕跡，以後又出來禍害鄉民了。陳堯佐宋仁宗時官至宰相。宋真宗成平二年（999年）陳堯佐後因上書犯諫被貶做潮州通判，惡溪上又出現了鱷患，在硫磺（即今日豐順縣餾隍）一個姓張的十歲孩童．被鱷魚用尾巴捲走，拉到溪中吃掉。小孩的母親在岸上號陶大哭，欲救不能。這事傳到潮州，陳堯佐聽了，心裡難安，趕快派人去捕殺。當時有人勸他學韓文公寫一篇祭文，殺豬羊到溪邊去祭鱷魚了事，以免鱷魚再行兇吃人。陳堯佐卻說，我沒有韓文公那么德高望重，不能感化鱷魚，我的文學修養也沒有韓愈般高深，寫不出《鱷魚文》那么好的文章，也決不能祭走鱷魚。我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鱷魚抓來殺掉。終於，在有經驗漁夫的指點下，百名勇士用馬尾棕打了繩索，再織成捕網，把鱷魚捕捉。陳堯佐叫人把鱷魚抬到街市中，自己寫了一篇《戮鱷魚文》，宣布了惡鱷的罪狀後，把鱷魚當眾殺死。陳堯佐殺鱷魚雖然沒有韓愈祭鱷魚那么出名，但他卻是史上真真正正除了鱷魚的人。潮人沒有忘記他，設了“三王公廟”祭祀陳堯佐，稱其為護靈王公。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陳堯佐調任回京，因農曆二月十五是其夫人的生日，因而潮安縣龍湖鎮龍湖村附近的村民千百年來逐漸固定在這一天舉行舞蛟龍遊園活動紀念他們。
鱷魚遁去，確有成效，當是可能之事，數月數年數十年，重患潮州，應屬自然之象。一年無鱷，韓愈已遷數月，稱之“潮無鱷患”，亦說得通。三十年後，宰相李德裕貶潮，舟船為鱷所壞，距韓愈死去已廿餘年，針對韓愈一人而言“潮無鱷患”，亦不為虛，怎可因後有鱷魚，便譴責史書不實呢?明代以後，鱷魚方才絕跡，前無後有，不能斥前不實，因此，祭鱷與鱷遁，是有真實性存在的。
對歷史上“潮無鱷患”的原因，陳偉明等認為：韓江流域鱷魚的滅絕,歷經了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氣候的變冷,可以說是最致命的因素;環境在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雙重作用下發生了改變,進一步威脅鱷魚的生息繁衍;為了發展經濟,人類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一方面捕殺鱷魚,一方面改造環境,加速了鱷魚滅亡的進程。如上變化在宋以後就更為明顯,在優勝劣汰的規律下,鱷魚或死或向南方的海域遷徙"天時!地利!人和,韓江流域的鱷魚最終逃不過滅絕的命運"（歷史時期韓江流域鱷魚滅絕原因新探.暨南學報（社科版），2006（3））
4、世人對韓愈驅鱷如何評價？
韓愈在潮州八個月，幹了四件事情：解放奴婢，禁止買賣人口；興修水利，鑿井修渠；興辦學校，開發教育；祭殺鱷魚，安頓百姓。
最為人紀念的就是興辦學校。到潮州不久，韓愈就寫了《潮州請置鄉校牒》，強調教育的重要性：“以德禮為先，而輔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於是，他一方面薦舉地方俊彥趙德主持州學，一方面花大力氣興辦鄉校。辦學缺資金，韓愈就“出己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百千之數，大致相當於韓愈八個多月的俸祿，也就是說，韓愈興辦學校，把其治潮州八月的俸祿，都捐了出來。
走到潮州，人們會發現許多地方幾乎都與韓愈有關,韓江、韓山、韓堤、韓文公祠、景韓亭、昌黎路、祭鱷台等等。祭鱷台興建於上世紀80年代，台分2級，全石結構。台上有“鱷渡秋風亭”。亭內有以鱷魚為座的《鱷魚文》碑，還有饒宗頤撰寫的亭聯：“溪石何曾惡，江山喜姓韓。”。黃子厚書亭聯：“佛骨謫來，嶺海因而增重；鱷魚徙去，江河自此澄清。”
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則在《謁韓文公祠》詩中說：“驅鱷文章非異術，化民詩禮亦丹心。”而“祭鱷”最後越傳越神，最後成了傳奇在百姓中流傳，這也能證明“祭鱷”、“驅鱷”當時是取得了成效的。
祭文若真能驅鱷，則東坡之褒，實不為過，可惜的是韓愈過後，李德裕貶潮，仍受鱷患，宋代鱷患亦未根除，至明才逐漸絕跡，蘇褒則失之太高。韓愈驅鱷，宋陳堯佐戮鱷，同樣造福百姓，但人們對宋陳堯這佐褒揚不多，倒是宋陳堯佐在潮州為韓愈建祠，他籌備修建了孔子廟，宣傳學習文化的重要性，並在各地開辦了一些學校，又不辭勞苦地動員民間有供給能力的家庭把孩子送到學堂讀書。通過陳堯佐的努力，潮州的文化事業比以前有了很大的發展。依我看，對陳堯佐的評價多少有所不公！他對潮州有著深厚感情，並對潮州給予很高評價。他離潮後曾寫過一首詩：“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鄉。從此方輿載人物，海濱鄒魯是潮陽（即潮州）。”潮州自北宋就有“海濱鄒魯”的美稱，也就是由陳堯佐的這首詩傳開的。
潮州文化是以中原漢文化為主體，匯入本地文化，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養分而形成。潮州文化起源於先民形成於秦漢，發展於唐宋，成熟於明清，創新於近代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形成獨具一格、門類齊全、豐富多彩，既繼承傳統，又開放兼容，並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文化體系。所以，也不宜過高評價韓愈的作用。
驅“鱷”也即“祭”鱷。似不確。“祭”鱷可以唯讀祭文，但驅“鱷”必有實際行動與措施。當然可以“祭畢即驅”。
宋朝以後，不斷有潮州人飄洋過海，他們的足跡，遍及南洋群島各地。韓愈祭鱷的故事，也隨著這些人的足跡普遍傳聞。據泰國民間傳說，湄南河一帶的鱷魚，就是唐朝韓愈祭鱷之後，從潮州遷移去的。那些住居泰國的潮州人，也把這“海濱鄒魯”的文化，儒家學說和韓愈的詩文，帶到泰國去。而他們在那裡對付鱷魚的辦法，也源於《鱷魚文》及其傳說所影響。吃鱷魚肉也是學著潮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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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潮青網 http://www.chaoqing.net/zhaoshan/list.asp?id=327
［2］維普資訊 http://www.cqvip.com/qk/83055X/200802/2704773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