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

《激盪三十年》

《激盪三十年》儘管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國,卻是最不可能重複的。儘管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國,卻是最不可能重複的。作者用激揚的文字再現出人們在歷史創造中的激情、喜悅、吶喊、苦惱和悲憤。

基本信息

基本資料

書名: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激盪三十年》《激盪三十年》

作者:吳曉波

上部定價:¥36.00

下部定價:¥42.00

上部ISBN:978-7-5086-0771-9

下部ISBN:978-7-5086-1061-0

上部出版日期:2007-1-1

下部出版日期:2008-1-2

開本:16開(160×220)

內容簡介

儘管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國,卻是最不可能重複的。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里,僵化的計畫經濟體制日漸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它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商業社會轉軌。

本書作者沒有用傳統的教科書或歷史書的方式來寫作這部著作,而是站在民間的角度,以真切而激揚的寫作手法描繪了中國企業在改革開放年代走向市場、走向世界的成長、發展之路。改革開放初期洶湧的商品大潮;國營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這三種力量此消彼長、互相博弈的曲折發展;整個社會的躁動和不安……整部書稿中都體現得極為真切和實在。作者用激揚的文字再現出人們在歷史創造中的激情、喜悅、吶喊、苦惱和悲憤。

作者不是將一些事件、人物孤立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他筆下的歷史是可以觸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滿了血肉、運動和偶然性。他把人物和事件放在一個國際和國內的政策、社會和當時的現實這樣的大背景中,以整體和個別相結合的描述手法,將一部中國企業的曲折發展歷程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作者在書中說:“過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輝煌,特別對於沉默了百年的中華民族,它承載了太多人的光榮與夢想,它是幾乎一代人共同成長的全部記憶。”

本書為上卷,記載1978-1992年間的企業變革。

儘管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國,卻是最不可能重複的。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里,僵化的計畫經濟體制日漸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它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商業社會轉軌。

本書為下卷,記載1993-2008年間的企業變革。

作者以寫實的手法和犀利的風格,描繪了1993—2007年部分國企和民企在改革和崛起中的艱難歷程。其中有柳傳志、張瑞敏、王石、馬雲、吳仁寶等成功的典型,也有禹作敏、牟其中、姬長孔沈太福等曇花一現的悲劇人物。本書採用編年體的寫法,將1993年以來發生在中國大陸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大事作了全景式的描繪,其中有政府的決策,有高層領導的指示,有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更多的是企業界人士台前幕後的種種作為。許多事實經過作者生動的描寫,使人們能從巨觀上看出經濟體制改革的艱難和民企在突圍中的奮鬥,無論成功與失敗,都真實地映襯出中國騰飛中沉重的翅膀。作者在企業史的寫作中,摒棄了從檔案到概念的模式,以鮮活靈動的典型形象,以人物為主體,以事件為血肉,勾畫出這一時期中國企業界的脈動,具有一種史詩般的力量。

作者在書中說:“過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輝煌,特別對於沉默了百年的中華民族,它承載了太多人的光榮與夢想,它是幾乎一代人共同成長的全部記憶。”

目錄列表

題記
致謝
序言
第一部[1978---1983年:沒有規則的騷動]
1978中國,回來了
1979新的轉機和閃閃的星斗
企業史人物“傻子”年廣久
企業史人物“老闆”袁庚
1980告別浪漫的年代
企業史人物川人春先
1981籠子與鳥
企業史人物難忘“任項”
1982春天並不浪漫
企業史人物“大王”如蟻
1983步鑫生年
企業史人物裁縫神話
第二部[1984――1992年被釋放的精靈]
1984:公司元年
1985:無度的狂歡
企業史人物兩面雷宇
1986:一無所有的力量
企業史人物鄭氏之死
企業史人物仁寶當家
1987:企業家年代
企業史人物馬勝利
1988:資本的甦醒
企業史人物廿人沉浮
1989:“倒春寒”
1990:乍熱驟冷的千僖年
1991:滄海一聲笑
企業史人物牟氏幻覺
1992:春天的故事
企業史人物黃家“天使”
下部目錄
第三部1993~1997民族品牌進行曲
1993扭轉戰局
企業史人物莊主之殤
1994青春期的躁動
企業史人物支教公司
企業史人物“君安教父”
1995收復之役
企業史人物刁民王海
企業史人物萬國大佬
1996500強夢想
企業史人物一人三九
1997“世界不再令人著迷”
企業史人物時代標本
第四部1998年~2002在暴風雨中轉折
1998闖地雷陣
企業史人物“煙王”是非
1999莊家“惡之花”
企業史人物胡潤造榜
2000曙光後的冬天
企業史人物霸王宿命
2001入世與出局
2002中國製造
企業史人物仰融悲情
第五部2003年~2008年大國夢想成真
2003重型化運動
企業史人物大午集資
2004表面的勝利
企業史人物“江湖”總裁
2005深水區
2006資本的盛宴
企業史人物“首富部落”
2007大國崛起
2008正在展開的未來

作者簡介

吳曉波1968年生人,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財經作家,哈佛大學訪問學者,“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常年從事公司研究,現任職東方早報社。主要出版作品:《大敗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行銷》(2003年)、《被誇大的使命》(2004年)等。其中《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

作者作者

精彩書摘

前言:我對歷史的本質始終迷惑不解

說來新鮮,我苦於沒有英雄可寫,

儘管當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窮,

年年有,月月有,報刊上連篇累牘,

而後才又發現,他算不得真英雄。

――-拜倫《唐璜》第一章第一節

1867年9月27日,列夫·托爾斯泰在給妻子的信中這樣寫道:“上帝賜予了我健康和寧靜,我將以前人從沒採用過的方式來描寫博羅季諾會戰。”當時他正在從事《偉大的勞動》一書的寫作,這本書後來更名為傳世不朽的《戰爭與和平》。2004年7月的某日晚上,我也是在一次與妻子邵冰凍的MSN對話中提出寫作1978年到2008年中國企業史的想法的,當時我正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做短期訪問學者。

那個白天的下午。我與哈佛商學院和甘迺迪政府學院的一些教授、學生在景致優雅的查爾斯河畔有一場座談,主題是中國公司的成長之路。由於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學術背景,我們的討論以中國公司為主題,卻又不時地穿梭在美國、日本乃至歐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國家和制度空間裡,在對比中互為參照,在論證中相與辯駁。而在這樣的溝通中,我深感中國企業研究的薄弱,我們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庫和可採信的數據系統,而且還沒有形成一個系統化的歷史沿革描述,關於中國公司的所有判斷與結論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個人觀察的,甚至是靈感性的基礎之上,這已經成為國際溝通最巨大的障礙。於是,如何為零碎的中國當代企業史留下一些東西,成為了一個忽然凸現出來的課題.

當這個念頭突然萌生出來的時候,我連自己都被嚇了一跳。在當時,擺在我面前的工作選擇已有很多項,這無疑是最為艱巨而龐雜的。對於我個人的能力而言,這其實又是一項勉為其難的工程,我沒有經受過歷史學專業的訓練,也不是經濟學科班出身,雖然多年從事傳媒工作的經歷讓我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事實,並在某些時刻親歷現場,雖然我也曾出版過將近10本財經類書著,可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長達30年的宏大敘事畢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我的學術基礎、掌握歷史的經驗、創作的技巧和方法論,甚至是我的時間和體力等等,都面臨空前的考驗。

但是,畢竟要有人去完成這一項工作。在哈佛大學查爾斯河畔的那個陽光熙和的午後,它如同一個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凌空而降,龐然無聲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俯看著我。在那場夾雜著英語與漢語的討論中,我知道自己已無處可逃,未來四年的勞累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認為現在是開始為這項工作做準備的時候了。”我在MSN上熱切地這樣寫道,在這個時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100多年前托爾斯泰寫信時的那份捨我其誰的使命感、另闢蹊徑的自信和即將開始一段充實工作的滿足。

儘管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國,卻是最不可能重複的。在一個擁有近13億人口的大國里,僵化的計畫經濟體制日漸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它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商業社會轉軌。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世景變遷的幅度之大往往讓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實在今天看來竟是如此的荒謬和不可思議,在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許私人買汽車跑運輸,一個今天已經消失的經濟犯罪名詞—“投機倒把”在當時是一個很嚴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帶,你如果騎著腳踏車從這個村到另外一個村,而后座的筐里裝了3隻以上的雞鴨,如被發現的話,就算是投機倒把,要被抓去批鬥,甚至坐牢。在溫州地區,我們還找到了一份這樣的材料,一位婦人因為投機倒把而被判處死刑。到20世紀80年代末,買空賣空還是一個惡劣名詞,茅盾在小說《子夜》里生動描寫過的那些商人給人們留下了太過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後,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還規定不得超過5萬元,否則就算是“違紀”。

整個20世紀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營工廠上班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而自己開一個小鋪子做一點小生意,就會被蔑稱為“個體戶”,也就是一個“沒有組織的人”,一個不受保護的體制外的流浪漢。這個社會印象一直要到“萬元戶”這個名詞出現之後,由蔑視到暗暗的羨慕,再到全社會的無度的稱頌。20年前的國營和集體企業都是一些可怕的龐然大物,很多大型國有工廠幾乎具備一切的社會功能,“除了火葬場,什麼都有”。一個工作崗位是很珍貴的,是可以“世襲”的,父親在退休之後可以馬上指定一個自己的子女頂替,企業對於一個家庭來說,重要得像“一個更大的家庭”。現在已經是富豪的宗慶後當年就是在鄉下“插隊落戶”,為了回到城裡,他懇請在一間區校辦工廠上班的母親提前退休,她把這個崗位讓給了兒子,後者騎著三輪車到各個學校的門口賣練習簿和鉛筆,籌足了一點錢後他創辦了娃哈哈兒童保健品廠,現在它已是中國最大的飲料公司。

在剛才,我提到了“一群小人物”,也許沒有別的稱謂更適合這一群改造歷史的人們。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將在歷史上扮演一個如此重要的角色。一位溫州小官吏曾慨然地對我說,“很多時候,改革是從違規開始的。”誰都聽得出他這句話中所揮散著的清醒、無奈和絕然,你可以反駁他,打擊他,蔑視他,但你卻無法讓他停止,因為,他幾乎是在代替歷史一字一句地講出上述這句話。

從一開始,我就決定不用傳統的教科書或歷史書的方式來寫作這部著作,我不想用冰冷的數字或模型淹沒了人們在歷史創造中的激情、喜悅、吶喊、苦惱和悲憤。其實,歷史本來就應該是對人自身的描述,司馬遷的《史記》在這方面是最好的借鑑,它應該是可以觸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滿了血肉、運動和偶然性。

我想多寫一點人的命運。我真的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1978年,高考恢復,上百萬青年如過江之鯽般地湧向剛剛打開大門的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的無線電專業便招進了幾十個年齡相差超過20歲以上的學生,其中3位是李東生、陳偉榮、黃宏生。十多年後,他們三人分別創辦了TCL、康佳和創維,極盛之時這三家公司的彩電產量之和占全國總產量的40%。

也是1978年前後,從湖南和四川的監獄裡先後走出了兩個當地口音很重的男人,他們一個叫楊曦光,一個叫牟其中,他們入獄是因為他們分別寫了一個同題的萬言書《中國往何處去》而被打成反革命。在向來崇尚憂國論道的湖南和四川,他們是公認的“地下青年思想家”,是時刻準備用熱血去喚醒迷亂中的祖國的大好男兒。這是兩個如此相似的男子。楊曦光出獄後就參加了全國高考並一舉登榜,3年後他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再兩年考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生,他後來改名楊小凱,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代表人物,他用模型、數據和十分尖利的思想在理性層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拷問年輕時提出過的那個問題,在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他離開人世。而牟其中則走上了另外一條更驚心動魄的道路,他出獄後當即借了300元,創辦了一家小小的貿易公司,隨後的10年裡他通過“罐頭換飛機”等手法迅速暴富,竟成為最早的“中國首富”之一,他的政治熱情從來沒有喪失過,反而在首富的光環下越來越濃烈,終而他在年過50之際再度入獄,至今還在武漢的監獄中日日讀報,有時還寫出一兩封讓人感慨萬千的信件來。

這樣的關於命運的故事將貫穿在整部企業史中。在我看來,企業史從根本上來講就是企業家創造歷史的過程。只有通過細節式的歷史素描,才可能讓時空還原到它應有的錯綜複雜和莫測之中,讓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錯誤,被日後的人們認真地記錄和閱讀。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國商業圈出沒著這樣的一個族群:他們出身草莽,不無野蠻,性情漂移,堅忍而勇於博取。他們的淺薄使得他們處理任何商業問題都能夠用最簡捷的辦法直指核心,他們的冷酷使得他們能夠撥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脈脈而回到利益關係的基本面,他們的不畏天命使得他們能夠百無禁忌地去衝破一切的規則與準繩,他們的貪婪使得他們敢於採用一切的手法和編造最美麗的謊言。

他們其實並不陌生。在任何一個商業國家的財富積累初期都曾經出現過這樣的人群,而且必然會出現這些人。我相信,財富會改造一個人,如同繁榮會改變一個民族一樣。在書稿整理的某一個夜晚我甚至突然生出過一個很怪異的感慨:我很慶幸能生活在這個充滿了變化和激情的大時代,但是說實話,我希望它快點過去。

過去20多年裡,中國市場上存在著三股力量:國營公司民營公司、外資公司。在我看來,一部中國企業歷史,基本上是這三種力量此消彼長、相互博弈的過程,它們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產業、資本格局,最終構成了中國經濟成長的所有表象。

在很大程度上,民營經濟的萌芽是一場意外,或者說是預料中的意外事件。當市場的大閘被小心翼翼地打開的時候,自由的水流就開始滲透了進來,一切都變得無法逆轉,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么的弱小,卻又是那么的肆意,它隨風而行,遇石則彎,集涓為流,轟然成勢,它是善於妥協的力量,但任何妥協都必須依照它浩蕩前行的規律,它是建設和破壞者的集大成者,當一切舊秩序被潰然推倒的時候,新的天地卻也呈現出混亂無度的面貌。20多年來,中國公司一直是在非規範化的市場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數以百萬計的民營企業在體制外壯大,在資源、市場、人才、政策、資金甚至地理區位都毫無優勢的前提下實現了高速的成長,這種成長特徵,決定了中國企業的草莽性和灰色性。

我將用相當多的篇幅記錄著名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成長軌跡,它們是一股根本不可能被繞過的勢力,在某種程度上,自它們進入中國市場的那一天起,它們便已經是中國企業,在將近30年的時間裡,這些外國公司在中國的起伏得失本身又是一部很有借鑑價值的教案。在20世紀80年代初,最早進入中國的是以松下、索尼、東芝為代表的日本集團,松下幸之助是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國際級企業家,而東芝在中央電視台的“TOSHIBATOSHIBA,大家的東芝”讓人至今難忘,這與當時日本公司在全球的強勢是密不可分的。至今,在各項利益密集的領域,外資的力量以及其經理人群體的智慧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經濟及政策的走向。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的商業變革是一場由國家親自下場參與的公司博弈,在規律上存在著它的必然性與先天的不公平性。也許只有進行了全景式的解讀後,我們才可能透過奇蹟般的光芒,發現歷史深處存在著的那些迷霧,譬如,國家在這次企業崛起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為什麼偉大的經濟奇蹟沒有催生偉大的公司?中國企業的超越模式與其他超越型國家的差異在哪裡?我們才可能在為經濟成長率欣喜的同時,觀察到另外一些同等重要卻每每被忽視的命題,如社會公平的問題,環境保護的問題,對人的普遍尊重的問題。

在這種框架性結構之外,我還嘗試論證,在商業史上,並不是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必然的。如果當年聯想的倪光南和柳傳志沒有反目成仇,聯想有沒有可能就走上另一條更具技術色彩的道路?如果張瑞敏和他的團隊早早地成為了海爾集團的資產控制者,也許他就不會讓海爾的資本結構如此繁雜,海爾的成長軌跡或許會更透明和清晰一些?如果沒有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突然出現,中國政府很可能著力去培育日韓式的財團型大公司,那么,中國公司的成長版圖會不會全然改變?

如果你認為這些設問並沒有太大的意義,你可能就無法體味到歷史的內在戲劇性。

我還將在日後的寫作中證明,在這個至今充滿神怪氣質的地方,以下描述已經被一再地證實:任何被視為奇蹟的事物,往往都很難延續,因為它來自一個超越了常規的歷程,處身其中的人們,因此而獲得巨大利益的人們,每每不可能擺脫那些讓他們終身難忘的際遇,他們相信那就是命運,他們總希望每次都能紅運高照,每次都能僥倖勝出,最後,所有的光榮往往枯萎在自己的光環中。

任何貌似理所當然的神話,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無懈可擊,往往越值得懷疑。我們從來相信,事物的發展是粗劣的,是有鋒芒和缺陷的。當一個商業故事以無比圓滑和生動的姿態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你首先必須懷疑,而所有的懷疑,最終都會被證明是正確的,或者至少是值得的。

中國企業界是一個迷信奇蹟的商業圈,但是30年的時間已經足以讓這個圈子裡的人們開始重新思考超常規所帶來的各種效應。真相如水底之漂,遲早會浮出水面。我甚至相信,在企業界是存在“報應”的。

企業史寫作使我開始整體地思考中國企業的成長曆程。這是一個抽絲剝繭的過程,這過去的30年是如此的輝煌,特別對於沉默了百年的中華民族,它承載了太多人的光榮與夢想,它幾乎是一代人共同成長的全部記憶。當我感覺疲憊的時候,我常常用沃爾特?李普曼的一段話來勉勵自己,這位美國傳媒史上最偉大的記者在他的70歲生日宴會上說:“我們以由表及里、由近及遠的探求為己任,我們去推敲、去歸納、去想像和推測內部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它的昨天意味著什麼,明天又可能意味著什麼。在這裡,我們所做的只是每個主權公民應該做的事情,只不過其他人沒有時間和興趣來做罷了。這就是我們的職業,一個不簡單的職業。我們有權為之感到自豪,我們有權為之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李普曼說得多好—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我想我是快樂的。自從2004年的夏天決定這次寫作後,我便一直沉浸在調查、整理和創作的忙碌中,它耗去了我生命中精力最旺盛、思維最活躍的一大塊時間。一個人要讓自己快樂其實是一件不難的事,你只要給自己一個較長時間的目標,然後按部就班地去接近它,實現它。結果如何,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你會非常的單純和滿足。每當月夜,我便孤身闖入歷史的迷霧。我的書屋正對著京杭大運河,河水從我窗下流過,向西三公里拐過一個彎,就是運河的起點處—拱宸橋。這一線河水向北蜿蜒,在日升月落間橫貫整個華北平原,最後進入北京城,到積水潭、鼓樓一帶戛然而至,710年來,世事蒼茫,卻從來沒能阻擋過它的無言流淌。20多年前,杭州段運河清澈可見游魚,20多年來,樓宇日見林立,水體終而渾濁,現在,當地的政府突然又回過頭來搞運河的治理,想要把它開發成夜遊江南的一個景點去處。此刻,我正在寫作這篇文字的時候,窗下正有拉物品的夜航船隆隆地駛過。據說過了今年,這些水泥船因為噪聲太大影響兩岸居民而不能在運河裡夜行了。

我的思緒便常常在這種貌似相關實則相去萬千的時空中遊蕩,法國人羅蘭·巴特曾經說過一句很妙的話,“我對不太可能發生的事,以及歷史的本質始終迷惑不解。”寫作當代史的快感和詭異,便全部在這裡了。
1993 扭轉戰局
他們是我的希望,
讓我有繼續的力量;
他們是未來的希望,
所有的孩子都一樣。
——李宗盛:《希望》,1993年

64歲的“天下第一莊”莊主禹作敏盤腿坐在他那張碩大的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這是1993年3月的某個傍晚。這些日子,他身不由己地捲入了一個驚天大鏇渦之中。

在過去的兩年里,禹作敏一直春風得意。他領導的大邱莊由一個華北鹽鹼地上的討飯村變成全國最富有的村莊。《紐約時報》報導說:“大邱莊實際上就是一家大公司。這個村有4400人,卻有16輛賓士轎車和一百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人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莊的工業產值據稱達到了40億元人民幣。”大邱莊成為中國民間經濟迅猛成長的一個標誌,所有來這裡參觀的人們都會驚嘆於它的整潔與富有。小小的村莊由一排排紅磚灰瓦的平房構成,柏油馬路交織其間。路修得極好,路邊立著只有大城市裡才有的那種華燈。村子中心還有16棟造型別致的別墅,其外形模樣跟北京的釣魚台國賓館很相似。

禹作敏就住在別墅群中最顯眼的那一棟,他每天盤腿坐在大炕上,等待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的“朝拜”。他不僅是一個精明的商人,更是一個百年一出的農民語言大師,所有與他接觸過的人都會被他的如珠妙語傾倒。作為大邱莊奇蹟的締造者,他的聲望達到了頂點。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之後,大邱莊抓住經濟復甦的機遇,在鋼材上狠狠賺了一大筆。全國媒體掀起了一個報導大邱莊的熱潮,禹作敏已儼然成為“中國第一農民企業家”。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經濟日報》上撰文《春節寄語》,他寫道:“大邱莊最大的貢獻,是給中國農民長了臉。”

然而,就在聲望達到頂峰的時候,這位極有智慧的“人精”突然變得狂狷起來。他自恃為“中國農民的代表”,而且與某些中央領導交情不淺,便漸漸地忘乎所以。他對一群前來考察的官員說,“局長算個球,我要當就當副總理。”有一次,6位部長級別的官員到大邱莊開會,禹作敏既不迎接又不陪坐。當會議結束,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員聚集在院子裡準備離去的時候,他卻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與相熟的記者閒談,對門外的喧譁置若罔聞。當記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別之意時,他一甩手說,“不理他們。”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選出席十四大的黨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孫山。6月20日,“中共大邱莊委員會”開始向新聞界散發一份《公開信》,其中列有十條:“……第五條,我們聲明觀點,從今以後凡是選舉黨代表、人大代表我們均不介入,否則會影響其他人選;第六條,天津市主要部委來人,我們一要熱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證,防止壞人鑽空子;……第八條,我們的幹部職工要頂住三亂,不準亂查;……第十條,我們要明白,更要糊塗,明白加糊塗,才能辦大事。”孤憤、怨恨、對立情緒躍然紙上。

致命的危機是由一個偶然事件誘發的。1992年12月,大邱莊萬全公司經理病故,查賬時發現可能有貪污行為,於是大邱莊派4人審查該公司業務員危福和。危福和被非法拘禁,並於12月13日被人暴力毆打致死。事發之後,“老爺子”禹作敏決定包庇犯事者,他讓相關疑犯或連夜離開大邱莊,或躲藏起來,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擋。1993年1月,檢察部門派出6名人員到大邱莊取證,不想卻被非法拘留13個小時,其間還不給任何飲食。當檢察院對4名疑犯發出拘傳令時,前來執行公務的公安幹警又被大邱莊設卡拒於門外。

事態由此惡化。2月18日凌晨,天津有關方面動用400名全副武裝的武警封鎖了通往大邱莊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個工廠的工人全部罷工,上萬名本村及外村的農民手持棍棒和鋼管把守小村的各個路口,與武警全面對峙,並聲稱“一旦警察進村,就要全力拚搏”。禹作敏本人則以退為進,向外界宣布暫時辭職。如此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經身陷法律的雷區而不能自拔。後經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強同意武警進入這個“禹氏莊園”。警察對大邱莊進行了搜查,禹作敏作偽證說,疑犯已經全數外逃,而事實上,其中幾人一直藏在村里。

3月上旬,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邱莊派駐工作組,收繳該村的所有武器裝備。禹作敏因有窩藏、妨礙公務等嫌疑而被拘留。儘管風波陡起,但表面似乎還是一片風平浪靜。春節期間,禹作敏出現在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上,面帶笑容。即使到了3月16日,他仍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了全國政協會議。

所有人都隱隱感覺到,事態正在惡化,不過很多人還是心懷僥倖。禹作敏的手上便有一封從南方剛剛寄到的信件,來信人是另一位鄉鎮企業的代表人物,浙江萬向集團的魯冠球。1990年1月,中國鄉鎮企業家協會成立,農業部部長何康任會長,兩位副會長一個是禹作敏,另一個就是魯冠球,這是農民企業家所能得到的帶有“官方色彩”的最高職務。禹作敏與魯冠球交情一向不淺,每年江南新茶上市,魯冠球都會讓人捎上幾大包給禹作敏,而後者更曾大方地送給對方一輛天津牌照的日本尼桑轎車。魯冠球與禹作敏是兩個個性完全不同的企業家,禹作敏對魯冠球的評價是:“你們老魯太圓滑。”而魯冠球對禹作敏的印象是:“這個老頭太任性。”年初,打死人事件發生後,魯冠球便一直非常關心他的這位“禹大哥”,他在一張便條中寫道:“目前社會各界對你及大邱莊頗為關注。大家普遍認為,事已至此,以妥協平息解決為上策。因為‘投鼠忌器’,所以我認為只有發展生產增強經濟實力才是基礎。希望您心胸開闊,保重身體是本也。”魯冠球“投鼠忌器”一詞的言下之意,是安慰禹作敏,政府應該會考慮到他的改革影響力,不至於給予嚴厲的懲戒。這讓由自恃而變得驚恐的“老爺子”得到一絲寬慰。

但是,事情的衍變出乎禹作敏以及魯冠球等人的預料。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5項罪名,判處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莊的二號人物禹紹政被同時判刑入獄10年。關於禹作敏的判刑,新華社只向全國統發了一條不到兩百字的新聞稿,然而其引起的反響卻如平地驚雷。在《人民日報》任職的凌志軍記得,“那幾天家裡的電話鈴聲一直響個不停,很多人想打聽他的情況。這些人大都是中國改革潮流中的風雲人物,他們把禹作敏視為同類,自然也把他作為改革的象徵。他們都在問同一個問題:對禹作敏的打擊,是不是衝著改革來的?”

很顯然,此案的發生讓禹作敏及所有的改革派,包括處理他的天津市政府,都陷入了難辯的困境。禹作敏被捕後,天津有關人士在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時稱:“禹作敏被拘捕,再次表明中國政治和法制的進步與成熟。”日後看來,禹作敏一案並不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它是一個視法律為無物又跟地方政府關係交惡的農民企業家自釀自飲的一杯苦酒。禹作敏被判刑後,南方的魯冠球三日不出,他寫了一篇題為《鄉鎮企業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質》的文章。他寫道:“我們面臨經營者的自身素質障礙。這是一道更困難的障礙。這種障礙的病因是部分農民能人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所負載的歷史使命,僅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環中,這樣的馬失前蹄是非常讓人痛惜的。而這一障礙的真正根源,其實是傳統的小農意識與現代精神的衝突,顯然,我們今天需要一次徹底的決裂。”

4月,中國企業界發生了兩起強烈地震。一起是大邱莊的禹作敏落馬,另一起則是當時國內如日中天的高科技企業家沈太福被捕。有意思的是,他們都是在與政府激烈的對立抗衡後陡然隕落的。

沈太福的故事是又一則頗具荒誕色彩的商業傳奇。身高不到一米六的沈太福是吉林省四平市人。他自小愛好科技發明,是一個十分聰慧好學的青年。1984年,30歲的他從四平水庫的工程局辭職,與兩個兄弟辦起了吉林省第一家個體科技開發諮詢公司。他們相繼研發出很多新穎的產品,如吸塑包裝機、雙色水位計及一種特別的讀卡機。他的企業在當地以善於創新而小有名氣。1986年,沈太福進京,pA30萬元註冊了集體性質的長城機電技術開發公司——直到1988年,北京市工商局仍然不受理私人性質的高新科技企業註冊。長城公司的產權性質最後成為沈太福案最致命的一環。1992年前後,沈太福和他的科技人員研發出一種高效節能電機,據稱比同類產品性能高出很多。可是,沈太福並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投入生產,銀行也對這個有風險的項目沒有興趣,這時候,沈太福想到了民間融資。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之後的1992年和1993年是投資熱情極其高漲的年份,人們對各種有新意的建設項目充滿了熱情。由於中央金融管制,發生在民問的各種集資行為便一直非常活躍,利息也是水漲船高。在沿海很多地方,民間拆藉資金的年利息基本在16%~20%之間。一位資深的證券公司總經理曾回憶說,“在那年,證券公司不知道自己真正該做什麼,幾億的資金,拆借出去就起碼有20%的收益,還用自己費什麼心?”。便是在這樣的火熱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資遊戲出台了。

長城公司發明的新型電機屬於節能項目,當時國內能源緊張一直是瓶頸,因此凡是有節能概念的新技術都頗受青睞。而沈太福又是一個善於包裝和炒作概念的高手。1992年5月28日,他的電機技術在釣魚台國賓館通過了國家級科技成果鑑定。根據報導,國家計委的一位副主任在他的項目鑑定書上批示:“屬節能的重要項目,應儘可能給予指導和支持。”沈太福更是對外宣稱,長城公司幾年來先後投入近5000萬元,研製成功了這種高效節能電機,據能源部門測算,在運行的風機中如果僅有1/3換上這種節能電機,一年就可以節電400億千瓦,其前途的宏大讓人充滿想像。

沈太福的集資規則是這樣的:投資者與公司直接簽訂“技術開發契約”,集資金額的起點為3000元,高者不限。投資者可隨時提取所投資金,按季支付“補償費”,年“補償率”達24%——當時,銀行的儲蓄利率為12%左右,沈太福開出的利率高出一倍。他的第一輪集資活動是6月份在海南展開的,廣告前一天刊出,第二天公司的門口就排起了長龍,僅20天,就集資2000萬元。初戰即告大捷的沈太福當即加快集資步伐,他先後在全國17個城市開展了類似的活動,長城公司的集資風暴迅猛席捲全國,它很快成為當年最炙手可熱的高科技企業。

在此次集資活動中,各地的媒體記者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中最活躍的是《科技日報》記者孫樹興。當沈太福在海南開始集資時,孫樹興在報紙的頭版頭條發表長篇通訊《20天集資2000萬》,對長城公司的集資業績大加鼓吹。在隨後的幾個月里,孫樹興又相繼發表了《用高科技和我們百年不懈的改革開放築起新的長城》以及《為了千百萬父老兄弟》等長篇報導,對長城公司的集資給予高調的追蹤報導。正是在數百家媒體的熱催下,沈太福跑馬圈地,戰無不勝。在這期間,沈太福先後給了孫樹興兩萬多元辛苦費以及密碼手提箱、“皮爾·卡丹”西服和日本產“美能達”全自動照相機等物品。孫樹興後來因此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在孫樹興的牽線下,沈太福又幸運地結識了曾經擔任過《科技日報》總編輯、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的李效時。在沈太福案中,李效時扮演了一個很關鍵的角色。當《科技日報》對長城公司大加報導的時候,他便對這個節能項目深信不疑。為了表示支持,他專門到長城公司去考察,還留下了“願長城目標早日實現”的題詞,被沈太福用在所有宣傳文本上。李效時還借出差的機會到各地為長城做宣傳。在海南,他對媒體記者說,“我從深圳到廣州到海南,宣傳了一路的‘長城’。我覺得‘長城’所辦的科技實業,是一個充滿希望的科技實業!”由於他的官方身份實在特殊,因而成了長城公司最具說服力的宣傳員。為了報答李效時,沈太福以李效時三兒子的名字簽訂了一份4萬元的北京長城公司“技術開發契約書”。第一次,李效時拒絕了,第二次,沈太福派人把它從李效時辦公室的門縫裡塞進去,這次,李效時沒有退回,他心領神會地將之鎖進辦公室的一個鐵皮櫃裡。就為了這份契約,李效時一年後被認定犯有受賄罪、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

如果說孫樹興和李效時為長城公司效勞夾有私利因素的話,那么,在當時確實有一些專家和學者對沈太福的集資模式表示由衷的讚賞,其中便包括老資格的社會學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費孝通。在1993年1月,費老撰文《從“長城”發展看“五老”嫁接》,對長城模式進行“理論”上的論證。他所謂的“五老”是老大(國有企業)、老鄉(鄉鎮企業)、老九(知識分子)、老外(外資企業)、老乾(政府官員)。費孝通認為,長城公司在高新技術成果的委託加工、成果轉讓、搞活民間金融、對外合作以及發揮老幹部餘熱等方面都做出了值得稱道的成績。

到1993年初,沈太福先後在全國設立了20多個分公司和100多個分支機構,雇用職員3000多人,主要的業務就是登廣告、炒新聞、集資。到2月份,長城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共集資10億多元人民幣,投資者達10萬人,其中個人集資款占集資總額的93%。集資款逾5000萬元的城市有9個,北京的集資額最多,達2億多元。隨著集資泡沫越吹越大,沈太福講的故事也越來越離譜,他宣稱擁有300多項專利技術,“其主導產品高效節能電機已在各生產領域套用,已握有15億元的訂貨量”,同時,“在全國數萬家民辦科技企業中,長城還是唯一一家納入國家行業管理的”。事實上,在這段時間裡,長城公司只售出電機50多台,價值僅600多萬元。為了製造經營業績良好的假象,沈太福把3.2億元集資款變成公司的營業銷售收入,然後向稅務部門繳納了1100多萬元的稅款。與此同時,沈太福在人際公關上大下工夫,他先後聘請了160多名曾經擔任過司局長的老同志擔任公司的高級顧問,由此構築起了一個強大的官商關係網。

事態演進至此,商業騙局的氣息已經越來越濃烈,沈太福鋪天蓋地的集資風暴引起了國務院副總理朱錇基的高度關注,這位對金融風險懷有本能警覺的中央決策人意識到,如果“長城模式”被廣泛效仿,一個體制外的、缺乏制度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將龐大而可怕地出現,中央的金融管制政策將全面失效,於是,他下令終止長城公司的活動。

名人推薦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北大、哈佛知名教授、四大財經媒體主編聯袂推薦。

近30年來中國向世界經濟大國的躍升,無疑是現代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國崛起這一宏大敘事,是由千百萬普通人各不相同的創業故事集合而成的。雖然人們對於這些故事的闡釋差別甚大,但是我深信,讓作家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把這些故事記述下來,由大眾去加以解讀和評論,對我們總結過去和規劃未來有著極大的價值。
——吳敬璉

978年到2008年的30年會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最精彩的華章。今天中華兒女又能因我們的經濟成就昂首挺胸面向世界,這種成就是政治家智慧和企業家智慧交織的結果。吳曉波用他的心和他的筆為我們編織了這30年間大政治背景下企業和企業的“貨殖列傳”,我覺得其重要程度和精彩程度不亞於“本紀”。——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商業評論》執行主編何志毅

中國企業的崛起是過去30年裡,世界經濟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讓人遺憾的是,迄今沒有一部完整記錄這段令人激動的時代的書籍,吳曉波先生的《激盪三十年》彌補了這個重要的空白。——哈佛大學教授、亞太區研究中心主任勞維信

《激盪三十年》填補了一個巨大的歷史空白,同時他也是朝向未來的。他是標本也是標桿,因此將成為無數人前行的伴侶。——《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秦朔

吳曉波敏銳地發現,過去30年中國企業的幾乎所有重大機遇都只是政治變革的伴生品。未來30年,我們理應期待由更多與政治無涉的商業智慧構成中國企業的歷史。——《經濟觀察報》總編輯劉堅

中國缺乏連續而主流的商業史,這讓中國的崛起充滿偶然與不可預見性。在眼下這個全民讀史的時代,《激盪三十年》的問世提供了一種社會與企業溝通的新的方式。——《中國企業家》總編輯牛文文

以往,但凡稱得上“史”的書籍,往往給人枯燥生硬之感,但吳曉波的這本《激盪三十年》講的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商業歷史,卻用冷峻的靈性之筆,描繪了一個充滿刀光劍影的真實江湖,讀來令人有種莫名的感慨。——《21世紀經濟報導》發行人沈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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