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76年春節過後，一封橫空出世的“總理遺言”在全國人民手中迅速傳抄。然而誰也沒想到，這封“總理遺言”其實出自一位小工人的手筆，這一充分肯定鄧小平、給全國人民帶來希望的“謊言”，釀造了“四人幫”覆滅前一起全國性的重大政治事件。
過程
1976年1月15日周總理追悼會後，李君旭、袁中偉等一群經常聚會的“好哥們兒”，在憂慮國家時局時，把話題轉向總理逝世後會不會留下遺言，又猜測如果有遺言，總理會說到哪些內容。一幫“熱血青年”的言論、觀點、構想、猜測、希望，全融進了李君旭的大腦。他不動聲色地創作了一份此後震驚中外、迅速傳遍大江南北的“總理遺言”。
遺言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寫給鄧穎超；第二部分寫給“主席、中央”，裡面稱“小平同志一年來幾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別是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抓得比較堅決，這充分證明了主席判斷的正確”。“今後小平同志的壓力更大，但只要路線正確，什麼困難都會克服”。並表示，“回憶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國人民的生活條件，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內疚”。
當時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已經十年，老百姓心頭壓抑已久的對現狀強烈不滿，如長時間積聚的滾滾岩漿，隨時都將噴涌而出。這封“總理遺言”，充分考慮了總理的處境和語氣，讓人無從懷疑那確實來自周恩來，並恰好說出了經歷十年浩劫、渴望新生的全國人民的心聲。這份並不真實存在的“總理遺言事件”曾被寫入《鄧小平傳》。“總理遺言”在全國迅速傳開，除了新疆等極少數地方，全國各地幾乎被人人抄錄。
兩個多月後，當全國都在傳誦周恩來的“總理遺言”時，“四人幫”發出緊急電話通知，通知宣告：“‘總理遺言’是偽造的，是一份蓄謀的‘反革命謠言’，要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徹底的追查。”追查通知發出不到一周，“遺言”製造者李君旭就被公安部“網入囊中”。但他的知識分子家庭背景，不符合上面追查要求。
據袁敏對李君旭的追訪披露，被逼問誰是真正的“遺言製造者”時，千百次的追問足以瓦解最激烈的意志，李君旭在連續受審四十多小時後說出了作者哥哥袁中偉的名字。而作者姐姐當時交往的男友之父，正任浙江省委領導，而且他還是浙江省去北京參加周總理追悼會並面見鄧穎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領導之一。“審查”就此“定案”。袁中偉面對審問，直接承認“就是支持鄧小平上台”。該案涉及七個家庭，關押要犯12人，受此牽連的“傳抄者”更是無數。
經過一段時間的牢獄生活後，隨“四人幫”覆滅，這些被關押者也被“平反”，步入了正常的生活軌道。
關於“遺言”
全文
偽造的“總理遺言”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給鄧穎超的，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產黨員，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經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學習，要教育孩子當好普通一兵。
戰友周恩來
1975.12.28
第二部分是給中央的。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術以來，病情曾有短期穩定。從下半年開始，癌症已經廣泛擴散，雖然自覺尚好，但離開見馬克思的日子確實不太遠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匯報一下近來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間，主席對我親切關懷使我十分感動，主席年紀大了，要注意身體。有主席為我們黨和國家掌舵，是全國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這些日子，主席在遵義會議時和我的談話歷歷在目，百感交集，不能為主席分擔一些工作，我十分難過。為了我們祖國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幾年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解決問題上，提高都很快，對此我極為高興，我們黨後繼有人，洪文同志今後要多抓全面性的問題，處理還要果斷，為黨多做工作。
朱德和葉劍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鍛鍊身體，當好主席的參謀，具體分工可以擺脫些，但你們所處的地位仍然是舉足輕重的。我們老一輩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戰鬥精神，保持革命晚節。
小平同志一年來幾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別是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抓得比較堅決，這充分證明了主席判斷的正確。要保持那么一股勁，要多請示主席，多關心同志，多承擔責任。今後小平同志的壓力更大，但只要路線正確，什麼困難都會克服。
春橋同志能力強，國務院的工作，小平、春橋要多商量。
同志們，長期以來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顧自己所走過的路程。在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遠不能忘懷那些在我們前面倒下的先烈，我們是倖存者。1926年我和惲代英同志分別時，他說：“當中國人民都過上幸福生活的時候，我們能活著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們，死者會聽到我們的聲音的。”多少年來，我總想著，用什麼來向他們匯報呢？……在此彌留之際，回憶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國人民的生活條件，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內疚……展望本世紀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壯麗前景，我充滿了必勝的信心。死對於共產黨員來說算不了什麼，因為我們把生命交給了人民的事業，而人民的事業是永存的。唯一遺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們一起前進，加倍工作，為人民服務了。同志們一定要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關於我的後事，我向中央請求：
將我的病情發展告訴全國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測。
追悼會主席不要參加，會應力求簡單，請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詞。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別了，同志們！
周恩來
1975．12．29
炮製者
“總理遺言”的炮製者李君旭年輕時“遺言”的炮製者，是李君旭，當年23歲的杭州汽輪機廠小工人。李君旭是《重返1976》作者袁敏的中學同班同學，也是袁敏哥哥袁中偉的“好哥們兒”。在袁敏的記憶中，李君旭一米八幾的個兒，“一頭微卷的頭髮透著濃濃的儒雅和書卷氣”，“他的作文常常被語文老師當範文朗讀”，但是他“膽小和軟弱”，“身上那種小布爾喬亞的浮華與矯情也是顯而易見的”。其父母分別為浙江省第一醫院院長和浙江醫科大學教授，均系英國劍橋大學畢業歸國。
獄中，李君旭因失眠開始服用安眠藥。長期對安眠酮的依賴，讓他身體每況愈下，直至正常生活都成問題。他剛出獄時，有段時間被推為“反‘四人幫’的英雄”，加之文采斐然，歷任《浙江日報》評論員、文藝評論部副主任、浙江大學宣傳部副部長、《東方青年》雜誌主編等，但仕途因病發生轉折，前一陣子傳出過病危的訊息。
相關回憶
三十四年前的往事，還清晰記得。那時候，我在小三線工地、湘北一個山溝里當宣傳幹事。周總理去世了，不讓設靈堂、不讓戴黑紗、不讓放哀樂、不讓開追悼會，老百姓心中藏著哀思、憋著悲憤。後來，山溝里偷偷傳開了“總理遺言”。印象深刻的是“小超同志：我們都是共產黨員，一起革命五十多年”，“主席在遵義會議時和我的談話歷歷在目”。之所以至今還有印象，一是覺得總理真是革命，夫婦間都稱“同志”，二是周總理身患絕症，臨終想的都是黨和國家大事，連骨灰都沒有留下，真是“鞠躬盡瘁，死後而已”。我和其他傳閱過的人，沒有一位懷疑“遺言”的真實性。正如袁鳴所寫：“無論是說話的口吻，無論是對活躍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級領導人評價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無論是對中國革命歷史的了解；無論是文字的乾淨簡潔和節制、不張揚……一切都像極了人們心目中周恩來為人的秉性和風格”。沒想到，幾個月以後傳達檔案說“總理遺言”是偽造的，是一份蓄謀的“反革命謠言”。好在山溝里，正忙著“毛主席為三線建設操心，我為三線建設拚命”，並沒有大張旗鼓地追查“反革命謠言”。
“總理遺言”在1976的那個初春秘密傳布全國的時候，我已經從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調到省文化廳，參與省曲藝代表隊的組建。當時的中央決定，夏天在北京舉行包括曲藝在內的五項文藝匯演。記得那年冬天少雪而寒冷。元旦前後我住在位於佳木斯火車站對面的兵團總部，一天清早被火車站的廣播驚醒，隱約聽得是斷斷續續的哀樂，急忙去開窗——東北冬天的窗戶不僅雙層，秋天關閉時就準備輕易不能打開的——情急之下抄起床下的啞鈴朝窗戶砸去。窗玻璃登時碎了一地，凌厲的寒風帶進來的果然是噩耗：總理走了。腦中一片空白，卻已淚流滿面。
就在回到哈爾濱不久，我看到了“總理遺言”。不曾經歷知青生涯的人，也許不容易理解，知青之間有著十分通達而廣泛的聯絡管道，這管道密布全國，滲透在凡是有知青的各個角落。原因自然是和同學們到了各地相關，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因為書，是書，把各地趣味相投的知青聯繫到一起，並滾雪球一般鋪成一片。比如說，我所在的農場愛書的上海知青，有同學在安徽黃山插隊，北京知青則有同學到了陝北，那么好吧，就有數不清的書在這些地方來回穿梭。問題是：書的背後一定是人生，是對命運的思索，對愛情的渴望，對政治對社會的關注，往往還有——文學。這批人在文革結束後從山南海北回到城裡，投身的大多是人文領域，包括有機會時的涉足政界，根子就是這樣種下的。因此，在主流意識形態鉗制下的“文革”時代，地下有炙熱的涌流，在尤其懷抱理想主義和青春熱情的知青中涌動，就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了。
我手邊的“總理遺言”就以超乎尋常的速度，迅速傳播到我的朋友圈子裡了。
隨即就是北京震驚中外的四五運動，以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為由而發動，鄧小平再次下台，毛澤東的昏聵已是不爭的事實。很快我就被人警告：我傳播的“總理遺言”已經被發現，招供我的是當時位居黑龍江省知青辦副主任的一個北京知青。更糟糕的是，清明節我曾在哈爾濱鬧市區擺放過一個悼念總理的花圈，也被公安局列入追查。三十六計走為上，我連夜就坐火車離開哈爾濱，輾轉到了十分偏遠的一個農場——這是當時另一個重要的情形，作為知青，你可以藏身在任何一個有同學朋友的偏僻之處，秘密蒸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