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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1949年1月26日，李宗仁在總統府召集政務會議，商討南京政府代表團赴北平和談的人選時，邵力子、張治中建議“加派莫德惠及傅宜生、鄧寶珊為代表”。雖然徐永昌認為“傅似不宜，以其立場不應爾，彼恐亦決不願就也”，致使傅、鄧沒被列入代表團名單，但邵、張之所以提名傅，是因為他們仍將傅視為南京政府的一員。即使是徐永昌說傅不適合，也並沒有將他排除於陣營之外。和談中，傅作義曾提出希望他的《平明日報》能辦下去。和平協定公布之後，這份報紙自然要讚頌傅作義在和談中的決定作用。傅作義在談判桌上沒能達到的東西，想通過輿論的力量來實現。為此，林、羅、聶在1月31日致電中央，稱傅作義“利用報紙大宣傳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績，並譽之為萬眾生佛。總之，他極力在收買人心，製造政治資本，想在聯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腳（其親信已有此表示）”。
這表明中共對傅作義仍存有芥蒂，準確說是傅作義的所作所為引起了中共的警惕。傅作義是在有意識地樹立一個與共產黨平起平坐的形象，甚至是反對派領袖，而非聽命的角色。和平是他的主動選擇，他不忍生靈塗炭、古都付之戰火，所以才選擇了和平。為打破傅作義神話，此前欲交而沒交傅，由毛澤東親筆撰寫，以林、羅名義致傅的公函（又稱最後通牒），在2月1日，即中共正式接管北平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創刊的第一天，在該報頭版發表。該公函放在了頭版的第三條位置，算是給傅作義些許面子。頭條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關於時局的聲明》；第二條的標題是“在人民解放軍無敵威力下，古都北平宣告解放”；第三條的標題是“林羅兩將軍曾致函傅作義：任何頑抗必遭覆沒，和平解決可望折罪！”三篇文章共同指向一個目標，即到底誰是和平解放北平的決定力量。
林、羅致傅的公函，毫不客氣地指稱：“貴將軍身為戰爭罪犯，如果尚欲獲得人民諒解，減輕由戰犯身份所應得之罪責，即應在此最後時機，遵照本軍指示，以求自贖。”這么說當然是有原因的,解放戰爭中，傅作義與共產黨在華北多次作戰，且在北平城南的天橋公開槍斃共產黨人，後來，傅的高參侯少白說，你這是找死，勸傅以後槍下留人，傅才聽從了侯的勸告。林、羅致傅的公函中，對傅的罪行一樁樁一件件都記載得很清楚。同一天，為配合林、羅公函的發表，新華社還對外發表了《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的長篇電稿。該電稿同樣出自毛澤東的手筆，針對的就是傅作義在1月22日通過國民黨中央社發布的那份有選擇性的文告。針對傅作義把自己塑造成北平和平英雄的說法。
毛澤東明確指出：傅作義先生為什麼選擇議和？根本緣於“戰敗了，一切希望都沒有了”。對照天津，毛澤東毫不含糊地設問：“為什麼天津不肯這樣做呢？難道天津的‘工業商業基礎與文物古蹟’不應當保全嗎？難道天津的‘國家元氣’應當受損傷嗎？為什麼一月二十二日應當‘促成全國徹底和平之早日實現’，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應當，而令天津的和平解決不能實現呢？”並總結說：“基本的原因是傅作義將軍還想打一打。天津打敗了……北平孤立了，毫無希望了，決心走第二條路，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可能性從此產生。”最後，毛澤東既嚴厲又寬容地寫道：“不管傅作義過去如何反動透頂，華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這件事總算是做得對的。只要他以後向有利於人民事業的方面走，願意向人民低頭……人民解放軍就有理由向人民說明，赦免他的戰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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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對於北平的和平解決採取什麼態度，是值得注意的。國民黨中央社於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傅作義將軍的文告，該文告稱北平的和平解決，是為了“迅速縮短戰爭，獲致人民公議的和平，保全工業商業基礎與文物古蹟，使國家元氣不再受損傷，以期促成全國徹底和平之早日實現”。一月二十七日中央社又發表南京政府國防部的文告稱:“華北方面，為了縮短戰爭，獲致和平，藉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礎與文物古蹟，傅總司令作義曾於二十二日發表文告，宣布自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起休戰。平市國軍大部當即遵從總部指示，先後撤離市區，開入指定地點。共軍已有少部開進市區。綏遠、大同兩地亦將實施休戰。”
戰敗了，一切希望都沒有了，比較好的一條出路，是軍隊離城改編，讓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和平地接收城防和市政，這是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為什麼天津不肯這樣做呢?難道天津的“工業商業基礎與文物古蹟”不應當保全嗎?難道天津的“國家元氣”應當受損傷嗎?為什麼一月二十二日應當“促成全國徹底和平之早日實現”，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應當，而令天津的和平解決不能實現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義將軍還想打一打。天津打敗了，二十九個鐘頭內十幾萬人解除武裝，陳長捷、林偉儔、杜建時等一齊被俘，北平孤立了，毫無希望了，決心走第二條路，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可能性從此產生。人民解放軍十五日攻克天津，十六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三位將軍即和傅作義將軍的代表鄧寶珊將軍、周北峰將軍成立了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基本協定，往後數日又成立了細節方面的許多協定。周北峰將軍是在一月八日由張東蓀教授引導出城和林彪將軍等談過一次的，這回出城是第二次。和平地解決北平問題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軍的強大與勝利，難道還不明顯嗎?
北平人民，包括勞動人民、資產階級及紳士們在內，一齊渴望和平解決，又是一個原因。一月十九日北平人民的十一個代表出城和人民解放軍公開接洽，他們聽了人民解放軍方面的寬大處理政策，甚為滿意。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一軍軍部招待了代表們，舉行了暢談和歡宴。代表們中的一個是前北平市長何思源，他是過去山東國民黨省政府的主席，堅決反對過人民解放軍，當北平市長時也是堅決壓迫人民的，他是國民黨系北方派的幹員之一。不管他過去做得怎么壞，這一次總算做對了。又一個代表是呂復，他是國民黨法統內的立法委員。又一個代表是北平古物保管機關的康同璧女士。其餘是官辦的民眾團體的代表。他們就是二十二日傅作義將軍文告中所說“獲致人民公議的和平”那一句話中所謂“人民公議”的表現。不管這一切，他們總算是代表了真正的民意，這和過去大半個月內國民黨CC系在南方各省策動官方的參議會、商會、工會等起勁地叫囂的所謂“和平攻勢”，是截然不同的，人們切不可將這二者混為一談。最近南京、上海、武漢開始醞釀的局部和平運動，也是資產階級及紳士們策動的，應屬於何思源、呂復、康同璧這一類，因而被CC系死硬派戰爭罪犯潘公展所反對。
北平和平解決的又一個原因，是近二十萬的國民黨軍隊除少數幾個死硬分子外，從兵士們到將軍們，一概不願打了。天津失守後的傅作義將軍代表了這種情緒，下了出城改編的決心。不管傅作義過去如何反動透頂，華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這件事總算是做得對的。只要他以後向有利於人民事業的方面走，願意向人民低頭，在軍隊改編問題上予以協助，不起阻礙作用，而不再企圖高踞在人民頭上壓迫人民，人民解放軍就有理由向人民說明，赦免他的戰犯罪，並給他以新的出路。
南京政府為什麼也同意這樣乾呢?這是全國革命高潮和國民黨大崩潰的表現。他們不得不同意，就像他們不得不同意以共產黨的八個和平條件為談判基礎一樣。在全國人民的逼迫下，他們孤立了，他們的二十萬軍隊已經這樣做了，他們無法不同意。這一同意是有巨大意義的，全國的問題就有合法(合國民黨之法)理由遵循北平的道路去解決，他們絲毫也沒有理由反對別地這樣做了。儘管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死硬派還在準備“抵抗到底”，但是他們將被完全地徹底地孤立起來，他們的反動政策會被人民的革命浪潮迅速地打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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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傅作義，原任國民黨軍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與人民解放軍達成《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定》後，率二十餘萬守軍撤出北平市區接受改編。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
綏遠，即綏遠省，見本卷第82頁注。
陳長捷（一九○五――一九八○），福建閩侯人，原任國民黨軍津塘防區副司令兼天津警備區司令部司令官。林偉儔，一九○四年生，廣東台南人，原任國民黨軍天津警備區司令部副司令官兼第六十二軍軍長。杜建時（一九○六――一九八九），天津楊村人，原任國民黨政府天津市市長。
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當時分別任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政治委員和華北軍區司令員。
鄧寶珊（一八九四――一九六八），甘肅天水人。原任國民黨軍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當時為傅作義的和平談判代表。
周北峰（一九○三――一九八九），山東永濟人。原任國民黨軍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土地處處長，當時為傅作義的和平談判代表。
張東蓀（一八八六――一九七三），浙江杭州人。當時是中國民主同盟北平分部負責人、燕京大學教授。
CC系，指國民黨內以陳果夫、陳立夫為首的擁蔣集團。
潘公展（一八九五――一九七五），浙江吳興人。當時任國民黨上海市參議會議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