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新形勢和新任務》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新形勢和新任務》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新形勢和新任務》是一篇毛澤東在抗戰勝利後再天安門廣場宣讀的文章,內容:現在的情況是,我國抗日戰爭階段已經結束,進入了和平建設階段。全世界包括歐洲、東方,都進入了和平建設的階段。

原文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新形勢和新任務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現在的情況是,我國抗日戰爭階段已經結束,進入了和平建設階段。全世界包括歐洲、東方,都進入了和平建設的階段。第三次世界大戰目前不會爆發是肯定的。我們可能在兩種情況下進入和平建設階段,一種是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種是得不到。現在是得不到了。我們曾力爭在進入和平階段前進入若干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沒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蘇聯為了國際和平和受中蘇條約[2]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適於幫助我們。我們的武器是步槍,沒有外援很難打下日軍占領的大城市。中蘇條約是日本宣布投降後簽字的,內容現在還未公布,大概蘇軍進軍區域限於東北三省,進入熱、察[3]是臨時性質。蘇聯如公開助我,美國必公開助蔣,大戰就可能爆發,和平不能取得。二是蔣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侵華日軍只向國民黨軍隊投降,我們想爭一部分受降權而不可得,因為我們沒有合法地位。雖然現在我們對國民黨還要提出受降這個問題,但實際上是沒有希望了。由於這兩點,我們想力爭的那一批勝利果實就得不到了。我們只能承認這個事實,這不是不力爭的結果,我們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況下進入和平階段。這是第一點。

第二,關於蔣介石的地位。他的有利方面是,有合法地位和大城市。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擺著強大的解放區,他的內部有矛盾,他不能滿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

第三,關於我們的地位。我們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勞,這是蔣介石不能抹煞的,我們黨目前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之高是大革命和內戰時期所沒有過的;廣大解放區的存在,蔣介石無法進行封鎖;我們黨有為民主、民生而奮鬥的綱領,能解決蔣介石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不利的方面是,我們沒有得到大城市,沒有機械化的軍隊,沒有合法地位。

第四,我們之所以沒有得到大城市和沒有機械化的軍隊,一方面是我們沒有外援,另一方面是我們的城市工作和軍隊工作(對偽軍和國民黨軍)沒有做好。當然,即使工作做好了,我們得到了北平、天津,也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是事實,所以不能阻止國民黨軍占領大城市的行動。

第五,和平能否取得?內戰能否避免?我們現在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過去的口號是抗戰、團結、進步。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為中國人民需要和平,蘇、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贊成中國打內戰。中國過去是大敵當前,現在是瘡痍滿目,前方各解放區損失嚴重,人民需要和平,我們黨需要和平。國民黨暫時也不能下決心打內戰,因為它的攤子沒有擺好,兵力分散。胡宗南[4]現在只有三個軍包圍我們(其他的三個軍去了山西,三個軍在河南,一個軍不知所在),我們伸出拳頭去,他就沒有辦法。同時,國民黨軍內部矛盾很多,這次他們繳了一百萬日本侵略軍的槍,可能引起新的矛盾。中央軍、雜牌軍共二百萬,加上收編的偽軍八十萬,共二百八十萬,它的實力無論如何弱於日軍加偽軍,而我們的軍隊還可以擴大。國民黨本身有這些困難,加上解放區的存在,共產黨不易被消滅,國內人民和國際上反對國民黨打內戰,因此內戰是可以避免和必須避免的。我們黨提出的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是有現實基礎的,能得到國內外的廣大同情。

第六,蔣介石要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他所以可能採取暫時的和平是由於上述各種條件的存在,他還需要醫好自己的創傷,壯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將來消滅我們。我們應當利用他這個暫時和平時期。

第七,我們要求的條件,就是《目前緊急要求》十四條[5],如果大家同意就通過,由書記處進行修改。十四條中除第三、四、五條外都是老的要求,著重於民主、民生問題。現在最現實的也是雙方所力爭的是第一條,即承認解放區和解放軍。第三、四、五條要求參加處置日本投降後的一切重要工作和接受日軍投降等是不得不提的,其中除參加和平會議及聯合國會議一項或許有舊金山式[6]的希望外,其餘都是沒有希望的。關於第一條的爭論一定是非常激烈的,雙方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蔣介石才能逼著他讓步,他總之是不會滿足我們的要求的。過去爭論過多年,他只承認我們編十二個師,就是為的等得到了大城市再和我們講價錢,現在日本人走了,國共雙方面對面了,問題拖不下去了。

第八,對國民黨的批評,本來決定停一下的,但因為日本宣布投降,蔣介石下令要我們“駐防待命”,所以不得不再批評它一下,今後要逐漸緩和下來。以後我們的方針仍是“蔣反我亦反,蔣停我亦停”,以鬥爭達到團結,做到有理有利有節。不可能構想在蔣介石的高壓下,不經過鬥爭就可以取得我們的地位。

第九,最近兩個星期的進軍[7]是必要的,集中了軍隊,振奮了人心,我們控制的縣城已增至一百三十四個。今後還要進軍一個時期,奪取更多的中小城市,發動民眾,整訓軍隊。解放區的人口和軍隊都擴大了,財政困難,穿衣吃飯問題如何解決?以後要縮編和搞生產。今冬要整訓軍隊,擺出內戰是不好打的姿式給蔣介石和美國看,以便在談判中取得比較有利於我的解決。氣不能松,松下來就談不好。

第十,和平時期的兩項重要工作——城市工作和軍隊工作,非常重要,過去我們沒有做好,今後要下全力認真地去做。不學會做好這兩項工作,中國人民的最後解放是不可能的。

第十一,七大時講的長期迂迴曲折,準備出現最大困難,現在要實行了。現在我國在全國範圍內可能成立資產階級領導的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中國如果成立聯合政府,可能有幾種形式。其中一種就是現在的獨裁加若干民主,並將存在相當長的時期。對於這種形式的聯合政府,我們還是要參加進去,進去是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走這個彎路將使我們黨在各方面達到更成熟,中國人民更覺悟,然後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中國差不多等於一個歐洲,歐洲現在許多國家還沒有勝利,或者不是由共產黨完全領導。我們要準備有所讓步。我們要準備對付最大的困難,如外國不幫助,軍隊可能因談判而縮小,內部不一致等等。現在河南、湖北、湖南、廣東、江蘇、浙江的情況非常危險。但起決定作用的一點是我們內部的團結,只要我們自己團結一致,敵人是不能壓倒我們的。

第十二,準備以中央委員會名義發表一個宣言[8],以和平、民主、團結的新姿態出現。恩來同志馬上去重慶談判,談兩天就回來,我和赫爾利接著就去[9]。這回不能拖,應該去,而且估計也不會有什麼大的危險。

第十三,各解放區要作持久之計。這回軍隊集中很好,但不便於過多集中的地方,應該根據吃飯、穿衣、有槍等條件加以改變。解放區可能要再來一個精兵簡政。打仗一定要有利,沒有把握的仗不打,只要把軍隊拿在手裡就有辦法。不要增加人民負擔,今冬要搞大減租,明春要搞大生產。只要我們站穩腳跟,有清醒的頭腦,就不怕一切大風大浪。

大家的意見很好,今天的方針是七大定下來的,七大的方針就是反對內戰的方針。當前內戰的威脅是存在著的,但國民黨有很大困難,至少今年不會有大的內戰,和平是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進攻還是退卻?主要的當然還是進攻,是在和平中的進攻,但部分的會有退卻。解放區一萬萬人口、一百萬軍隊,蔣介石是不會完全承認的。我們要準備有所讓步,在數量上作些讓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讓步換取在全國的合法地位,養精蓄銳來迎接新形勢。對這種讓步我們要有準備。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準備在合法工作中去進攻,利用國會講壇去進攻,要學會作合法鬥爭。這對於我們是一個新環境,和北伐、內戰、抗日三個時期都不同,因為這是和平時期。我們很需要利用這樣一個時期來教育全國人民,來鍛鍊我們自己。學會了做許多工作,才有能力去搞全國、搞大城市工作。

機會主義的問題是不存在的。蘇聯紅軍不入關,這不是我們主觀上的問題,日軍不繳槍給我們,我們曾經力爭過了。至於我們擴大地方是否是“左”傾機會主義?那也不是。有些地方我們占領了又退出,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這種想法不對,退出了的地方,民眾也得到了教育。插草為標時要搞大一點,到安居樂業時就搞小一點。經過三個時期的戰爭,現在來個和平時期,我們要準備做城市工作。

東北的工作如何?派幹部去是確定的,派軍隊去現在還不能定,還要看形勢,有可能不能去。

談判如果不成功,國民党進攻我們,我們是否要打?應該打,但必須打勝仗。

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是否召開?如果實現了和平,就開一個和平、民主、團結的會議。

我是否去重慶?今天的會議決定還是去,而不是不去。但去的時機由政治局、書記處決定。所以回赫爾利的電報[10]是說先派恩來去。如果赫爾利、邵力子[11]來請,我就和他們一起去,這個姿態比較好。

我去重慶,決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職務,書記處另推陳雲、彭真[12]同志為候補書記,以便我與恩來出去後,書記處還有五個人可以開會。

劃定區域的問題,我們不提,因為我們要求承認一切解放區,但蔣介石是要提的。博古[13]同志提議把十四條歸納為六條,這個意見很好,交書記處再去考慮決定。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 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本篇一)和結論(本篇二)。

[2]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國國民黨政府同蘇聯政府在莫斯科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八月二十六日,這個條約正式公布。

[3]熱,指熱河省,一九五五年撤銷,當時轄區為今河北省東北部、遼寧省西南部、內蒙古自治區東南部。察,指察哈爾省,當時轄區為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一九四九年改轄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一九五二年撤銷。

[4]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豐(今屬安吉縣)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一戰區司令長官。

[5]《目前緊急要求》十四條,是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經毛澤東修改的準備向國民黨提出的,內容是:“一、承認中國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和抗日軍隊。二、撤退包圍和進攻中國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隊,避免危害全國人民和擾亂國際和平的內戰。三、劃定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接受日軍投降的地區。四、容許中國解放區抗日軍隊及其代表參加處置日本投降後的一切重要工作。五、容許中國解放區選出代表參加將來關於處理日本的和平會議及聯合國會議。六、嚴懲漢奸,解散偽軍。七、釋放愛國政治犯。八、救濟被難同胞。九、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十、取消特務機關。十一、取消一切妨礙人民自由的法令和對新聞出版物的檢查條例。十二、在一切收復地區,組織地方性的民主的聯合政府,容納中共及各方面抗日民主分子參加。十三、公平合理地整編軍隊,辦理復員。十四、立即召開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的政治會議,商討抗戰結束後的緊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綱領,結束訓政,成立民主的舉國一致的聯合政府,並籌備自由無拘束的普選的國民大會。”

[6]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六日,聯合國成立大會在美國舊金山舉行。出席這次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三方派代表組成。中共方面由董必武代表解放區出席了大會。這裡所說的“舊金山式”,是指出席國際會議的中國代表團由國、共兩黨和其他民主黨派派代表共同組成。

[7]指八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近兩個星期內各解放區武裝部隊對日軍進行的全面反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延安總部總司令朱德向各解放區所有武裝部隊發布限令日偽軍投降的命令。八月十一日,延安總部又連續發布了六道命令,命令晉綏解放區賀龍領導的武裝部隊、晉察冀解放區聶榮臻領導的武裝部隊、冀熱遼解放區的武裝部隊向內蒙古和東北進軍;命令山西解放區的武裝部隊肅清同蒲路沿線和汾河流域的日偽軍;命令各解放區的武裝部隊,向一切敵占交通要道展開積極進攻,迫使日偽軍投降。各解放區的武裝部隊堅決執行這些命令,並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8]即後來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發表的《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宣言》。宣言提出:“中國共產黨認為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務是: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並協同英、美、蘇及一切盟邦鞏固國際間的持久和平”。宣言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實施六項緊急措施:“(一)承認中國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和抗日軍隊,撤退包圍與進攻解放區的軍隊,以便立即實現和平,避免內戰。(二)劃定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接受日軍投降的地區,並給與他們以參加處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權利,以昭公允。(三)嚴懲漢奸,解散偽軍。(四)公平合理地整編軍隊,辦理復員,救濟難胞,減輕賦稅,以蘇民困。(五)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礙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務機關,釋放愛國政治犯。(六)立即召開各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物的會議,商討抗戰結束後的各項重大問題,制定民主的施政綱領,結束訓政,成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並籌備自由無拘束的普選的國民大會。”

[9]這裡所說的周恩來和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的安排,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改變,決定毛澤東和周恩來一起去重慶同國民党進行談判。毛澤東並於同日復電美軍中國戰區司令官魏德邁,歡迎赫爾利大使來延安,他和周恩來可以偕赫同機飛重慶。

[10]指毛澤東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復魏德邁的電報。電報說:“來電奉悉,極表歡迎。為謀中國團結,遠東和平,鄙人亟願至渝與蔣委員長共商大計。茲先派周恩來將軍前來接洽,請轉達赫爾利大使並給交通便利為感。”

[11]邵力子(一八八二——一九六六),浙江紹興人。當時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是國民黨參加重慶談判的代表。

[12]陳雲(一九○五——一九九五),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人。彭真,一九○二年生,山西曲沃人。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均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3]博古,即秦邦憲(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蘇無錫人。當時是中共中央委員。

[14]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中央書記處把原擬的目前緊急要求十四條歸納成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實施的六項緊急措施,寫入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的宣言》。

背景資料

毛澤東在抗日戰爭的高超指揮才能,突出表現為科學審勢、巧妙造勢和相機奪勢。其表現如下:

科學審勢

戰爭是敵對雙方憑藉一定的物質條件所進行的主觀能力的競賽。這種主觀能力,首先是指揮員審時度勢的能力。這種審時度勢,包括對敵勢、我勢、地勢、趨勢等多項內容的了解、分析和判斷,這是正確制定和靈活運用戰略戰術的基本前提。

毛澤東在指揮抗日戰爭中之所以那么嫻熟自如,高敵一籌,就在於他精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善於審時度勢,因而他能夠料敵如神,應變裕如。

第一,他全面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深刻揭示了戰爭的根源,及早地指出抗日戰爭不可避免性,提出了建立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相結合的國際戰略思想。

1931年,當日本侵占我國東北並謀圖侵占全中國時。當時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的侵略一味採取不抵抗政策,並以犧牲一些國土便可圖苟安。毛澤東同志嚴正指出:“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經確定了,那些以為同日本妥協,再犧牲一些中國的領土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人們,他們的想法只是一種幻想。”英、法、美統治集團對日本的侵略行徑採取所謂“不干涉政策”,隔岸觀火,以圖坐收漁翁之利。日本正好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作為侵華的工具。毛澤東洞察日本的野心,嚴厲批駁了英、法、美的損人利己的政策。他指出,日本的野心是很大的,侵占中國,只是其野心的一部分,其更大的野心是要獨占西南太平洋。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形勢的發展,完全被毛澤東所言中。毛澤東對於國際形勢的精確判斷,為世人所折服。他的敏銳洞察力,來自科學的分析形勢,通過分析牢牢抓住法西斯的侵略本質,因此,能夠準確預見到德、日、意的侵略行徑,必然導致與其他資本主義大國的利益衝突,必然爆發新的戰爭。

第二,毛澤東辯證地分析了抗日戰爭中敵我雙方的優勢和劣勢,提出了持久戰的正確戰略方針,揭示了敵敗我勝的客觀必然性。

首先,毛澤東抓住敵我雙方各自矛盾的四個特點,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比較,從而得出結論:日本的長處是力量之強,短處是:退步性;失道寡助;小國無後方。中國的短處是戰爭力量之弱,而其長處則在進步性;大國;得道多助。正是這些矛盾著的基本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後勝利屬於中國而不屬於日本。

其次,毛澤東善於分析中日雙方每一特點中所包含著的相反的成分,從而揭示了每一特點的相對性和轉化的可能性。他詳細分析了每一特點中兩種相反成分各自所占的地位,指出哪些於我有利,哪些於我不利,有針對性地提出了發展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的具體方法。

再次,毛澤東善於分析中日雙方優劣形勢的轉化。他指出,敵我雙方的強弱優劣,並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敵之軍事力量雖強而處優勢,但其兵力不足,資源匱乏,指揮笨拙,異國作戰,因而不是絕對的優勢。我之軍事力量雖弱而處於劣勢,但我兵力充足,資源豐富,指揮靈活,本土作戰,因而不是絕對的劣勢。強弱優劣的相對性,使敵我雙方強弱優劣的轉化具有了客觀可能性。當然,這種轉化需要一定的條件。

第三,毛澤東科學地預見到整個戰爭的發展進程,提出了抗日戰爭不同發展階段應該採取的正確的作戰方針。

毛澤東客觀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犬牙交錯的特殊態勢,提出了戰勝敵人的具體作戰方針即:堅持戰略防禦中的戰役和戰鬥的進攻戰,戰略持久中的戰役和戰鬥的速決戰,戰略內線中的戰役和戰鬥的外線作戰。還規定了戰爭的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即:第一、二階段是防禦和持久,第三個階段是戰略的反攻戰。在毛澤東的指導下,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創造了戰爭史上的奇觀,日本侵略者無可奈何地哀嘆:“敵我的勢力範圍犬牙交錯,變化無常。有關敵人準確位置的情報,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勢力範圍內部深處經常潛藏有敵人的軍事力量。”

巧妙造勢

毛澤東高超的謀略藝術,不僅表現在科學審勢,而且表現在科學審勢基礎上的巧妙造勢,即在總體的劣勢中,人工地造成局部的優勢,相機消滅敵人。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乘敵之隙,創造於我有利之勢。毛澤東指出,自古無不犯錯誤的將軍,乘敵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們不僅要善於利用敵人的錯誤,而且要有意造成敵人的錯覺,便於形成與我有利之勢。戰爭初期,毛澤東正是牢牢抓住敵人在戰略戰役的指揮方面明顯地暴露出“逐漸增加兵力、沒有主攻方向、包圍多殲滅少”幾個方面的錯誤和弱點,領導全黨放手發動民眾,靈活地運用游擊戰和運動戰打擊敵人,在總體的劣勢中創造了許多局部的優勢。

二是善於揚我之長,擊敵之短,在作戰形式方面造成於我有利之勢。毛澤東針對敵人的特點,堅持以運動戰為主。敵處運動之中,常易兵力分散,首尾不顧,我可相機突然包圍,打他一個措手不及,迅速解決戰鬥。我軍另一拿手好戲,便是游擊戰,這是敵人防不勝防最感頭痛的戰法。游擊隊紮根於民眾之中,易聚易散,機動靈活,熟悉地形,神出鬼沒。對於分散小股之敵,對於麻痹鬆懈之敵,隨時可將其消滅。這樣,在具體作戰形式上,我便從劣勢變成了優勢。

三是善於靈活運用兵力,每戰集中兵力打敵小部,在局部造成以多勝少的優勢。毛澤東強調:“靈活地使用兵力這件事,是戰爭指揮的中心任務,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毛澤東善於判斷敵情,料敵如神;他善於捕捉戰機,恰到好處;他熟悉部隊的特點,用其所長,因而在戰略劣勢中創造出許多局部優勢的神奇活劇。毛澤東最常用亦是最精彩的指導原則,就是集中兵力,打敵小部,以多勝少,速戰速決。這樣,在具體的戰役戰鬥中,猶如幾個大漢打一個強盜,一舉而取勝。

四是善於發動民眾,創造戰爭後備力量的優勢。戰爭之初,我之軍力兵力等現實力量處於劣勢。毛澤東認為,要轉變現實力量敵優我劣的狀況,就要下大氣力將我後備力量的劣勢儘快變為優勢,其方法就是實行正確的政治動員,全面地放手發動民眾,武裝民眾,這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人民民眾承以各種方式支援或直接參加抗日戰爭。我們正是依靠人民民眾的力量,彌補了武器裝備之不足的劣勢,使敵人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相機奪勢

審勢和造勢的目的,在於奪勢,戰勝敵人。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指導我國軍民把敵人的戰略優勢奪過來的基本謀略是:先在某些局部把優勢從敵人手中奪過來,聚而殲之,積小勝為大勝,使戰略形勢從量變到質變,逐步奪取全局的優勢和最後勝利。

要奪取抗日戰爭全局的優勢,必須從奪取局部的優勢開始。但這絕不意味著指揮員注意力的重心擺在局部上。恰恰相反,毛澤東指導奪勢的高超謀略,在於善於處理全局和局部的關係。毛澤東強調,在戰爭指導上,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的和首先的問題,是對於全局和各階段的關係關照得好或關照得不好。只有“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毛澤東不僅通曉抗日戰爭的全局,而且深刻了解各個局部在戰爭全局的地位,善於關照戰爭各個方面、各個階段的關係,因而能夠充分發揮各個局部的作用,在抗日戰爭全局中不斷地投下一著又一著的妙棋,引導戰爭航船駛上勝利的彼岸。

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相機奪勢的一個偉大創舉,就是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廣泛開展游擊戰爭,開闢敵後戰場。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敵後游擊戰爭,從三個方面向敵人奪勢:第一,使敵人無法充分利用其占領區的人力物力財力,相反,有相當多的人力物力財力掌握在我軍手中,大大削弱了敵人的物質力量。第二,牽制和抗擊了60%的侵華日軍和90%以上的偽軍,極大地減殺了敵人在正面戰場的優勢。第三,消耗了敵人的軍事力量。在八年抗戰中,我八路軍、新四軍和廣大人民民眾一起,在敵後戰場對敵作戰12.5萬餘次,消滅日軍52.7萬餘人,消滅偽軍118萬餘人,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積聚和發展了人民的力量,逐步改變敵我力量的對比,為贏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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