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的精神》一書的主旨，是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宣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倡導儒家文明救西論。它是一戰前後（即五四時期）世界範圍內興起的東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
該書出版後，立即在西方、特別是在德國引起轟動，各種報刊紛紛摘錄和譯載。很快，德文譯本（1916年）、法文譯本及日文譯本也相繼問世。
本書中文版初版於1996年，至今已是第三版。譯者在前兩版的基礎上對本書進行了逐字逐句的核校、修改與潤色。為了準確地再現原作風格，譯者對有關部分還進行了補譯或重譯。另外為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辜鴻銘其人其事，譯者還特別增附了眾多名家記敘辜鴻銘的文章。
作者簡介
辜鴻銘（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清末馳名中外的文化怪傑，他學貫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曾經倒讀英文報紙以嘲笑英國人，並譏諷美國人沒有文化，他是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的人，被孫中山譽為“中國第一”。他言辭犀利，辯才無礙，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講儒學，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書信交流，討論世界文化和時事政治，印度聖雄甘地稱他為“最尊貴的中國人”。
目錄
最新修訂說明
新版譯序
譯者前言
序言
導論
中國人的精神
中國婦女
中國語言
約翰·史密斯在中國
一個大漢學家
中國學（一）
中國學（二）
附錄一
群氓崇拜教或戰爭與戰爭的出路
附錄二
文明與無政府狀態或遠東問題中的道德難題
中譯本附靈
東西異同論
什麼是民主
該書德、法、曰文譯本序跋
《中國人的精神》德譯本譯者序言及其書後附言
《中國人的精神》法譯本譯者序言
《中國人的精神》曰譯本譯者序言
該書的影響及辜鴻銘其人其事
（一）中西文明之評判（平佚）
（二）春秋大義（李大釗）一
（三）質問《東方雜誌》記者（陳獨秀）
（四）答《新青年》雜誌記者之質問（傖父）
（五）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陳獨秀）
（六）記辜鴻銘（胡適）
（七）辜鴻銘（林語堂）
（八）回憶辜鴻銘先生（羅家倫）
（九）辜鴻銘先生逸事（梁實秋）
（十）北大感舊錄辜鴻銘（周作人）
（十一）悼辜鴻銘先生（吳宓）
（十二）辜鴻銘（溫源寧）
（十三）辜鴻銘在德國（嗣鑾）
（十四）托爾斯泰與辜鴻銘書（味荔譯）
附：辜鴻銘祝托爾斯泰八十壽辰文
（十五）中國遊記辜鴻銘（芥川龍之介）
（十六）辜鴻銘（清水安三）
（十七）辜鴻銘論（勃蘭兌斯）
（十八）辜鴻銘訪問記（毛姆）
推薦理由
《中國人的精神》這是一戰前後(即五四時期)世界範圍內興起的東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其主旨是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宣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倡導儒家文明救西論。該書出版後，立即在西方、特別是在德國引起轟動，各種報刊紛紛摘錄和譯載。本書中文版初版於1996年，至今已是第三版。
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淳樸。除此之外，還應補上一條，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條，尋就是靈魂。這種靈魂的程度無以復加，恐怕只有在古代希臘及其文明中可望得到，在其他任何別的地方都概莫能見。
西方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故宮，但不可不看辜鴻銘。
愚以為中國2500餘年文化所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20世紀之世界。——李大釗
辜氏實中國文化之代表，中國在世界唯一之宣傳員。——北京大學教授、文化巨擘 吳宓
文章節選
我曾聽一位外國朋友這樣說過∶作為外國人，在日本居住的時間越長，就越發討厭日本人。相反，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長，就越發喜歡中國人。這位外國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國。我不知道這樣評價日本人是否合，但我相信在中國生活過的諸位都會同意上述對中國人的判斷。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久，就越喜歡中國人，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中國人身上有種難以形容的東西。儘管他們缺乏衛生習慣，生活不甚講究；儘管他們的思想和性格有許多缺點，但仍然贏得了外國人的喜愛，而這種喜愛是其他任何民族所無法得到的。我已經把這種難以形容的東西概括為溫良。如果我不為這種溫良正名的話，那厶在外國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誤認為中國人體質和道德上的缺陷──溫順和懦弱。這裡再次提到的溫良，就是我曾經提示過的一種源於同情心或真正的人類的智慧的溫良──既不是源於推理，也非產自本能，而是源於同情心──來源於同情的力量。那厶，中國人又是如何具備了這種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這裡冒昧給諸位一個解答──或者是一個假設。諸位願意的話，也許可以將其視為中國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國人之所以有這種力量、這種強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為他們完全地或幾乎完全地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中國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種情感的生活──這種情感既不來源於感官直覺意義上的那種情感，也不是來源於你們所說的神經系統奔騰的情慾那種意義上的情感，而是一種產生於我們人性的深處──心靈的激情或人類之愛的那種意義上的情感。
下面讓我們看看中國人是否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對此，我們可以用中國人實際生活中表現出的一般特徵，來加以說明。
首先，我們來談談中國的語言。中國的語言也是一種心靈的語言。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其兒童和未受教育者學習中文比成年人和受過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於兒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靈來思考和使用語言。相反，受過教育者，特別是受過理性教育的現代歐洲人，他們是用大腦和智慧來思考和使用語言的。有一種關於極樂世界的說法也同樣用於對中國語言的學習∶除非你變成一個孩子，否則你就難以學會它。
其次，我們再指出一個眾所周知的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實。中國人具有驚人的記憶力，其秘密何在？就在於中國人是用心而非腦去記憶。用具同情力量的心靈記事，比用頭腦或智力要好得多，後者是枯燥乏味的。舉例來說，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兒童時代的記憶力要強過成年後的記憶力。因為兒童就象中國人一樣，是用心而非用腦去記憶。
接下來的例子，依舊是體現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中，並得到大家承認的一個事實──中國人的禮貌。中國一向被視為禮儀之邦，那厶其禮貌的本質是什厶呢？這就是體諒、照顧他人的感情。中國人有禮貌是因為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他們完全了解自己的這份情感，很容易將心比心推己及人，顯示出體諒、照顧他人情感的特徵。中國人的禮貌雖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樣繁雜，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禮貌則是繁雜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經聽到了一些外國人的抱怨。折衷禮貌或許應該被稱為排練式的禮貌──如劇院排戲一樣，需要死記硬背。它不是發自內心、出於自然的禮貌。事實上，日本人的禮貌是一朵沒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國人的禮貌則是發自內心、充滿了一種類似於名貴香水般奇異的芳香。
我們舉的中國人特性的最後一例，是其缺乏精確的習慣。這是由亞瑟·史密斯提出並使之得以揚名的一個觀點。那厶中國人缺少精確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說依然是因為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心靈是纖細而敏感的，它不象頭腦或智慧那樣僵硬、刻板。實際上，中國人的毛筆或許可以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徵。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準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
正是因為中國人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一種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們在許多方面還顯得有些幼稚。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即作為一個有著那厶悠久歷史的偉大民族，中國人竟然在許多方面至今仍表現得那樣幼稚。這使得一些淺薄的留學中國的外國留學生認為中國人未能使文明得到發展，中國文明是一個停滯的文明。必須承認，就中國人的智力發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為地限制了。眾所周知，在有些領域中國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什厶進步。這不僅有自然科學方面的，也有純粹抽象科學方面的，諸如科學、邏輯學。實際上歐洲語言“科學”與“邏輯”二詞，是無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對等的詞加以表達的。
象兒童一樣過著心靈生活的中國人，對抽象的科學沒有絲毫興趣，因為在這方面心靈和情感無計可施。事實上，每一件無需心靈與情感參與的事，諸如統計表一類的工作，都會引起中國人的反感。如果說統計圖表和抽象科學只引起了中國人的反感，那厶歐洲人現在所從事的所謂科學研究，那種為了證明一種科學理論而不惜去摧殘肢解生體的所謂科學，則使中國人感到恐懼並遭到了他們的抑制。
實際上，我在這裡要指出的是∶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並非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所有處於初級階段的民族都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正如我們都知道的一樣，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徒們也同樣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馬太·阿諾德就說過“中世紀的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靈和想像來生活的。”中國人最優秀的特質是當他們過著心靈的生活，象孩子一樣生活時，卻具有為中世紀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處於初級階段的民族所沒有的思想與理性的力量。換句話說，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是∶作為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夠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因此，我們與其說中國人的發展受到了一些阻礙，不如說她是一個永遠不衰老的民族。簡言之，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就在於他們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問題了──什厶是真正的中國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真正的中國人就是有著赤字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過著心靈生活的這樣一種人。簡言之，真正的中國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國人永遠年輕的秘密又何在呢？諸位一定記得我曾經說過∶是同情或真正的人類的智慧型造就了中國式的人之類型，從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國人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這種真正的人類的智慧型，是同情與智慧型的有機結合，它使人的心與腦得以調和。總之，它是心靈與理智的和諧。如果說中華民族之精神是一種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厶，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國人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
譯者前言
這裡，我們翻譯的是"文化怪傑"辜鴻銘的一部具有世界影響的名著，名曰《中國人的精神》，亦名《春秋大義》或《原華》。
辜鴻銘（1857－1928），名湯生，原籍福建同安，出生在馬來亞檳榔嶼的一個華僑世家。他13歲到西方留學，先後遊學於英、德、法、意等國十有一年。回國後長期擔任張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清末時，他曾官至外務部郎中，擢左丞。民國初年時任北京大學教授。
在近代，辜鴻銘乃是一位具有國際聲譽的文化名人。尤其以"古怪"著稱於世。敬之者如林語堂譽之為"怪傑"，鄙之者如胡適之稱他"怪物"。他的思想在國內無甚影響，但名聲卻不小。長期以來，關於他的奇談怪論和佚聞逸事，總在流傳。
在一般人心目中，辜鴻銘尤其屬於那種極為頑固的"封建餘孽"。他捍衛君主制與納妾制，維護辮於與"三寸金蓮"，已為今人所熟知。可是，就是這樣一個極端保守的人物，竟然精通英德法等近十門語言，在西方世界和近代日本曾享有廣泛影響，這一事實，至今還沒有引起人們普遍和足夠的重視。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近代西方，特別是本世紀前二十餘年間，論名頭之響，聲譽之隆，都沒有一個中國學人可與辜鴻銘相提並論。
俄國的托爾斯泰與辜氏通信，討論抵御現代物質主義文明的破壞力量問題，公開支持他的文化保守事業；法國的羅曼·羅蘭說他"在西方是很為有名的"；英國的毛姆曾專程拜訪他，稱他是"中國孔子學說的最大權威"和"聲高望重的哲學家"，承認他"在關心於抽象方面的東西的人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瑞典的勃蘭兌斯讚揚他是'卓著的中國學者"、"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印度的泰戈爾曾與之交流思想併合影留念；甘地則稱他是一個"可敬的中國人"。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德國，辜鴻銘的影響大得不可思議。不僅大學裡有人組織"辜鴻銘研究會"，成立"辜鴻銘俱樂部"，他的名字還廣泛流傳於普通民眾之口，這種情況下，曾令當時留德的中國學生驚疑莫名而又激動不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日本，也曾一度掀起一個不大不小的"辜鴻銘熱"，並且此前的20年代，辜氏還應邀在日本講學三年（1924－1927）。
這種在海外激起的廣泛反響，無疑包含著許多複雜具體的歷史原因。但它起碼錶明，辜氏此人及其文化思想確有值得研究之處。
事實上，辜鴻銘"精通西學而極端保守"的文化之謎本身，就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近代文化史問題。深人地研究和剖析這一問題，將有助於人們更透徹地把握近代中西文化關係，更好地理解那箇中西衝突與融合的歷史時代。
辜鴻銘去世距今已近七十年了。每當我閱讀其論著的時候，都強烈感到，對於這樣一個獨特的文化怪人，過去將其作為一個頑固可笑的反面人物一味加以黨病和嘲弄的態度，是過於簡單化了。
其實，辜氏並非是一個完全無功於近代文化和中華民族之人。他偏激、保守乃至於落後的文化思想中仍有可取之處。如對中西文明的比較認識，對西方近代文明弊端的揭露和批評，以及對於中國傳統文明某些特點的揭示就是如此，它們對那個時代乃至今天深人認識中西文明問題，實不乏啟發意義。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辜鴻銘也做了一些積極工作。獨立完整地向西方翻譯儒家經典，便堪稱中國人中的首創。即使是那些鼓吹儒家文化的外文著作，對於西方人認識中國文化，也未嘗沒有積極價值。誠然，在這一過程中，他從頑固保守的立場出發，向西方不適當地宣揚和維護了本國文明中的一些糟粕，但文化問題十分複雜，往往糟粕與精華互現、長處與短處相連，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對不同的民族可能具有不同的價值，產生不同的效應，難以簡單分別。儒家文明作為舉世公認的古老而有價值的中國傳統文明主體，情況更是如此。在近代，中國處於前資本主義階段，面臨著擺脫封建文明包袱，走出中世紀，邁向近代化的歷史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傳統儒家文明較多地顯示出消極的一面；而對於逐漸進人後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方世界來說，它卻能顯現出某種幫助西方反省現時文明之弊，啟發人們尋求精神新境的文明價值。辜氏的思想在一戰時期及其戰後初期的西方發生相當影響，就說明了這一點。可以說，他對西方戰後文明的重建與發展是有過某種貢獻的。
此外，晚清以來，辜氏從愛國愛傳統的立場出發，不懈地抨擊來自西方的政治壓迫、文化侵略和民族歧視，對維護國家權益和民族尊嚴，也做過不少有益的工作。在那個時代，由於各種因素的限制，真正有勇氣有能力從事這一工作的人十分罕見。雖然在評價他這方面的活動時，我們還需要做具體的分析，但總體說來，我們應給予其充分的肯定。
與此相關，辜氏那顆火熱的中國心，那份自尊自重的情感，也有可敬可欽之處。與那些一履洋上便覺帶回仙氣，認定"西方月亮也比中國圓"，從而忘掉根本，以身為中國人為恥的洋奴相比，實在是難能可貴。只可惜，他的這種自尊自重，與他那種保守的文化認識緊密相關，最終發展成為一種可悲而又可嘆的民族自大，甚至落到不惜為本民族護短的境地。這種不健全的有害的文化心態，不能不說是辜鴻銘留給我們的深刻教訓。
當然，如何認識和評價辜鴻銘及其思想，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共識的達成，尚有賴於研究的深人。遺憾的是，目前有不少人無法對此發表意見，因為他們沒有機會見到辜氏用外文寫的大量原著。實際上，學術界對辜鴻銘及其相關問題之所以研究不足，這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辜氏一生的主要著作多用英文寫成，如《尊王篇》（又稱《總督衙門論文集》）、《日俄戰爭的道德原因》、忡國牛津運動故事》、《中國人的精神》等等。此外，還有以德文和日文保存下來的著作，如《吶喊》、《辜鴻銘講演集》。
在辜氏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影響、較能反映他思想風貌的作品，是《中國人的精神》，國內學者較為熟悉的名字為《春秋大義》（原書封面上所題的中文名）。其英文書名為：The Sprit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15年由"北京每日新聞社"首版，1922年由北京商務印書館重版。它是由"中國人的精神"和"中國婦女"等篇章組成的系列論文集。其中，"中國人的精神"為其核心，故全書以此命名。至於辜氏又稱其為《春秋大義》，則是因為在該書中，他強調了孔子在《春秋》里所包含的"尊王攘夷"和"名分"等儒教經義的緣故。
《中國人的精神》一書的主旨，是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宣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論。它是一戰前後（即五四時期）世界範圍內興起的東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比之同類著作，如梁啓超的《歐遊心影錄》與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要早四五年。
該書出版後，立即在西方、特別是在德國引起轟動效應，各種報刊雜誌紛紛摘錄和譯載，成為"臧否議論之的"。很快，奧卡·A.H.施密茨就翻譯出版了德文譯本（1916年），以後又有了義大利著名史學家、作家、反法西斯鬥士費雷羅作序的法文譯本。日本在二戰時期，由魚返善雄正式翻譯出版了日文本。 《中國人的精神》一書在西方的影響也曾反饋到國內。1918年，杜亞泉主編的《東方雜誌》從日本《東亞之光》譯載一篇題為《中西文明之評判》的文章，介紹辜氏此書及其他著作在海外的反響，導致《新青年》實際主編陳獨秀的一再"質問"，從而使業已存在於兩雜誌之間的東西文化論爭達到白熱化程度。《新青年》派對辜氏復辟論性質的揭示和譴責雖然義正辭嚴，但他們對辜氏文化思想幾近全盤否定、缺乏分析的態度，卻不盡客觀和公正。事實上，無論是杜亞泉，還是陳獨秀、李大釗，他們當時都並未認真閱讀過此書全部，往往像李大釗所自認的那樣，只覽其"導言綱目"而已。這當然無助於了解辜氏思想的全貌。 在此，我並不想對辜氏此書作全面的評價，只想簡略談談自己譯後的兩點感想。
首先，我覺得辜氏的確不愧是個聰明絕頂之人，他這部書算得上是中國學者進行中西文化比較研究不應忽視的早期成果。比如，書中對儒教和西方宗教的有關比較和分析，從信仰物、基本教義到傳教所在、認識根源乃至社會政治影響等可謂有點有面，無論是在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都達到了當時的較高水平。如果我們撇開其終極價值判斷，不以辭害意，還可以說他的有關見解不乏敏銳和精彩之點。如他指出中國人沒有個人生活，只有社會倫理生活；儒教不是宗教，卻能代替宗教感化人，扮演宗教的角色；"在歐洲，政治成為了一門科學，而在中國自有孔教以來，政治則成為一種宗?quot;，西方的宗教與哲學兩相分離，造成西方人理智與情感的衝突，等等。這些觀點，有的曾受到西方學者極力推崇，有的則為日後的中國學者大加發揮。其中不少，現在看來或不免已成常識，但在當時，則不能不說是頗有見地。 書中還有一些看法未必十分渾融妥切，但卻有新穎奇特、啟人深思之效，值得再三玩味。比如，他認為中國傳統婦女具有西方各民族難以企及的"端莊"、"溫柔"和"幽閒"三大特徵，其典型是"觀世音"，西方則是完全不同類、不可親的"瑪利亞"；又如認為中華民族具有深沉、博大、純樸和靈敏四大特徵，尤其是靈敏程度無以復加。而西方各主要民族則不是缺此，就是缺彼，都不如中國人一應俱全，因此，他們自然無法了解高妙的中國人及其文明。平心而論，這些見解恐怕還是多少反映了中西民族性的某些微妙方面。
其次，從文化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該書中對於中國人精神生活的"揭示"、關於中國文化道德精神價值的闡述，也很有意義。這方面思想更深人精微的發展，是由日後的"東方文化派"和現代儒家們完成的。從某種程度上說，辜鴻銘算得上是他們思想的前驅先路。他的有關思想不僅已相當"成熟"，而且別具特色。有些議論還讓人頗感奇妙、回味無窮。你瞧，他用毛筆來喻示所謂中國心靈生活與精神文化的智慧，說得多么形象： "中國的毛筆或許可以被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徵。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不容易精確，但一旦掌握了它，就能得心應手，作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 早在本世紀初30年代，已有人開始注意研究辜氏思想與日後"東方文化派"人物之間的思想關係。如"全盤西化派"的急先鋒陳序經，就曾專門將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與辜氏此書"仔細考研"，並表示："疑心梁先生是受過辜先生影響不少。……辜先生的思想既如彼，梁先生的中心思想又如此，這是一個很好的巧合?quot;的確，在辜鴻銘的思想中，與"東方文化派"和日後的新儒家存在著不少相似或相通的地方，這是我們在閱讀此書時應格外注意的方面（參見拙著《文化怪傑辜鴻銘》）。 《中國人的精神》一書在國內始終沒有出版過完整的中譯本。五四時期，有個名叫陳曾谷的先生翻譯過此書，但未見行世，只見其發表過部分文言譯文（《亞洲學術雜誌》l－4期6嗄昀矗謨泄卣庖皇逼誒費芯康穆壑校聳橐才急惶峒埃蠖嚶鎇剎幌輟Ｓ械納踔漣咽ξ魑拿髦琅小紡瞧檣艽聳樵諼鞣椒聰斕奈惱路⒈淼哪甏?918年），誤認為此書發表的年代，從而將其錯誤地視作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反撲"之作，其實，該書首版時，《新青年》雜誌尚未創刊。這樣，該書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只能留下一個形象的記憶，如同辜氏那條傳奇般的小辮子一樣，不過成為他頑固守舊的生動象徵罷了。至於說到內容，則大多不得其詳。
1987年夏，經龔書鋒教授指點，我曾與學友宋小慶合作譯完了此書。1991年，我又發表《辜鴻銘的<春秋大義>及其世界影響》一文（載《文史雜誌》該年第4期），專門對此書加以介紹。去年，海南出版社表示希望推出《辜鴻銘文集》並先行出版此書譯本。於是，我們欣然檢出舊日譯稿，加以潤色，即成此編。為了便於讀者更全面深人地了解此書及其辜氏其人，我們還特意加了一些附錄，既包括此書其他文種譯本的序言，也有辜氏本人此書以外的重要篇什。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得到了許多朋友的幫助。其中，《美國人的心態》、《民主與戰爭》系朱信明翻譯；《什麼是民主》、《東西文明異同論》系姚傳德翻譯；《中國人的精神》德譯本序言為楊百成翻譯，日譯本序言為宋軍翻譯；法文本序言為張德釗和范俊軍翻譯。在書中所涉及的其他文字的翻譯方面，還得到了好友於殿利的鼎力相助，特此一併致謝。
由於辜鴻銘的英文著作中經常夾雜著多種文字，儘管多方請教，仍恐轉譯有不妥當之處，因此，我們非常歡迎海內外朋友批評指正。
黃興濤
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
199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