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幫》

《上海青幫》

《上海青幫》是由布賴恩·馬丁所著的歷史類作品、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書籍。分析了20世紀上半葉在上海社會和政治歷史的一個重要因素——青幫的作用。

基本信息

內容簡介

《上海青幫》《上海青幫》

《上海青幫》分析了20世紀上半葉在上海社會和政治歷史的一個重要因素——青幫的作用。確實,上海的青幫為秘密結社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實例,即通常被視為本質上屬於傳統社會的秘密結社能夠積極地應對和抓住中國現代都市社會所提供的機遇。在20世紀20年代,通過創立犯罪辛迪加制度,青幫進而提供了一個範例,即這種組織是如何使其成功地轉變為適應現代條約規定品岸的中國居民中的一種異質因素的。在這方面,《上海青幫》關於上海青幫的研究對於我們理解20世紀中國社會與政治變遷的複雜進程或許也會有所裨益。

媒體評論

20世紀初葉是中國大轉變的時代,它見證了傳統中國政府的解體,催生了各種抉擇的探索。這個過程經歷了破壞性的、革命性的巨變,觸及了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各個方面。這些巨變最顯著的地方是中國的大城市,而在這些大城市中,上海是首屈一指的。在這座城市中,新的階級出現了,新的經濟形態、政治組織發展起來了,新的大眾媒介方式(大眾傳播工具如報紙、廣播)確立了。
然而,上海城市的變遷過程是複雜的、多變的、曲折的。它不僅受到了新興的社會力量的推動,同時還見證了某些傳統社會組織的脫胎換骨。這些傳統社會的因素並非僅僅是行將滅亡的社會制度的殘餘,相反,它們在許多場合下,與生氣勃勃的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互動作用而繁榮起來,並且影響到中國城市中出現的“現代”社會的形態。這種現象的眾多範例之一就是中國的秘密結社,這種最為傳統的社會組織,卻能成功地適應了條約口岸的新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秩序,成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正在興起的現代都市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
除了秘密結社在20世紀上半葉都市社會所起的負面作用外,西方對於秘密結社史的研究很少注意這種現象。由於最初受到20世紀60年代謝諾和戴費琳著作的強烈影響,這項研究從廣義上說,集中在兩個課題上:秘密結社與農村社會的相互關係;辛亥革命前人民大眾反抗剝削中秘密結社的政治作用。這些著作所持的觀點大體上反映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時代的路數,尤其是毛澤東的觀點,即秘密結社是人民大眾反抗封建國家的催化劑,因此,被官方認為是具有樸素的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性質的“進步”組織。對於其他歷史學者而言,秘密結社的重要性在於,分析它們的活動有助於解釋農民為什麼要起義這樣的大問題。
少數學者從上海、天津工人階級的形成,國民黨與上海資產階級的關係,共產黨在天津執政等其他課題的調查資料,探討了中國城市秘密結社的某些方面。如果沒有對秘密結社在中國城市社會中的經濟、政治作用的重要性和複雜性作深入探討,中國城市現代歷史的一些關鍵領域是無從下筆的。

精彩書摘

雖然盧永祥在1915年被任命為淞滬護軍使時就已經染指鴉片走私,但直到1919年才正式形成壟斷。這年8月,盧永祥被段祺瑞委任為浙江督軍以接替去世的楊善德,盧的手下何豐林則繼任淞滬護軍使。①這一人事變動促成了這一壟斷的形成,何豐林與淞滬警察廳廳長徐國梁是兩位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官員,當然何豐林是主謀。②參與其中的潮州鴉片商中,公共租界內最重要的鴉片煙行的老闆蘇嘉善和在法租界擁有最大規模鴉片生意、有最精明的鴉片商之稱的范回春則是關鍵人物。③
壟斷的工具是聚豐貿易公司。公司最初的資本是1000萬元,它名義上經營不動產,但它的主要目的是經營走私鴉片貿易。④根據1923年《北華捷報》刊登的一篇揭露聚豐公司業務的報導,這家公司對所有走私鴉片徵收每盎司0.5元至1元不等的“手續費”,擔保的非法鴉片在上海安全登岸後每盎司另收1元。⑤1925年1月公共租界警務處的檔案提供了這家公司業務的進一步信息,表明它與所謂的“新康洋行鴉片案”有關。①捲入這宗案件的是1923年後期組成的一個中外鴉片走私集團,它企圖將土耳其鴉片走私到中國。案卷中有一份契約,其中一條明確
說明軍隊將保護在上海地區的走私鴉片的運輸,並聲明“海軍、陸軍和警察將全面協助保護貨物。”②
在這份契約里,另一條款還列有在江南地區保護鴉片運輸的收費表。國產鴉片每箱600元,土耳其鴉片每箱1,000元,印度鴉片每箱1,400元。其他檔案還有一張以“登入費”名義向軍隊交納294,495元的支付憑證和另外給中國水警營2,000元的支付憑證。公司嚴格執行了這種保護制度,但也仍有不少違規事件發生,例如1923年1月,某位高級官員因未交納適當的費用,他的300箱鴉片在吳淞被沒收。③
委託該公司託運的個人貨物可以價值連城。例如,1923年底,一批價值2,000萬元、數量巨大的印度鴉片在盧永祥的下屬,包括他的警察局長的主使下,取道舟山群島走私到浙江。④貨物數目的巨大保證了所獲利潤的豐厚。由於這家公司的活動隱秘,實際上不可能得到關於其利潤的可靠數據。當時估計它每年賺取的各種名目不同且數額龐大的利潤,從1,000千萬以上到1億。齊燮元為他1924年後期進攻上海辯稱,盧永祥和何豐林在1922年至1924年期間淨賺2,000萬元以上。①1923年《北華捷報》估計聚豐公司一年最低的利潤水平也有近3,000萬元,其他資料表明它第一年獲利至少也在5,600萬元以上。②雖然,這筆巨額利潤中的一部分用於為盧永祥的部隊購買裝備和為安福系提供政治經費,但大部分仍存入了公司操縱者的私人賬戶之中。③1923年徐國梁遭謀殺,使這一事實更為明顯。據報導,他死後留下了400萬元的私人房產,此外在天津還有一幢價值20萬元的房子。④
從江南地區來的幫會分子在公司的業務活動中地位十分重要。實際上,張嘯林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通過以前在浙江武備學堂的同學關係,他大約在1919年與盧永祥、何豐林相識。他遂充作杭州盧永祥司令部和上海何豐林之間的聯繫人,用以維護盧和浙江軍政要員們的利益,同時指導公司在浙江方面的活動。⑤張嘯林的活動表明,這個公司的存在為浙江的幫會分子,尤其是那些來自杭州和蕭山的幫會分子提供了向上海拓展活動的機會。

圖書目錄

鳴謝
前言
第一章青幫的源流
青幫的起源
青幫的組織結構
從青幫在上海出現到1920年
20世紀20年代上海的主要青幫
第二章鴉片的功能
鴉片與上海:從合法到禁止(1858-1919)
幫會與鴉片走私(1912-1919):大八股黨的角色
法租界青幫、大八股黨和安福系的鴉片壟斷(1919-1924)
三鑫公司的創立(1924-1925)
三鑫公司的優勢(1925-1927)
第三章 上海青幫與法租界的關係
黃金榮和法租界巡捕房
權利的競爭:華人天主教徒的“紳董派”

相關詞條

相關搜尋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