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蔭

補蔭

補蔭,也稱為奏蔭、蔭補、恩蔭、資蔭、奏補、任子等。一般現在習慣稱為蔭補。蔭補制度是我國封建社會長期存在的一種選官制度,蔭補官員與其它途徑出身的官員共同構成了封建官僚隊伍。中國古代選拔官員的制度大體有三:以世卿世祿為特點的世襲制;以推薦為主的察舉制,九品中正制;還有以考試做標準的科舉選官制。蔭補制,則是先秦時期世卿世祿制度的變種,是一種變相的世卿世祿制度。蔭補制度淵源流長,而在宋代,蔭補權的泛濫,在中國歷史上任何王朝都無法匹敵,儘管宋代科舉制度己經非常發達,通過科舉錄取的官員人數亦相當多,但是,官員子弟通過蔭補入仕為官的數量遠遠超過了科舉官員。在宋以後的元、明、清三代,蔭補制度基本上是以唐宋為藍本,而有所損益的。

發展歷程

(圖)沈括(蔭補出身) 沈括(蔭補出身)

中國自秦漢以後,建立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政體,一直發展並延續至清末,在這樣政體的支配下,如何選拔官員管理國家事務,便成了歷代統治者十分重視的問題。它關係到整個封建官僚隊伍的建設,國家機器的運轉乃至王朝的長治久安。中國古代選拔官員的制度大體有三:以世卿世祿為特點的世襲制;以推薦為主的察舉制,九品中正制;還有以考試做標準的科舉選官制。

蔭補制,是先秦時期世卿世祿制度的變種,是一種變相的世卿世祿制度。秦漢之時,世卿世祿制度逐漸崩潰,蔭補制度漸漸興起,到漢代,“二千石九卿得蔭子弟為郎”,但此時還沒有成為一種經常性的固定的選官方式,故而史稱“漢之奏蔭,雖有定製而未始有常恩”。

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盛極一時,漸漸發展到只憑門第入仕,蔭補制受到壓抑。隋唐時期,科舉制度興起,統治者為籠絡官僚隊伍,維護其既得利益,制定了詳細的蔭補法。唐代的蔭補法規定了官員依品級來蔭補其子孫,總的說來五品以上皆可得蔭補,並規定“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宋初,基本上沿襲了唐、五代時期的蔭補舊制,“台省六品,諸司五品已上官皆得蔭補”。

到了王朝逐漸穩定的時候,因而需要更多的忠實於趙宋皇帝的官員去接管五代時期各國的領土,以鞏固其統治基礎。於是在擴大科舉取士的同時,也大量錄用官員子弟為官,以不斷充實和加強官僚隊伍,各種形式的蔭補相繼出現,蔭補人數大量增加。宋真宗即位後,官員蔭補子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之後的政府雖然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但都沒能改變宋代蔭補官員泛濫的局面。在宋以後的元、明、清三代,蔭補制度基本上是以唐宋為藍本,而有所損益的。

宋代的蔭補制度在整個古代蔭補制度的發展變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宋代蔭補制度為標準,與歷代蔭補制度作比較,可以更好的理解古代這種選官方式。

銓試和呈試

(圖)補蔭 補蔭

宋代考試制度發達。無出身人如蔭補、軍功補官、進納補官等以及科舉第五甲及特奏名入仕的人,在“出官”以前,均須通過吏部主持的銓試和呈試以便獲得參選資格。“文臣初出官有銓試之科,武臣初出官有呈試之法,其試中者,始得放行參選”。這是宋政府為了保證官員素質的重要舉措。因為蔭補入仕是宋代入仕人數最多的一類,所以銓試和呈試的主要對象是蔭補官員。

宋初蔭補官員的考試非常簡單,武官甚至只要能念誦《論語》即算合格,這主要是由於宋初蔭補之人尚少,銓試法和呈試法還沒有完全成型的緣故。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仁宗慶曆年間,慶曆三年(1043年)十一月,仁宗頒布了《任子詔》,標誌著銓試和呈試法成為了一種制度。雖然宋代規定了蔭補官員必須參加銓試或呈試方準出官,可是蔭補官員憑藉其自身的勢力、關係網往往能免試注官,即便是參加考試,也會用作弊手段矇混過關,很容易通過考試獲得出官機會。因此說,銓試、呈試對蔭補官員的約束是十分有限的。

蔭補官員的差遣

(圖)石守信 石守信

雖然說,蔭補官員可以毫不費力的通過銓試和呈試獲得差遣。但是他們在所承擔的差遣上仍然受到種種限制,這是由他們自身情況決定的,蔭補官員屬於無出身的人。在宋代,政府推崇科舉入仕的有出身之人,而對以蔭補官員為主的無出身之人,則多予限制。主要反映在除授差遣和敘遷兩個方面。

在差遣方面,一般來講,蔭補官員不得擔任高級清要之職。比如,蔭補官員一般不能任台諫、兩制、外交使節等職。台諫官是執政官員的候選對象,地位很高,被人看重。蔭補官員若任此職,必遭非議。靖康元年(1126年),唐恕以蔭補官員的身份任監察御史御史中丞陳過庭上言:“自祖宗以來定令,本台僚屬非有出身,未嘗除授,近者唐恕除監察御史,恕實有行業,士類推許,倘使分領六察,固優為之。然以蔭補入仕,有違祖宗條例,恐此一開,自是袴襦之子攀援進取者,足相躡於憲府矣,欲乞改除一等差遣”,終於“詔以恕為郎官”。

從這則史料中不難看出,台諫之官,是歷來不允許蔭補官員擔任的。兩制官即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對出身的要求就更嚴了。宋徽宗崇寧五年(1106年),曾頒布詔令“翰林學士,兩省官及館閣今後並除進士出身人”嚴格限制無出身的人擔任翰林學士。據《石林燕語》記載韓維林振彥是宋朝僅有的兩個由蔭補出身而任兩制官的人。

在敘遷方面,對蔭補官員的限制更大。宋代文臣寄祿官可分為選人、京朝官兩大類。京朝官又可分為京官,朝官。每一類官員各有其磨勘敘遷之法,出身不同,磨勘年限和升入官階便不相同。根據《長編》,在同等條件下磨勘,蔭補官員較進士出身的官員所得的官職要低,且所用時間也較長。蔭補官員若要升遷到與有進士出身官員同樣的職位,則要多花一倍的時間。

無論是文臣還是武臣,想要通過磨勘一階一階的升到高官,是萬分不容易的,蔭補官員因為沒有出身,則顯得更加艱難。

不過,蔭補官員中也有三六九等之分,高級官員特別是高級武官的子弟,因出身將門往往能快速的升至高官,象石守信王審琦曹彬等人之子,就屬於這種情況。而大多數中下級文武官員的子弟,要升至高官是很困難的。宋真宗時期,制定了宋代的第一部蔭補法,所受蔭補之人全都是武階官的小使臣,沒有文官。至天聖五年(1027年),始分文資、武資。據慶曆三年(1043年)的蔭補法,文官多補將作監丞以下的京官和選人階,而武官仍舊補小使臣階。

到熙寧年間,文官除宰相之子蔭補階由將作監丞降為大理評事外,其餘則不變,武官蔭補階雖然有很大的調整,但仍是蔭補小使臣階,又以其中三班奉職,三班借職為最多。由此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無論是文官還是武官,所蔭補的級別都非常低。宰相之子也不過蔭補正九品的大理評事,更多的官員則蔭補末等京官和選人階;而武官則為清一色的小使臣階,最高的東頭供奉官也只是從八品。第二個結論是,在蔭補的官員中,武官始終占大多數。

與科舉出身官員的比較

(圖)賈似道 賈似道

宋代選官的途徑雖然很多,但主要的仍是蔭補和科舉兩途。以南宋李心傳記載的《嘉定四選總數》為例,嘉定六年(1213年),蔭補出身官員占57%,科舉出身官員占28%,其它出身官員占15%。在《宋史》列傳中(不包括后妃、宗室、列女等傳)各類科舉、制舉以及學校舍選出身共有980人,約占總數的70%,恩蔭出身共有231人,約占總人數的17%,其它出身人占13%。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蔭補和科舉出身的官員,占據了官員的大多數,而蔭補入仕的人數又遠多於科舉入仕的人數,只是由於《宋史》列傳中所載的多是在中央、地方任職的要員,而這些官員大部分是出身科舉的,所以蔭補官員雖在總量上多於科舉入仕者,但真正能進入《宋史》中的人數卻並不多。在兩宋135位宰相中,僅有沈義倫呂端陳執中賈似道四人為蔭補出身。

漢代蔭補

(圖)霍光 霍光

蔭補作為一種制度出現應該是在漢代,據宋人章如愚《山堂群書考索》中說:“任子保任之法,任子之說起於劉向以父任為輦郎,袁盎以兄任為郎中,釋者曰‘言為父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也’。而眉山蘇洵上書仁宗亦云所謂任子,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

漢代任子入仕的官階是很低的。但在任用方面卻可達到很高的地位,如劉向(以父劉德為宗正而入仕為輦郎)曾位列九卿,與蕭望之、周堪、金敞等共同輔政,蘇武(因父蘇建為衛尉而蔭為郎)從匈奴返回京師,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

至於霍光(以兄驃騎將軍霍去病出為郎)更不用說了,輔政重臣,位列大將軍,廢立皇帝,權傾內外。把漢代的任子與宋代的蔭補作一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漢代任子範圍要小得多,宋代文武官員五品以上皆可獲得蔭補權利,而漢代則僅限於二千石以上官員。另外,漢代以任子出身的官員常可至三公九卿之大官,如霍光、劉向等,他們的出身並不受人非議,其中劉向還曾被列位三公的蕭望之、周堪推薦。可是宋代蔭補官是絕難達到顯赫的地位的。

唐代蔭補

唐代蔭補制度已經很完善了。和宋代比起來,唐代蔭補的品階是很高的,宰相之子初官便可為正七品的官員,宋代宰相之子僅為九品京官。從日後的發展來講,唐朝有369名宰相,士族地主出身者有125名,其中蔭補者25名,占20%;在200餘名庶族地主出身的宰相中,蔭補者占11%,兩者平均,蔭補出身的宰相占總數的16%。這個比例要遠大於宋朝,可以說唐代的蔭補子弟在高級官僚隊伍中是不乏其人的。

再從素質上比較,唐代雖有李德裕裴行儉等一、二賢者,可是時人關於蔭補官員素質過低的論斷,也不絕於書。馬周嘗言“今不肖襲爵嗣職,則兆庶被殃”,魏玄同言“貴戚子弟一皆早仕弘文、崇賢、千牛、輦腳之類,技能薄而門閥高,請裁”。可見,唐代蔭補官員雖能躋身高位,但能力卻很一般,也沒有對國家起多大的作用。

明代蔭補

(圖)錦衣衛 錦衣衛

明代,文官和武官實行兩套完全不同的蔭補制度。就文官來說,子弟必須經過科舉考試,中得進士後,才能按照資格獲得品階、俸祿、官職等。成化年間,為了進一步提高蔭補官員的素質,規定凡蔭補者均須送到國子監讀書,稱其為“官生”,待學習期滿,參加科舉,中得進士後,方授官職。與文官不同,武官子弟可直接承襲父輩官職。明代武官階為六品十二級,正一品至從二品為流官,不允世襲。正三品之下的軍官均可承襲。

正統年間,兵部尚書王驥守衛有功,特賜“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歲祿二千石,其子世襲指揮同知。武官子弟的世襲不用經過科舉,而要進入武學,接受軍事訓練。然後通過比武,成績優異者,方可襲職。從明代的蔭補情況來看,在文官方面,對蔭補官員的要求較宋代嚴格,須獲進士出身,方能授官。所授官職也較宋代高。在武官方面,與其說是蔭補授官,還不如說是世襲

這在錦衣衛中尤為突出。永樂時規定,只要有軍功,兄弟諸侄均可襲職,這樣造成了軍隊中冗官現象嚴重,人浮於事,戰鬥力極差。而必須參加比武才能授官的制度,使投機鑽營,賄賂考官之風盛行。嘉靖時,詹事府詹事霍韜曾說:“自永樂後,新官免試,舊官即比試賄賂無不中”,這倒是與宋代蔭補官員的銓試和呈試相差無幾。

清代蔭補

(圖)八旗 八旗

清代的蔭補叫蔭生,有“難蔭”“恩蔭”“特蔭”三種形式。“難蔭”,順治三年(1646年)制,規定“官員歿於王事者,依應升品級贈銜,並蔭一子入監讀書,期滿候銓”。雍正年間,又進一步規定,“官員因公差委,在大洋、大江、黃河、洞庭、洪澤等湖,遭風漂歿者,依應升品級蔭贈,在內洋,內河漂歿者,減等蔭贈。八品以下,贈銜不給蔭”。光緒時“現任官遇賊殉難及軍營病故者”可升階升銜贈給實官補蔭或依現任官蔭贈。“恩蔭”始於順治十八年(1661年),“詔滿、漢文官在京四品,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各送一子入監。護軍統領、副都統、阿思哈尼哈番、侍郎、學士以上之子為蔭生,余為監生”。

乾隆年間,規定蔭補入仕的官員必須經過考試,其“文理優通者,交部引見。荒謬者,發回原籍讀書。三年再試”。“特恩”主要是皇帝為照顧表彰一些有功績的名臣,而加恩於他們的後裔。乾隆三年(1738年),下詔說:“皇考酬庸念舊,立賢良祠於京師。凡我朝宣勞輔治完全名節之臣,永享禋祀,垂譽無窮,其子孫登仕籍者固多,或有不能自振,漸就零落者,朕甚憫焉。其旁求賢良子孫無仕宦者,或品級卑微者,各都統、督、撫擇其嫡裔,品行材質可造就者,送部引見加恩”。

在這三種蔭補中,以恩蔭為最多,滿洲八旗子弟一般都是由恩蔭進入仕途的。在蔭生授官例中規定:“公侯伯一品官蔭生以部院衙門五品缺用,二品官蔭生以六品缺用,三品官蔭生以七品缺用,四品官蔭生以八品缺用”。另外,漢蔭生還有內用、外用、改武職之分,總的來說,所授官職要低於滿人。和宋代的蔭補比起來,清代蔭生範圍要較小,只是四品以上官員可獲蔭補資格,且有滿、漢之分。

清代的八旗子弟特別是在中期以後,養尊處優,貪圖享樂,不思進取,自身謀生都很困難,不但大量耗費國家錢財,而且也助長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總結

總的說來,蔭補官員初官所得的品階經歷了一個從高到低再到高的變化,其中宋朝是這個變化的谷底,宰相之子也不過是正九品京官,明清時,二品官員之子都可補到正六品官階。

在從蔭補官員入仕的政治前途上來看,以宋朝為分界,宋以前蔭補官員多有至宰相大將軍者,宋以後,科舉逐漸發展,蔭補官員的政治地位下降,明代文職蔭補官員甚至要考取進士,方能入仕為官。

從蔭補官員的素質和對國家的影響上來看,歷代則相差不多,歷代有作為的蔭補官員都是絕對少數,大多碌碌無為,尸位素餐。這其中以宋朝所受消極影響為最大,這與宋代蔭補之濫,冗官問題嚴重是分不開的。

從科舉到聯考

科舉制度始於隋朝,歷唐、宋、元、明、清而不廢。時至今日,則演變成為所謂的聯考制度。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結,也是中國歷史命運的一個結。“學而優則仕”,歷代讀書人莫不以此為一條光明大道。“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中國的教育制度在這數千年中發生過什麼變革?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探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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