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變形記》

《知青變形記》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是韓東第三部涉及知青題材的作品。小說圍繞“變形”二字,描寫了一個以鄉村為背景看似荒唐實則真實的故事。

概述

《知青變形記》知青變形記

人們看到“變形記”三個字,首先想到的必是卡夫卡的名篇《變形記》,想當然認為它將是一個超現實的文本,因為在卡夫卡筆下,主人公一朝醒來突然發現自己變成了甲蟲,這個荒誕的故事,以極端的方式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被“物”擠壓、脅迫,終致異化為非人的真相。而韓東的文本,看似那樣波瀾不驚,似乎只著迷於對現實的白描。然而事實上,這卻是一個更為荒謬的故事。人異化為物,是一種典型的西方想像,他們關注的是人、物之間的緊張關係;而韓東的故事中,人永遠難逃的恰是同類的迫害,自上而下的以及同一境遇的。專制主義的惡魔籠罩之下,是一派尊嚴被徹底踐踏、人性被迫泯滅、個體貶若塵埃、形同螻蟻的荒涼圖景。

內容

知青羅曉飛為爭取回城,積極表現,主動要求飼養生產隊唯一的一頭耕牛。不料母牛病倒,在公社人保組的非法審訊之下,本是同根生的知青同伴暗指根源在他——在永留鄉村的巨大恐懼之下,他們向強權和謊言低頭,把一個性壓抑時期的無聊玩笑,殘酷地當成事實加給同伴,於是他們從同伴的頭顱上苟且邁過,追逐想像中的希望,而同伴從此墜入無底的深淵,往生往死萬劫不復。羅曉飛成為強姦生產隊母牛的“奸牛犯”,故而“破壞春耕生產”的罪名成立,當立即槍決。正逢此時,村子裡兩兄弟打架,哥哥失手打死了弟弟,因害怕償命而致一家兩命俱殞,村民們秘密搶下羅曉飛,調包頂替。於是,名義上的知青羅曉飛死了,事實上的羅曉飛卻在“范為國”的名下意外獲得了新生。
但我們繼而悲涼地看到的,並非偷生的慶幸,而是那個頂著農民“為國”名字生存的人,事實上在起死回生的那一刻,已經失去了靈魂:“此時村子上的人聲漸漸遠去,就像隨著那個名字把我的一切都帶走了,我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具軀殼,輕飄不已,不由得一陣眩暈。繼芳慌忙伸過兩隻手來,被我一把抓住,我抓得很緊很緊,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是的,一夜之間,繼芳這個范為國的老婆就成了他的老婆,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最終甚至還成了他的遮陽大樹、他的家園、他的歸屬。難逃的宿命之下,他似乎獲得了溫暖與安全,也淡漠了生死、身份的糾纏與焦慮,他再也不會問“我是誰?”他來到“知青羅曉飛之墓”,對著墳包三鞠躬,說:“聽好了,羅曉飛,你已經死了八年了,也應該安息了,從今往後這世上再也沒有你這號人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或長或短,都是一樣的,都得死,死了以後就再也不分彼此了。”
——當一個人的身份可以在陰陽兩界任人處置,當希望等同於絕望,於是村婦便是女友,鄉村便是城市,今天便是明天,生便是死,他人便是自己。於是喪失便是得到。甚至無所謂得與失,也無所謂身份,無所謂真假。同一副軀體扮演了兩個角色,同一生中,經歷了前世和今生。
一個最荒謬也最真實最震撼的故事,所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必將從中認出自己的影子。韓東再次出色顯示了運用語言的能力,並較之前四部長篇,在結構上更得心應手,乾淨的文字,節制的敘述,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回首了曾經經歷的瘋狂。一個知青跨越生死的非凡故事,飽含了民族的傷痛和人生的蒼涼。

作者感悟

我有三部長篇涉及下放和知青生活,尤其是最近的長篇,名字乾脆就叫《知青變形記》。這到底是為什麼?有人問:已經有了那么多關於知青的小說、影視作品,你幹嘛還要寫?你的知青和別人的知青到底有什麼不同?
拋開生活經驗等原因,我寫知青恰恰是因為知青題材的小說和影視已泛濫成災。此話怎講?因為關於知青,已經或者正在成為一種歷史。而關於歷史,我們知道,有歷史學家的歷史,也有作家、文藝家的歷史。後者(作家、文藝家的歷史)因其方式是情感、故事的,更能進入大眾的欣賞視野,也更能形成關於歷史的氛圍、概念。比如關於唐朝、宋朝,關於民國,由於大量文藝作品的塑造,歷史真實已經煙消雲散。戲說不僅是戲說,同時還固定了人們對這些歷史時期的標準想像。《三國演義》不僅比《三國志》流行,更是關於三國歷史更普遍的理解和概念。有人說,俄羅斯的歷史沉重、悲愴、百感交集,不如說是俄羅斯的文學沉重、悲愴、百感交集。文學或文藝塑造歷史,賦予它鮮明的情感方向,這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知青的歷史距今已經有四十個年頭了,對於孩子們來說,它就像唐、宋一樣遙遠。孩子們對知青的歷史不是缺乏了解和興趣,而是他們的了解、興趣止於電視劇、電影,止於小說、文藝。我們的文藝在不知不覺中已構造了關於知青生活的諸多概念。一般來說有搞笑,有獵奇,或自由浪漫,或淡淡的憂傷。最深刻之處莫過於男女情感的糾結,最殘酷之處也無外乎觀念性的政治迫害。總之一個單純了得。不是知青的歷史不夠深刻,而是我們的文藝作品浮於表面。不是知青生活不夠複雜、沉痛,而是我們的文藝過於簡單、天真了。不要小瞧這些文藝作品,多年以後———甚至就是今天,它們就是關於知青歷史的標準答案。除此之外再無其他了。

我認為,一個小說家,有責任連線歷史與想像,連線真實與虛構,在二者之間架設一座交匯的橋樑。一個偉大或悲哀的時代應該有偉大深入的作品與其匹配,就像俄羅斯的文學之於俄羅斯的歷史、德國廢墟文學之於二戰歷史。那些親歷者、旁觀者不僅有記錄真實見證的責任,更有以此為材料、靈感創作不朽作品的責任(如果他是一位作家、詩人)。真實歷史總是比單純想像更加精彩紛呈、複雜弔詭、充滿意韻,這就給我們的寫作提供了一個得天獨厚的廣闊空間。趁這一茬人還沒死,尚有體力和雄心,將經驗記憶與想像結合;趁關於知青的概念想像尚在形成和被塑造之中,盡其所能乃是應盡的義務。雖說知青題材的文藝作品最終將掩埋關於知青的歷史真實,但願其中的文學提供給後人的想像更複雜多義一些,更深沉遼闊一些。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不能辦到的事,那就由一些作家、很多部方向各異的作品共同趨近。
《知青變形記》只是其中一個人的一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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